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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博物馆东北图书馆建馆70周年忆父亲王修（一）
作者:王积江
这两年恰逢东北博物馆（现为辽宁博物馆）和东北图书馆（现为辽宁图书馆）成立70周年，也是先父诞辰110周年和去世三十周年。
很多同志都知道：解放前后东北地区在文博图档等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是与拥有林枫、高崇民等具备超前战略眼光的领导密不可分的，而带领同志们具体干出来的人是王修。东北成为新中国文博图档等领域最重要的发祥地，王修同志的贡献甚巨！这得益于他的信仰及责任感、修为、品格和意志。
徐秉琨老先生让我写写先父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斗终生的传奇经历，以使后人了解并继承发扬前辈那种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的精神。以我所掌握的资料撰成此文，力求在还原真实历史中叙述一个原汁原味的“王修同志”，就教于先父的战友们和专家学者。
苦难的童年·奋进的青年
先父王修1908年出生于山东黄县（现为龙口市），原名王衍思、王鹏，字适奚、西溪，号柿园（取柿有七德之意）。我曾祖父教私塾，祖父经商但英年早逝。家父靠半工半读毕业于黄县崇实学院（中小学），又靠自修而博学。黄县是徐福故里，自古文化发达，民风淳朴而开化，是最早兴办女学的地区之一，先母王宾亭就毕业于“王氏女校”，后来在“崇德女校”教书。黄县中小学教员更是思想活跃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特殊群体，这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父亲的两位师友，一位是王纯大爷爷，解放后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无儿无女，想认我为干儿子，以便老两口百年后好把积蓄留给我，被我父亲拒绝了。另一位是我的本家爷爷王纬仲，他父亲是我们太原王氏族长，他参加革命了，不愿意戴那个有封建色彩的族长桂冠，而去当了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我父母受此环境影响成为思想先进的革命者。后来参加革命的王子仪同志在《回忆王修同志和王宾亭同志》中说：“王修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自幼勤学上进，自强不息，自学成才，知识渊博。我在崇实小学一年级时给我授课。他对学生平等，教课严谨认真，态度和蔼可亲，成为（传播）“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先父母的婚姻也是由于我母亲的族长看了家父的求婚信后说：“就冲着这笔字，这婚事定了！”他的薪酬每月有五十块银元，当时一银元可买一袋洋面，在黄县属于高薪。但“七七事变”一爆发，先父毅然将老母托付给蜜月中的娇妻，奔赴延安投入革命洪流。于1937年8月在三原步兵学校入伍，9月转入陕北公学，次年1月在北方局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晋西南和晋绥
1938年在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主办区党委油印的机关报《五日时事》。有位父亲当年战友阮迪民叔叔跟我说：“老王修刻蜡板时创造的一种字体很漂亮！整个根据地都向他学，后来大家叫它晋绥体。”实际上是父亲改造了的另一种仿宋体。
红色历史学者、集报家王海勇在《抗战时期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创办的〈五日时事〉报》一文中说：《五日时事》报除了在宣传报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外，还在报纸的印刷出版方面，刻写精致，独创了印刷字体，成为了敌后根据地早期抗日报刊的样板，而令人称道。
主编王修亲自从事刻印工作，是刻印技术的高手，除了能刻印大标题字、报头、漫画外，还能搞彩色套印，还有印破版的高超本领。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印大标题、漫画，尤其是报头，能够同石印的效果差不多，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尖锐的铁笔在蜡纸上划出来的是细细的笔画，刻小字没问题，但刻写大字和有浓墨物体的漫画等，就得用铁笔划出一道道细线来组成。这些细线必须是一道道紧挨，线与线之间不能有间隙，否则就会印出白道来，但又不允许有一笔重叠，如果有一笔重叠，脆薄的蜡纸就会破裂，印刷时就会从这里坏版而漏墨。一个粗大的笔画需要划几十道细线才能划出，而且必须一气呵成不得有轻有重。这样印出来才能像石印或铅印一样，墨色黑而均匀，看不出铁笔细线的痕迹。《五日时事》这样的刻板技术，每张蜡纸能使每期报纸印到5000份以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创造了蜡版油印的历史记录。
