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鹏、易辛闲话说当年2023-09-1414:10发表于广东
1945年8月6日，美军B-29轰炸机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胖子”的两颗原子弹，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迅速投降，直接和间接导致了大约19万人死亡。
奥本海默改写了历史，又反对过度开发核武器。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曾上书华盛顿，觉得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毫无必要，称“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满了血”。
这为奥本海默后半段人生的起伏埋下了伏笔。战后，奥本海默因为反对核扩散和发展氢弹，遭到质疑和孤立。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原子弹之父”的辉煌与悲剧（上）》。
从“学霸”到“痴呆症”患者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德裔犹太家庭。小时候的奥本海默身体单薄，却充满活力。
他对科学的兴趣始于六、七岁期间，他的祖父送给他一些矿石标本。从那时起，他就热衷于研究矿物学。他11岁时被选为纽约矿物学会会员，一年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学最后一年，他拼命学习，以十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
青年时期，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文学、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他曾怀着好奇读完了三卷《资本论》，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和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知识面广泛到令身边的人惊叹。
因患痢疾导致结肠炎，他不得已休学一年，独自留在家中，与书为伴。为缓解儿子的阴郁情绪，父亲请人带他到西部山区疗养。有好几周，他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间漫游。从此，他的一生与新墨西哥州结缘，后来成就他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在这里。
1922年，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的才华在大学二年级时表露无遗。年仅19岁的奥本海默在给中学老师史密斯的信中说：“我努力学习，写了无数的论文、笔记、诗歌和垃圾；我去数学图书馆，阅读，去看哲学著作……”
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人相处。他有过几个朋友，但绝谈不上亲密，也从未与女孩子约会。
他曾想当建筑师、古典文学家、诗人和画家，最后决定献身科学，选择化学专业。同时，他还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甚至还懂一点中文及少量的梵文。他的兴趣太广泛，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中苦苦挣扎。
【求学阶段的奥本海默】
1925年，年仅21岁的奥本海默，拿着布里奇曼给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欧内斯特·卢瑟福的推荐信，远渡重洋来到英国，去剑桥大学攻读物理硕士，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
初到欧洲，奥本海默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卢瑟福认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化学，成绩又不突出，不肯收留他。他转投电子的发现者、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门下，结果汤姆逊交给他的实验也没有做好。
在接连被拒绝后，奥本海默只能接受比他大几岁的物理学家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成为自己的导师。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的理想彻底破灭。孤独感、思乡病，加上绝望、焦虑的情绪，很快就让他崩溃了。
1925年秋，奥本海默把一个表面浇了有害化学物的苹果放到导师的桌子上，所幸布莱克特并没有吃下它。奥本海默侥幸逃过了投毒罪名，但却免不了遭受学校留校察看的重罚。
1925年，奥本海默放弃实验室工作，并在次年转学到德国，来到物理世界最重要的学府哥廷根大学游学，跟随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学习。
他在哥廷根只逗留了九个月。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他结识了一批后来的物理学泰斗级学者，发表了几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大咖云集】
“体贴”与“粗鲁”融于一身
博士毕业后，奥本海默回到美国。借助他的论文，他在美国物理学界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得到了十几所大学的邀请。最后，他选择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任教。
很快，他就变成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细心、敏感，对学生事无巨细地加以关照。学生们在课堂上常被他的想象力和新思想击中。很多人亲切地称他“奥比”，开始模仿他的行为举止。
奥本海默是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科学家。他博览群书，口才极好，常常随口引用小说或诗歌，虽然腼腆内向，却有着良好的女性缘。从照片中也能看出，他戴着礼帽，叼着烟斗，充满魅力。渊博、浪漫的诗人性格，和严谨、聪慧的科学家特征，完美地融合在了这个复杂的人的身上。
《奥本海默传》的作者伯德这样形容奥本海默的性格：“他可以对学生、对街上遇到的陌生人非常耐心、体贴和温柔。而对于那些我们认为自命不凡、傲慢无礼的掌权者，他又会显得非常粗鲁和不耐烦。这种矛盾的性格，有时会给他带来麻烦。”
