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1964年出生。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万册，著有《觅宗记》《觅诗记》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4月本是读书天。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与书有关的行业受到创伤。在这个特殊的4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读书”的意义？
藏书家韦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因为我在书中获得了慰藉，从而可以去选择相信，人们今天遇到的种种难关，必将过去。”
这意味着，与其说他活在当下，不如说他总是活在过去。他在红尘中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在他天津和北京的住所里，有他多年来收藏的10万多册古籍。
京城的书商、书店老板、藏家和拍卖行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个书痴，多年来到处寻找各种古籍的下落，寻觅和古籍有关的古人的踪迹。他对藏书楼和藏书楼主人的了解，远胜于对眼下的时兴事物。几年前，为了寻访一块古碑，他甚至在意外中永失左脚。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被占有和阅读的故纸堆，成了他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不过今年，这个避难所也被忽然而至的疫情撼动。
当下如何定义读书的意义
像这次，因为疫情的缘故，布衣书局的许多工作人员久久不能完全到岗。我听说现在全凭老板一个人在处理订单、打包邮寄等，疫情中进出不便，还要马上找到新的合适店铺也不容易。虽然政府对实体书店有一些补贴，但仍然令人不免担心，许多书店要面临生死存亡问题。
解放周末：面对忽然而至的灾难，亟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此刻谈书店的存亡，谈论安静地读书，它们的重要性何在？如果此刻读书，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读书”的意义？
韦力：从实用角度看，相对活着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读书从来不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书店也好，书籍也好，从来不是必需品，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除了生存之外还需要生活。人需要生活得有质量，这种对质量的需求，就是精神的需求。
固然人的肉体一旦湮灭，他的所思所想也没有了载体。但只要人还有一口气，总是同时需要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滋润。
面对疫情，谁都有恐慌感。但人不能一直生活在这种状况下，起码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恐慌下去。且大多数普通人，既不能去前线救死扶伤，也不能在后方参与研发制药，对改变现状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改变现实，只能改变面对现实的态度，这就需要我们的精神世界有力量，需要读一点书。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需要信心，相信一切正在经历的，终究都会过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活在世界上，能有点乐趣，源于这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外部环境好像按下暂停键，对个人来说，反而是个读书的好时机。此刻哪怕读一点闲书，平复心绪也是好的。或者读一点能增加本领的书，便于疫情结束后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事。
虽然疫情还没有彻底度过，但我在书中获得了慰藉，从而可以去选择相信，人们今天遇到的种种难关，包括书店遇到的所有难关，必将过去。
书籍究竟承载了什么
解放周末：疫情刚发生时，您状态如何？
韦力：当然是慌的。我做事挺有计划的，一般会把之后几个月的事情都安排好。明年是孔子逝世2500周年，所以我前几年已经和出版社商量好了，要以寻访的形式，写三本关于孔子的书。本来计划二三月份去山东，四五月份去河南，我提前把车票、旅馆都订好了，但疫情暴发，一下子哪儿都不能去了，票也都退了。
解放周末：17年前，您也是在家靠看书度过“非典”的非常时期的吗？
从历史的长轴上看，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即便发生令人恐慌的事，最后也会成为过眼云烟。就是这种想法，支撑我的信心。我也要坚持做好我手头能做好的事，这大约也是疫情期间，一个读书人最好的选择。
解放周末：历史上，不少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也曾见证包括战争、饥荒、瘟疫在内的重大历史时刻。不管他们多么爱护书、多么看重书的价值，当外界发生变化时，藏书人本身也难以独善其身，又如何保护这些书呢？
韦力：过去藏书家说，书有四恶：水、火、兵、虫。因为古籍都是纸张，纸张最害怕水淹、火烧、战争和虫蛀。水火还算可防，虫蛀也能控制，但战争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古人对书籍的保护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海宁的藏书楼衍芬草堂，为了保护书籍，主人蒋氏把书藏在了祖坟里。又比如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把书装在船里，跑了很多地方，就是希望这些书不要因为外在时局的影响失传。许多藏书人自己淡泊名利、省吃俭用，几代人守护着这些书。为了什么呢？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访藏书人的遗迹和藏书楼的原因。
一方面，大家常常说，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多么多么伟大。但究竟多么伟大，我们如何印证呢？大都需要靠典籍。可是保护这些典籍的人，我们却常常遗忘了他们。不管自身遭遇什么，藏书人都会守着书，因为他们相信中华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保留下典籍，才能让后人、让别人知道。
这些藏书家，散尽家财，有的甚至舍去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书，他们保护的不仅是书，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文化记忆。
记忆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周末：我们常常会说到记忆的重要性。在遇到一个理应被历史记住的人物，或者经历一件刻骨铭心的大事后，大家都肯定地说“历史会记住”。但其实，历史常常是善忘的。历史的真相有时就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消失了，有很多本应被记住的教训也遗忘了。您在寻访古人遗迹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吗？
韦力：常常会有，常常失望。事实上，寻访古人的遗迹时，对我而言，失望的情况占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许多记录就靠文字传承，去实地探访一下后能厘清一些谬误；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设，许多古人的故居、遗迹都被拆除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作用。
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和记忆被抛弃的过程在作斗争后，我就缩小了寻找的范围。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遗迹，我就去找写书人和藏书人、藏书楼这个比较小的分支。
这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班固（32年—92年）的墓。当我们谈到中国的辉煌历史时，往往会谈到二十四史，会谈到《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而历史上仅次于司马迁的史学家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几年前，我在陕西宝鸡的扶风县找到班固的坟墓时，墓小到仅仅半米高，就是一个小土堆，三面玉米地。我看见以后极为失落。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班固不比很多人伟大千百倍吗？因为这种心理落差太大了，接着我就觉得不平：为什么我们就这样遗落了他？
