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张习孔仕途之路坎坷，所以认为读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法；其兄张士麟英年早逝，因而张习孔对张潮的管教十分严格。可造化弄人，张潮十三岁开始学习八股文，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却因好文学创新、不满八股文的缘故多次科考不中，遂决意摒弃科考之路，陶然于交游、刊刻、著书中，并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
（二）《幽梦影》成书及刊刻
作为刻书家，张潮设有“诒清堂”进行一系列的刊刻活动。明以来，私家刻书渐渐兴起，比起官刻，家刻由私家主持刊刻印刷，私宅刻本刊刻校点更为精密详实，且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更注重交流学问、传播知识、兴盛文化，因此私家刻书之主流群体多为官宦名流和知名学者。同时，清初社会崇尚经世致用，编书、刻书讲求实用性，商业写作出版的风靡、制纸的便宜快捷都使印刷业在清初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拥有广泛的市场，使得以藏书、刻书、著书为一体的家刻文化风靡一时，张潮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凭借其积累的财力、人力进行着一系列的编纂刊刻、读书交友活动。
在这样一个印刷传播的时代，文本的传播离不开最基本的传钞、刊刻及再印。为了扩大《幽梦影》一书的传播范围，也多次组织重印、再印，并且创造性地用点评互动方式，让不同时空的人能够共同出现在《幽梦影》之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观所感，从《幽梦影》一书的点评刊刻中可以看到《幽梦影》基本的传播过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幽梦影”多次出现在张潮与文人的往来信件中，《友声戊集》余怀第二札中提及：“《香梦影》题词已经属草，容即录出送政，余委尽当如命，但吕翁点铁成金，弟则镕金为铁，如何如何？红桥之游，心非不愿，且续阮亭二十年前之旧梦，正好行酒赋诗，以相娱乐。”可以看出，张潮一开始想将此书定名为“香梦影”，而此处所说“红桥之游”指的是张潮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组织的红桥宴集赏荷，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文人多于此日雅集，红桥修禊因王世禛而扬名，具有一定文化坐标的意味，张潮此举更有引导文坛风气之意。
同年，张潮向余怀索序：“至《幽梦影》一编，则乞挥数语以为弁。”而后在《尺牍偶存·卷三·寄王丹麓》中，张潮也询问序言的情况：“所恳《幽梦影》序文，俟发梓时再容拜领可耳？”可见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潮不断向各好友索序索跋，《幽梦影》一书应已有定稿。《幽梦影》初版刊刻年份学界尚无定论，《友声后集·壬集》江之兰札中有言：“《幽梦影》梓成，望多寄几册。”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潮已将《幽梦影》付梓。在写成与付梓之间的这些年中，张潮一直将《幽梦影》交予各文士之手，请他们为此书进行评点。
《幽梦影》在康熙三十六年刊刻之后，依然有大量评语不断补入，张潮在《寄孔东塘主政》中提及：“今一面付梓，留木以待补评，尚可增人耳。”由此可见，在印刷的过程中，张潮为了方便将后期的评语补充进刻板之上，选择事先在刻板上预留空行。此举受到各方友人的积极回应，新的评语或是直接批注于书上寄回给张潮，抑或“另录别纸，以备来择”，不断地从四方涌来，友人们附言希望张潮择优而录，无锡贡生顾彩更言如若张潮“以为太多”，可“移数语于他良友名下”。在收到评语的同时，张潮亦不断收到索书的信件，《友声壬集》王晫第一札：“尊刻如修补完好，敢乞多惠数册，以友人见者，无不欲抢欲夺也。即如所寄样本，已为友人强要去矣。”可见《幽梦影》一书在文人圈里备受欢迎。在蜂拥而至的评语中，张潮有选择地采用各类评语，在出现名字的125位友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当属张竹坡之评语，共计83条，而85人只被收入1—2条评语。
（三）张潮通过《幽梦影》所营造的文人活动圈
法国学者戴廷杰曾给《幽梦影》一个颇为有趣的评价，他认为《幽梦影》一书具有“社交性质”，原因正在于张潮通过《幽梦影》一书与八方文士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扬州为中心的文人活动圈。一方面，他通过基本的书信往来以及不断地组织、参与各类唱和与雅集结识文坛大家；另一方面，张潮亦凭借自己的财力资助了一众文士。这些大家、文士在不同程度上都为《幽梦影》后来评点之盛景助力。此文人圈所覆盖的文人范围极广，有名声较响的孔尚任、尤侗、冒襄、吴绮、王晫等曲坛、文坛名家，亦有众多初进文坛之辈。
除了集会以外，张潮也凭借其财力资助了不少的落魄文人，并慷慨赠书。这些文士或多或少都为《幽梦影》多加美言，称赞此书“必传无疑”“超超玄著”“快妙无比”，王晫、沈思伦、王臬等文士更多次请张潮“多惠数册”，均为《幽梦影》一书在当时的传播尽心尽力。
