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一世纪初中美教育研究学界掀起不少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与行动，然而在有关议论中对实证研究及实证主义的意义的阐释却每欠清晰。就此，本文尝试从比较-历史的视城，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有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以期归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本文将展示，实证主义在过去百多年演变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九世纪末的实证主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实证主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后实证主义，在各阶段的发展轨迹中，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及教育研究领域从来不是主导取向，不断遭遇到其他范式的强力挑战。据此，本文尝试证立，实证主义在教育研究领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主导行动纲领，它只是在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的范式战争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范式。因此,从事教育研究实践与教学的学者不应该只埋首聚焦于实证研究取向，更应具备多元范式的视野与胸襟；更重要的是，在教导年青学者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时，培养他们对各种研究范式的敏感性及欣赏态度，而不是盲从于单一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实证研究；实证主义；教育研究
对照中美在二十一世纪涌现的有关实证研究的学术议论，不其然会追问，实证研究及其所建基的实证主义究竟是范式战争中一个极具争议的研究视域还是理所当然的行动纲领之依据？考察近年就实证研究议论以至行动所衍生的各种文本，亦不难找到一些明显相悖的论点以至值得争论的观点。其中一个根本的议题就是“实证研究”及“实证主义”究竟所指为何？若要明晰这一概念，大抵需要回溯至十九世纪法国学者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Comte）。正是孔德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及实证哲学（positivephilosophy）以来，围绕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能否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议，实证研究所蕴含的意义与所涉及的议题都见之于这些争议。
因此，本文拟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尝试勾勒和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各争议所涉及的主要议题（issues）及逻辑，以厘清“实证研究”的复杂内涵。在此需要首先强调的是，以下历史回顾不可能是过往发生事件的全部，只能是选择性建构的一个“叙事”（narrative）①。作为叙事探究，本文选择一系列“重要的事件”（criticalevents）,作时序及叙事性的排列，并参考各事件及人物的社会关系及政经脉络，加以“因果情节化”（causalemplotment）的阐释，以期归纳实证主义取向在社会科学研究过去百多年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争论题旨及争议双方的立论，最后归结出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在二十一世纪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所衍生的意义。
一、十九世纪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争议
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孔德所主张的实证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哲学思想，一个与它对立的思潮就是德国学者威廉·狄尔泰（WilhelmDilthey）所提倡的“人文科学”（humanscience）。根据狄尔泰在《人文科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HumanScience）③的界定，人文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即“针对实证主义者”（standsincontrasttopositivists）所提倡的一种把科学概念等同于自然科学所界定的知识与方法的立论（Dilthey，1989，p.57），并提出人文科学是独立于自然科学而“自成一体”的知识系统（Dilthey,1989，p.56）。狄尔泰提出：“科学这一概念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自然科学’，另一类至今仍未有普遍接受的名称，我会跟随部分学者所采用的用语称之为‘人文科学’。”④（Dilthey，1989，p.57）
人类透过他的自我意识找到意志的至高力量（asovereigntyofwill），承担行动的责任感，一种把一切事物从属于思想的能力和一种坚持个人自由以抗拒所有外来干预的能力。这使得他与其他自然界事物区别出来；更使他在自然界的存在，是一种境界内另有一境界的存在（arealmwithinarealm）。……因此，从自然界中，人类另辟了历史境界（arealmofhistory），在这境界内即使在种种自然界的客观必要限制下，人类仍能在无数情况下展现其自由。（Dilthey，1989，p.58）
