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早成立于南京鸡鹅巷53号，当时还叫“复兴社”，1938年改成军统。其职责是主管军队、宪兵、警察等军事部门的安全情报工作，监视整治军队，逮捕、暗杀敌对势力及民主进步人士，打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军统的早期领导人是戴笠，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由毛人凤继任。其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或相当于区、站的办事处。最多时人员达到五万余（不包括抗战期间成立的武装力量——“苏浙行动委员会”即“忠义救国军”）。它和中统一“文”一“武″，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接上期）
十军统的“四一”大会
“四一”对于军统是个特别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义。军统的一些下属单位经常以四一命名，比如四一医院、四一子弟学校、四一图书馆、四一农场等。甚至军统的四一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如香烟、肥皂、袜子等，也都是“四一”牌。
（可能当时西方的“愚人节”在中国知道的人不多吧！要不戴笠是否会改天举行“特务们”的庆祝大会？否则会被认为有被“愚乐”的意味。开个玩笑）。
军统召开“四一”大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结以往的工作成就，展示特务们的工作成果，并检讨工作中的失误；二是鼓舞士气，提高军统的影响力；三是了解各地组织的情况，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安排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另外，四一大会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公祭”仪式，悼念死去的特务。戴笠有当“演员”的表演天赋，他亲自念悼文，念到动情之处，往往使在场的一些特务们感动得直掉掉泪。
军统的牺牲人员被分为殉难、殉职、殉法三类。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称之为殉难；在工作岗位上因公病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反“家规”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公祭”时这三类人的名字和照片都被摆放出来，以供悼念。
每年到了这一天，大小特务们（一般规模为1000余人）齐聚重庆罗家湾19号的军统局本部大礼堂。除了召开大会，会餐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战争年代，物资极度匮乏，这让总务部门的特务伤透了脑筋。
但是戴笠为了充门面，要求会餐的食物要丰富，大鱼大肉全都要上。但初春的重庆，饭菜一道一道摆上来，没上完差不多就凉了。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每个桌子上摆一个火锅。
戴笠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于是命令总务处的特务去办。于是，特务们凭借自己的特权“征用”火锅，包括大量的餐具餐桌，也都向重庆的大小饭店“征用”。饭店的老板们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唯恐避之不及。
到了1942年的“四一大会”，军统已走过10个年头，发展到巅峰时期，人员空前膨胀，机构空前膨胀。戴笠回顾过去，看看眼前的“成绩”，难免感慨万千。于是决定轰轰烈烈地庆祝一番。
为配合四一大会，戴笠效仿古代帝王的“大赦天下”，他先拟定出一个名单，指示哪些人该杀，哪些人该关，哪些人该放。然后派出法官到各地的集中营进行审判，法官们也就是走一下审讯的流程，杀一批，放一批，以彰显自己的功绩和权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及彩排，1942年4月1日庆祝大会正式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
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大特务毛万里（毛人凤胞弟）选送的对联：“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四条巷”即“鸡鹅巷”，戴笠为了嵌入“四一”两字改为“四条巷”），这副对联涵盖了军统局的十年发展历程，戴笠很是喜欢。
戴笠亲自开车把蒋介石接到会场，特务们列队两旁夹道欢迎。当蒋介石走进礼堂时，全场掌声雷动，同时乐队开始演奏欢快的乐曲。
待蒋介石在主席台站好之后，戴笠一抬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接着指挥官喊了一声“敬礼！”全场上千名特务齐刷刷地敬礼，动作整齐规范，场面煞为壮观。
大会正式开始后，蒋介石先以简短的演讲对军统人员进行训勉，然后早期复兴社的“十人团”成员上台来接受表彰，蒋介石与他们一一握手赠金，以示慰问和嘉奖。
除了戴笠，其它九人分别是：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
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
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
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
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徐亮；
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张炎元；
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
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
随后是公祭仪式，会场里陈列了500多个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和灵位。戴笠声情并茂地念完悼文之后，引导蒋介石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并发给他们每人一笔抚恤金。