为了使《幽梦影》一书征集到更多评语、传播更广，张潮亦托多位友人替其在京城扬名或代求名家评语。张潮在《尺牍偶存·卷四》中写给其同郡诸生袁启旭的信《寄袁士旦》中就提及：“拙著《幽梦影》承允弁言，亟求惠教。又蒙允为恳诸名家评语，不识曾有暇及之否？”那时袁启旭正准备去京城，便帮张潮在京城求名家评语以扩大《幽梦影》一书的影响力，然而袁启旭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生病去世，张潮此愿也只能暂时搁浅。
二、《幽梦影》续作、仿作及接受
在不断的刊刻、重印之后，《幽梦影》一书在后世凭借其闲散自然、清新流畅的风格及独到的生命观点和生活趣味吸引了后人进行续作和仿作，其仿作和续作的出现也一定反映了《幽梦影》在不同时代的流传程度和流传范围。在这些续作和仿作中，流传较为广泛的为清末朱锡绶的续作《幽梦续影》及近人郑逸梅仿作《幽梦新影》。
（一）清末朱锡绶《幽梦续影》
朱锡绶（生卒年不详），字啸筼，号弇山草衣，江苏镇洋（今苏州太仓）人，道光十六年（1846）举人，官枝江县令。《幽梦续影》为朱锡绶对张潮《幽梦影》之续作，共收录86则正文，正文后附有粟隐师、华山词客、张石顽、箬溪钓师等人的107句评语。
关于朱锡绶其人，现存资料较少，从其门生潘祖荫在光绪四年（1878）为《幽梦续影》所作之序之中可以推测出朱锡绶的一些基本情况。潘祖荫（1830—1890），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清末藏书家、书法家，晚清大臣。潘祖荫祖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了状元，是嘉庆时著名大学士，而潘祖荫则于咸丰二年（1852）时探花及第，作为潘祖荫备受推崇的孩提时代的老师，朱锡绶本人也必须具备不浅的学识。
从这篇序中可看出，朱锡绶与张潮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从治学的角度来讲，张潮一生倾心于刻书、编书，晚年却锒铛入狱，郁郁而终；朱锡绶颇具学问，“陈说古今，亹亹发蒙，使人不倦”，但刊刻好的诗集却“板毁于火”；从古代文人入仕的愿望来说，张潮著作等身却屡次科考不中，朱锡绶著作甚丰却只能“作令湖北，不为上官所知”。或许正是两人如此奇妙的相似遭际使朱锡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他将目光投向这部150年前的抒写性灵的作品，并产生了将其续写的想法。
《幽梦续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延续了《幽梦影》一贯的风格和传统，书写性情与真趣，体裁上与《幽梦影》相比更显短小整饬，题材涉及生活情趣、为人处世、自然万象、文化文人等，每则正文后亦附上了友人评语。但就评点人数和评点总数来说，《幽梦续影》都远不如《幽梦影》评点数目之多，传播范围较为局限，影响亦没有张潮《幽梦影》广泛，每则正文平均仅有一二人评点，主要在好友之间传阅互评，并沒有能够再现张潮之文人圈盛况。
（二）近人郑逸梅《幽梦新影》
《幽梦新影》共有格言166则，涉及郑逸梅先生读书感怀、为人之道、生活碎影等，言语简练，颇具趣味，处处彰显人生智慧。最初被附于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中。相较于《幽梦影》和《幽梦续影》，《幽梦新影》的传播范围更小了，此书由郑逸梅先生独自完成，并没有邀请好友撰写序跋、进行评点，却也自成一种风格。
虽是《幽梦影》之仿作，《幽梦新影》承载的却是郑逸梅先生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情趣。郑逸梅先生重在传承这样一份文人情结，而并非有意仿写，也没有刻意并不拘泥于《幽梦影》的格式。他自知此书“有乖时代”，这本书与讲求出新的时代气象并不符合，在那样的时代潮流下甚至有些旧文人的迂腐气了，但自己却“在所不顾也”，看重的只是将张潮、朱锡绶等一众中国古代文士的闲情与气度进行传递传承，通过清言展现自己的所思、所得、所感。文学风向固然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却不能囿于时代。
1992年出版的《幽梦三影》将《幽梦新影》与《幽梦影》《幽梦续影》三本书合编为一本。这本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钱行先生校注，首次让这三本清言跨越三个时代共入一册出现在世人面前。宗璞年轻时爱读《幽梦影》，暮年想起《幽梦影》之旧事，甚是感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得的便是这一本《幽梦三影》。她称自己有一种“《幽梦影》情结”，多年后重读，感受到的是一种“中国文化对人生的智慧的态度，以及与万物相知相亲的审美心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代代相传的不竭动力，一代代文人坚守着这一份清澈单纯的情感，感知宇宙自然万物在心灵的回响，这也正是郑逸梅先生作《幽梦新影》的动机所在。
三、《幽梦影》海外传播及接受
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方文化语境、文化心境的差异，《幽梦影》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减少传播中的文化流失、如何创新古典文学的传播方式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英译本：以林语堂译本为例