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去浙江嘉兴塘汇乡百花庄村找清代藏书家朱彝尊（注：1629年—1709年，“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诗宗。精于金石，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自称“拥书8万卷”。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藏书处名“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经连碑都没有了，但还残留一点墓前石兽。我说：能不能我出钱给他立一块碑？事实上也行不通。有时，寻访着寻访着，眼看着一些遗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我很痛心。
再比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注：1763年—1825年，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因独嗜宋本书，藏宋版书达百余种，自号为“佞宋主人”。有藏书室士礼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在我心里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划时代的藏书家。几年前，我特意拜托苏州当地的朋友，找到了黄丕烈的故居，是在一个丝绸厂里。过了几年再去，发现丝绸厂被拆掉了，我当场就发火了。后来，那里又变成了酒店会所。至于黄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没有了坟墓的痕迹，只有遗址在。我之所以确认那里是他的墓，是因为有记载，他的墓边上是金圣叹的墓。现在，黄丕烈的墓址已经是一个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别的痕迹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寻访了2000多处古代文人故居、遗迹、墓地，并不是为了考据——我不是专业学者。当然，也不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我去寻找，就是因为他们存在过。他们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前辈，他们保护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我能有机会走到他们的墓前，鞠上一躬，让我成为一个有所敬畏的人，这已经是我的福分。
解放周末：那对公众而言呢？梳理这些记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
我感慨的是，现在整个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重视前所未有。红尘万丈下，去做一件没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为的确是灭绝动物才会做的吧。
在我自己寻访的过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非常感恩，但也没有遇到一个像自己这样的人，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同道来系统做这件事，所以我还是觉得孤独。
解放周末：为什么“被记住”这么重要？
韦力：站在生物学角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活着，如果就是为了死，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想，活着的意义，是在于一个人在世时创造的价值。如果他死后，他留下的财富、资源，大于他生前消耗的财富、资源，那么这份剩余的价值累积起来，最终就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我们古人说“三立”。一个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树，要立德、立言、立功。这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自己具有一个分子的价值。从社会学角度来谈，人类的进步，基于人类的记忆。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记载基础上才能完成的。
书籍的意义，就是帮助大家记住。即便一时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来，在需要看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么这份记忆，就有了价值。
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解放周末：7年前，您曾经在河南安阳灵泉寺寻访古迹的过程中受伤。那次事故对您现在的寻觅之旅有影响吗？
韦力：我原来是个身体特别好的人，现在左脚装了假肢，走路还行，去寻访古迹时，遇到要爬山爬坡时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后来我好些了，到了康复医院，也没有办法看书，就让家人拿了藏书家潘景郑（注：1907年—2003年，藏书家，版本鉴定家。藏书楼宝山楼的拥有者之一。潘家私家藏书递传六代，藏书至30万卷）的手札来，一边做复健，一边点校了书。
解放周末：后来还去过河南吗？
韦力：我没有再去过事发地。大概在截肢两年后，我到开封去做了一个讲座，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到河南。实话说，当我重新站在河南时，心里还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处，在于不能改变现实。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靠心理折磨度过一生呢？有时，人最大的问题不是遇到难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头——死亡这个事也想清楚了，还有什么别的能扰乱心绪？
我所经历的意外，不禁让我想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古人说，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决定就不去管它了。现在我到处走访寻觅的频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赶紧在活着的时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这次疫情来袭，更加深了我的判断。
解放周末：现在您的芷兰斋藏书规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请，您会邀请哪位藏书家，到您家的书斋看看？
韦力：我现在收藏的古籍，有10万多册。另外还有些新近出版的书，我作为工具书，放在我住处的书房。
我们国家的藏书历史，经历了一个从私藏到公藏的变化。古代是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概念的。书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书家的守护。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过去藏书楼的书都进入公共图书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没有像古代这么大规模的私人藏书了，也没有能和古代藏书家相提并论的藏书人了。
我的藏书的质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么。如果要邀请古代的藏书家到我家里来看，我会深感惭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时代的钱谦益（1582年—1664年）的藏书楼绛云楼（1650年毁于大火），也希望能邀请黄丕烈来我家看看，我想听听他对藏书的见解。
我还会继续觅书，寻访古人遗迹，也不一定要找到什么，而是给后人写下一点故事。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讲述的过程，即便其中有些人的功绩和贡献会被遗忘。而我们活着，通过找书、读书、写书，就是为了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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