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100年的1918年，《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有了第一篇作品并且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狂人”，也从此诞生了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这些都是文学史旧事，耳熟能详。那么，《狂人日记》对于“今天”有怎样的意义呢这是百年“狂人学史”所一直探究的问题，并且今后还将继续探究下去。
本论要提出的问题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如何诞生的这个“狂人”是否有他的“前世”这实际上也是对“狂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追问。诚如史家所言，“狂人这个奇特、怪异的文学形象诞生了，震撼了整个中国精神界，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1]。可以说，自那以来，“狂人”诞生之后的“今世”在是一部阅读史的同时，也是一部震荡史，其给中国精神界带来的巨大冲击，至今仍没有丝毫减弱。本论即是在此前提下提出上述问题。
就作品构成而言，《狂人日记》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吃人”的意象，另一个是“狂人”形象，是“狂人”在告发“吃人”。既然现在已经知道在“吃人”这个主题意象生成之前，有着很长一段的“食人”言说史为其铺路[2]，那么是否可以设想，“狂人”之诞生会不会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关于“狂人”的言说背景先行者们的出色研究早已注意并且揭示了周树人的留学时代与《狂人日记》的内在关联。如伊藤虎丸(ItoToramaru，1927-2003)、北冈正子(KitaokaMasako，1936-)、中岛长文(NakajimaOsafumi，1938-)和刘柏青(1924—2016)等学者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提示了“周树人”何以到“鲁迅”的问题构架，也为这一框架呈现了一个跨越国境的更为广阔的近代思想文化背景。本论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狂人”言说的整理，进一步考察周树人周边的“狂人”现象与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关联，以填补“狂人”形象生成机制探讨中的一项空白，即把“狂人”本身作为作品人物的精神史的一个背景。
以下，本论将通过语汇、社会媒体、“尼采”和“无政府主义”话语、文学创作以及时代精神特征等几个侧面，揭示这一背景的存在，并且尝试在这一背景当中寻找“狂人”诞生的足迹。
一
首先，“狂人”言说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前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从词语角度看，“狂”系汉语古字古词。甲骨文中即有“狂”字(甲六一五)，《说文》：“狂，狾犬也”，即疯狗，后转及至人，指精神失常、发疯、痴呆等并衍生出傲慢、轻狂、放荡、纵情、气势猛烈、急促等语义[3]。《康熙字典》[4]和《辞源》[5]等所列举的诸如《尚书》《左传》《论语》《诗经》《楚辞》等当中的词语用例虽未必是最早，但已相当古老。即使从李白的著名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6]算起，那么距今也有1250多年。作为词根，“狂”字具有强大的造词功能，衍生出大量的涉“狂”词汇。仅以“狂”字开头的词语为例，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收词160个[7]，《汉语大词典》收词240个[8]，虽然这意味汉语当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涉“狂”词汇量，但同时也不难看出，中日之间共享着大量的“狂”字词语。“狂人”言说便构建在这些词语之上。
和其他近代新词语一样，涉“狂”语汇如此大幅度剧增，不仅体现着明治日本导入西方思想文化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同时也意味着对“狂”这种精神现象认识的日益深化、专业化和词语使用范围的广泛化。到明治三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在日语系统中已经基本具备了把“狂”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加以认识和讨论的语汇基础。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大量新词语(还不仅仅囿于使用“狂”字的词语)的创造和广泛应用，使本文所要讨论的“狂人”言说成为可能;二是“狂人”言说同时具备着不同于以往的近代性。
然而，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上述《哲学字汇》所涉领域并不包括“医学”。如果把一个学医的学生所必然会接触到的作为医学术语的涉“狂”的词语考虑在内，那么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个体，他拥有着介入“狂人”言说的更多的语汇量和可能性乃至判断力。
鲁迅后来谈到《狂人日记》时所说的“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4]这句话里的“一点医学知识”，便应该是在以上所述的语汇范围内获得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学医的学生所必修的德语及其和日语词语的对译。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当年由藤野先生修改过的医学笔记[15]当中的词语用例便不难推测。因此，从涉及“狂人”言说的层面讲，周树人与明治时代拥有共同的语汇。
