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朝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一、作为知识的《乌合之众》
“人同此群，群同此心，心同此理。”
(一)《乌合之众》为何会在中国流行哪些行动者推动了这套知识的传播
(二)《乌合之众》被用于界定哪些问题如何界定建构了何种理解“群众”的框架
(三)围绕这套知识，知识界、媒体进行了哪些知识/话语生产
(四)这些被生产的知识/话语有哪些行动指向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实践
二、“国人当已习闻其名”：勒庞在民国
(一)勒庞学说的传入
1929年，教育史家陈东原在《河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群众心理之应用：群众心理浅说第六章》一文，开篇说：“天地间学问的发明，大都由于环境的需要，虽然不能完全如此，但大半是如此的，尤以社会科学为甚。”(14)此言点明了群众心理学的发明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明群众心理学在民国时期流行的原因。群众心理学在民国的传播与时代的需要有关。晚清民国时期，“群众”力量兴起，以运动、革命等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声势浩大，学生运动、工农运动频繁发生，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向世人展现了“群众”的力量。现实政治、社会的变化使得人们需要新的知识来理解新的现象，多种“主义”和学说被译介到中国，构成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政治家理解群众现象的框架，其中就包括群众心理学。
《乌合之众》在当时被译为《群众心理》和《群众》。最早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20年翻译出版的《群众心理》，隶属于尚志学会丛书，译者是吴旭初、杜师业。《群众》由钟健闳翻译，泰东图书局在1923年出版。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遇，译者用自己文化中已有的词语，或者发明新的词语，来与其他语言对接。将Crowd译为群众，是用中国已有的词语来表述勒庞的思想。中国古汉语有“群众”一词。根据李里峰的考证，“群众”有如下含义：(一)普通民众(中性)；(二)供君主役使之民众(中性)，此用法强调群众作为被统治者的身份；(三)不明真相、易受益惑与驱策之民众，带有贬义色彩；(四)非法聚集、抗命反叛、肆意破坏之民众。此外，“群众”还有其他的用法，比如指“动物成群而动”(19)。古汉语中，“群众”一词“多数情况下指民众、众人、群臣、普通人、多数人，系描述性用法；时常用来指称易受益惑、非法聚集、肆意破坏之民众”(20)。相较于后来译者使用的“乌合之众”一词，“群众”更符合勒庞表达的意思。不过，中国的传统观念虽然倾向于贬低群众的价值，也有一些描述群众易受益惑之类的词语，却没有形成一套关于群众心理的系统知识。这套知识在勒庞学说传入之后才在中国形成并流行。
(二)群众心理知识的流行
群众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知识界和政治家对此亦有了解。群众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建构了一套理解群众事件的知识，以体系化的论证，提供一套稳定的认知框架，强化人们的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立场，它也是人们发现问题、建构问题的资源。
(三)勒庞在民国的影响
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来了冲击，一些知识分子受到勒庞的影响，对此持畏惧和怀疑的态度。在20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都参与到时代论争之中，其话语带有特定的行动意图。周作人和瞿秋白具有代表性。
周作人很早就表达了对群众的犹疑和批判。在《民族之解放》中，他把群众视为民族退化的产物，“为民族者，今已解纽，复返于本初，退为群众”，认为群众一旦得志，就会造成暴乱之风，主宰社会(24)。“五四”运动之后，周作人“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质疑和批判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强烈了”，拥护个性、自由、理性、宽容等价值(25)。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周作人，更看重个人的价值，以群众为对立面(26)。他多次述及勒庞对他群众观念形成的影响。1928年他说道：“法国吕滂著《群众心理》，中国已有译本，虽然我未曾见，我所读的第一次是日文本，还在十七八年前，现在读的乃是英译本。”(27)他还直接论及勒庞的影响：“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谍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28)在“群众”成为偶像的时代，周作人认为勒庞打破了群众的偶像：“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29)
虽不能说勒庞改变了周、瞿两人对群众的态度，但勒庞学说和已有的观念、立场相互印证，强化了他们对群众的疑虑。群众心理学这套语言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表达对群众力量兴起的恐慌和犹疑提供了知识资源。肖铁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的看法都与瞿秋白同出一辙，像“虚浮的暗示”和“极端的情感”之类的词汇，都是他们用来描绘群众的心理——病理学语言(32)。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态度并未因政治派别而有明显的差异，“从陈独秀、瞿秋白等左翼激进分子，到学院自由知识分子，再到国民党学者张九如，都无一例外地视群众心理学为知识‘权威’。”(33)
