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春夏，新闻界遭遇两件大事，伊拉克战争风云突起、非典突袭中华大地，对公众来说，这是灾难性事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却是机遇。在机会面前，中国媒体在展示其进步与实力的同时也显露出问题与不足。媒介在这两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媒介该如何负责任地做好监测环境、联系社会的功能，树立媒体的权威，我国媒体又应如何在世界展现自身的形象。针对这些课题，电视学院的教师叶子、王晓红、曹晚红和博士生杜志红，从不同的视角，做四人笔谈。
关键词：真实性；客观性；突发事件；媒体权威；新媒体环境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从伊战报道谈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曹晚红
今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已硝烟散尽，但围绕伊拉克战争所进行的新闻战和宣传战带给我们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从伊拉克战争爆发开始，世界各国的媒体都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报道这场战争，美军的“嵌入”政策也使各国的记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同采访伊拉克战争的机会，超过一千名记者亲赴战争现场，多家电视台进行战争直播。那么，在这次伊战报道中，媒体是否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报道了战争的真实情况，受众在这样强劲的新闻攻势下是否了解了战争的真相？
众多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使受众与战争几乎“零距离”接触，然而，由于不同媒体立场不同，面对同样一场战争，我们却听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看到了相互冲突的报道，对受众来说，尽管电视屏幕上充斥着有关伊战的各种报道，但事实真相支离破碎、真假难辩。尤其是美伊两国，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媒体也在进行着激烈对抗，成为战争中的宣传武器，对敌方官兵进行心理打击。一场新闻战已变成宣传战和心理战。
可以说，这是一场导弹与新闻发布会共存、共同左右战事的战争，而战争的第一受害者，就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真实性与客观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所有新闻传播都应坚持的原则。而客观性原则是西方新闻学者在十九世纪末提出来的，一百多年来，客观性始终是西方新闻学中一个时髦的字眼，几乎没有一家媒体不以它作标榜。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却摈弃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原则，使自己沦为宣传战的工具呢？主要是因为部分媒体在战时将国家利益奉为神圣，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新闻事实的采集、选择和传播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因此，未能履行报道事实、揭示真相的职责，而是承载了更多的宣传使命，从而使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美国新闻管制条例上写有“在未来的战场上，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明确地把宣传、把舆论阵地当作一个重要战场。新闻传媒作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由战争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战争的参与者和协助者。那么，美国官方是如何使媒体成为宣传战的工具的呢？
严格管制新闻
其实，在这次对伊战争报道中，受到“修理”的远不止阿内特一人。随美军采访的美国电视记者菲尔·斯麦克由于发回了一些战场上的实况画面而被美军赶出了伊拉克，原因是他的战地报道太具体，危害了美军的安全。英国BBC记者奥马尔也受到英国工党主席里德的指责，说他“就像在为阿拉伯做宣传”。因为他报道了巴格达市场受美军导弹袭击后的现场。
事实上，美国军方对记者在战地采访做出了严格限制，虽然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政府允许记者随军，允许媒体对战争做全面报道。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媒体、控制舆论。他们对随军记者做出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比如，五角大楼为500多名美国记者制定了长达12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做出了三不准规定，即“不准提问美英的伤亡情况、不准提问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不准提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美英发布新闻主要依赖于随军记者，发布于CNN等几家媒体。尽管美国媒体拥有先进的传播手段，但并沒有为本国人民提供更多的战场资讯，美国民众从电视里看到的关于伊战的报道是“片面的并经过精心安排的”。对于不利于他们的媒体，美军当局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他们进入战区采访，甚至直接扣押或驱逐记者。
制造宣传案例
纵观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对媒体的使用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为了减少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已经利用各种媒体，进行了一年多的“倒萨”宣传，为随后的军事行动“造势”，为战争做好铺垫。在战争打响之后，美英军方更是将媒体与军队绑在一起，使媒体战场与军事战场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比如通过电视媒体大量转播联军在战场上节节推进的场面，并大肆渲染高技术武器的巨大打击威力，以此对伊拉克官兵进行威慑，使之丧失斗志。而伊拉克官方则更多地宣传美英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和受伤人员的惨景，不断宣传伊人民反对战争，反对美国入侵的愤怒画面，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在这场宣传战中，有一个新闻事件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拯救女兵林奇”。事实上，“拯救女兵林奇”可以说是美军精心策划的一个成功的战时宣传案例。