标题字一般是用仿宋体，这种字体是由王修首先刻出来的。小字则用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张友清首先刻出来的魏碑体蝇头小楷。这种字体在蜡版上刻写起来，偏锋平，拖顿挫不多，非常顺手，字形也很秀丽。这些字体后来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油印报的标准字体，并且传播到其他根据地。今天，我们电脑里的仿宋字，魏碑小字，就是王修和张友清创造的，知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由当年的晋绥抗日根据地传下来的。
“毛泽东题”上报头的《五日时事》
陈力丹
毛泽东为数十种党报题写过报名，唯一在报头上留有“毛泽东题”落款的报纸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油印《五日时事》报。
1937年11月,八路军115师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临汾落入日寇手中，中共北方局转移至太岳地区，并在晋西南地区成立区党委，领导同蒲路南段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地区的工作，晋西南区党委书记为林枫，党委宣传部长张友清。为能及时传达中央政策和区党委的指示以及报道战争形势，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创办一份报纸。由于日寇不断扫荡，党委机关经常处于游击环境中，所以报纸只能油印。原中共北方局负责油印的两位同志已调走，林枫决定由王修主编这份报纸。1938年5月25日，中共晋西南区委员会机关报《五日时事》在山西省孝义县张家庄创刊。该报8开2版，每月5日、10日、15日、20日、25日、30日出版。创刊号至49号，报头是横排黑体字。《五日时事》的历史可以分为张家庄、兴县、神府县杨家沟村三个时期。
王修后来回忆写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在“移驻泰岳后曾来信嘱张友清部长赠我一元钱买鸡吃，当时惊为殊荣！亦因其独角戏之一点微劳也。……39年彼去延安时，毛主席既表扬《五日时事》，张闻天书记指定将编《五曰时事》之人调中央，稼老（张稼夫，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则谓：若调此人，《五日时事》即无人能干，只有停刊，考虑此一情况，其事遂作罢。”
在张家庄后期，王修有了一位助手小张，负责刻报上的小字和印刷，大家管他叫“油张”，名字反倒忘记了。（韩乐风同志说“油张”本名张孝骞）报纸有了两个人的分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不幸的是，党委机关通过汾离公路封锁线时“油张”失踪，一直下落不明。报纸工作再次由王修一个人承担起来。
晋西南区党委在向晋西北转移的途中，16岁的小伙子杨章被调来搞印刷，很快成为王修的得力助手。这时晋西南区党委与晋西北区党委并为晋西区党委，《五日时事》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继续出版。1940年春到达晋西北后，报社安定下来，又调来了负责刻小字的彭成，报社有了三个人，这是《五日时事》人员最多的时候。
1940年初的晋西自卫反击战中，八路军缴获了阎锡山赵承绶部的一个印刷厂，区党委决定在黄河西陕甘宁边境内的神府县杨家沟村建立印刷厂，《五日时事》改为铅印出版。报纸改为横版时，毛泽东曾再题一个横写的报头。
1940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出版，这是一份日报，故原来的《五日时事》停刊。《五日时事》持续两年零四个月，出刊230期，最多时期发量达到3万份。
《五日时事》主编王修，1908年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别新婚不足一月的妻子，从山东奔赴延安。在三原八路军步兵学校学习一个月后转入陕北公学，1938年入党。1938-1940年主办《五日时事》。随后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社长，主办《晋西大众报》。1945年他随大军进入东北，成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创建人之一，被誉为“人民图博事业的先驱”。1988年王修在西安逝世。
王海勇创办的“三晋革命文献馆”收藏有1939年8月31日第86期五日时事报，据说是唯一一份被私人收藏的五日时事报。刊发其照片以飨读者，毛泽东龙飞凤舞的竖版题词、《苏德条约》及其社评均历历在目，读者还可一睹“晋绥体”风采。