总而言之，狄尔泰对人文科学之独立科学地位的确立建立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基础上。人类虽然存在于自然界并受种种物质及物理的局限，但透过个体独有的自我意识以至意志，可以建构出自己的内在世界以至集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即在自然界内另辟一历史境界。这就是人文科学本体论的独立地位之基础。（Dilthey，1989，p.58）
总之，狄尔泰的人文科学论述是针对孔德的单向、一统的实证科学一元主义。他提出科学研究的二元主义（dualismofscientificresearch），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独立的两门科学，前者研究自然界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以至定律，后者研究社会-历史现实及现象所蕴含的个人或/及集体的意识、意义、意图及意志。继而，在方法学上，人文科学不接受自然科学纯粹依赖感官经验的观察、只追求现象间因果关系以至定律的解释，提出应对个人内在“生活体验”作设身处地的理解与阐释。由此确立了继后一个多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争议的三大议题：在本体论上是外在物质世界与内在主观世界、自然界既有的物理现实与历史-社会现实的对立，在知识论上是实证主义的一元知识论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论的对立，在方法学上定律-解释与理解-阐释的对立。
我们必须尽力反对以下一种说法：我们可以“科学地”论证那些广为大众接纳的价值判断的理所当然性（self-evidentness）。对我来说，科学的功能刚好相反，它只能够探讨有关的价值判断为何可以赢得其理所当然性。（Weber，1949，p.13）
简言之，就价值判断争议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者主张跟随自然科学研究把价值及价值判断绝对排除出实证研究之外，部分人文科学学者主张可透过社会科学研究以证立价值判断的真确性；但韦伯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只可分析社会价值的存在以至为何可以取得其广泛的“理所当然性”，但却无法证立价值判断的对或错。
二、二十世纪“新实证主义”与社会现象学的争议
虽然孔德最早提出“实证哲学”及“实证科学”研究，但真正影响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英美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学派应属“维也纳圈”（TheViennaCircle）⑨。他们主要是一群奥地利及德国的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者及科学哲学学者，在1920—1930年代聚首于维也纳。他们掀起一个力求实现“统一的科学”（unifiedsciences）的学术运动，并致力建立一套统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学，即一种“方法学的一元主义”（methodologicalmonism），他们并把这一元、统一的研究取向名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⑩。为与十九世纪特别是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相区别，维也纳圈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被哲学界称为“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Kraft，1953；Haller，1991）。
总而言之，维也纳圈的思想包含两个部分：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部分，逻辑分析部分。正如《维也纳圈宣言》所言：
我们基本上把科学的世界构想界定为两个重点：第一是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知识只会源自经验，而经验来自当下既有者，这些经验规限了经认受的科学的内容；第二，科学的世界构想所应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应用逻辑分析到可经验的物质（empiricalmaterial）时就可达致统一的科学（unifiedsciences）的目的。（ViennaCircle，1929）
上引最后一句引申出维也纳圈最核心的主张，也引起继后科学研究领域内最激烈的争议，这就是“统一的科学”，即科学知识只可以透过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这两种方法实现。结果，这种“方法学的一元主义”构成过去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争议的一个核心议题。
维也纳圈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运动，其运作不足十年。随着奥地利及德国的成员相继在1930年代被德国纳粹政府胁迫而离开欧洲移民英美，“维也纳圈”就告解散；但随着其主要成员相继受聘于英美著名学府，并培养出下一代的逻辑实证研究学者。二战后，乘着大型社会调查及政策研究的盛行，逻辑实证研究主导了1950-1970年代英美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一，经验主义在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与测量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化、操作化、标准化以至量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主要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ofAppliedSocialResearch）为中心，其核心领导人物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ield）亦是“维也纳圈”参与者、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Lazarsfieldetat.，1955；1972；Merton，etal.，1979）。其二，逻辑主义、特别是“逻辑原子论”（Russell，1959）“演绎-定律模式”与“归纳-统计模式”，亦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解释基础（Hampel，1965）提供了理论根据。