就一般社会生活层面而言，有关“狂人”语汇和话语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如上所述，大量“狂”“癫”范畴的汉语词汇早就进入日本，并融化为日语词语，出现在日本的各种典籍和作品当中。例如“狂人走れば不狂人も走る”便是句著名谚语，意思是“一马狂奔，万马狂跟”，直译是倘有一个疯子在前面跑，不疯的人也会跟在后面，比喻人总是追随他人之后，附和雷同。该谚语早见于文集《沙石集》(1283)、谣曲《关寺小町》(1429年前后)和俳谐《毛吹草》(1638年)中[16]。到了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本居宣长(MotooriNorinaga，1730-1801)那里，则更以“狂人”做书名：《钳狂人》(1785)[17]。这本驳难之作，后来成为日本国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千百年间，日语如何吸收消化汉语当中的涉“狂”语汇，因年代久远和卷帙浩繁而不可考，不过从明治十二年(1879)到明治四十年(1907)明治政府编纂了一套多达千卷的百科全书，对日本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各种知识加以全面的统合整理，取书名《古事类苑》，其中就有“癫狂”事项：
〔倭名类聚抄三病〕癫狂唐令云，癫狂酗酒，皆不得居侍卫之官。本朝令义解云，癫发时，卧地吐涎沫无所觉，狂或自欲走，或高称圣贤也。[18]
接下来便是“癫”字怎么来，“狂”又作何解的历史和典籍的考察。总之，这两个字不论单独用还是连用，皆“云病也”;又特注明“癫狂”与“狂人同”[19]。同时还汇集了大量症状表现以及诸如《沙石集》《源氏物语》等历代典籍和作品中的狂人事迹，并附有《癎病总论》[20]，可谓“狂”事大全。总之，到编纂这部书的时候，日语是把“狂”“癫”“癎”等归类为精神疾病的。这是明治时代“狂人”言说的基本认知前提。
《朝日新闻》关于“狂人”报道的部分标题
“狂人”在书籍中的出现，虽然在节奏上比报纸要晚一两步，但递增的趋势是同样的。由于后面还要涉及，兹不做展开。总而言之，对于1902年来到日本的周树人来说，“狂人”即便不是一个“耳濡目染”的日常性话题，至少也不会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例如，宫崎滔天(MiyazakiToten，1871-1922)辑录“狂友”的名著《狂人谭》也是在周树人登陆横滨的那一年出版的[30]。
二
可以说，“尼采”是作为一个“疯子”出现在日本思想界的。“发疯”是他的一个自带标签。“尼采”最早传到日本的路径之一，据说是1894年医学博士入泽达吉(IrisawaTatsukichi，1865—1938)从德国带回的一批哲学书，同年，同为医生并且同样留学过德国的森鸥外(MoriOgai,1862—1922)向他借阅了这批书，虽然究竟是怎样的著作目前尚不清楚，但森鸥外在给友人的信中关于“尼采”的寥寥数语，却呈现着“尼采”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尼采尤已发狂。”[33]1899年1月发表的吉田静致(YoshidaSeichi，1872-1945)的《尼采氏之哲学(哲学史上第三期怀疑论)》和同年8月发表的长谷川天溪(HasegawaTenkei，1876-1940)的《尼采之哲学》，是公认的最早介绍“尼采哲学”的两篇论文，却都不约而同地把“尼采哲学”与他的“癫狂”或“心狂”联系在一起加以介绍。前者介绍“尼采”是个“伟大怀疑论者”，但“据闻，他当时正罹患癫狂症”[34]。后者虽对“尼采”充满同情，并不愿意“把他视为一个狂者”[35]，然而仍然认为“其激烈的活动和狂奔的思想流动，影响到此人的神经组织……终于因其心狂而被幽闭于爱娜的癫疯病院”[36]。
《读卖新闻》1903年4月12日发表《从精神病学上评尼采(尼采乃发狂者也)》一文
通过前面介绍的社会生活层面的“狂人”言说可以知道，被称作“狂人”，不啻一种残酷的指控，意味着被社会排挤，被边缘化，被等而下之化。因此，以尼采是“狂人”的理由来攻击尼采，是尼采价值否定论者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客年，尼采异说一登论坛，轻佻浮薄之文界，喜其奇矫之言、激越之调，或以之视同本能主义，或以之结合自然主义，或以之解释为快乐主义，甲难乙驳，无有底止。
然而，当时虚心而头脑冷静之识者，窃忌彼之诡辩偏说，而不得不怀疑其是否果真思想健全之产物。
果然，尼采终至作为医学上一狂者而为人知晓。……[46](本论所涉日文引文，均由笔者自译)
那么，在关于“尼采”的争论中，就没有出来替“狂人”辩护的吗回答是，有，只是过于势单力薄，不足以抵抗“疯狂”之论。不论是挑起“美的生活论争”的高山樗牛本人，还是将这场论争的烽火引向“尼采”的登张竹风以及在当时从留学地德国遥致声援的姊崎嘲风(AnesakiChofu，1873-1949)，虽然他们的论争本身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但除了他们本身是极少数外，他们直接为“狂人”辩解的言论也少得可怜，只有他们的殿军斋藤信策(SaitoShinsaku，1878-1909)，1904年11月发表长文《天才与现代文明》以“明确崇拜天才的意义”[49]才算是一次认真的回应。
总而言之，“狂人”作为一种言说，伴随着“尼采”的登场而成为明治精英群体讨论思想问题的话语，同时也成为“尼采”独具特征的标记。因此，如何理解和认识“狂人”，也涉及到对“尼采”的理解和把握。根据已知的鲁迅对“尼采”、对“狂人”的总体认识，显然是和上述“尼采”和“狂人”形象有着严重龃龉，那么，他是怎样克服世间舆论所造成的认知干扰，到达自己所把握到的那个“尼采”的呢
明治三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话语，也和“尼采”一样，有力地强化了“狂人”言说。
“虚无主义”(Nihi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原本是两个意思不同的词汇，它们在日本出现的顺序也不一样，前者在1881年初版《哲学字汇》就有，译成“虛無論”[50]，到1911年第三版更有“虛無主義”乃至“虛無論者(Nihilist)”[51]等汉字对译，而在同一本《哲学字汇》第三版中却仍找不到“无政府主义”一词。但在明治二三十年代语言的具体运用当中，“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党”和“无政府党”在语义上几乎是可以互换的。1902年4月日本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专著，书名叫《近世无政府主义》[52]，作者烟山专太郎(KemuyamaSentaro，1877-1954)在《序言》里对两者关系做了以下说明：