时光荏苒，当年曾经“辉煌”的《五日时事》随着抗日战争硝烟的散去也悄悄地隐进了历史当中。但我有幸在山西稷山县档案馆目睹了几十份保存下来的《五日时事》报，那些或娟秀或苍劲的字迹，那些漫画和地图，那些醒目的红蓝大标语把我带到了炮火纷飞的战场。手捧报纸，分明感到那上面有我父亲刻蜡板时和杨章叔叔印刷时留下的体温，分明看到那上面有郑思远叔叔发行《五日时事》时滴下的汗水。历史不应被忘记，更不允许被篡改！先烈们的浴血奋战换来了民族的复兴，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随着档案的解密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出来，毋庸讳言，抗日时期几场大会战都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打的，于是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共产党军队见了日本鬼子就跑，只关心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之所以出现此说法，咱们宣传自己抗战的真实历史严重不足是重要原因！更加荒唐的是用大量纯娱乐的“抗日神剧”代替之，引起民众的不满，给这种谬论以可乘之机。我觉得发掘五日时事报就是宣传抗战的真实历史，于是我到稷山县档案馆复印了那四五十份《五日时事》报，当我要交复印费拿走复印件时，稷山县档案馆长接到运城地区档案局长电令：“五日时事报是咱们的资产，不得扩散！”呜呼！不让宣传共产党抗战的真实历史，这在客观上不正配合了别有用心的谣言吗？
《面向大众的通俗化抗战报纸〈晋西大众报〉》
《晋西大众报》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张通俗报纸，也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较早的通俗化报纸之一，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区、村干部和农民。
“晋西事变”后，晋绥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共晋西区党委在筹办《抗战日报》的时候，也筹备着《晋西大众报》的出版。《抗战日报》于1940年9月18日创刊，《晋西大众报》也跟着在同年10月26日诞生了。《晋西大众报》是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实际上出版社和报社是一个单位，挂着两块牌子，报社社长王修也即出版社负责人。出版地点，报纸上标的是“山西兴县”，实际上是在黄河西岸的陕西神府县的杨家沟村创刊的。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将军为报纸题写了报头并留了落款（图一为出版于1944年8月26日第195期《晋西大众报》）。报纸初期为周刊，4开单面2版，既便于展开看，又便于张贴，每期发到农村，除了传阅，还把它贴到墙上，让更多的人看。1944年11月30日，改出五日刊，仍为两版。从1945年6月5日第245期起，更名为《晋绥大众报》，开始双面印刷，4开4版。一版要闻、社论、专论；二、三版是地方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农业科学知识、卫生常识等，改版前的第二版和现在的第四版是文艺副刊。
《晋西大众报》除做到大众化、通俗化外，报纸的副刊和专栏办得也很有特色，很有影响。原来的第二版和更名后的第四版，基本上是个综合性质的副刊，它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经常登载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有章回小说、大鼓词、快板歌谣、民间故事、模范人物故事、连环画、农家谚语、谜语、笑话、小演唱等。如从第一期创刊号开始，连载编辑邵挺军编写的《世界大战记》，就是用群众所喜欢的章回小说体载，大战记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过，内容从1939年“希特勒算旧账、张伯伦赔老本”写起，一直写到1945年“希特勒德国最后完蛋，在柏林签署投降条约”。这篇大战记是根据新华社在当时发布的新闻稿和《抗战日报》发表的国际消息综合改编而成，每回约六、七百字，还经常配有漫画。这里顺便列举一下大战记头一回的标题《希特勒算旧账，张伯伦赔老本》下面配的一首引子诗：“如今世界乱纷纷，强盗四处来杀人，若问大战从何起，帝国主义是祸根”。接着便讲开了故事，让群众读了不觉得枯燥和难懂，而且还很爱看，使读者在有趣的阅读中了解了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而最让《晋西大众报》出名的，则是它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的《吕梁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是我国最早描写敌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真实反映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吕梁山区民兵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原型来自于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上的英雄人物。