知识可以被系统地传授，并创造新的实践。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政党需要进行政治动员，群众心理学被用于一些训练班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讲授如何动员群众和操控群众：“在国民党所办的许多党政训练班、军事训练班中，‘群众心理’都在讲授科目之列。”(35)这些训练班把群众心理学的知识用于群众动员上。我们以张九如的《群众心理》为例来分析。张九如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官员，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讲授《群众心理》。张九如在该书1931年版的引论部分，探讨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的力量可以用于破坏，也可以用于建设，群众“勇有余智不足”，因此让他们走向轨道，“听我指挥”，要“运用群众”，“必先知道群众的长处何在，短处何在，然后能运用他的所长，补救他的所短”。这就需要了解群众心理。在他的论述中，掌握群众心理具有巨大的力量：拿破仑对于法兰西群众的心理，观察入微，才能够称帝，但因为不了解异族人的心理，才一败再败。“至于实行总理‘唤起民众’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教，更必先了解民众与民族的心理，然后可得如何唤起如何联合的方术。”(36)
张九如对于群众心理的理解受到勒庞的影响。他在《群众心理》中使用的话语、框架和勒庞非常相似，例如，他对于个人与群体心理特征的论述与勒庞如出一辙：“个人既入群众队里，则此时个人的情感思虑动作云为，必和他平居时所感所思所动所作云为的，完全不同。……当他独居孤立的时候，品高学粹，卓荦为杰，及一旦卷入大群之中，便不免突隳叫嚣，和原始人的行为一般。试看法国革命大会的议员，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待他群聚一地，便如疯狂一般。”(37)1934年，他出版了内容更为详尽的《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一书，自言：“阅读了一百册以上的心理书籍。”(38)书中多次提及勒庞的观点。
陈东原的《群众心理ABC》一书，在描述研究群众心理的意义时，用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说法，“民”就是群众，因此，了解群众心理，对于领导群众大有益处(39)。该书也多次引用勒庞，十一本参考书目中，勒庞的著作占了三本，分别是《群众心理》、《意见及信仰》《革命心理》，这也可以证明勒庞对他的启发。
群众心理的知识创造了操控群众、动员群众的政治实践。“群众心理”是一些指导群众运动和宣传工作著作的重要章节，比如王一之的《综合宣传学》(40)，专门讨论了群众心理的知识以及勒庞的群众心理学说。陈东原在《宣传技术——群众心理浅说》中引用勒庞的群众心理学提出宣传的建议：“给群众宣传，最要能刺激他们的情感，情感强烈起来，群众行动便可实现。”(41)巴罗斯说：“勒邦的成功在于，他给政界人士提供了如何应对群众的建议。”(42)这用来描述民国时期的群众动员实践再合适不过。
三、《乌合之众》与网络时代的“群众”知识
(一)新译名的产生和流行
阿伦特说：“人间出现的每一件新事物，都务求有一个新词，不管是杜撰一个新词，以涵盖新的体验，还是用一个旧词，赋予它新的意思。”(47)“乌合之众”便是一个被赋予新的意义的旧词，它用以解释的新事物就是“群众”力量的崛起，表现为各类群众事件的频发。但“乌合之众”这一词语的本意与勒庞的观点并不完全契合。查阅在线词典《汉典》，“乌合之众”这一词语来自中国古汉语，形容像乌鸦一样聚合的人群，“比喻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48)。它强调的是无组织性和散乱的特征。在民国期刊上，“乌合之众”也是指这一种含义，多被用来形容群体的不堪一击等。这和勒庞所担忧的非理性的、具有暴力的群众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况且，勒庞的书名以及英文译本的标题并未直接有此意。用“乌合之众”来翻译勒庞的TheCrowd，是带有修辞性的译法。修辞性有助于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乌合之众”这一译名不仅具有吸引力，它本身也是知识界、媒体等公共话语表达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这也是勒庞学说影响公共话语的一种方式。思想以多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它可以促使某些行动，也可以留下一些格言、概念或口号。王汎森指出：“中国历代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一定经历‘降一格’之类的历程——包括一个无所不在的‘俭约原则’，即将相对复杂深奥的思想一阶一阶地降。后来可能成为几个概念或几个口号，或是不停地通俗化或改写(包括具象化与譬喻化)。”(49)勒庞学说的影响也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它常被化约为“暗示”“模仿”“个性消失”等几条心理学的术语和“乌合之众”这一改变了原有含义的词语。我们根据对报刊中“乌合之众”话语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勒庞的影响。在2000年之前，报刊使用“乌合之众”，是用来形容没有组织纪律、临时杂凑的人群。2000年之后，随着《乌合之众》的翻译出版，这一词语又被用来形容非理性的、狂热的群体，“乌合之众”具有了新的含义。它与“非理性”“狂热”“暴力”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以形象的手法生产了想象群众的图景。
但学界对于这一译法是有争议的。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乌合之众》，译者何道宽先生并不认为勒庞此书应该翻译为《乌合之众》。在他看来，这个译名吸引眼球，又撩动非理性，是营销的方式(50)。董强是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乌合之众》的译者，他也认为，“乌合之众”带有明确的贬义，勒庞的原书并无这一题目(51)。两人最终都还是选择了“乌合之众”作为译名，何道宽先生道出了个中缘由：“迫于《乌合之众》众多译本所向披靡的压力，我不得不放弃‘矫正’译名的主张，做出妥协，接受约定俗成的译名《乌合之众》。”(52)此言表明“乌合之众”这一词语的影响之大。这一词语已经成为勒庞学说的标志。
(二)《乌合之众》与知识的生产
