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情绪体验的研究，目前有两条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一条研究脉络深受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在概念建构上较为侧重和依赖已有成熟的心理学概念，指出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在大学环境中抑郁水平更高，幸福感偏低，更容易意志消沉和有压力感，对自己的能力认知也较低。另一条研究脉络则受文化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影响，进行了其他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尝试。这类研究指出，向上的社会流动往往意味着个体要融入新的地位文化，而大学生有可能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间的文化冲突而经历复杂的情感体验。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当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进入作为更高层级文化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时，更可能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容易出现身份认同摇摆，更容易心生疏离和产生位置焦虑，低估自身的社会能力，甚至难以接受新身份、产生“卡在炼狱”当中，产生上下不得、进退失据的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仍然深受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普遍认为大学环境中的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规范会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大学生带来适应上的障碍。问题是，批评者指出，布迪厄的理论太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在大学适应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这样一来，他们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其社会地位，缺乏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性。
为克服上述理论困境，研究者展开了诸多尝试。尝试的方向之一是主张大学文化环境的多元特征，甚至提倡文化内容的赋能性。例如，笔者曾指出，重视学业等传统观念在中国大学中依然流行，这为缺乏其他类型文化资本的相对弱势的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安身立命、情绪上自洽的空间。尝试的方向之二是从个体的“文化杂食”能力中寻找个体能动性的空间。当有机会接触优势群体的文化时，流动中的个体有能力习得新的文化规范、调试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这一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迪马乔（PaulDiMaggio）的观点：学校是重要的文化补偿机构，并非一定是文化再生产机构。也正是因此，在大学环境中，个体的生存生态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个体可以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和新的经验来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这些观点都为理解大学生群体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尝试的方向之三是强调个体的反身性。例如，笔者主张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考主动塑造自己的行动路径，个体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
社会学家雷伊（DianeReay）认为，情感本身往往被当作个体现象对待，是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是，教育系统却是各种情绪（诸如幻想、恐惧、希望和欲望）的汇聚之地，而这些情绪又是社会心理景观的一部分。例如，学校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还通过不断地评估和分类，将表现差的学生定格在低能力和懒惰的道德分类中，对他们形成持久的情绪困扰。这种困扰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更塑造了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学生在学校中所经历的焦虑、羞耻和自卑等情感反应，实际上是在适应、抵制或反抗学校中隐含的规则和标准。这样看来，结构性的不平等和个体心理与情感体验之间便有了持久的互动关系。可以预见，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研究中的情感转向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将学生的情感置于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中进行探讨，更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让每个学生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在学校中寻得认同、获得情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