现时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其间之性质虽稍稍有所不同，然此二者作为近时革命主义(余辈不敢称之为社会主义)最为极端的形式发展而来，在或种意义上，余相信把虚无主义看做包括在无政府主义之内的一种特殊现象亦无不可，故此处出于方便的考虑，亦将其一并列入无政府主义的题目下，祈读者谅察为幸。[53]
在烟山专太郎的诸多贡献中，有两项格外突出：一是对“无政府主义”的两种类型的划分，一是在划分当中突出“施蒂纳”和“尼采”。
夫针对一方极端之说，出现另一方反对之说，而两者相互调和行进，乃人文发展的自然进路。人世岂夫有绝对者焉冲突，调和相生不已，苟无休止，其间存在着不可言说的意味。所谓实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求，在于其理想的立刻实现，其顺序之有误，自不待言。然而若对他们的主张徒加排斥，以狂者之空言对处之则不可也。他们大声疾呼之处，确有其根据。……出于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尼采以及后来的哈佛的无政府主义，不就是主张自我中心，进而推崇自由意志，鼓吹发挥我性和本能自由，以至于最终否认我之以外一切权力的吗……尼采哲学，动摇了一代思想界，世界所到之处皆有其信徒。夫进步之动机，在理想撄人心故。不让人去追求理想，而营营拘泥于现实世俗之物质，何以会有进步以深谋远虑，修正改善现实事物，使其逐渐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岂不正是有志者私下之所图吗[70]
熟悉鲁迅文本的人，或许不难从上面这段话里中获得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受。然而，从“狂人”言说的问题角度看，烟山专太郎实际上是通过对“施蒂纳”和“尼采”的阐释，做着一项“狂人”价值反转的工作：“狂人”之言，并非所谓“疯言疯语”所可以了断，“他们大声疾呼之处”，不仅“确有其根据”，而且其“撄人心”的理想还有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如果说谁在发疯，借用“施蒂纳”之所言(上引)，那么就正是那些“先天的自由者去自己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忘却自己”的人。在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看来，“忘却自己”才是不堪忍受的真正的发疯。而这种价值转换的确认与肯定的痕迹，也被忠实地记录在了“令飞”即当年的周树人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71]里，即“原于外者”和“原于内者”的那段话[72]。
总之，与“尼采热”里“狂人”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场不同，在“无政府主义”的话语里“狂人”伴随着对“施蒂纳”和“尼采”的肯定，“狂人”被鉴别为世间给具有创造性的独立的个人披上的一种谥号（就像把“个人主义”归类于“利己主义”一样），从而使“狂人”拥有了具有正面意义的新属性。
烟山专太郎对“无政府主义”两种类型的划分和对“狂人”的价值肯定，也被后来的论者承袭下来。例如久津见蕨村在四年后的1906年11月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不论在章节的划分上，还是在表述方式和内容上，都明显地留下了烟山的痕迹，诸如“实行的无政府主义和理论的无政府主义”[73]之类的用法自不待言，就是批评龙勃罗梭，为“狂人”辩护也较烟山尤近了一步[74]。他还为“尼采”辩护说：
或许有人说他的性格异于常人，多有奇矫言行，遂发狂而死，故其所论为狂者之言，不足采信。然而，天才与狂者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可以按个人之好恶将其视为狂者，却不可以人废言。若他之所言不狂不愚，是在讲述真理，将其采纳，又何须迟疑[75]
再到后来大杉荣(OsugiSakae，1885-1923)作他的《健全的狂人》(1914年5月)时，这个“狂人”已经演变成一个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向着人生之最高的山顶去攀登”[76]的清醒而健全的“狂人”了：
到达生之最高潮之瞬间的我们，是价值的创造者，是一种超人。我想体味这种超人的感觉，并且想伴随着自己体验这种超人次数的重叠增加而一步一步，获得成为这种超人的资格。[77]
也就是说，在大杉荣看来，“狂人”即理想人格的体现，因为这个“狂人”是清醒的、勇敢的、健全的和超越的。而众所周知，周氏兄弟都是大杉荣的爱读者。
三
这种展开的方式会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是两者的主人公作为“狂人”却并不相同。鲁迅的主人公是“被害妄想狂”，松原二十三阶堂的主人公则可以说是个“夸大妄想狂”，而且有名字，叫“在原”。小说以“拔萃”主人公“在原”自3月3日至7月10日之间的10篇日记构成。开篇道：“予今天下定决心，予想就在今天，断然辞掉上班的这家世界贸易会社!”这个会社挤满了“小人和俗物”，看不到他的“经纶天下之大手腕和弈理阴阳的大伎俩”，只打发他做“计算薄记的杂务”。就这样，主人公的“绝大无比的天才”意识便与他所处的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他身居陋室，到处躲债，却想像着自己以大贸易攫取巨利，或置田万顷。他想到做官，是“将来的总理大臣”。小说通过这样一个自我膨胀的“狂人”的眼睛，把明治三十年代纸醉金迷的社会膨胀呈现出来。
鲁迅(1881—1936)
五年后的1907年3月1日，《趣味》杂志上再次出现《狂人日记》，而且三期连载，这才是人们熟知的“二叶亭主人”(即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不过，有一点或许不为人所知，那就是二叶亭在《趣味》杂志上连载《狂人日记》的同时，也就是同年3月，还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另一篇译自俄文而且也是写“狂人”的作品，题目叫作《二狂人》[87]。与《狂人日记》相比，《二狂人》后来几乎默默无闻，不受重视，就连岩波书店出版的《二叶亭四迷全集》“解说”都把该作品出自哪篇原作弄错，指为“《旧式地主》的部分翻译”[88]，令人误以为同样是果戈里的作品，幸蒙高人指点[89]，始知这是一个关于《错误》的错误：《二狂人》原作系高尔基的《错误》(ОШИБКА，1895年)。然而，其中的问题却并没结束，笔者将就此另行撰文予以探讨，兹暂不做展开。