以美国媒体为主，其他各国的媒体紧紧跟进，这个“战争奇迹”在播出时折服了几乎所有的电视观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伊拉克电视台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播放大量伊拉克平民的死伤画面和播放对美军战俘的采访，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英国内的反战情绪，给联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联军在宣传战中暂时处于劣势。针对这种情况，美军通过电视直播进行了反击。4月2日，CNN的电视摄像师随同美海军陆战队一同参加了对女兵杰西卡·林奇的解救行动，对整个行动进行全程拍摄，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一个关于美军神勇无比的动人神话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次行动成为美军士气由低沉变为高涨的转折点。林奇被成功营救的消息也成了纽约股市的一个利好消息，引发纽约道琼斯股市各股票平均上涨2.7%。与此同时，对巴格达市区进行狂轰滥炸的电视直播画面也对伊共和国卫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这一宣传战役的胜利为战争后期美军的军事行动实现全胜打下良好基础，也导致了萨达姆政权的迅速垮台。
然而，在这条新闻报道后不久，多家媒体对林奇事件提出了疑问，美国军方、CNN记者、林奇的父母等在对事件的陈述中出现了多处矛盾，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推出一部关于美军如何导演出《拯救大兵林奇》的纪录片，当事人称美军整个行动其实未动一枪一弹，拯救行动完全是五角大楼操纵出来的重大新闻。
目前林奇事件的真假还未有定论，但不论真假，美国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成功炒作已成为美国战时宣传的经典案例，这也再次说明，在战争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毫无客观性而言，而只是政府战时宣传的工具。
发布虚假新闻
在整个战争的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遭到了严重践踏，双方媒体的失实报道不断，有些已被揭穿，有些可能仍在困扰着受众。
媒体战时自律
1900年，美联社提出以“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为宗旨，它要求记者“不党不私，平衡公正。”这是美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把客观性定为新闻传播的原则。一般情况下，美国媒体比较注意把自己的观点、立场、倾向隐藏在自己对新闻事实的客观陈述中。
在前方，一些美国记者甚至用“我们”来代表美军发表一些言论，以军方的视角、立场报道军方想要传播的内容。
战前美国各大媒体在此事件的报道上立场不同，分左右两派。但战争爆发后，左右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战时“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程度不同的自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电视媒体播放战俘画面的问题。3月23日，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战死的美国士兵和5名被俘美国士兵的录像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先转播了这一录像带，但五角大楼很快介入，要求美国电视新闻网在这些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家人被通知前不要播放这一录像带。美国所有主要的电视台，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实行了自我约束，不播放美国战俘的画面。
当然，作为交战另一方的伊拉克媒体，也同样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发挥着舆论工具的作用，为萨达姆政权服务。
首先，在战争开始后，伊拉克媒体不断向国际社会报道伊平民遭美军轰炸的死伤人数，目的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它不断宣传并没有使用生化武器，希望通过国际社会和美国舆论的压力，最终迫使美国谈判，结束战争。
其次，为了鼓舞国内士气，伊拉克电视台多次播出萨达姆的讲话和召开军事会议的报道，不断宣传伊军胜利的消息。例如3月22日伊拉克电视台播出了审讯、采访美军战俘的场面，给美英联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再次，伊拉克媒体也制造了大量的战争谣言，就在美军坦克4月7日停在巴格达的总统府前的时候，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仍在记者会上，宣称伊拉克军队打死了大批攻击巴格达的美军士兵，巴格达是安全的。自战争爆发后，这位已成为“明星”的新闻部长，就一直这样每天向记者们举行新闻发布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争报道中，由于交战双方的媒体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它们立场鲜明地展开了另一场战争，因此，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被无情践踏。
中央电视台在伊战报道中有这样几个特点：及时、全面、客观。
从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战争中，部分媒体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履行着“舆论工具”的职责，立场鲜明地进行了一场宣传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神圣准则，向受众传达事实真相，都是媒体的责任和良知所在，尤其在战争时期，这一原则更能够考验媒体。
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
杜志红
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报道“红了鲁健”，抗击“非典”报道“火了王志”。此话不无道理。
俗话说，“事件成就媒体”。而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就更是媒体建立自己权威、树立良好形象的难得机遇。
伊拉克战争和抗击“非典”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是，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都关系到为数众多的人的生命安全，因而显得重大；不同点是，前者发生在遥远的国外，而后者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