这一时期，奥本海默结识了自己终身的挚爱吉恩·塔特洛克。塔特洛克是一位女共产党员，有不错的文学素养。在她的影响下，奥本海默开始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疾苦。原本内向的奥本海默，性格色彩变得更加丰富。
当奥本海默看到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会的工作。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后半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薛瓦利埃。
薛瓦利埃是伯克利的法国文学副教授，时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绝对崇拜，在其后的五年里，他与奥本海默成为密友。
【塔特洛克】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反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几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人。除塔特洛克外，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弟媳杰基都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定期向党组织捐钱，参加活动，但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因为他对这种规模不大的组织不够信任，又非常看重个人自由，不愿受约束。
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恋情没有持续下去。1939年8月，这个钻石王老五遇见了基蒂，两人一见钟情。据说基蒂是德国元帅凯特尔的外甥女，出生在德国，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她认识奥本海默时，刚结第三次婚。她是美共党员。她第二任丈夫也是美共党员，死于西班牙内战。
1940年11月，她与奥本海默结婚，六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出生。看上去，生活无忧无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战争，也把奥本海默推到了风口浪尖。
20世纪30年代末，物理学恰好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1939年初，两位德国化学家用中子轰击铀的原子核取得成功，实现了核裂变的突破。奥本海默获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判断出，这意味着核裂变技术很可能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造前所未有的杀人武器。
一旦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功核武器，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美国等地的科学家必须争分夺秒与德国展开研究竞赛。
身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奥本海默对纳粹主义有着天生的痛恨。因此，他对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早就抱有主动参与的心态。
【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和儿子彼得】
“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如此庞大繁杂、跨学科又高度机密的大型项目，该由哪位科学家领导呢？这人在科学上要有足够的权威，最好是诺贝尔奖得主，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政治上的污点。能满足这几点的人，如劳伦斯、康普顿、尤里，都各自管着一摊事，无法抽身。
奥本海默可一条都不满足。他从来没有做过管理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实验物理学家。
更要命的是，由于他亲共，参加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各种活动，早在1941年3月28日，FBI就为奥本海默建立了第一份档案，档案中记载他参与的各类活动。其中，1940年参加在薛瓦利埃家中召开的会议，为他带来了麻烦。陆军拒绝发给他安全许可证。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属于两类人。格罗夫斯经验丰富、野心勃勃，奥本海默外表儒雅，书卷气浓。刚见面时，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这个骄傲的“书呆子”极度鄙视，给他贴上了不稳定、浮夸、自负等负面标签。
不过，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格罗夫斯发现这个人颇具创造性思维，能帮他解决问题：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能够召集一大群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为之工作；由于他的知识面异常宽广，他能知晓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并给出恰当的判断；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驱使自己和他人竭尽全力地工作，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
格罗夫斯知道奥本海默有左翼倾向，早就被FBI监视、怀疑，但他觉得，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度值得相信，而且“曼哈顿计划”需要他。
1942年8月，奥本海默被正式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1943年初，在陆军的正式要求下，FBI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调查。陆军向FBI保证，他们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技术监视，并会派专人盯梢。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
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一拍即合。奥本海默建议，他们可以筹划建设一个实验基地，用跨学科的方式处理化学、冶金、工程、军械等问题。