1944年12月7日，晋绥边区在黄河西岸神府县的王家庄召开了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有751名英雄人物出席了大会。会议一直到1945年1月6日各路英雄离开大会，才正式结束。现向读者展示一期出版于1945年1月15日的《晋西大众报》。这一期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群英大会发表宣言》的内容。除此之外从一版到四版还刊登了32位特等英雄的木刻头像。（见图二至图五）
会议期间《晋西大众报》编辑部全部人员住在群英大会上，既是报社记者，又是大会工作人员。马烽和西戎他们负责为会议办油印《会刊》，期间结识了出席会议的英雄人物，积累了民兵英雄对敌斗争的很多材料。群英大会结束后，他俩背着“一书包”材料回到报社。这几百个民兵英雄的事迹，在报纸上无法一一介绍，于是报社决定由马烽和西戎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编写成群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的连续故事，在报纸上分期连载。他们写一回，报纸在副刊上就登一回。于是，《晋绥大众报》从1945年6月5日更名后的第一期开始，连载到1946年11月20日结束，一共95回。
2014年11月王海勇写于三晋革命文献馆
《向敌占区同胞发出的〈祖国呼声〉》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艰苦的年代，日寇除疯狂的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进攻外，还在其占领区大搞所谓的“政治、治安强化运动”，在残酷镇压反日力量的同时，加强“奴化”宣传教育。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和各种欺骗宣传，向敌占区同胞报道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真相，进行抗日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创办一种专门给敌占区同胞阅读的报纸，这就是《祖国呼声》的前身《正义报》（为前后叙述方便，以下有的段落就统称《祖国呼声》）。
据有关资料记载，《正义报》于1942年2月2日正式创刊，8开4版铅印小报，每半月出版一期。但笔者现藏有一期《正义报》，是出版于1942年7月10日的第五期。如此看来的话，《正义报》应在5月份创刊，而非2月份（见图一）。该期报纸在报头的左侧，印有“正义报社出版”的字样。这个机构并不存在，实际上是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主办的，社长即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负责人、《晋西大众报》社社长的王修，主编是王大风，后来是张友。由于斗争坏境的残酷复杂，报纸携带不便，不利于在敌占区传阅，不久就将该报改为32开期刊形式发行。当时根据地处在敌人和阎锡山晋绥军的包围之中，物质条件很差，纸张非常缺乏，一般书报都是用边区的自已制造的草纸印刷。晋西区党委但对《正义报》则给予了特别重视，专门搞来一批白报纸和连史纸供其使用。因此，在党组织的重视和帮助下，《正义报》的发行量也由开始的一两千份增加到三四千份。1943年正值晋绥边区进行整风，编辑人员都去参加学习，《正义报》停刊。
1944年4月《正义报》复刊时更名为《祖国呼声》，期数另起，但仍为32开半月刊。该刊封面的上方是手写的“祖国呼声”四个大字，非常醒目，刊名的右下部，绘有一八路军战士，左手持枪，右手前伸，面向铁丝网内的敌占区，发出呼唤。生动的剪影造型，与刊名十分吻合，极具感召力。（见图二笔者收藏的出版于1945年1月1日的第17期《祖国呼声》）。《祖国呼声》封面标有“祖国呼声社出版”字样，但实际上这个机构也不存在，还是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主办。据有关资料记载，《正义报》是于1943年3月更名为《祖国呼声》的。但现见有出版于1944年4月16日的第二期《祖国呼声》实物，因此笔者认为第一期《祖国呼声》应是1944年4月1日出版，不大可能存在1943年3月更名出版一期就停刊，到1944年4月16日才复刊出版第二期的情况。
纵观现见到的《正义报》和《祖国呼声》，它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向敌占区同胞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苏联红军反击德国法西斯，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党专政、残害敌占区同胞的行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租减息和奖励生产等政策；介绍抗日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等。并且通过该刊还向敌占区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他们坚持正义，坚持民族气节，坚决同敌伪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祖国呼声》的发行，对鼓舞敌占区同胞坚持抗日战争、争取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4年10月王海勇写于三晋革命文献馆