一、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媒体责任感的体现
1、当社会上出现谣言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固守不信谣、不传谣的思维定势，对谣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应当及时出击、逆流而上，到谣言的风暴中心去，用权威而有说服力的调查，用科学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大众发送真实、全面的信息，以迎面击碎谣言，平息恐慌。
2、“信源”（指掌握信息的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不应该为信息的传播设置障碍，而应该学会利用媒体控制传播效果，而不是只会控制媒体。因为在当今时代，媒体可以控制，但却不能阻隔传播，当主流媒体声音缺位时，身边的事实与媒体信息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在信息不满足时就会作出反向选择，更愿意相信由人际传播渠道得到的“小道消息”。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走向前台。
3、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缺席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将使一个媒体平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媒体是否主流与权威，取决于受众的收视（或收听、阅读）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取决于媒体平时面对重大新闻与突发事件时的习惯性反应。如果权威声音屡屡缺位，尤其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缺位的话，那么即使原来曾经是主流的媒体也会沦为边缘，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威性”。
二、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需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呢？在当今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的导向就是最重要的导向，也是最正确的导向。
然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并不能靠掩盖和回避事实来完成。多少事例证明，掩盖和回避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反观“非典”疫情开始的初期，由于有关政府机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疫情的真相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发布，于是在外国媒体对中国的疫情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中国媒体却出现了不应有的短暂的“失语”状态，以致于反而诱发了恐慌的蔓延。当然，也许当局者的初衷正是害怕引起混乱和恐慌，但是不应该忘记，安定人心、维护稳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让公众能够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明白可能对受众自身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应对这种影响等等。也就是说，只有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媒体的舆论导向才有可能正确。而一个舆论导向正确的媒体才有可能建立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公众的知情权并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的概念，恐慌的蔓延正是知情权得不到尊重的最具体实在的现实反映。因此，所有的舆论导向功能都只能以及时提供真实深入的信息和事实为前提才能得到发挥。试想，如果“9.11”事件中美国媒体不能给公众提供大量的充足的新闻事实，又怎么可能把一场灾难性事件，引导成为一股巨大的“爱国主义”和“反恐”热潮呢？
三、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追求最大传播效果和媒体竞争的需要
现代大众传播学把传播效果的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以往的宣传观念。今天，评价一个媒体是否权威的判断尺度，不再是他的“出身”，他的主观愿望，而是他的传播效果，也就是在受众中产生的反响。所以，当今媒体都非常重视自己传播对象的研究。因此，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谁最了解受众的需求并最快做出了反应，谁就可能赢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产生最好的影响，权威自然就会形成。反过来，在受众中建立了权威的媒体，就赢得了最大程度的信任，其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就会容易被接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媒体权威与传播效果之间的良性互动，应该是媒体追求的一种境界。
在各种传媒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探讨和研究建立媒体权威的意义，也是在探寻一条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策略。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在第一反应中选择哪个媒体，反映了该媒体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正如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所说：“建立媒体权威的实质应当是建立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不可替代性”。也只有建立了这种不可替代性，媒体才真正拥有了一种权威。
四、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的几个制约因素
（一）尽早发布新闻——快速反应机制
另一方面，尽早发布新闻还意味着舆论引导的成本大大降低。因为尽早发布比事后解释的效果要好得多。“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按照人的一般认知与接受规律，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是被怀疑的。”从舆论形成的过程来看，在舆论形成之前一般要经过“意见酝酿、意见表达、获得多数”三个阶段，那么媒体在舆论形成的初试阶段介入，其实只是对“意见”的引导和影响，这要比对已经形成的“舆论”的引导更省力、效果更好。换句话说，尽早发布是在“建设舆论”，而事后解释是在“改变舆论”，其所消耗的成本是大不一样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象“9.11”一样无法预料。有些事件看似突发，其实是可以预测和发现征兆的。这就需要媒体和记者有超常敏锐的触觉，以便尽早作出应对的预案，选择好介入的角度和时机。