奥本海默甚至提出，基地需要建在美国的荒郊地带，与世隔绝，通过火车与原材料基地等地连接起来。这个设想，恰好解决了格罗夫斯对实验基地安全性的担忧。
1943年3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基地正式开放。
洛斯阿拉莫斯是个偏僻的小镇，原来只有一所简陋的小学，战争期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拥有4000个平民，2000名军人的小镇。它的三个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与分散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华盛顿州的汉福特钚反应堆、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克林顿实验室之间进行不间断地交流。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奥本海默来承担。
就在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到洛斯阿拉莫斯前夕，在伯克利担任法国文学副教授的好友薛瓦利埃告诉他，美共旧金山地区的负责者埃尔坦登试图从奥本海默处获得研究情报，好传给苏联。奥本海默当场拒绝。
八个月后，他主动向陆军安全部门报告此事，谈到了埃尔坦登以及一个中间人试图接近三位科学家这件事，但拒绝提供中间人和三位科学家的名字。
当格罗夫斯亲自询问奥本海默，谁是中间人，是哪三位科学家时，奥本海默最初还是不愿说出具体的名字。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并且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格罗夫斯继续施压，并保证不向上面反映时，奥本海默才说出中间人是薛瓦利埃。格罗夫斯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继续信任他。
这就是所谓的“薛瓦利埃事件”。出于各种考虑，奥本海默在这件事上有过几个前后不一的说法。正是这个自认为聪明的做法，后来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洛斯阿拉莫斯小镇】
“我成了死神”
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随着项目的开展，奥本海默的高昂意志和组织能力也凸显了出来。他开始让自己转型成为一名解决综合问题的、具备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学者。
他不仅对计划的每一个科学环节了如指掌，同时还在科学家和军方之间斡旋，尽力为3000多位科研工作者提供舒适的科研环境。除了工作，他还为这个实验基地设计了酒吧、餐厅、图书馆和生活场所。他人性化地宣称，参与工作的科学家可以带上家人前往，还为其中的一些女性家属提供了岗位。这些行为，都为他赢得了科学家们的尊敬。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试爆成功。8月6日和9日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了二战。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这期间，他经常应国会之邀，就原子能问题发表看法。
他的巨幅照片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朋友们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他用亲昵的语言谈到“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原来他指的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不但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公开谈自己过去的左倾经历。
当意识到美苏两国相互猜忌，一场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暗流涌动时，奥本海默开始在国际社会到处奔走呼吁，提醒人们警惕核战争的威胁，明确反对核扩散和氢弹研究，希望能建立起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以保证核威慑下的世界不要落入疯狂的境地。
【奥本海默两度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早在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以利连撒尔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简称AEC，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开发及生产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员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简称GAC。由于奥本海默的巨大声望，他被推举为GAC主席。
当苏联在1949年8月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结束。
杜鲁门政府做出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能力的决定，同时加紧考虑氢弹的研发。利连撒尔就此事咨询GAC时，GAC给出如下意见：
“氢弹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研制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研究工作将是错误的。”
“我偏偏还爱着这个国家”
只忙着发表观点的奥本海默没注意到，自己的想法与正和苏联进行军备竞争的美国政府高层背道而驰。他的直言不讳和自负，也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他在政府内部、军方，甚至科学界都树了一些潜在的敌人。
他们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了，而奥本海默对此浑然不觉。加上他常用学者的态度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说一些孤傲无比的话，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战争结束后，FBI又开始收集奥本海默的情报。1945年11月15日，FBI头子胡佛给白宫送去了关于奥本海默的情报综述，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奥本海默在1943年前的活动。除此之外，报告还说加州共产党人正试图恢复与奥本海默的联系。言外之意，作为政府顾问，掌握着国家核秘密的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1954年，奥本海默在向记者讲解他的黑洞理论】