顷者，我文坛由二叶亭主人灵妙之译笔，而新得俄罗斯种三狂人。他们是高尔基《二狂人》及果戈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二狂人》心理解剖令人惊讶……[90]
而相比之下，“《狂人日记》里却没有像两个狂人那样令人惊异之处和深刻的东西”[91]。论者的这种阅读体验，符合这两篇作品带给人的感受。如果说果戈里的作品里有“含泪的微笑”，那么，在《二狂人》里就不仅有“含泪的微笑”[92]，也更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93]。故后者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影响力都远远大于前者——虽然后来的影响力正好相反。翌年1月1日二叶亭的译作集[94]只收录《二狂人》等四篇而未收《狂人日记》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总之，《狂人论》对两篇作品不仅从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还把它们提升到美学的高度，首次提出了“狂人美”［95］的概念。《帝国文学》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杂志，这种呼唤促使“狂人”创作变得更加自觉。
那么，为何“狂人”何其多
文学作品中的“狂人”不过是现实的折射。这是一个“狂人与日俱增”，“世界到处都是狂人”而“疯人院”又不够用的时代，内田鲁庵如是说[97]。
究其原因，首先是“日清（1894—1895）”“日俄（1904—1905）”两场战争造成的。尤其是后一场战争，不论是日本还是俄国，都出现大量精神失常者［98］。用内田的话说，“这是为国家名誉增光添彩的战争所赐之物”[99]。其次，是近代产业社会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的重压造成的。“机械的车轮声响充斥在空气里，煤烟遮蔽了碧空，瓦斯和电器打着涡旋，人处在这样的世间，则无论是谁，变得歇斯底里理所当然，因此也就把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歇斯底里叫作世纪末或颓废的时代”[100]。
这既是一个“举世朝着国家帝国主义狂奔”[108]，制造“兽性爱国之士”[109]的癫狂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极度窒息的“闭塞”的时代。少数清醒而敏锐的人开始尝试打破“时代闭塞之现状”[110]。他们也曾是国家的热烈认同者和衷心的拥护者，他们讴歌国家的繁荣富强，赞美“日本主义”[111]，主张文学“表现国民性情”[112]，呼唤“时代精神与大文学”[113]，那是因为“国权”与“民权”并行不悖，个人的精神拓展与国家的上升同步。但是经过两场战争，他们的感受变了：这个国是自己想要的国吗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在这个国里又处在怎样的位置呢这个国家有灵魂吗于是，他们把“人”即“精神和理想”问题摆到了“国家”这个物质实体面前，确立其“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且以“天才”“诗人”“精神”“价值创造”等来充填这个“个人”的内涵，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发出关于“国家与诗人”的宣言，直接对这个疯狂的国家大声说，没有人，没有诗人，这个国家什么都不是[114]!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尼采”不过是由外部导入进来，借以阐发“个人”的一个发挥启示和引领作用的对象而已。
反过来，在世人看来，他们就是一帮疯子在胡言乱语，这就是上文所述“尼采”遭受“狂人”待遇的原因所在。而有趣的是，就在举世滔滔的对“狂人”的声讨当中，这些“狂人”们甚至干脆以“狂人”自认。高山樗牛以描写遭受迫害的日本日莲宗始祖日莲上人自况，他借僧侣之口道：“呜呼，日莲遂狂矣!”[115]在同样的意义上，以反对国家主义著称的基督徒内村鉴三(UchimuraKanzo，1861-1930)多次宣称自己就是个“狂人”[116]，他拒绝向《教育敕语》“奉拜”的所谓“不敬事件”引起社会轰动。因此，可以说，“狂”作为一种时代标记，也成为“个人主义”者的精神特质当中的一部分。“他晚年说过这样的话：避免此生忧愁困苦之路有三条：永恒之恋或者早死，再不然就是发狂。……他在早死和永恒之恋之外又加上了发狂。呜呼，狂乎!予在这樗牛的话语里感受到无以名状的哀伤”[117]。——这是高山樗牛的胞弟斋藤信策为他写的悼文。的确，那是一个制造两种“狂人”——“庸众”与“哲人”并消灭后一种的时代。或许，当周树人在仙台的教室里听到那一阵刺耳的“万岁”欢呼时，他对“狂人”已经有了清醒的鉴别力。
四
首先，周树人在精神上参与了“明治尼采”的论争，通过“夷考其实”[118]做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尼采”开始进入他的文本。笔者于2012年秋首次确认《文化偏至论》中介绍“德人尼佉氏”时所引用的“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那段著名的话，并非如先学所说是周树人本人对尼采原书之一章的“精彩概括”，而是直接从前出桑木严翼的《尼采氏伦理说一斑》抄来的[119]。如前所述，桑木严翼并不认同尼采的价值，通过这部书选取肯定“尼采”的素材，就必须突破桑木严翼借口“狂人”而否定“尼采”这一关。这一选择意味着周树人摒弃了主流话语对“狂人”的排斥。
其次，《文化偏至论》里在由“个人一语……”引出为“个人主义”的辩护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德人斯契纳尔(笔者按：即施蒂纳)……”以下长达260字的一大段，完全来自前出烟山专太郎的《论无政府主义》[120]。正如前面所介绍过的那样，在同一时期译介烟山专太郎的中文文本达18种之多，但是从中发现施蒂纳并且通过精准的翻译将其采纳到自己彰显“个人主义”文脉当中的却只有周树人，他的着眼点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完全不同。他不看重那些所谓“实行的”主张，而是看重“理论的”力量——这一点与他在现实中采取的行动也完全一致——他把“无政府主义”话语中的“施蒂纳”剥离出来，用以彰显对于精神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极端个人主义”，并由此同时获得对“狂人”正面阐释的话语。