蒋介石吃了几口就推脱有公事，在特务们的欢送声中离开了会场。此次千人大会餐，一共摆了300多桌（包括戴笠请的客人及军统家属），创下了军统四一大会的历史纪录，上千名特务狼吞虎咽地享受了一顿饕耋盛宴。
重庆军统局本部旧址
四一大会除了白天的演讲、训话之外，一般在晚上还安排文艺、戏剧等节目演出，有京剧、歌舞、话剧，有散打、擒拿等武术表演，还有电影等。节目表演几乎都是通宵达旦。
同时，各地军统组织和训练班也都在这一天张灯结彩地开展小型的庆祝活动。十周年的四一大会期间，蒋介石两次专门召见军统的优秀军官和优秀干部代表，对他们表示鼓励和赞赏。
热热闹闹的军统十周年庆祝大会一直延续到了四月五日才宣告结束。戴笠在闭幕会上又进行了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讲，特务们这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各自岗位。
然而，这次隆重的“四一大会”却开得不合时宜，一心想在蒋介石面前展现军统实力的戴笠，却忘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本是为了讨好蒋介石，得意忘形的戴笠却触碰了蒋介石的“逆鳞”，因为猜忌、疑心甚重的老蒋，最忌讳的就是自己的手下势力过大，导致局面难以掌控。
这次奢侈、豪华的“四一”庆祝大会，充分暴露了戴笠的野心，正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引起了蒋介石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实力的戒备之心。
蒋介石与蒋经国合影
尽管戴笠对老蒋研究得很透彻，而且事事小心，处处谨慎，但是蒋介石从来不能容忍任何一个部下的势力发展得太大，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老蒋的历次权利之争及内部分裂无不都是因此而起。
此时，戴笠领导的军统势力，已经从特工渗透到军事、警察、交通、党务、行政、经济等各个部门，人数也达数十万之众，实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
1942年的“四一大会”不久，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调来他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帮助戴笠主持军统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限制戴笠的权力，监视戴笠的行动。
唐纵是军统元老，也是黄埔六期生，平时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老成持重。在工作上一贯埋头苦干，办事严谨，既不拉帮结伙，也不爱出风头，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一向工于心计的戴笠是何等的“聪明”，对唐纵极尽“照顾”之能事。然而，唐纵并不领情，他也有“野心”。因此从不主动开口向戴笠提要求，以免中了戴笠的圈套。所以，他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实事求是，成绩和缺点都说，老蒋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
戴笠也有对付唐纵的招数，他把军统的许多具体工作交给“自己人”毛人凤负责，有意提高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唐纵也不介意，依旧低调做事，俩人表面上仍是一团和气。
戴笠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有了猜忌和戒备心之后。着意加强了对日益膨胀的军统内部的整顿，尤其是对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军统组织中出现的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现象严加约束。裁撤或免职了不少重量级的特务，有的还被戴笠送进了监狱，甚至枪决。
对在沦陷区投敌叛变的军统特务，戴笠派遣“锄奸队”进行了有效的镇压，对被破坏的军统组织进行了恢复。
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军统一天天发展壮大，机构内部人员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工作人员对工作敷衍了事、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等违法乱纪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如此种种，让戴笠心生担忧，理不清头绪。
林世良走私贪污案的爆发（牵扯到孔家及宋家），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枪毙，并迁怒于戴笠，他以戴笠兼职过多为由，撤去了戴笠缉私署长一职，而各省缉私处的军统成员也被调换。使戴笠心里升起一丝寒意，有了“兔死狗烹”之感。
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各地接收资产过程中，军统利用自身在沦陷区的潜伏优势捷足先登，利用手中的肃奸大权，大肆贪污掳掠，大发“劫收”财，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更使戴笠感到难辞其责。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也展开了和平谈判，其中共产党提出的重要一条就是要求解散各地大大小小的特务组织，这就更使戴笠如坐针毡，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和去处。
戴笠一度想借助他与美国海军的良好关系（军统为美海军提供日军情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即是美海军情报署少将），去竞争海军总司令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戴笠的努力下（要求美方推荐他负责统筹美国援建海军事宜），蒋介石同意了美方的要求，委任戴笠为海军筹备处负责人，戴笠很是高兴，他一边从军校里引进一批高材生，一边又从“铁哥们”胡宗南部队挖了一些有经验的军事能将进入筹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