1946年6月，FBI决定首次调查“薛瓦利埃事件”。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同时审问薛瓦利埃和埃尔坦登。两人的说法基本相同：埃尔坦登1943年时提到了向苏联传递科学情报的可能性，薛瓦利埃将这一消息告诉奥本海默，遭到奥本海默的断然拒绝。但薛瓦利埃强调，他在向奥本海默提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有提到埃尔坦登的名字。
FBI接着又讯问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讲述了与薛瓦利埃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他强调，之所以“胡编乱造了一个故事”，完全是为了保护薛瓦利埃。
FBI质疑奥本海默在“薛瓦利埃事件”上反反复复的不同说法，认为里面一定隐瞒了真相。为了能证实他们的怀疑，FBI决定对奥本海默进行一次公开而广泛的调查，并重新实施监控。
结果，16天的监控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22位受访者全都用热情的口吻谈论奥本海默的忠诚和他的爱国。即使是奥本海默后来的反对者施特劳斯也赞成给奥本海默特许权。胡佛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但是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丝毫未减。
那么，该如何构陷一位具有公众威望的科学家呢？在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出他可能与苏联有瓜葛的迹象。在那个“麦卡锡主义”盛行、左翼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年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运动曾在全球盛行，共产主义思想也成为年轻人中最流行的思潮。奥本海默成长于那个年代，他的朋友和亲属圈子里有很多共产党员。虽然奥本海默没有像他们一样成为党员，但他属于与左翼知识分子走得很近的那一批人。
《奥本海默传》作者伯德说，根据现有的资料，奥本海默仅仅是“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在战争期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个一贯以自由为先的、骄傲的知识分子，目前看来，只能说是他心中朴素的爱国情怀。
《奥本海默传》中提到，在奥本海默受到审查的时期，同为犹太人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和他长谈，劝他离开美国，但奥本海默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还爱着这个国家。”
【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办公室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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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鹏、易辛闲话说当年2023-09-2017:56发表于广东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30分，美国新墨西哥州三一实验场30多公里外，罗伯特·奥本海默看见了他此生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地平线上一道巨大的白光闪过，渐渐地，白光变成了耀眼的黄橙色的火球，夹杂着火焰和黑色尘埃，不断向上翻滚。这就是著名的“三位一体”试验。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当时他心中闪现出印度经典作品《薄伽梵歌》中的句子：“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1953年12月21日，奥本海默的人生失控了。那天下午，奥本海默收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的指控信，称他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信中还有不少涉及政治的指控。
政治，是奥本海默曾经感兴趣，一度涉足，却最终失败的领域。而他在政治上失败的标志，就是一场被后世称为“奥本海默案”的听证会。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原子弹之父”的辉煌与悲剧（下）》。
告密者就能免受怀疑？
奥本海默不是第一个受到指控的科学家。1948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公开攻击时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的物理学家爱德华·康顿。
奥本海默没有像别人期待的那样，挺身而出支持在洛斯阿拉莫斯曾短暂做过他助手的康顿。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起了一个支持康顿的餐会，奥本海默没有参加。
私下里，奥本海默表达了他对于所谓忠诚安全体系的担忧。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表现却中规中矩。
1948年秋，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位成员因在过去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事上说谎而遭到原子能委员会（AEC）解雇时，奥本海默并没有加入推翻AEC决定的行列。奥本海默反对忠诚安全体系的侵蚀，但态度让人费解，在“彼得斯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伯纳德·彼得斯出生于德国，在纳粹执政时期惨遭迫害，被关入集中营。从集中营出来后，彼得斯来到美国，机缘巧合下成为奥本海默的学生，跟随老师参加原子弹计划，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战后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
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就发现这个学生思想非常激进。他告诉曼哈顿工程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分子，相当左”。