最后，“狂人”直接进入文本，意味着周树人完成了对“狂人”价值的终极判断。他在对“尼采”和“无政府主义”的围剿声浪中，鉴别出“狂人”实乃“尼采”和“施蒂纳”那样的“个人主义之雄桀”遭受打压的化身，在英雄与庸众的对峙当中，“狂人”始终处在“英雄”那一边。拜伦如此，雪莱也是如此。《摩罗诗力说》第六章里有介绍雪莱的话：“诗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后作说部，以所得值飨其友八人，负狂人之名而去”。据北冈正子查证，这段话出自滨田佳澄《雪莱》(『シェレー』)一书的第二章[122]。他之所以选来，就是对这些“狂人”价值的认同。因此，“狂人”也就可与“天才”“诗人”“精神界之战士”同列，并成为他们的载体。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知道，周树人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完整的“狂人”雏形回国的。这是他建构自身过程当中的一个生成物。病理知识、精神内核以及作为艺术对象去表现的文学样式都齐了，只待一个罹患被害妄想症的“表兄弟”走上门来[127]，为他提供一个中国式的宿体。
从形式上看，鲁迅的“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移植外国思想和文艺，将其本土化的结果，但对他个人而言，则是把内面化了的“真的人”，带回中国并遭遇另一个“时代闭塞”的结果。“时代闭塞”造就“狂人”，这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回轮到他，则是一场他名之为“寂寞”[128]的折磨。现实中在吊死过人的S会馆抄古碑，精神上又身处“都要闷死了”的“铁屋子”[129]，却又偏偏清醒，“精神的丝屡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苦于不能全忘却”[130]，而“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131]——这是他记忆中的“真的人”与现实的冲突带给他的痛苦体验。因此，“狂人”的登场发声，可以解读为“真的人”发声的现实形态。笔者认为，这是“狂人”之诞生的内在逻辑。这个“狂人”，是一个时代关于狂人言说的凝聚，是作者将其内质化之后再创造的产物。其率先成为鲁迅文学精神的人物载体，是一种必然。
作品最后，“难见真的人”[132]一句，是“狂人”觉醒后对“真的人”记忆的唤醒，同时也是作者“苦于不能全忘却”的记忆。这句话历来是《狂人日记》解读的重点，但似乎并没找到这个“真的人”出自哪里。现在可以明确，也还是出自作者当年熟读过的文字。
尼采又曰，幸福生活到底属于不可能之事。人所能到达最高境界的生活，是英雄的生活，是为了众人而与最大的痛苦所战的生活。真的人出现，才会使吾人得以成为真的人。所谓真的人，就是一跃而径直化作大自然的人。与其说他们以自己的事业教育世界，还不如说他们通过自己的人物教育世界。思想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固无须问。
这样的人便是历史的目的。[133]
由此可以佐证“狂人”与“真的人”其实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狂人”之诞生，即意味着“狂者之教”在中国的出现，他不仅宣告“吃人”时代的行将终结，更宣告“真的人”之必将诞生。因此，就本质而言，《狂人日记》是“人”之诞生的宣言。百年过去，这也正是它的至今令人“苦于不能忘却”之处和意义所在。
“狂人”之前，除了鲁迅本人之外，中国几乎不存在关于“人”，关于“个人”的言说[134]。当周树人发现“尼采”，并且竭力为“个人”辩护之时，只有他的老师章太炎(1869—1936)与他保持了某种意义的同调，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135]章氏“狂狷”之论或可一议，但应属另文了。梁启超(1873—1929)热衷于近代的“国民国家”理论，但他的“新民”当中并不包括“个人”，他提到尼采并攻击“自己本位说，其说弊极于德之尼采”[136]是1919年的事，更不要说“狂人”言说了。刚刚去世的范伯群先生，提倡“中国的文学史上应该研究文学形象中的‘狂人史’”，但在1917年以前的近代文学中似乎只有陈景韩《催醒术》一篇可勉强作为样本[137]。也就是说，中国的“狂人”言说史是自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开始的。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坟·文化偏至论》)
《狂人日记》之所以开山，就在于有这种“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真正的自信。
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坟·摩罗诗力说》)
《狂人日记》之所以百年不衰，就在于有这种“思理朗然，如鉴明镜”的文化自觉。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不正是《狂人日记》给予百年后的现在的最大启示吗
注释：
[1]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一)》，第27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版2005年版。
[3]以上参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关于“狂”字的解释，第3卷第1431—143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4]参见渡部温標注訂正『康煕字典』，第1605页，東京：講談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復刻版。
[5]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合订本)》，第1080—108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公元760年作，《辞海》亦收此句作为用例。
