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1]。国体和政体的彻底变革,带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教政策:“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
1新型的分类法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
历史的经验证明,自《七略》以来,凡是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分类目录亦将发生变革。发展至近代,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产生了90余种分类法,形成了一个研究分类法理论与实践的高潮,同时产生了学术争论、商榷的局面。在对文献分类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主要研究:(1)对图书分类的定义与分类标准的研究;(2)对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关系的研究;(3)对图书分类法编制原则的研究;(4)对中国图书分类法历史的研究;(5)对图书分类现实问题的研究等问题,产生出了由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编制的多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分类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国钧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它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用哲学思想分析研究问题,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彻底解决了当时困扰图书馆界的“经学”问题的归类,从而将以往的分类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产生了新中国以来首次学术讨论,即有关分类法问题的讨论。较早的有杜定友的“新图书分类法刍议”(1950)、“图书分类法意见”(1952)、卢震京的“讨论图书分类法问题”(1952)等,对分类法的编制提出了个人意见,这一讨论和商榷进行了若干年,成为建国初期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人们在实践中开始研究和探讨、落实分类法的编制原则和科学性等大政方略。最早的是《人大法》:(1)首次列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类,确立了思想性原则,这一立类方针,为以后分类法的制订所沿用。就在同年,浙江省图书馆编制的分类法亦是如此处理的[2];(2)以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先将类目划分为四大部类:总结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科学及综合性图书。这一划分,在学界已逐步趋于统一,如杜定友、刘国钧等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亦都是以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所不同的是类序排列中有所争议;(3)打破了十进制度,而采用了“新十进制”,将知识划分为17个大类,以后的《科图法》《中图法》等,都吸收并发展了这些原则,从而形成了全国逐步趋向于“统一分类法”之局面。
1957年8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公布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是年9月,《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这一学术讨论、争鸣的良好风气,一直为以后大型法、中图法以及各种修订版的出版提供了示范,每到这一关头,就会形成一个有关分类法编制的商榷热点。
2新时期图书馆任务、定义的初步确定
在解决好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与主动服务的基础上,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是图书馆任务问题。1950年9月,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采编部主任的金天游出版了《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书中简单明了地解答了图书馆的基本知识与工作。该书是一本适时的简明工作指导书。在再版中,金天游增加了一个“前言”,对现代图书馆工作作了扼要说明,从而奠定了建国最早的对图书馆的认识理论之一。
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乃是搜罗一切或一些人类文化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各方面所创造出来的精华之记载,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整理它们,保存它们,以便利广大群众使用,并进而主动地帮助他们接受为完成新社会建设事业所必需之知识的文化中心”[6]。这是一个具有继承和创新精神的表述,图书馆是保存人类文化的机构,做好保存工作,必须做好整理工作,用最科学而经济的方法对藏书进行整理,充分体现出了图书馆所具有的学术性。保存不是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整理更不是完全为了保存,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在人民民主专政时代,即是为更便利地为广大人民群众使用。新时代的图书馆更要主动地为读者服务,从而将“主动服务”纳入图书馆的定义中,从根本上规定了图书馆工作的主动性,图书馆所有的服务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图书馆的定位,即是“文化中心”。
图书馆是一个整体,除了从定义概念上认识外,更要进一步从工作方法、工作重点、分工合作等方面加以更具体化的认识。图书馆的工作,细分起来有几十项、几百项,金天游将其归纳为3大内容。第一是图书采访工作,主要包括选购、征求、寄存、交换、传抄、登记等内容,这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前期工作,主要解决图书资料如何入馆的问题。第二,图书整理工作,包括分类、编目、典藏等内容,主要解决的是用科学、经济的方法对入馆图书的整序工作。第三,图书流通,包括出纳、参考、推广等工作,主要解决的是图书的使用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图书的作用或流通,是办理图书馆的目的;采购和整理,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6]。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新时期的图书馆之所以与藏书楼不同,其根本在于目的不同,藏书楼是为了“藏”的,图书馆完全是为了更好地“用”的,“使图书馆‘由静的变为动的,由死的变为活的’,变为面向广大群众、经常进行群众教育的有力场所”[6]。
3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
图书馆开架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近代提出来的。1877年,图书馆开架服务在国际图联的伦敦年会上被正式提出,美欧等国较早流行。他们拟将全部藏书或部分藏书向读者开架服务,“这种想法首先在美国实行,之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西欧等地相继流行”[7]。经过10余年的激烈争论,至1894年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回复到闭架服务,但是,由于开架服务的优点以及不断的完善,进入20世纪后开架服务渐渐发达,苏联图书馆界的开架问题也经历过反复,尤其是进入50年代后逐渐扩大开架服务范围,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都对开架服务作了肯定与总结。苏联于1958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讨论,并于1959年由苏联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在大众图书馆组织开架制”的指示,开架制得到全面推广。