谈及《幽梦影》在西方的传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英译本为林语堂先生所译《幽梦影》。最开始林语堂先生在其《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一书中翻译了部分《幽梦影》，其后经过思量将其重译，翻译了近原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并增加了《幽梦影》正文之后点评互动的翻译。
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盛赞张潮“对于人生问题所说的话是如此澈彻警惕”，也崇尚着张潮这种自然与人生相融相生的人生观。从对于生活的态度来讲，林语堂先生与张潮有着奇妙的共通之处，他们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追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对生活和精神世界统一的“闲适哲学”，并希望将这样一种恬淡安逸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传递给更多人。林语堂先生用轻松自然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生哲理，并以其独特的幽默语言将中国哲学传递到西方去，作为译者不断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而张潮创新了清言的书写方式，自创一种正文与点评交错并存的清言小品文，再现了清初文人活动圈的盛况，让不同文人的生活态度、思想哲理穿越时空展现在同一本书中，使哲学思想更富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也为扩大《幽梦影》一书的受众和影响力不断地进行索评、组织重印。
《生活的艺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非常畅销，那时的美国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正经历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时期，赛珍珠希望能够有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中国文人，系统性地让西方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样貌，也为美国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通过已经名声大振的赛珍珠女士的引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出版之后在美一举成名，从此开始了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古典文化的道路，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客观、准确、全面地理解，也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文化观。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女性大多在家做全职太太，鲜少出门工作，因此，《生活的艺术》也因此被当时的女性所喜爱。
林译本巧妙地依附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二战”时中国选择站在美英为首的同盟國队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帮助中国树立形象加大宣传力度，而林译本抓住这次宣传的机会，借助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体，巧妙地宣传了中国文化，更推进了《幽梦影》的海外传播，此时的传播主要以文字和媒体传播为主。
1960年，林语堂先生在编译《古文小品译英》时决定重新翻译《幽梦影》，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跨文化语境问题，此次的翻译中，他采用“音译直译为主、解释为辅”的方式，尽可能地译注了《幽梦影》原版近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林语堂先生将所译内容归为“人生”“品格”“妇女与朋友”“宇宙万物”“房屋与家庭”“读书与文学”六大类，翻译过程中也增加了对于中国文化专有名词的文内、文外解释；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林译本也将《幽梦影》中的句子进行了句式转换和文化置换，必要时也采用删除策略，并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理解。
总体看来，林译本在《幽梦影》的海外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幽梦影》在海外传播及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实的基础。