当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就彼得斯是否曾加入共产党之事让奥本海默作证时，奥本海默将他所认为的关于彼得斯左倾的事实和盘托出。他还说彼得斯曾谴责加州共产党组织无所作为，因为该组织没有完全献身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
虽然彼得斯极力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代，这份证词足以宣判他的社会性死亡。
【奥本海默（左三）在洛斯阿拉莫斯】
让奥本海默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被泄露给了报社。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担心彼得斯会因此失掉工作，对奥本海默提出严厉批评。
奥本海默后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撤回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说他以前所说的都是错误的。
康顿对奥本海默的表现非常生气。1949年6月27日，他写信给奥本海默说：“我怎么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委员会这么说，为此我难以入眠。人们不得不想，你是如此愚蠢，以为你成为一个告密者就能让你自己免受怀疑。”
康顿的这封信被FBI截获。后来，在1954年1月，FBI送给奥本海默的对手施特劳斯这封信的副本，声称是由“一个可靠的线人”提供的。施特劳斯将之用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对奥本海默的动机和行为表示深深的怀疑。
书生意气埋祸根
刘易斯·施特劳斯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与奥本海默一样，他也出生在犹太家庭，但他们对待犹太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
高中毕业后，施特劳斯靠卖鞋为生。1917年，年仅21岁的他攀上高枝，成为赫伯特·胡佛的助手，后者在1928年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靠着胡佛的帮助，施特劳斯在华尔街发了大财，二战中加入美国海军，晋升至少将。
施特劳斯出生于南部，讲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终生以此为荣。他野心勃勃，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自以为是，几近病态。另外，他脸皮厚、性格急躁，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变态心理。
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同事这样说他：“如果你在某件事上与他意见不一，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傻瓜；如果你还与他看法不同，他会认为你肯定是个叛徒。”
【1959年的刘易斯·施特劳斯】
尽管如此，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关系本来还算过得去。但奥本海默在1949年6月13日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次发言，却彻底地将可能的盟友变成了永远的敌人。
施特劳斯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对自己的科学知识却特别自信。当时，他天真地反对美国对某种放射性同位元素的出口，认为它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制造核武器。
就像在伯克利当老师时那样，每当听到比较愚蠢的问题时，奥本海默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轻蔑。为了奚落腹中空空的施特劳斯，奥本海默说，如果这种放射性同位元素对制造原子弹有用的话，那么一瓶啤酒、一把铁铲也会有用。
施特劳斯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羞辱，难堪到了极点。尽管他表面上努力保持镇静，但内心里已开始琢磨如何找机会报复这个人了。
书生气的奥本海默，以为当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GAC）的主席，就有了尚方宝剑，总是扮演着严厉的判官角色，执法甚严，因而得罪了不少合同厂商。这些人没法像以前那样发财，怨气自然不打一处来。
而在这些厂商背后，又是相应的军种。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成功后，将几个独立军种合并为国防部。新任国防部长准备大幅削减开支，引起各军种之间的殊死斗争，对任何可能危害他们地位的行动和建议特别敏感。
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发展氢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何时开展研究，要花多少的经费，甚至合适的氢弹研究方法是否已找到等等，都还是问题。
因此，即使在杜鲁门颁布命令后，还有不少科学家继续唱反调。正在此时，“富克斯事件”被曝光了。
【英国物理学家、苏联间谍富克斯】
捕猎网正在收紧
克劳斯·富克斯是出生在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希特勒上台后移居英国，在布里斯托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到爱丁堡大学随马克斯·玻恩工作。二战开始后，他作为德国侨民被软禁，在玻恩的干涉下才解禁。
1941年，他参加由鲁道夫·佩尔斯领导的英国原子弹研究计划，期间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认为作为盟国的苏联理应能够获得英国的研究情报。
1943年，他随佩尔斯赴美加入“曼哈顿计划”。在这期间，他将有关情报传给了苏联。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与美国投放在长崎的“胖子”都非常相像。人们普遍认为，这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
1946年，富克斯回到英国，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在受到怀疑后，1950年1月，他交代了所有的事情，同年3月1日被判有罪，获刑14年。