对逻辑实证主义这一轮的攻击，舒茨随即在1953年于美国另一个哲学界会议上作出反驳。在名为《社会科学中概念与理论的建立》（ConceptandTheoryFormationintheSocialSciences）的论文中，舒茨综合了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包括上述狄尔泰的人文科学以至韦伯的阐释社会学）及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学派，重新提出方法学的二元主义，即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大一统的主张，更基本地重提本体论上的二元世界观（dualisticworldview）主张。用舒茨自己的文字来表述就是：
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取社会现实的经整理的知识。就我理解，所谓“社会现实”是指：社会文化世界内所有对象与事件的总体，它是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他的同胞一起体验经历的世界，它是一个文化组件与社会制度的世界，人诞生于这个世界，他需要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所属，他更需要对它加以接纳。我们作为社会环境内的行动者，从一开始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既是自然又是社会的世界。（Schutz，1971，p.53）
换言之，除自然世界外，舒茨更沿袭了狄尔泰及胡塞尔有关“生活世界”的概念，并称其为“社会世界”或更根本的“常识世界”或“寻常世界”（common-senseworld）。就此，舒茨批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科学方法大一统的主张（舒茨称之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完全漠视了社会现实中种种相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互动（interaction）、互相沟通（intercommunication）、语言等现象,只单独依靠“行为主义”的一种透过感官经验对人类的外显行为进行观察，而完全忽略社会现实及外显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种种主观性与互为主观性。例如行动者赋予事物的主观意义、信念、认同以及奉献，或行动者故意隐藏以及抵制的“不行动”，甚或通过相互交往而衍生的典型化、制度化及沉淀化所形成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及社会制度。凡此种种均是“经验主义”及“行为主义”无法处理的盲点。
三、二十世纪下半叶从“后实证主义”到“范式战争”的争议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之交，欧美哲学及社会科学界出版了多本颇具分量的专著，结果再次掀起另一轮实证主义的争议。这一轮围绕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的争议与先前两轮争议的最大差别在于：实证主义不再像之前那样持进取甚至攻击型的取态，号称要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一统科学”；相反，实证主义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并引发了“后实证主义”的争议。带来这一轮“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争议的主要专著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的《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1959）和《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1963）、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1962）、伊莫尔·拉卡托斯（ImreLakatos）和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RichardAbelMusgrave）编写的《批判与知识增长》（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1970）等。
其中的主导人物卡尔波普尔在一篇自传论文中写道：
今时今日每一个人都知道逻辑实证主义已死，但却无人会追问：“谁人应承担责任”或“是谁干的”……我恐怕我一定要承认责任。但我并非蓄意，我的唯一意图只是指出我认为其中几个根本的错处。（Popper，1974，p.69）
波普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逻辑实证主义已死”的人，1967年哲学史学者约翰·帕斯莫尔（JohnPassmore）在《哲学百科全书》中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条目下写道：“至此，逻辑实证主义已死，或者，作为一哲学运动它就等同于已经死亡。”（Passmore，1967，p.56）但在哲学争议领域，波普尔这位在维也纳出生及受教育的哲学家早在1934年出版的专著《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kderForschung，英文版在1959年出版）中，就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他最重要的质疑是实证主义无法确切地“证实”（verify）任何命题是真理，用波普尔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