下面发表三晋革命文献馆馆藏的1945年1月15日出版的晋西大众报第218期和1944年8月26日出版的晋西大众报第195期，以及1942年7月10日出版的正义第5期。晋西大众报上有群英会宣言、带画像的英雄榜、冬学扫盲、农业生产（甚至有治牛病的十三种办法介绍）、国内外战况等。正义报上的《坚持敌后抗战第五周年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一文用毙伤敌军、敌伪军被俘及反正、缴获敌军武器等大量数据，有力地戳穿了敌人的反动宣传，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战斗志。令当年发行这期正义报的先辈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数据在70年后还能像一面高悬的照妖镜，让“整个抗战时期，被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打死的日军只有五百多人。”的谬论现了原形！
现在我家还珍藏着当年贺老总送先父的一床手织线毯，黄白混色的手纺线粗细不一，一看就是大生产运动的产品，也不知道是不是贺老总亲手所织。想必是贺老总奖励给我父亲的，那是又一次“惊为殊荣”。
在东北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遣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去抢占东北建立根据地，父亲随林枫同志历经一个月的急行军到达东北。这一路的艰险后来父亲只跟母亲说了过同蒲路的经过：铁路沿线还是敌伪控制，干部团和警卫部队混编成一路纵队趁夜间偷越封锁线。还有民兵在远处装作破路敲铁轨掩护，但是大部队的行动还是被发现了，于是枪声大作。我父亲身前身后的两个警卫战士中弹倒下了，父亲成了幸存者。
到东北后，父亲先在大连接收了满铁图书馆并更名为“中长铁路图书馆”，该馆搜集有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各种情报，它实际上是日本侵华的资料库。次年，父亲在东北文教委委员兼社会文教处处长任上时，编写了第一套以马列主义历史观为纲的文化课本，在此期间还编写了京剧剧本《开天辟地》。
档案文献学家，原辽宁省档案局局长兼辽宁省档案馆馆长孙成德在纪念清宫散逸书画入藏辽博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保护历史档案，在辽宁省档案馆现保存明代兵部档案、辽东察院和山东备倭都司档案共1080卷，这些明档是建国初王修同志组织整理沈阳故宫所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使用的信牌袋里和屏风上发现并揭取下来的，故明档也习惯被称为“信牌档”和“屏风档”。当时在东北文物管理处主持工作的王修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次有人在信牌袋夹层中发现有明代存留的档案，他立即亲自组织人进行仔细检查，结果发现了这些档案，其中有戚继光签批的公文，弥足珍贵，已被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原国民党“国立沈阳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历史文献专家金毓黻在《沈阳故宫新发现的明代史料》中说：上述两种明代档案“是在沈阳解放后发见的。沈阳解放后将旧有的沈阳博物院改建为东北文物管理处，主持处务的是王修先生。至于发现这批史料，是在王修先生领导之下，經处内职員战效忱等特别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提起这一大批史料来，我觉得万分惭愧！因为我在过去一年零八个月之中，曾负起筹备沈阳博物院的任务，乃于摆在面前的重要史料，不能够早早发现，竟等王修先生来领导的时候才得到具体结果，这就是我们做事不努力的证明。”
金毓黻先生上世纪60年代去世后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进大门右手边（东侧）第一排，先父安葬于半山腰的玉岑园，与金老成了邻居，在天国碰面时二老会再谈起信牌档和屏风档吗？
