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破晓篇》是马伯庸2022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
挽亡图存、强国保种，这是医者在清末变局中的一声呐喊。
大医若史，以济世之仁心，见证大时代的百年波澜。
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一九一〇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
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三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哪里有疫情，就要去哪里治疫；哪里有灾害，就要去哪里救灾；哪里爆发战争，就要去哪里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晚清时局的跌宕起伏，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为真正的“大医”。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
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
代表作：《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三国配角演义》。
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一九一〇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学医有什么用？能不能救中国？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了最生动具体的回答。
本书以红十字会第一所医院的成立和发展，以小见大，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医学艰难创建和发展的过程，筚路蓝缕、救民为国的艰难与曲折。
全两册大护封包装，附插图10张。
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堆锦旗、奖状，外加几张剪报和老照片罢了。赵医生估计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没说什么，呵呵一笑，带着我去了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前。
要知道，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我第一眼看到这座小楼，便感觉到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绝非仿古新建筑可比。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
果不其然，赵大夫在旁边淡淡地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建筑，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脑袋里一炸，连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楼里的展厅不算太大，里面摆放的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内容也仅限于本院活动。如果你不熟悉历史，大概会看得索然无味。但倘若参观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讲座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存进电脑，一一检视。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远超想象。创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必须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更关键的，这是个医疗题材，所以创作者还必须精通医学。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来说，实在无法完成，于是只好遗憾地把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当时我并没预料到，两个月之后，全球进入了疫情时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我的新创作中心的华山医院，再度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变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其实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也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苍生大医”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是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这些大医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曾存在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
我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那么对于当下的疫情时代，人们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点思考，更能体会医疗工作者的不易和伟大。
所以我犹豫了一周之后，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方不违本心。
为了显得足够专业，我找了几位医生做顾问，但很快发现他们帮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学艺太精。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但我要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时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抗战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ACD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
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
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Fam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