从逻辑的角度，无论我们用多少件个别的事例来推论出普遍的陈述，这样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永远可能是错误的。无论我们观察得到多少次白天鹅的事例，我们仍然没有证立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Popper，1959，p.27）
如果重复的感官观察甚至实验的归纳，无法证实具普遍性的命题，那么我们凭什么确立科学知识？用波普尔的提问方式就是：什么时候一个理论才可被接纳为科学？是否有判定一理论具备科学地位的标准？或具体而言的问题就是：如何识别科学与类科学（pseudo-science）（Popper，1963，p.33）。波普尔的答案是“证伪理论”（theoryoffalsification）。波普尔写道：
我会确切地接受一种（知识）系统是科学，如果它能够经得起经验的检测，但区别该系统是否科学，并不取决于它的“可被证实性”（verifiability），而在于它的“可被证伪性”（fallibility）。换言之，我不要求一套科学系统能够恒久地得到正面的确立；但我会要求它能反面或否定地得到确立，即它具备可以透过经验检测而被推翻。（Popper，1959，pp.40-41）
作为科学人（themanofscience），不在于他拥有知识和不能被推翻的真理，而在于他努力不懈地批判和追求真理。（Popper，1959，p.281）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卡尔·波普尔之外另一个领导“后实证主义”运动的学者为托马斯·库恩。他时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哲学教授，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合力撼动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的支配地位，结果亦使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证主义的争议进人所谓“后实证主义”的阶段（Baronov，2012，pp.57-85；Bernstein，1983，pp.20-25；Bryant，1995；Fischer，1998；Guba&Lincoln，1998；Phillips&Burbule，2000）。虽然波普尔与库恩均对实证主义提出严厉的批判，但他们的立论亦存在本质上的分歧。
波普尔对实证主义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实证主义是否具备透过感官经验证实命题是真理的能力，简言之，就是质疑实证主义的证实能力（verifiability）。除此以外，波普尔仍然接纳逻辑实证主义在本体论及方法论上大部分的假设，如在本体论上接受“自然主义”，相信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及自然世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接纳方法学上的“一元论”以及解释模式上的“演绎-定律模式”等。（Popper，1975）
库恩则直接取替了实证主义者以至波普尔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代之以历史及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库恩质疑科学发展是依循累积、线性的轨迹发展，提出其发展并非纯粹建基在事实与证据的逻辑与理性的原则之上，而是依循着革命的结构发展，即一个新兴科学“范式”（paradigm）会把现存的主导“范式”推翻并取而代之。库恩更主张，范式的革命与更替并非依照波普尔所提倡的“批判理性主义”的逻辑运行，而是依靠“研究的心理学"（psychologyofresearch）以至权力游戏的法则运作。
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沿着所谓“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的轨迹来运作。其范式发展、确立及转移可具体分析如下。
其次，成为一种范式，它更能把连串科学成就逐渐累积成“整合的传统”（coherenttraditions）。即一种范式能提供“一些在实际科学实践中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工具以及仪器，整合起来则是提供一些模式，并发展成特定的、具整合性的科学研究传统”。（Kuhn，1970，p.10）
第三，一个范式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研究传统，它会演化出库恩所谓的“一套共同信念”（asetofcommonbeliefs）甚至哲学；即在一种范式内，或更具体地说，在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社群中，出现对一系列本体论、知识论及方法论问题的共同哲学信念。库恩指出，范式作为一个“科学家社群相信他们对以下一系列问题已取得确定的答案：宇宙组成的基本物体是什么，这些物体如何与人类的感官产生互动，对有关的物体可以提问哪些合理的问题以及可以运用哪些技术去寻求答案”（Kuhn，1970，pp.4-5）。除此，库恩更强调：“作为一种被接受的范式，必把其理论视作比它的竞争对手优胜，但它却不必要、事实上亦不可能解释它所能面对的所有事实。”（Kuhn，1970，pp.18—19）换言之，范式的形成意味着科学研究社群中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理念（metaphysicalideas）。
第五，范式至此进一步被库恩比喻为政治制度。库恩指出，“当一个群体起初被接纳成为一个范式，每每伴随着成立专门的期刊、组成专家的学会及争取得到课程中一个席位”等学术专门的制度（Kuhn，1970，p.19）。当“现存的范式已失去了它过往那种在特定领域的探究所起领导作用及地位时，科学革命就开始萌芽”（Kuhn，1970，p.92）；结果范式内的制度转化为几近“政治制度”的功能，即“防止”革命的出现及扩散（Kuhn，1970，p.93）；当现有范式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严重失效时，科学革命就会发生，即一套范式制度被另一套制度所取代（Kuhn，1970，pp.92-110）。
