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关心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古籍文献得以整理出版，例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与修订工程、“敦煌”“甲骨”文献整理、《全宋文》等大型文献总集，以及众多名家文集整理等；从数量看，各类古籍文献以不同的方式整理与出版，更是成几何级增加。笔者承担了中宣部2020年委托课题“1912年以来古籍整理书目数据库分析研究”，有一个数据统计：1949—2003年，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4338种，平均每年265种；2004—2011年，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2880种，平均每年出版1610种；2012—2019年，仅采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40家成员单位，共计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0755种，平均每年1344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不同时期国家层面的“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1949年以来，国家层面共颁布了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分别是：《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1960年10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1982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1992年6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三”）、《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年—2000年）》（1996年8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四”）、《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2001年1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下简称“规划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2006年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下简称“规划六”）、《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七”）。下面对七个规划的类别与数量、特点与重点略作梳理。
壹｜类别与数量
前两个规划，没有标明项目出版单位，从“规划三”开始，大多标明了项目出版单位，在1004个项目中，共有约50家出版社承担项目。
“规划五”（2001—2005年）：共八类200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艺术”（总集、别集、诗文评、戏曲与小说、艺术、专题资料）54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7种，“历史”（通史与断代史及专史、文集、专题史料、历史地理、研究著述）49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21种，“哲学宗教”（群经与诸子、文集、宗教）19种，“科技”（医学、农学、水利与荒政、园艺、天文）18种，“综合”（丛书、目录与版本、提要、辞典、索引、研究著述）26种，“普及读物”6种。撇开丛书子目（所有规划都未具体开列），本规划与前面规划相比，项目少了一些。从类别看，除了一些小类别微调，就是把“规划三”“规划四”在大类中单列的“宗教”，与哲学类合并，后面两个规划也延续了此法。
“规划七”（2011—2020年）：共九类491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艺术”（诗文总集、诗文别集、诗文评、词、戏曲、小说、资料汇编、文化艺术）123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资料汇编）23种，“历史”（纪传、编年、杂史与野史、典章制度与诏令奏议及军政、文集、史料汇编、传记资料、历史地理、史料笔记）120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61种，“哲学宗教”（群经、诸子、文集、学术史、学术笔记、资料汇编、宗教）61种，“科技”（医学、农学与农艺及园艺、天文与水利、工艺、资料汇编）23种，“综合”（类书、丛书、目录、提要、版本与图录、索引）57种，“普及读物”3种，“古籍数字化”20种。从大的类别看，此规划除了增加“古籍数字化”，与“规划五”“规划六”相同，但在小的类别上，较之前两个规划更细了，也是所有规划中最多的，共43类。此规划中，除30个图书项目、9个数字化项目出版单位未确定外，共有74家出版社承担项目，也是所有规划中最多的。
贰｜特点与重点
“规划二”的数量是七个规划中最多的，大多类别有三级，如“历史”类中的“地理”，又分“古代地理总志”“古代都城资料”“宋元明方志”“中外交通史籍”“水道水利”“少数民族地区见闻”“游记、风土”七类。这个规划与第一个规划一样，自上而下的特点比较明显，在内容设置、整理方式、出版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如对“历史”类中“文集”整理，提出“整理方法一般为点校，并辑集佚文，收集有关作者的事迹材料，或附简明年表。书名不一定依照原来的名称，如《陆宣公集》可改为《陆贽集》”。虽然这个规划没有标明出版社，但从当时古籍出版单位及后来出版的书来看，很显然，这个规划主要承担单位是中华书局（少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其他出版社承担）。
“规划三”有一个特点，即基本思想、原则和重点，涵盖了十年，具体项目分“八五”“九五”两个阶段实施。在大的类别上，与“规划二”相比，新列“出土文献”“宗教”“科学技术”三类，尤其是“科学技术”类，是六个规划中数量最多（“规划二”没有“科技”类）的。
在“规划三”“规划四”中，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仍是项目主要承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文学”类居多，中华书局以“历史”“哲学”类居多。例如：“规划三”中的“文学”类，由25家出版社共承担188个项目，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35项，中华书局27项；“历史”类，由13家出版社共承担238个项目，其中中华书局44项，上海古籍出版社18项；“哲学”类，由7家出版社承担33个项目，其中中华书局15项，上海古籍出版社9项。上述两个规划中，其他出版社参与比较多的门类是“文学”，除了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23家出版社承担“规划三”中文学类126个项目，29家出版社承担“规划四”中文学类65个项目。
从“规划六”前面的说明文字中可知，共有86家出版社申报了412个项目，同时，“古籍办”还向四十多位古籍整理专家和三十余家古籍整理机构征求了意见和建议，最终共有63家出版社承担规划项目，“专业古籍社为21家，其所承担的项目种数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比‘十五’规划时有所提高。这说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主要是依靠专业古籍社来进行的，并已呈现进一步增强的良好的态势”。“规划五”197个项目（3个项目未确定出版社）中，古籍社承担了124个，占比约63%；“规划六”183个项目（13个项目未确定出版社）中，古籍社承担了134个，占比约73%。另外，“待定”项目比“规划五”略增，也说明“有关专家和机构寄回了反馈意见，并提出了一些选题推荐列入规划中”。
“规划六”在“普及读物”类列有《大中华文库》，约1.5亿字，首次以汉英对照形式，“系统全面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据悉至今已翻译出版近百种。
“规划七”是七个规划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三”虽说名义上也是十年规划，但项目实施是分了两个五年阶段进行的）。这说明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图书选题规划，古籍整理与出版需要更长的实施周期。这个规划较之上述六个规划有一个很大发展，就是在类别上新增“古籍数字化”，共20个项目，预判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未来方向。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规划中以星号标注重点项目，共121个，其中图书项目107个（包括26个未确定出版单位的项目），数字化项目14个（包括9个未确定出版单位的项目）。另外，“出土文献”类多达61项，是历次规划中该类项目占比最高的。此外，“规划七”也是历次规划中增补调整次数最多的，共进行了五次。
叁｜作用与意义
上述各个时期的规划，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众多整理与出版成果都与规划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从理论上看，我们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制定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笔者曾撰《对制定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等几点认识》，这里不赘述；从成果看，更是丰硕多样，不胜枚举，2013年、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公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和《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2021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其中入选书目虽具有代表性，但也只能作一斑之窥。所以，要全面列数各个时期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都离不开上述规划的引导与引领。
“规划一”编制于20世纪60年代，不免有比较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谈到古籍时说：“古籍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即使经过整理加工，分析批判，对于今天来说，也只有借鉴和参考研究的价值。因此，在发行方法上，除少数可供广大干部和学生阅读的优秀作品外，要适当地控制。那些含有严重的消极因素甚至反动毒素但是确有参考研究价值的东西，应该内部发行。”这个规划，是“古籍小组”成立不久编制的我国第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中长期规划。1958年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月，由“古籍小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其中文学3383种，历史2095种，哲学1313种。
所以说，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主要成就，都离不开上述七个规划，对照《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来看，入选的91部图书，其中有60部被列入不同时期的规划；对照《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来看，不但有40种经典古籍被列入整理规划，且每一种都有整理本入选。当然，这还是从微观层面而言。从宏观层面看七个古籍规划的重要性，显然更有意义。笔者以为，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说，新中国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所具有的计划性、方向性和现实性，促进和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