在工作当中父亲能身先士卒，尽管当时肺病到吐血，仍是事必躬亲。发现文溯阁《四库全书》有缺本缺页，马上发动大家清点，并想方设法补足使之完善。大事抓住，小事也做好。比如不但亲自编撰《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甚至连图书文物编目和上下架都亲自参与。当年父亲堪称“日理万机”，但有一次他发现阎光谱同志没把门上的挂钩挂好，亲自批评了他。1997年阎叔叔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你父亲的工作能过细到一个挂钩！”他在工作中还敢于并善于创新，贯彻群众路线团结新老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专家的作用，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搞“生产工具演进史展”，就是佟柱臣、李文信二位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和留用的日本专家森喜郎一起编撰的，而且是适应新形势的创造并被广泛借鉴。“1949年、1950年、1951年连印三版，多达数千册，仍是供不应求。”（见孙学孟《东北三大名馆开创者王修》）发挥了巨大作用。东博首创讲解员制度（见《辽博四十年大事记》）和东图的流动图书站都是解决了实际问题的创新。流动图书站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重视和推广。
建立东北图书馆网及博物档案事业打基础
父亲说过：“我在东北建了个图书馆，郑振铎他认可这个，曾想把东北图书馆升格为国家图书馆。”
据1990年第四期《辽宁文化志资料汇编》载：抗战胜利后王修来到东北。1946年在大连任中长铁路大连图书馆（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后去哈尔滨，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主管社会教育，他编写了东北解放区第一套文化识字课本。
现在摘抄2005年11月4日林耿耿（林枫同志的女儿）采访赵琦同志（原辽图馆长）的部分记录，在座的还有赵琦的先生刘发（刘发同志于今年春节跌了一跤不幸去世）和前辽博馆长徐秉琨同志。
赵琦：《聊斋志异》手稿是通过林枫这条线征集来的。后来《聊斋志异》传的乱七八糟，《清明上河图》也传得乱七八糟。杨仁恺一祸害，别人都成了不了解情况，他成了原始，最了解情况的人。
林：5月底从长春伪皇宫拉出来的文物、书籍。
林：从哈尔滨搬到沈阳来的时候，大致有多少书？
赵：那时在哈尔滨图书馆就有15万册。从哈尔滨搬到沈阳时，15万册书中还留给哈尔滨大约有四、五万册，搬来有十多万。
赵琦同志说的“传得乱七八糟”，除刘发同志所说去银行金库淘宝一说以外，我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中看到的版本是：1951年在东北博物馆库房里落满灰尘的字画堆中翻出来的，据说还有从垃圾筐里捡出来的等版本。这些版本要么违反常识，要么经不起简单核实。
父亲在51年1月26日东北文教委会上说：关于旧资料问题，在图书馆内也是很宝贵的东西，如宋元版等都是中国文化较（的）精粹，不但形式上好，而且在内容上也很好，在世界上也很少有。另外还有二百年来的档案，甚而有唐代的、明清、辽东明清档，北京清内国（府？）大库，全中国档案（清至九一八），光绪档，八旗档案，共二百四十万卷，很宝贵的，可以从这些真凭实据说明些问题的。
孙学孟在《东北三大名馆开创者王修》中说：为纪念抗战胜利，1948年8月15日，东北图书馆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正式开馆，王老兼任馆长，全馆干部27名，聘请丹阶公为顾问。图书馆下设图书室、阅览室和事务室。
1949年2月1日，东北图书馆南迁沈阳，在张作霖的大帅府旧址开馆。组织机构设：司书部、阅览部、档案部、事务室。工作人员40余名。附设分馆也同时开馆，设工作人员6名。29日，王老聘请丹阶公任沈阳东北图书馆研究员，于清故宫西宫西院盖古宫办公。东北图书馆在王老管理下，为读者服务工作颇有特色，声名远播。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建议将东北图书馆升格为国家图书馆。1960年7月经国家档案局批准成立，东北图书馆档案部升格为东北档案馆。馆藏为东北图书馆所藏230余万卷档案，内有唐档，明代辽东都司、山东备倭都司和兵部档案,清代天命至宣统年间实录、圣训、玉牒、制诰谕，民国时期东北各省级机关及所辖道、府、厅、州、县档案等。这些珍贵档案文件,对于研究历史科学、自然科学与发展祖国的文化，极具价值。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档案移交给辽吉黑三省档案馆分别保存。但王老创建东北档案馆及建设东北三省档案馆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当年收集了270余万卷珍贵的历史档案，成为东北图书馆重要藏品，并为此设有专门的档案部。但图书和档案是两门学问，东图的同志们从大局出发，打了报告提议成立档案馆。1960年7月习仲勋副总理签批了国家档案局拟将东北图书馆档案部升格为东北档案馆的报告，从此这二百多万卷历史档案得到了专业学者在专门机构里的精心保管和研究，并被各行各业的专家们所利用，这些“宝贝”在各领域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