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另外，马克斯韦伯也在其社会学研究中采用了一种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技巧和方法，即:首先在理论上假定社会行动的“纯粹”形态即“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与社会行动的实际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把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和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韦伯不大愿意承认这种理想类型的“假定”是有客观基础的，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甚至认为这种假定是有些“武断”的。7如果抛开其思想的“武断”成分，韦伯恰恰是从他的角度证明，为了便于对问题的分析操作，暂时假定事物的“纯粹状态”是十分必要的!
质言之，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将首先从比较抽象的层次，在一种比较单纯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去分析其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状况;然后再“跳出”到这种制度的外部，分析其外部联系，即分析这种矛盾运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它与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关系。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说，它所表现出的“最普通、最常见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君权在制度上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君主的“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一方面，这种制度把君主虚设为“至圣至明”的全能角色，赋与他不受任何外在法律制度约束的、无限的权力，要求他以全能的角色去行使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无法使君主具有能够胜任此种角色的能力，君主的实际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不相适应。这样，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经验上看，专制制度下的君主都必然会陷于权力与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之中。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合乎角色要求的君主自然是绝无可能出现，除了少数“马上取天下”的武力开国者以外，继位君主中连勉强够格的君主也不多见。常见的情况是幼儿、白痴、昏庸无道、性格变态之徒占据了皇位，以至于古人感叹，一个王朝几百年中绝大部分君主“非暴即暗，非暗即僻，非僻即懦”。一方面需要最杰出和最有能力的君主，一方面“产生”的却是大量的平庸无能之辈。
二、在基本矛盾的现实展开: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运动
概言之，从汉朝以迄明清，宰相多由皇帝私臣近幸演变而来，一旦威权既重，组织形态发育成熟，便会蜕变为闲曹，为皇帝身边发育出来的新的宰相机构所取代;以皇权为中心，中国的宰相机构呈现出“波纹式循环发生”状态。就制度的规范层面而言，随着这种循环发生状态的持续，君权的确呈不断扩大之势，相权越来越缺少制度上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家天下”的利益使然，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地位的需要。用章太炎的话来说，都是因为人主“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
此外像人们所熟知的科举制度、官僚制度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特务政治的发达，监察制度的日渐完备，思想控制的不断加强，雍正时期密折制度的盛行等等，也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君主专制制度内部能够发育出一种抑制君权膨胀、调节君权运行的力量换句话说，君主的“无能”、君主权力与能力之间的不对称状况是怎样导致了上述力量的发生具体到我们上面讨论的官僚制度的案例就是，究竟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官僚制度会形成这种颇受注目的“自主性”以往的学者似乎对此未曾详加申论，有必要在此稍加剖辩。
三、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矛盾运动的性质与社会动力机制
以上我们为了研究方便起见，姑且抛开了事物的外部联系，单纯地分析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部矛盾运动及其表现。实际上，现实当中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行都不是孤立、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和外部环境不断交换信息、转换能量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终极原因”或“始因”，这种矛盾运动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所以，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基于这种认识，让我们在这里把思路引向制度的外部，去具体考察一下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解释出这种矛盾运动的社会根源或社会动力机制。
首先看一下这种矛盾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功能或整体效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种维护、强化君权的力量就只有消极作用。在维护和强化君权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对官僚制度控制的加强，发育出完善严密的监控、奖惩系统。出于担心“家天下”利益受损的直接动机，君主往往能够对贪污、腐败分子给予毫不留情的惩治，这对官僚制度也未尝不是一种净化机制。
概言之，在评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作用时，主要应着眼于这种矛盾运动的整体效应，并从这种矛盾的结构或关系中把握这两种力量的实际影响。虽然维护、强化君权的力量与制约、调节君权的力量在性质和作用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来看，这两种力量互相冲突、互相制约与互相作用的总结果，却是为君主专制制度增加了复杂性，减少了风险性，较好地实现了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在一定限度内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下面，让我们接着考察这种内部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社会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般理论，我们当然不难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无疑是地主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君主专制制度内部这种矛盾运动当然也可视为统治阶级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我们实际上还是没有从国家的一般理论过渡、贯彻到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分析之中，还是没有回答下述问题: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下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具体制度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为什么它们之间会发生摩擦和斗争尤其是，为什么历代君主往往毫不掩饰地把谋求一姓私利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公然视国家为私产，而看上去似乎并不顾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公益”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正是顺应了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从实际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功能来看，正是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这种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调节机制的作用，使封建国家机器能够产出一定的“秩序”、“稳定”这类政治产品，客观上为整个统治阶级所共享，使各级统治者的利益得以实现。比如，历代封建王朝都制定颁布一系列法律，宣布保护封建土地财产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法关系和纲常等级制度，并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执行这些法律。不管统治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当他在颁布和实行这些法律时，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合法化，他实际上就是在替整个统治阶级维持秩序，就是在保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君主会因为自身的“无能”而无法起到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君主及其家族的私利私欲、官员的以权谋私有时会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而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运动的作用就在于，形成对各种力量和利益、特别是对君权和君主私利的调节机制，使专制制度发挥更大效能，维持个别统治者私利和整个地主阶级“公益”之间的大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