“富克斯事件”对美国政坛造成了强烈冲击。当时坊间传言，在“曼哈顿计划”中还有一个潜伏的共党分子，两名间谍和苏联里应外合，出卖国家情报。另外一个人是谁，该不会是奥本海默吧？
调查人员马上讯问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为什么要让奥本海默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格罗夫斯回复，他知道奥本海默的过去，但他考察过奥本海默的档案，觉得“我们需要他”，因而给了他特许权。
格罗夫斯的解释并没有消除FBI的怀疑。他们正在收集资料，包括再次约谈奥本海默的反对者。捕获奥本海默的网开始收紧了，其导火索是博尔登的告发信。
威廉·博尔登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他是坚定的氢弹支持者，早在1950年就对奥本海默充满了怀疑。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1952年，博尔登致信杜鲁门总统，建议总统不要再任命奥本海默为GAC委员。在强烈反对意见中，杜鲁门让奥本海默届满后不再连任。
但奥本海默仍是AEC的顾问，同时也在其他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这意味着奥本海默仍有巨大的影响力，能接触到国家的核机密。
1953年，博尔登的处境不佳。他在国会的支持者、参议员麦克马洪去世了。刚刚控制了国会的共和党想任命一个共和党人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必须走人。而且，由于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里一部分关于氢弹史的最高机密丢失了，让他的名誉受损。白宫的一些顾问认为，文件的丢失表明存在间谍和叛国行为。
博尔登很无奈，有口难辩。他深信，只有除掉奥本海默，才有可能为自己在军方挽回一点同情。
奥本海默的人生失控了
在列举了大量所谓“事实”后，博尔登得出一个让人胆寒的结论：“在1939年至1942年中期，奥本海默太有可能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信中说，“他要么自愿给苏联提供谍报，要么遵照苏联人的意愿行事。更有可能的是，他自此成为一个间谍，并在苏联指使下行动”，从而影响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FBI和施特劳斯也知道博尔登的指责从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指责与他们的担心和怀疑却暗中吻合。当FBI将博尔登的指控信送呈白宫后，引起了高层的震动。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1953年12月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了中止奥本海默安全特许的命令，令他失去了获取机密性文件的特权。
同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博尔登的信“没有提供太多新的证据，仅可表明作者对回溯到30年代的所有证据做了长期、细致的分析”。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奥本海默真是不忠诚的，那他就已经做了最坏的事了。
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国外访问。有人担心，如果奥本海默一旦知道这一消息，很可能会叛逃。最好的办法是举行一次听证会，但即使是施特劳斯也对此犹豫不决。
施特劳斯被任命为新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主席。他强调在他的任内，一定要结束AEC对奥本海默的依赖，并命人起草了一封正式的控告信。
1953年12月21日，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见面。他希望奥本海默能选择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没有当场做出决定。第二天，奥本海默回应，拒绝了辞职的建议。接下来的几个月，施特劳斯继续施压，但奥本海默的律师持强烈保留态度。他们担心，辞职可能会被解读为承认有罪，而且这类消息肯定会被泄漏出去。
奥本海默的律师提出条件：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放弃听证会，让奥本海默的合同在三个月到期后自动中止，也遭到了施特劳斯的拒绝。事情陷入了僵局。
【1954年4月，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
被拉下神坛的“普罗米修斯”
施特劳斯雇用强硬的律师罗卜做AEC的首席检察官，此人曾为了获得证据而不惜施用诡计。
在施特劳斯的授意下，AEC总经理尼科尔斯任命了三位奥本海默的反对者担任听证会安全委员会成员。这三人是曾任陆军部长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格雷、原斯佩里公司主席摩根和芝加哥西北大学教授伊万斯。
听证会上，31位证人中的大多数都做出了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在听证会前就给国务卿杜勒斯写了一封信，说：“我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丝毫半点的怀疑。”
1954年4月20日，在听证会上，科南特强有力地提出了支持奥本海默的证词。他说，如果因为反对研制氢弹就定罪，那么他自己早就有罪了。他热情洋溢地为奥本海默的忠诚背书，说奥本海默虽不是他的朋友，但他对这位“原子弹之父”只有崇敬与尊重。
在反对奥本海默的极少数人中，包括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其中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对奥本海默的伤害最大。
当被问到奥本海默是否具有安全危险时，泰勒答道：“从很多场合，奥本海默博士的行动――我这里指的是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不一致，他的许多行动让我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对这个国家生命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
经过十天休会，1954年5月27日，安全委员会做出裁决。三位成员一致认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问题，而在安全危险方面有所分歧。
摩根和格雷认为奥本海默有安全危险，伊万斯对此持有异议。施特劳斯没有料到伊万斯会临阵反水，这个二比一的结果让他感到意外。在施特劳斯的高压下，总经理尼科尔斯提醒AEC的五位委员不要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施特劳斯还不惜采用贿赂手段，让其中的一个委员从赞成转为反对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