[7]统计使用版本为諸橋轍次著：『大漢和辞典』修訂第二版，第七巻第676—680页，東京：大修館書店，平成三年(1991)。
[8]统计使用版本为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五卷，第12—2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9]“和制汉语”通常指非来自中国本土的、日本所造汉字词汇。佐藤武義編「和製漢語」(遠藤好英、加藤正信、佐藤武義、飛田良文、前田富祺、村上雅孝編：『漢字百科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6年)未收这些词语。
[10]『漢字百科大事典』，第983、984页。
[11]统计使用版本为飛田良文編：『哲学字彙訳語総索引』，笠間索引叢刊72，有限會社笠間書院，昭和五十四年(1979)。
[12]统计使用版本为井上哲次郎、元良勇次郎、中島力造共著：『英獨佛和哲学字彙』(DictionaryofEnglish，German，andFrenchPhilosophicalTermswithJapaneseEquivalents)，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明治四十五年(1912)。
[13][51]参见『英獨佛和哲学字彙』，第134页，第103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以下文献：「魯迅解剖学ノート」，魯迅·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魯迅と仙台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東北大学出版会，第90—113页，2004年。坂井建雄:「明治後期の解剖学教育—魯迅と藤野先生の周辺」，日本解剖学会『解剖学雑誌』82巻1号,2007年。阿部兼也:「魯迅の解剖学ノートに対する藤野教授の添削について」，東洋大学中国学会編:『白山中国学』12号,2006年3月。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
[16]参见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編：『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第4卷，第452页，東京：小学館，2000年12月—2002年12月。
[17]笔者所见为1819年版，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18]「方技部十八疾病四」，『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1472页。
[19][20]〔伊呂波字類抄毛病瘡〕，『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1473页，第1475页。
[21]参见1919年12月19日朝刊第3版「独帝を精神障害者扱」，这是第104件关于狂人的记事。『読売新聞』データベース：ヨミダス歴史館。
[22]标题为「物騒なる狂人逃走昨夜巣鴨病院より非常の暴れ者市中の大警戒」，「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聞蔵Ⅱ」。
[23]统计范围：1879年3月6日至1897年12月31日，出处同上。
[24]统计范围：1898年1月26日至1907年12月22日，出处同上。
[25]统计范围：1908年1月23日至1912年6月5日，出处同上。
[26]「法律部四十四下編上放火」，『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785页。
[27]「法律部四十五下編上殺傷」，『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855页。
[28]「法律部二十三中編殺傷」，『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885页。
[29]「法律部三十一下编上法律总载」，『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21页。
[30]宮崎滔天(寅蔵)著：『狂人譚』，東京：国光書房，明治三十五年(1902)。
[31]高山林次郎：「文明批評家としての文学者(本邦文明の側面評)」，『太陽』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五日。樗牛生「美的生活を論ず」，『太陽』明治三十四年(1901)八月五日。本文参照『明治文學全集40』，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五年(1970)。
[32]登張竹風：「美的生活とニイチエ」，『帝國文学』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十日，『明治文學全集40』，第311页。
[33][42]以上关于入泽达吉与森鸥外事，参阅并引自高松敏男著：『二一チェから日本近代文学へ』，第7页，第13页，幻想社，1981年。
[34]吉田静致：「ニーチュエ氏の哲學(哲學史上第二期の懷疑論)」，『哲学雑誌』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1期，兹引自高松敏男·西尾幹二編：『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ニーチェ全集』(別巻)，第307页，東京：白水社，1982年。
[35]長谷川天溪：「ニーツヱの哲学(承前)」，『早稻田學報』第三三號，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兹引自『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332页。
[36]長谷川天溪：「ニーツエの哲學」，『早稻田學報第三〇號，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兹引自『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323页。
[37][38]桑木厳翼：『ニーチェ氏倫理説一斑』，第186页，東京：育成會，明治三十五年(1902)。