（二）新闻的发现和表达——受众最想知道什么
那么怎样才能有新的发现呢？
首先，要从受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记者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这是记者在现场发现新闻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记者才不会在嘈杂混乱的现场手足无措，在纷繁复杂的线索中迷失方向。有人评说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有的记者虽然也出现在了现场，但是由于不清楚观众此刻最想了解什么，所以报道了许多与战争无关紧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落点”没有找对。
其次，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现场的环境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
其三，要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认知现场，把记者的所看、所问、所听、所嗅、所触、所体验的一切进行整理，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给受众以感性的震撼和冲击，用事实表达的完整和深入来感染和说服受众。伊拉克战争报道中，那个失去亲人的受伤小男孩儿的一声声哭叫，那个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管理员面对镜头的抽泣和诉说，因为声画具全的巨大现场感和冲击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们不能不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出自己的反思和判断——媒体的导向性和权威性可见一斑。
（三）媒体与政府及社会的互动关系
政府透明度和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并不是一翻风顺的。这一点从“非典”初期政府有关部门的错误表现可以验证。由于这种错误，媒体的权威声音出现缺位，媒体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最终导致的是对政府形象的直接损害。值得庆幸的是，这种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过来。在“非典”报道的中后期，政府放开了工作透明度，媒体的报道及时而到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使抗击“非典”工作取得了迅速而效果卓著的进展。这种媒体与政府及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媒体能够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大胆而负责地施展身手，从而也使社会的民主进程在媒体的权威性建设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媒介的责任与空间
叶凤英
演员是为舞台而生，记者是为新闻而生。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对社会是灾难，对记者工作却是机遇，是展现记者能力的最佳舞台。2003年是令我国人民难忘的一年，面对突然而来的重大事件，特别是灾难事件，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交出了一份既令人满意而又有颇多遗憾的答卷。
伊拉克战争尚未硝烟散尽，SARS又肆虐中国大地，疫情风暴突如其来，媒体又逢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而对“非典”的灾难，中国媒体经历从初期的“沉默失语”到后期的“自觉宣传”的过程。谣言始于主流媒体的信息缺席而止于媒体的公开透明，在灾难面前人们变得敏感而脆弱，SARS使全社会共同面临一场危机，民众随着疫情的迅速蔓延而陷于恐慌，又因媒体的沉默不作为而加剧了恐惧。人们又是在媒体的“有所作为”之下，而走出了恐惧，以科学理性精神面对灾难，万众一心共同战胜灾难，“非典”事件又一次、也更加说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互动。
4月上旬，尽管传媒开始了对“非典”的报道，但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4月20日，中央台新闻频道直播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各大媒体开始每日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非典才在真正全面的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
今天，我们冷静地回顾“非典”报道，即使在全面行动时，也不是无懈可击，在发挥新闻媒介组织、鼓舞、激励、推动作用的同时，从现代意识来审视，还有传统的宣传痕迹。面对灾难事件，主旋律的报道增加社会凝聚力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有揭示问题的报道才更真实可信。“非典”深度分析的报道中缺少观点的交锋，更令人遗憾的是战胜非典后缺少反思的报道，特别是对非典早期媒体沉默时，北京的疫情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猖獗的原因揭示不够。就像巴金老人等有识之士呼吁舆论必须对“文革”做彻底的揭示批判才能真正消除“文革”遗毒，避免“文革”现象再度复生一样，对“非典”疫情新闻媒体也应该有追本溯源的全方位的回顾和反思。深刻的反思才能从根本杜绝问题，这恐怕不是新闻人想不到，它又涉及到媒体受舆论环境的制约。
毋庸置疑，中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事报道及非典报道上都显示了进步与实力。但从“9.11”教训，更从非典报道早期不作为和后期反思不足中，也显露出在实现应尽的媒体责任上还有差距。监督环境、服务社会是媒体的功能也是责任，作为“社会的公器”媒体面对灾难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要迅速及时、客观深入的向公众传播信息，要通过媒体的分析解释揭示真相，反思教训、预示未来，帮助公众去认识事态、审视社会。要实现这一功能，媒体必须遵循新闻规律，有独立与自主的空间。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在做好党的喉舌方面无可挑剔，但当政府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与人民利益有距离、甚至背离了人民利益时，我们的媒体是否也应该与其保持距离，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和报道的空间，以代表人民利益为主体认识基础去审视客体对象。现代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不能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沦为政府发动组织战争的宣传工具而遭世界唾弃，连英国媒体都对它讽刺鞭挞，也给了我们反面的警示。