（二）日译本：以合山究《明清文人清言集》为例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有着很强的文化渊源，日本的俳句便是由中国绝句发展而来。俳句与中国之清言亦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它们都取材于生活中的自然万象，蕴含着文人们自身的思考感悟，并通过他们独特的书写方式表达出来，句式短小清丽却极富哲理，自成一种玄妙意境。因此，比起在西方的传播，《幽梦影》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时所产生的文化流失就少了许多，日本读者读《幽梦影》会更感亲切，也更能够体会到《幽梦影》中所包含的中国文人特有的自然人生观。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文坛风靡一时，在日本也掀起了一阵“林著日译风”，翻译的大多都是林语堂先生三十年代在美的畅销书。《幽梦影》一书被翻译成日文可追溯到1938年日本政治家坂本胜所翻译的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书，日译本名为《生活的发现》，这本书也在1979年再版为《人生如何度过》。
1977年，《幽梦影》被收录进由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新书》中，而后日本学者合山究先生也对《幽梦影》进行了系统性的翻译和阐释。合山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明清文学研究家，对清言钟爱至极，称其为“心灵的中药”。在他眼中，清言是疗救心灵的病态的药物，抚慰那些“为烦恼所困扰而迷失了自身”的人，由此在1986年和1987年分别出版了《明代清言集》和《清代清言集》，希望读者们“因此而能消解精神上的紧张，收到如同轻松的娱乐或修养一般的效果”，书中选编了张潮《幽梦影》58则、朱锡绶《幽梦续影》37则，并进行了一定的点评和注解。1990年，中国学者陈西中在合山先生首肯后将其合编汉译为《明清文人清言集》，为了配合国内读者的需要，在合山先生的原文之外加上了注解，使中国读者能够在跨文化的视角下看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多样性理解。
（三）《幽梦影》传播困境及反思
不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幽梦影》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文化流失。文化流失在跨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在古典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过程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幽梦影》中存在着的大量文化专有词，如中国传统器物“笙”“管”、特殊的地域古名“三吴”、文化典故“昭君和亲”“庄周梦蝶”等，这些专有词中承载着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这些文化专有名词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关键所在；对于译者而言，如何在保持原文原意的同时传递原文之韵味亦是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文化专有词，林语堂先生运用文内解释、文外接受、注释、附录等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持《幽梦影》文化、言语意蕴的原本样貌，也注重对于句中排比、对偶等特殊句式等的翻译，让西方读者体会到《幽梦影》的语言美、句式美、音韵美。
不过，由于中西语法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差别，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进行省略、调换和增删，这些是基本的翻译策略，却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幽梦影》本身所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含蓄美感。尽管如此，林译本《幽梦影》已经力求在文化传播和读者接受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保持《幽梦影》的原文生态，对于新时代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反思价值。因此，也有诸多学者就林译本中存在的错漏之处、不妥之处进行整理总结，此举对于完善《幽梦影》的海外译本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各种传播技术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传播方式渐渐由文字传播、印刷传播渐渐过渡到电子传播、数字传播。想要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舞台上走得更高更远，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将中国古典文学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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