1954年6月29日，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五位AEC委员进行投票表决，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的有四人。
最终，AEC判定，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没有问题，但因为所谓“性格缺陷”以及他年轻时和共产党人密切的交往，他的安全许可必须被撤销。这意味着奥本海默不能再进行任何涉及机密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原子弹之父”被原子能委员会扫地出门了。
公开的决定没有提到反对氢弹的事。这是想给人们一个印象，奥本海默不是因为反对氢弹才有安全危险的。但是，氢弹问题在委员们观点的形成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6月中旬，AEC委员朱克特将听证会的一份摘要丢失在火车上。尽管文件很快就被找到，施特劳斯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将整个听证会的记录公之于众。这样做无疑违反了规定，但出于私心，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充分地羞辱奥本海默，使之一蹶不振。
施特劳斯不满足于毁掉奥本海默的政治前途，还想破坏他的学术生涯。他利用校董的身份煽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其他校董，想要免除奥本海默的院长职位，可是没有成功。
听证会彻底摧毁了奥本海默。庭审记录被曝光，包括婚外情等道德污点全部外流，令他身心俱疲。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陷入一场事先策划的构陷活动中，对方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拉下神坛。
他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但已失去了往昔的欢乐，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白了。他还应邀到处演讲，但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
【晚年的奥本海默】
迟到的平反
这场听证会没有赢家。施特劳斯、泰勒、博尔登的后半生和命运都与这场审判连在一起。
施特劳斯没有料到，自己也成了被羞辱的对象。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原因是他在任AEC主席期间，将保安规程作为手段来对付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没能如愿当上商业部长，从此远离公职。泰勒的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科学家们哪怕只言片语的回应，但他像贱民一样遭到科学界鄙视。博尔登当时还年轻，没有料到自己的行动对前途的影响。听证会后，他就从华盛顿政坛消失了。
对奥本海默的审判,造就了一场空前的危机。由于奥本海默在美国知识界的地位，他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科学家的强烈声援。在他们眼中，奥本海默成了科学的殉道者，一个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科学家典型。
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生气。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因而感同身受。爱因斯坦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很快就被年轻的物理学家超越，并被不再需要他的政府抛弃。
他劝奥本海默辞职以示抗议，或干脆离开美国。但是奥本海默没有听从爱因斯坦的劝告。爱因斯坦后来意识到，奥本海默是对的。他对好友范托娃说：“奥本海默不是像我一样跟个吉普赛人似的；我的皮肤生下来就像大象一样厚，没人能伤害我。”而奥本海默显然不同，他太容易受伤害、受胁迫了。
也许是斗争之下心灰意冷，也许是政治权利被剥夺后的身不由己，奥本海默的晚年在各国游历与教学写作中度过。直到50年代末，随着“麦卡锡主义”逐渐消亡，奥本海默昔日的盟友走近权力中央，他才象征性地回到了主流视野当中。
1963年，本来计划由肯尼迪总统亲自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这是一个授予核物理学家的终身贡献奖。但由于肯尼迪遇刺，改由约翰逊总统来授。这种仪式似乎有某种平反的意味，但实际并不尽然，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约翰逊总统为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
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中显露出的卓越才能和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分别代表了他一生的“辉煌”和“悲剧”。1967年2月18日，奥本海默这位20世纪的伟大科学人物在喉癌的病痛中与世长辞。
直到2022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才宣布，推翻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对“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撤销安全许可的决定，正式为奥本海默平反。至此，“奥本海默案”才算尘埃落定。
奥本海默的一生，曾走到世界的顶点，却又急转直下，郁郁而终。
有人说，奥本海默落得如此境地纯属咎由自取，他不可一世的傲慢和口无遮拦的话语葬送了自己；也有人说，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错误的国家产生了所谓的“异端”信仰。
奥本海默的悲剧说明，自由民主的画皮下，满是嫉妒、偏见、阴谋。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既没有增加国家安全，也扭曲了自然科学的真正发展道路。
从施特劳斯在“奥本海默事件”上的作为，可以看到所谓“程序公正”是如何遭到无情的嘲弄的。多少人假借“民主投票”的原则,将自己的意愿掺杂进来。只要整个社会缺乏阻止施特劳斯之流滥用权力的内在机制，“奥本海默事件”就会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