成熟的媒体应当摆脱工具论的束缚，主动地介入到事件中，同时要有足够的勇气直面事件，以独立的思辨精神去审视事态。以“非典”为例，作为监督环境的媒体，早期应起到瞭望环境的预警功能，中期应起到沟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功能，后期则要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性思考和立法要求的功能。面对SARS教训，卫生部门已推出了一系列对传染疫病的应急预案。新闻媒体是否也应呼吁建立面对公共危机报道的公开机制，从而面对灾难事件，可以不受限制地真正服务公众，尽责尽力地监督环境、服务社会。政府工作要有透明度，媒体报道要有自主的空间，要给民众以知情权、话语权，媒体的公开、透明说到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前进的标志，也是政治上文明的体现。
全球传播中的媒介生存环境——看境外媒体对中国非典报道
王晓红
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国内外两种不同的传播语境所传递的非典印象经常是错位的。在国内权威媒体沉默的时候，我是从境外媒体中得知广东非典风波的真相，境外媒体反而成了我们了解国内情况的窗口；在境外媒体抛出各种内幕断言人心不稳政治动荡时，我听到了的是百姓对新气象的由衷赞叹。这种错位使我觉得有必要思考：全球传播中真实媒介环境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媒介应该如何作为？我想，境外媒体对中国SARS报道及效果分析应该作为我们反观自身的必要参照。
SARS恐慌的背后：新媒体环境的威力与危险
韩国，非SARS疫区，在那里，不用带着口罩，空气始终清新，生活一如往昔，然而，我在那里同样体验到了SARS恐慌。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走街入店，即便是和韩国朋友在一起，只要说中文，“SARS，SARS”的窃窃私语便不绝于耳，有店员甚至躲得远远的，SARS病毒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SARS之危犹如悬于头顶的利剑。
不仅仅在韩国，在美国、加拿大，在世界很多国家，SARS恐慌超常态扩散。一个区域性的公共健康事件演变为了全球性的媒介事件，对一种新疫病恐慌也演变为对于唐人街的恐惧，对于中国人的恐惧或者歧视。
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包括在非典感染率极低的国家里，公众对于SARS的恐慌，对于中国人的恐惧？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avidBaltimore在4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对人们的过激反应提出了批评：“遍及美国的对于中餐馆的联合抵制是最令人担忧的过激行动，因为绝对没有理由说明SARS是通过中国菜或者恰巧碰到的中国人传播的。”
Baltimore先生对于媒介的批评反映了新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强大威力和潜藏危险。换言之，互联网、卫星通讯等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的生存状态，多渠道、大范围、高速度、全球化正成为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形态，传播形态的改变必然对传播效果和社会行为方式等都产生影响。
在这样一种媒介传播的现实中，我们不能不正视新媒介技术传递信息威力以及潜在的更具有破坏力的负面效果。区域性发生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不再是简单的“内政”行为，报道或者不报道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不是主观愿望。以往在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曾经有效的以屏蔽重大信息或者单向传播信息来调控社会效果的做法，不仅难以见效，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更加危险，因为在信息多渠道流通的时代，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总是可以找到不同的传播渠道，一旦信息以被动方式公开，即便尽力补救，也事倍功半。
因此，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更应该以积极的勇气面对，争取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因为在负面信息不可避免会被迅速传播的新环境下，把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就等于抢占先机建立权威报道的公信力，防止虚假信息的流传，而建立公信力的前提是真实。总之，信息要公开，态度要谨慎，而谨慎的态度应该体现在对待事件报道的数量、质量上，也包括合理的议程设置上，而不是假装没有发生，或者遮遮掩掩。越是可能影响广泛的事件，越应该采用公开信息的方式，而对于公开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该通过谨慎的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
在没有信息边境的今天，把握报道先机应该重于报道时机，因为公开信息不仅仅体现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利于引导舆论基调，压制流言。5月初发生的潜水艇事故中，中国政府当日就向国际与国内社会公布了情况，大大降低了负面议论的危害。
SARS前期，中国传媒集体失声固然与体制有莫大关联，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我们媒体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和价值判断。SARS之所以引起全球性轰动报道，重要的原因在于SARS新闻中本身蕴涵了事关生命安危的重大性、公众兴趣的广泛性和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此，诸如SARS之类的关系公共健康的大事件通常应该是新闻界报道的重要新闻，通过新闻报道的监测作用，可以及时向公众发出医学警告，提供可靠消息，减少疫病流行所导致的损失。境内外媒体对于SARS表现出不同的报道态度
相形之下，当SARS蔓延香港、加拿大等地，事态出现日趋严重的迹象，境外媒体迅速做出相反的反应：《非典型肺炎疫情升高夺命肺炎震憾香港》、《香港感染者继续增加夺命肺炎可能扩散全球》；《神秘肺炎关于加入邮件列表订阅以获取我们的简报发送到您的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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