总而言之，库恩的理论正如他1965伦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他尝试以科学研究工作者社群的心理、社会、政治的脉络与规限立论，取代波普尔提出的依据科学发现逻辑而进行的“批判理性主义”，以解释科学研究的实践，并进而质疑实证主义（特别是维也纳圈以降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可靠性。虽然，1965年库恩与波普尔的同台辩论并没有达成任何定论，但他们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主宰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不仅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的实证主义争议推进到“后实证主义”的阶段，更点燃了继后半个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谓“范式战争”（pamdigmwar）的战火。
紧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实证主义”的争议导致“实证主义”在社会研究领域领导地位的动摇，至七十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争议更趋激化。导致争议进一步激化的因素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涌现的所谓“语言转向”，其二是所谓“文化转向”。这两个转向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阐释取向的发展与提升，因为无论是语言或文化均可视为人类的意识、意图及意义的具体表达（expressions）与呈现（representations）：语言的表达造就了每个人类社会的语言系统、社会沟通制度、文字与文本以至典章纪录，文化的呈现更体现在每个人类社会各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仪式与规矩、器物与建筑。对这两大类别的意义载体（meaningcarriers）的阐释与探究，发展出近年各具特色及焦点的质性方法研究取向。例如聚焦在语言表达方面的研究取向就有文本分析、叙事研究、议论分析、诠释学研究等，聚焦在文化呈现方面的研究取向有建基于早期人类学“他者”（otherness）族志学而发展开来的城市族志学、组织族志学、制度族志学、课堂族志学以及族志方法学等。
总结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实证主义争议，最凸显的特征是：实证主义的支配地位受到质疑与挑战，因而进入“后实证主义”阶段。更随着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及方法的出现与确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以至范式“割据”与“争战”的局面。一个世纪以前，维也纳圈提出的“科学方法大一统”的口号基本已告落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再强调要以实证研究作为统一教育研究（亦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纲领，不觉令人心生疑虑，是否应该回到过去一个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关实证主义的种种纷争，重蹈其覆辙？
四、寻找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的意义
自从奥古斯都·孔德在十九世纪中提出实证主义哲学，并把社会现象研究列为第六种实证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是否可以应用到社会现象研究就备受争议。从前文有关过去一个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争议的历史回顾不难发觉，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取向，其内涵亦不断在演变，当它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时所引发的争议亦不断在改变。
已很少哲学及社会学思想家愿意称自己是“实证主义者”，……它作为一个称号已成为一个贬词，广泛但含糊地用作为一个批判攻击的武器；无论在哲学或社会学，它都缺乏一公认及标准的意义。……它更常被认同至19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即源自维也纳圈发展起来的构想，而不是孔德。就是由于（实证主义）在一般用法上欠缺一致性，因此实有需要在众多混乱的用法中加入一些秩序。（Giddens，1974，p.2）
据此，为使往后讨论能更落实和聚焦，实有必要为实证主义以及实证研究的意义加上一些界定。从上文有关实证主义历史发展的讨论可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在过去百多年经历过数次变迁：十九世中期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二十世纪初以维也纳圈为核心的新实证主义、二十世纪中叶的后实证主义及二十世纪末的范式割据和战争中的实证主义。至于今天在英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通行的实证主义，基本上可溯源至维也纳圈所提倡的逻辑实证主义，并随着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在1930年代移民英美后在英美高等教育及学术界作出的传播与推广所致。
