《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汪民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光relire/艺文志eons，2024年5月版，376页，68.00元
读汪民安教授的新著《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吸引我的还是这样两个老问题：一是作者关于法国理论的阅读、研究和创造性阐释在多年来有何发展？二是究竟什么是学问人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思和值得去做的事情？当然，这两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从思想底色与学术旨趣来说，还是从前的那个汪民安吗？好多年没见，前阵子在长沙一见面，我就问他“你变了吗”。他马上心领神会地说：“你想我会变吗？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们相视而笑，其实说的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思考如何坚守着学问人生的思想底色，做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在当下更需要“去认识你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恍惚之中令我想起了马克思的名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当年非常熟悉的那句话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60页），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光讲是没有用的；不那么熟悉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一句话是“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同上，453页）。放下工作、砸断锁链、丢掉幻想和虚幻的花朵，在面朝大海的春天参加了涂鸦游击队，在这时想到莎士比亚的诗句“反抗是一只疯狗的狂吠”，那种不忿与无奈总是令人伤感。
关于什么是人文学术研究，汪民安斩钉截铁地说：“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论述的。对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客观地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尼采论述得更有力了。尼采说强大的思考都是一种力的释放和投射，是铁锤般的敲打，是身体的竞技。而这一切，都是个体化的，是偶然的，是以个人经验和身体作为基础的。拉图尔甚至说，所谓的‘科学’知识都是从个人经验着手而偶然获取的。我相信，人文科学领域，没有个人经验的研究是死的研究。一个人如果没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他如何有独特的洞见呢？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充满强烈八股味的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那里面没有个人经验，只有大而化之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学术机器需要这些东西来填充从而得以运转。”（109页）说得很精准，还应该补充的是，规训下的安全系数与计量化的绩效主义是这台机器的标签铭牌和通行证书。
在汪民安心目中的福柯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勇敢的行动者。福柯在关键时刻充满勇气，敢于挺身而出。六十年代在突尼斯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因为分发传单被抓捕，福柯利用自己的外籍教师身份营救和保护了很多学生。雷诺汽车工人罢工，福柯支持工人，在现场徒手跟警察干了起来。还有一次遇到餐馆失火，福柯在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的情况下冲进去把餐厅老板给救了出来。民安说这是真正的英雄，令他十分佩服（291页）。当记者问他“你从来没有怀疑过福柯吗？”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人文学科、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可以怀疑的，“谁也不会说自己完全占据了真理。但是，除了努力接近真理，人文科学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应该有趣，它应该体现智慧，应该通过智慧和思想而体现出美。我在福柯那里最强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东西”（292页）。福柯的巴黎高师同学让·瑞木松（Jeand’Ormesson）说“我们每个人只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去思考”，所表述的正是福柯的观点。我们都只能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探讨真理，在历史的坟场中驱除和清算那种普遍的、宏大的历史观，揭示历史现象的独异性与无理据性。
民安拍摄了一部关于福柯的电影，在面对各种反响的时候他竟然这么说：“自己最满意的就是这个形式。我最烦的就是那些说我没有电影美学技术的人——如果说我有什么怀疑的话，那就是对这样的观众产生怀疑。我真的不应该让这些人看到这部影片。通过这部影片的放映，我发现，追逐学术时尚的人比追逐商业时尚的人可能还要肤浅。他们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294页）这话说得太好了、太痛快了。真的是这样，有太多追逐学术时尚的人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福柯生前曾经的助手与挚友保罗·韦纳（PaulVeyne）高度肯定了福柯作为一位伟大的怀疑论思想家和真理思想家的卓越地位，他引述约翰·莱赫曼（JohnRajchman）对福柯的定义性表述是：“福柯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怀疑者。他怀疑独断的统一性和哲学人类学。他是关于离散（dispersion）和独异性（singularité）的哲学家。”（保罗·韦纳《福柯：其思其人》，赵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页）在福柯去世前二十五天，一位敏锐的访谈者问他：“如果您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那么您是怀疑论者吗？”福柯回答说：“绝对。”（同上，69页）民安对此当然非常认同，他说：“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批判，但我喜欢怀疑。批判是用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怀疑则是对一切立场都表示批判。”（121页）
关于真理问题，最重要的是，福柯不是面向观念中的真理而是面向存在于历史事实中的真理——这对于今天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来说所具有的意义非同寻常。怀疑的、离散的、独异的思想者和时有反叛之举的行动者，这就是福柯的肖像。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Giscardd'Estaing，1926-2020）刚当上法国总统之后马上邀请几位思想家到爱丽舍宫共进午餐。福柯收到邀请后回复说可以参加，但条件是他可能会在午餐会上就所谓的“红毛衣”案的审理向总统提问，因为在这案件里有一人被判有罪并且可能被处以死刑。吉斯卡尔拒绝了这个要求，福柯也就没出现在爱丽舍宫的午餐会上。不放弃对现实生活介入的可能性，但前提是不放弃独立思考以及秉持的价值批判精神，这是事关知识分子的“屁股”与“头脑”的一种优雅而决绝的形象，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1968年，法兰西左翼那种狂放而真诚的“普世主义”精神燃烧在索尔邦的阶梯教室和被撬起鹅卵石的街道，相信行动改变生存，放纵对想象力夺权的想象。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艺术和审美反抗上的体验长存；在学术上也不是没有建树，福柯在五月风暴之后受新上任的教育部长之邀请而建立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系，尽管也深受当时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这里的思想与学术氛围始终是一个飞溅着批判火花的思想训练营地。在我们这里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喜欢思考和谈论福柯，但是愿意走上街头让福柯自己开口说话、让类似“燃烧瓶”“手术刀”和“危险”这样的词语回荡在阳光下的恐怕不多。其实，让哲学逃出在书斋中冥想的、安全的避风港，这才更为符合福柯哲学的初心；或者说这才是福柯对于我们今天最有价值的启示。福柯说过他愿意让他的书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坑道一类的东西被人们使用，无须以添加注释来证明对作者的忠诚。因此应该使福柯思想成为可以“使用”的“工具箱”，使福柯研究成为思想的实验与狂欢之地，让思想的多元性与创造性孵化出强大的思想生产力。
最后从“什么是学问人生真正有价值、有意思的事情？”想到汪民安说的那种“了不起的人”——超越了以金钱或权势、地位的价值观去衡量生活的人。他由此谈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会将批判的声音驯化，削弱它们的锋芒，扭转它们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无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是否被资本所吞噬，批判总是比沉默要好，哪怕是虚伪的批判。它们总归是一种意见，会传播开来，会动摇资本主义那个反动而无趣的价值观。”（114-115页）是的，批判那些“反动而无趣的价值观”，无论它们来自哪里、来自什么主义。毫无疑问，这也是有价值、有意思、值得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