[39]峰島旭雄編：「年譜·桑木厳翼」，『明治哲学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80』，第437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4)。
[40][46]藪の子:「精神病学上よりニーチエを評す(ニーチェは発狂者なり)」，『讀賣新聞』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十二日日曜附録。
[41]西尾幹二:「この九十年の展開」，『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524页。
[43]伊福部隆彦編:「生田長江年譜」，『高山樗牛島村抱月片上伸生田長江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16』，第422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年(1967)。
[44]生田星郊:「軽佻の意義」，『明星』卯歳第八號，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
[45]参见[日]伊藤虎丸著：《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第25、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8]『馬骨人言·天才』，『讀賣新聞』，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一月六日第一版。
[49]齋藤信策：「天才と現代の文明(天才崇拝の意義を明かにす)」，『帝國文學』第十卷第十一号，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十日，后在集入『藝術と人生』〔東京：昭文堂明治四十年(1907)六月〕时，改题为「天才とは何ぞや」(何谓天才)。
[50]『哲学字彙訳語総索引』，第150页。
[52][53][54][61][63][65][67][68]煙山専太郎著：『近世無政府主義』，第2页，第1—2页，第302页，第294—302页，第369—383页，第369—370页，第370页，東京：博文館，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廿八日发行。
[55]絲屋寿雄：「近世無政府主義解題」，煙山専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第2页，明治文献，1965年復刻版。
[56]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第48页，研文出版，1994年11月。
[57]关于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与鲁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请参阅拙文《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东岳论丛》2015年第6期。
[58]参见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四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一日，第28页。
[59][60][62][66]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二月廿日，第25页，第24页，第24—25页，第26页。
[64]参见『日本人』第百五拾七号、第百五拾九号连载「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69]作为尼采研究的基本文献，高松敏男著『二一チェから日本近代文学へ』和高松敏男·西尾幹二編『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都没有提到烟山专太郎对尼采的介绍。
[70]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九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廿日，第25页。
[71]该文后署日期为1907年8月。于1908年6月发表在《河南》第5号，署名令飞。
[72][11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5页，第51页。
[73][74]参见久津見蕨村著：『無政府主義』，第2、53、114页，第4—5页，平民書房，明治三十九年(1906)十一月。
[75]久津見蕨村：「文部省とニイチエニズム(明治四十年五月稿)」，『久津見蕨村集』，東京：久津見蕨村集刊行會，大正十五年(1926)八月，第591页。
[76][77]大杉栄：「正気の狂人」，松田道雄編『アナーキズム』，現代日本思想大系16，第179页，第189页，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10月。
[78]以上统计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对目前馆藏书籍所做的分类。
[79]参见長谷川泉：「森鷗外の人と文学」，『舞姫·山椒大夫他4編』，第192页，旺文社文庫，東京：旺文社，昭和四十七年(1970)。《泡沫记》原著题为「うたかたの記」。
[80]米原雲雪：雕塑：「狂人」，『美術新報』明治三十七(1904)年一月十二日，第五版，附照片。
[81]児玉花外：「狂人の家」，第95—96页，『太陽』，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82]北原白秋：「狂人の音楽」(1908)，『邪宗門』，『明治反自然派文学集(一)』，『明治文学全集74』，第23—25页，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一年(1966)十二月十日。
[83]「時報·狂人と文學」，『文藝俱樂部』，第318页，明治三十八年(1908)十二月一日。
[84]参见北岡正子:「魯迅の弘文学院入学」，『魯迅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の中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平成十三年(2001)三月，第35—43页。