既然建基于维也纳圈的逻辑实证主义，因此可从以下两个核心视域着手界定实证主义：（1）经验主义，知识只会源自经验，而经验来自当下既有事物，因此科学知识就是经被经验证实（verifiedbyexperience）其真伪的命题；（2）逻辑分析，在经验的验证外，另一种科学的验证途径是逻辑的推论，即一命题需被逻辑证实（verifiedbylogic）合乎逻辑与否。更具体而言，前者的典型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后者的典型就是数学。综合而言，“一统的科学”就是“将逻辑分析应用于可经验的事物”（applyinglogicalanalysistoempiricalmaterial）。
以上有关实证主义作为自然科学哲学的学说，可以说本身是一种自给而完整的学说，特别是用以说明自然科学研究。当实证主义的学说尝试应用到研究社会现象时，就引起各种争议，特别是如维也纳圈提倡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一统所有的科学研究，结果掀起了过去一个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众多争议。上文对这些争议的回顾，其目的是尝试提醒当前学界，要倡议以至推广实证主义在教育以至社会研究的应用时，实有必要先对以上争议所涉及的各种议题一一加以反省及论证。这些议题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
一是本体论的争议。实证研究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是否适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而言，社会现象是否拥有独特而又不可化约（nonreducible）为自然现象的本体特质？围绕研究对象本体论的议题，实证主义者与阐释论者存在完全对立的立场：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象可以化约为自然现象，一般称这种主张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或正如维也纳圈把他们的宣言命名为《科学的世界构想》，他们相信只有一元的世界观；相反，社会科学中的阐释论者强调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为学科的主体（subjectmatter），拥有与自然界既有的物理现实截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人类拥有意识、意义、意图与意志，可以依据他们的意图独立地或协作地建构他们意欲的社会及生活世界，换言之，阐释论者相信除自然世界外，还有独特的社会世界的存在，他们主张二元的本体论。
二是知识论的争议。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知识论视域，首先，它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学所成就的知识为楷模，即知识应以发现具普世性的规律以至定律为依归；其次，它应对所研究的现象提供充分必要条件（至少亦是概率性）的因果解释；第三，实证主义者亦主张知识真确性的验证，应以可重复的客观性作为验证的标准；第四，验证的根据只能源自经验——人类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感官经验。
三是方法论的争议。建基于本体论及知识论的分歧，实证主义与阐释论者对方法论的争议在二战后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区分，在继后的大半个世纪更各自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量度工具、分析程序等。这方面的争议很难在一篇论文中延展开来讨论。
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应如何理解？若从实证主义及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出发，就会把实证研究视为一种对等于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于外在物质世界的事物，可以透过感官经验进行观察和抽象，以归纳成为一定数量具普遍性的特征，并带回外在经验世界中作量度、归类与排等。若从社会科学的阐释取向出发，就应把实证研究视为一连串在特定历史、社会脉络内世界各国学者反复实践与论证的过程结果。本文正是对这些学者在过去百多年所作的论证争议及研究实践之叙事纪录，亦是从后一研究取向出发尝试论证，实证研究并不应视作一确切且无可争议的有关研究活动的特征或类型，更应把它理解为近代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系列学术争议及研究实践，其中曾经出现多个富争议性的议题。考察这些议题的争论焦点，有助于对实证研究以至教育及社会研究的本质有更深人而透彻的理解。
注释：
①“叙事”（narrative）是近年流行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的叙事方法主要是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取向，主要参考来自：Collingwood，R.(1994).Theideaofhistory，revised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Somers,M.(1994).TheNarrativeConstitutionofIdentity：ARelationalandNetworkApproach.TheoryandSociety,23（5），605-649；White,H.(1987).TheContentoftheForm：NarrativeDiscourseandHistoricalRepresentation.Baltimore:TheJohnHopkinsUniversity。
②奥古斯都·孔德的《实证哲学》法文版全书共六册，本文参考以两册英文抽译本为蓝本，参见:Comte，A.（2001a）.ThepositivephilosophyofAugustComte，vol1.TranslatedbyHarrietMartineau.Bristoal:ThoemmesPress；Comte,A.(2001b).ThepositivephilosophyofAugustComte.vol.2.TransledbyHarrietMartineau.Bristoal:ThoemmesPress.