我们继续分析学界在《乌合之众》被译介到当代中国之后进行了哪些知识生产。知识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知识从客方语言进入主方语言时，会在主方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服从于主方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57)。《乌合之众》传入中国，契合了人们解释群众现象的实践需要，这清晰地表现在何道宽、冯克利两位译者的说法中。何道宽指出，群众心理学是可资借用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强大的武器，可以用于反省“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历史失误，破解当前互联网和自媒体里的乱象(58)。这一表述认为《乌合之众》可以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群众现象。它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历史现象都纳入群众心理学的框架，却忽视了它们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的问题被间接地和“全盘西化”“造反有理”等历史现象等同起来。冯克利把群众心理的研究和民主等问题的反思联系起来(59)。
《乌合之众》还被用于定义社会问题。它以心理学的方式界定了群众现象。那么，《乌合之众》如何定义各类与“群众”现象有关的问题被用来研究了哪些议题进行了哪些知识生产我们主要对学术论文进行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内容来理解知识，还要看它实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60)。学界把《乌合之众》作为建构社会问题的理论资源。根据对文献的分析发现，《乌合之众》在民族主义事件、谣言、社会冲突、网络暴力等许多议题的研究上都有影响。学界用来描述这些议题中的群众心理时，使用了诸如“易受暗示”“缺乏理性”“集体无意识”“相互传染”等话语，受到勒庞学说的影响。勒庞为学界提供了一套解释群众事件的语言和知识。在此框架下，网民被定义为缺乏理性的、狂热的、暴力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被定义为心理学层面上的。
(三)解释框架与行动指向
网络舆论的发展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网络这种新的舆论载体，国家通过多种措施民来应对网络舆论的发展，比如成立新的管理机构、出台法律法规、建设智库和舆情监测机构等。其中，还有一项不能被忽视的措施，即设置各层次研究课题，包括网络舆论引导、舆情治理、网民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网络谣言等选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学界的研究议程。在课题的导向下，学界对舆论引导、舆情治理、网民情绪和非理性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促进了网民“非理性”的问题化过程。其中，《乌合之众》是学界论述这些议题的重要知识资源，提供了理解网民表达的视角。网民表达的问题化也推动了勒庞学说的流行。群众心理学作为阐释框架的凸显，显然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背后与刘禾所说的各种形式的体制性实践有关，蕴含着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66)。
(四)媒体话语中的“乌合之众”
四、“群众”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及其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套语言的解释力，但它会导致将各种群体现象的产生归因于群众心理的问题。群众心理学的知识会造成两种结果。第一种视群众为“洪水猛兽”，欲避之而不及，导致对群众的贬低、治理甚至控制。第二种则视群众为可资利用的力量，群众心理学提供了如何动员群众的知识。这两种结果都曾出现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
以《乌合之众》为代表的群众心理学对于群众的心理特征虽然有一定的启示和洞察，但忽视了形成群众心理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等背景知识。各类群众事件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群众心理学却回避了政治和社会的维度。作为解释群体行为的知识框架，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后果：群体行为的复杂性被简化为非理性的、盲目的行为，使用这样的标签来理解群众行为固然便利，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关于集体行为机制的分析，并且会造成对于群众的刻板印象，遮蔽了群众蕴含的多元面向和价值。
集体行为以及网络集体行为都包含复杂的类型，有些较为温和、有序，有些可能会出现狂热和导致暴力。《乌合之众》能够帮助人们洞察网络群体行为的问题，但也面临着许多局限。《乌合之众》把群众的情绪视为非理性的，这一前提是存疑的。首先，情感多与认知有关，情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它背后有着认知的根基。因此，面对一些具有暴力性的集体行为，我们应该分析它背后与哪些情感有关，这些情感包含了什么样的认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感，而不是简单地用“乌合之众”来概括参与的“群众”。
注释：
①肖铁：《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②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③Ginneken,J.V.,"The1895DebateonTheOriginsofCrowdPsychology,"JournaloftheHistoryoftheBehavioralSciences,vol.21,1985,pp.375-382.