[85][86]松原二十三階堂:「狂人日記」，『文芸倶楽部』，第129—147页，第129页,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一日。
[87]ゴーリキイ原作二葉亭主人譯「二狂人」,『新小説』明治四十年(1907)第三号。本论所使用版本收在如次书中,二葉亭主人著:『カルコ集』,東京：春陽堂刊，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88]「解說」，河野與一、中村光夫編集:『二葉亭四迷全集』第四卷，第439页,岩波書店，昭和三十九年(1964)十二月。
[89]在此谨向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就此问题给予的悉心指教致以衷心感谢。
[90][91][95]無極:「狂人論」,『帝國文學』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十日。
[9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第384页。
[9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94]二葉亭主人著：『カルコ集』,東京：春陽堂刊，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96][97][99][107]内田魯庵：「小説脚本を通じて観たる現代社会」，初刊『太陽』明治四十四年(1911)二月十五日，以上引文出自稻垣達郎編『内田魯庵集』，第257页，第257页，第257页，第258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五十三年(1978)三月。
[98]参见内田魯庵：『樓上雜話』，收入『内田魯庵集』，第295页。
[100]内田魯庵：『気まぐれ日記』，『内田魯庵集』，第308页。
[101][102][103][104][105][106]幸徳秋水「廿世紀之怪物帝国主義」，飛鳥井雅道編集『幸徳秋水集』，第34页，第36页，第65页，第46页，第42页，第42页，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11月。
[108][133]登張竹風：『フリイドリヒ、ニイチエ』，『帝國文學』，明治三十四年六月至八月、十一月號，『明治文學全集40』，第297页，第300页。
[10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4页。
[110]参见石川啄木：「時代閉塞の現狀」(1910年)一文，收入『明治文學全集52』。
[111]高山林次郎：「日本主義を賛す」『太陽』明治三十年(1907)六月二十日。
[112]高山林次郎：「非国民的小説をを難す」，『太陽』明治三十一年(1898)四月五日。
[113]高山林次郎：「時代の精神と大文学」，『太陽』明治三十二年(1899)二月二十日。
[114]野の人：「国家と詩人」，『帝國文学』明治三十六年(1903)六月十日。
[115]高山樗牛：「日蓮上人とは如何なる人ぞ」，『太陽』明治三十五(1902年)年四月，『明治文学全集40』，第88页。
[116]参见内村鑑三：『基督信徒の慰』『後世への最大遺物』，現代日本文學大系2,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
[117]齋藤信策：「亡兄高山樗牛」，『中央公論』，明治四十年(1907)六月，姉崎正治、小山鼎浦編纂：『哲人何処にありや』，第437页，博文館，大正二年(1913)。
[119]参见拙文《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120]参见拙文《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
[121]两者是《二狂人》里的主人公。
[122]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第111页，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6月。
[123]中島長文：『ふくろうの声魯迅の近代』，第20页，東京：平凡社，2001年。此外，文本关系还可参见伊藤虎丸著：《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清水賢一郎：「国家と詩人——魯迅と明治のイプセ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74号，1994年3月。
[124]齋藤信策：「狂者の教」，『帝國文學』第九巻第七号，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十日。
[125][126]《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第84页。
[127]参见周遐寿：《狂人是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8][129][130][131]鲁迅：《呐喊·〈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第441页，第437页，第439页。
[132]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4页。
[134]参见董炳月对此问题的梳理，《“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第三章“‘个人’‘与个人主义’”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
[13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第245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36]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7]范伯群：《〈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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