③狄尔泰著作甚丰，其英文译本有五册（WilhelmDilthey.SelectedWorks，Vol.I-V.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人文科学导论》是其中的第一册。参见：Dilthey，W.（1989）.Introductiontothehumanscience：WilhelmDiltheyselectedworks,Vol.I.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④在德国学者中，除了用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亦有采用Kulturwissenschaften（文化科学）或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社会科学）（见Habermas，1988）。本文将此三用语当作同义词，相互交替使用。
⑤有关理解、阐释与诠释学的讨论，可参考：Dilthey,W.（1996）.Hermeneuticsandthestudyofhistory:WilhelmDiltheySeectedWorks,Vol.IV.PrincetonUniversityPress；Ermarth,M.(1978).WilhelmDilthey:Thecritiqueofhistoricalreason.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241-321。
⑥德文版出版于1883年，本文参考其1996年的英译版。
⑦有关“方法学的个人主义”与“方法学的集体主义”的争论，可参考：Elster,J.（1985）.MakingsenseofMarx.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Wright,E.；Levine,A.；&Sober,E.(1992)ReconstructingMarxism.London：Verso；Lukes,S.(1994).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M.MartinL.C.McIntyre(Eds.)Readingsinthe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s（pp.451-459）.Cambridge,Mass：TheMITPress。
⑩有关“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区别，在维也纳圈的原初讨论中（见《维也纳圈宣言》以下引文）没有加以区分；其后随着以汉·莱琴巴赫（HanReichenbach）为首的“柏林科学哲学学会”（BerlinSocietyforScientificPhilosophy）力求与维也纳圈区分开来、自立门户并坚持采用LogicalEmpiricism取代LogicalPositivism，二者的争议就开始出现。有关争议的详细历史分析，见：Uebel,Thomas.(2013).“Logicalpositivism”-“logicalempiricism”：WhatisinanamePerspectivesonScience,21（1）：58-99。但无论维也纳圈原先沿用的LogicalPositivism抑或“柏林小组”（概指1930年代维也纳圈参与者中一个主要来自柏林的小圈子）主张的LogicalEmpiricism,对部分哲学历史学者而言，二者每被视为“同义词”,个中区分很大程度上只属门户之见（Richardson&Uebel,2007；Uebel，2013）。本文亦采用这个观点。
本书（德文版）的第一及第二部分1936年分别在学术期刊发表，全书在1954年出版，英文版于1970出版。本文参考：Husserl，E.(1970).ThecrisisofEuropeanscienceand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tophenomenologicalphilosophy.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
舒茨在1932年出版了德文版《社会世界的现象学》，英文版迟至1967年才出版，本文参考自Schutz,A.（1967）.Thephenomenologyofsocialworl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
有关这方面的发展，请见：Berger，P.&Luckmann，T.(1966).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HarmondworthPenguin.Schutz,Alfred.(1967).Thephenomenologyofthesocialworl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
有关社会事实（socialfact）及社会真实主义（socialrealism）的讨论，请见：Durkheim，E.（1982）.Therulesofsociologicalmethodandselectedtextsonsociologyanditsmethod.London：MacmillanPress，pp.50-59.Lukes，S.(1973).EmileDurkheim：hislifeandwork：Ahistoricalandcriticalstudy.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pp.79-85.亦可参考近年一系列有关criticalrealism（Archeretal,1998；Collier,1994；Sayer,2000）及socialrealism（Moore，2009）的著作。
该论文收集于Hempel论文集，请见：Hempel，C.(1965).Aspectsofscientificexplanationandotheressay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NewYork:FreePress。
该论文收集于Schutz，A.（1971）.Conceptandtheoryformationinthesocialsciences.InA.Schutz.AlfredSchutzCollectedPapers（Vol.1，pp.48-66）.Hague:MartinusNijhoff。
大陆学界多将intersubjectivity译为“主体间性”。但笔者认为，subjectivity在这里理解为“主观性”较“主体性”更为恰当。
有关讨论见：Kalberg，S.(1994).MaxWeber’scomparation-historicalsociology.Cambridge：Polity.Collins，R.（1981）Weber’sLastTheoryofCapitalism：Systematiz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45（6）,925-942。
有关舒茨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可参考：Pasthas，G.（2004）.AlfredSchutz’sinfluenceonAmericansociologistsandsociology.HumanStudies，27（1），1-35。
有关讨论见：Lakatos，I.Musgrave，A.（eds.）（1970）.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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