④高毅：《乌合之众——重审法国“大恐慌”事件》，《读书》2019年第12期。
⑤Tie,Xiao,InTheNameofTheMasses:ConceptualizationsAndRepresentationsofTheCrowd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NewYork:TheUniversityofChicago,2011.
⑥徐蕾、李里峰：《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福建论坛》2016年第12期。
⑦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⑧高毅：《乌合之众——重审法国“大恐慌”事件》，《读书》2019年第12期。
⑨McCarthy,E.Doyle,KnowledgeAsCulture:TheNewSociologyofKnowledg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6,p.2.
(11)McCarthy,E.Doyle,KnowledgeASCulture:TheNewSociologyofKnowledg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6,p.2.
(12)McCarthy,E.Doyle,KnowledgeASCulture:TheNewSociologyofKnowledg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6,p.1.
(13)McCarthy,E.Doyle,KnowledgeASCulture:TheNewSociologyofKnowledg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6,p.1.
(14)陈东原：《群众心理之应用：群众心理浅说第六章》，《河北民国日报副刊》1929年第130期。
(15)李红涛、黄顺铭：《“驯化”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2期。
(16)章锡琛：《群众心理之特征》，《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4期。
(17)肖铁：《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18)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19)李里峰：《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20)李里峰：《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21)邢墨卿编：《新名词辞典》，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146页。
(22)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1919年第1卷。
(23)张东荪：《革命心理序》，[法]黎朋：《革命心理》，杜师业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24)周作人：《民族之解放》，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25)冯仰操：《“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中的国民与群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26)冯仰操：《“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中的国民与群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27)周作人：《性的解放》，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28)周作人：《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109页。
(29)周作人：《性的解放》，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30)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1920年第8期。
(31)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1920年第8期。
(32)肖铁：《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33)冯淼：《跨学科视野下的“群众”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34)朱隐青：《群众心理毕竟是可怕的》，《法商论坛》1948年第1卷第3期。
(35)李里峰：《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8日。
(36)张九如：《群众心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1年。
(37)张九如：《群众心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1年。
(38)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9)陈东原：《群众心理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
(40)王一之：《综合宣传学》，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
(41)陈东原：《宣传技术：群众心理浅说第七章》，《河北民国日报副刊》1929年第133期。
(42)[英]约翰·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43)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1919年第1卷，第77页。
(44)徐蕾、李里峰：《群众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福建论坛》2016年第12期。
(45)肖铁：《非理性之魅惑：朱谦之的群众观》，《新美术》2014年第2期。
(46)林建刚：《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47)[德]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49)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50)何道宽：《译后记：从正名的冲动到中庸的妥协》，[法]勒庞：《乌合之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2页。
(51)董强：《〈乌合之众〉译者序》，[法]勒庞：《乌合之众》，董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52)何道宽：《译后记：从正名的冲动到中庸的妥协》，[法]勒庞：《乌合之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4页。
(54)[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杨程程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
(55)[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赵丽慧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年。
(56)[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57)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4页。
(58)何道宽：《译后记：从正名的冲动到中庸的妥协》，[法]勒庞：《乌合之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6页。
(59)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法]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60)[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62)[法]勒庞：《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63)[英]约翰·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8页。
(64)杨媚：《警惕“众意万能坚守党报重任”》，《深圳特区报》2017年10月31日，B12版。
(65)HilgartnerS,BoskC.L.,"TheRiseandFallofSocialProblems:APublicArenasModel,"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4,no.1,1988,pp.53-78.
(66)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页。
(67)江丹：《很不幸，我们其实是乌合之众》，《济南时报》2016年4月26日。
(68)Hall,Stuart,"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andthePost-StructuralistDebates,"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vol.2,no.2,1985,pp.91-114.
(69)李艳丽、陈昱安：《“乌合之众”：反转新闻中的网络舆论暴力研究》，《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70)GustafssonNils,WeinrybNoomi,"ThePopulistAllureofSocialMediaActivism:IndividualizedCharismaticAuthority,"Organization,vol.27,no.3,2020,pp.431-440.
(71)[英]乔恩·罗森：《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网络制裁》，王岑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72)郑正：《〈乌合之众〉的浅思考》，《恩施晚报》2021年10月27日，A03版。
(73)银华基金：《不做“乌合之众”》，《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2月8日，B01版。
(74)杨媚：《警惕“众意万能坚守党报重任”》，《深圳特区报》，2017年10月31日，B12版。
(75)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76)[美]鲍尔、法尔、汉森：《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77)於红梅、潘忠党：《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8期。
(78)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