我国的开架服务方式在近代图书馆中已开展过。解放初,面对服务对象根本的转变,也开始了开架服务的探讨。为既能保存好藏书,又能让读者直接、方便地找书和借阅,一些图书馆开始以“半开架”的形式。例如,在上海地区的一些大众图书馆,备有一些半开架的书橱,以此方式推荐图书。“半开架开始在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图书馆用铅丝网陈列推荐书,后来,其他图书馆认为这种方法方便,就普遍采用起来了”[8]。
建国后,较早提出在小型图书馆中实行开架服务的思想,如金天游。由于小型图书馆中工作人员少,设备不全,图书馆学专业人员稀缺,要很好地为读者服务,简化出纳手续是一条十分有用的途径。金天游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提出:“我们以为开架式把书库公开,是小型图书馆应当采取的一种方式”[9],并论述了小型图书馆实行开架的可行性和优缺点。在大型图书馆中实行开架服务较早的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2年,当时的馆长杜定友积极筹备,最初整理出了2.5万册图书,率先提供开架服务。“此举受到读者的好评和支持,开创了我馆开架服务的先例,在国内公共图书馆中颇有影响”[10]。为推广开架服务,1953年杜定友编印了一本题为“开架式阅览室”的小册子送到各地图书馆,进行推广工作,广西图书馆的馆刊也在1954年1月号上介绍了该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与此同时,许多读者与图书馆员,纷纷对《图书馆工作》投稿或去信,讨论开架制度问题。尽管意见不一致,“但从这些读者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一问题都很关心”[16]。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于1954年实行部分开架阅览,“一般同学都认为满意。但从目录指导作用来说,当然有所损失”[17]。于是提出了在学校图书馆中“究竟可否实行开架制度”的疑问。这一疑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的意义。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开架制度不是图书馆的工作方向,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使用这一方法。
这一阶段,尽管从总体上对开架服务进行了否定,但由于开架受到了大量读者的欢迎,一些图书馆仍然探索着开架服务的方式并不断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4年后,这一问题又得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终于使开架服务步入正轨。例如常熟县,在其他图书馆的启发下开展了开放书库出借图书的工作,利用借书牌解决了乱架问题[20],并首先在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读者中实行。对这些读者实行特约的办法,取得经验后不断扩大开架服务的读者群。同时专架陈列馆内所编的专题书目等,既做好图书宣传、推荐工作,又使读者全面地了解馆藏,由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实践中证明了通过加强管理,是可以扬长避短,更好地开展为读者服务工作的。
4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较为广泛地开展
建国初期,图书馆主要解决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对于图书馆的科学性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的风气,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还没有广泛坚实的认可度,甚至还没有较好的认知性,向科学进军,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的号召,加快了对图书馆工作科学性的认识步伐,更是加快了对图书馆学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是我国图书馆学上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看法和新的作法”[24]。这一新的认识主要是:其一,图书馆是一个文化学术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对干部的要求应具有政治、业务等方面的要求;其二,图书馆学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有成立一个学系的必要。
为了使毕业生达到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北大图书馆学系要求毕业班的学生人人开展撰写“学年论文”活动,并于1957年4月28日晚上举行论文交流大会。会上宣讲了3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大型图书馆读者分类目录中分析、互见和参照问题的研究》(吕绍曾)、《关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分类法中集中归为一类的意见》(史永元)、《1894—1911年目录学和民主革命的相互影响》(王万宗)等,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亦于1957年5月3—6日举行1957年科学讨论会,会上提交4篇论文:《关于〈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的初稿〉的一些问题》(皮高品)、《高等学校图书馆人员编制及工作量的初步调查研究》(陈颂)、《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和现状》(吕绍虞)、《批判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徐家麟)。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等单位的代表参会,北京图书馆也应邀派出代表参会。一些公共图书馆也纷纷召开科学研究会议。如南京图书馆在1957年5月5日,邀请杜定友作了题为“怎样钻研业务与培养专业精神”的报告。10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地区各高校图书馆、科学院广州分院图书馆联合举办图书馆学讨论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图书馆界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5图书馆学研究规划的出台
6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
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召开的路向,是由代表广大基层的工会图书馆首先召开的,再由面向广大民众的公共图书馆界,进而再由高校图书馆召开,之后又召开了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会议,如此,由工会基层开始,由易到难,不断深化了图书馆的管理思想和服务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来临之时,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全国工农业战线需要文化的支持。在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队伍,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涨,工会图书馆获得很快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和步骤、行动,全国总工会决定于1955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是年春季展开调查工作:“春,东北图书馆派牟仁隆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组织的‘工会图书馆工作调查组’,其后又参加了‘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务工作”[31]。7月11—18日,全国第一次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产业工会、各省市和部分基层工会图书馆工作干部等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工会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工会图书馆是工会组织向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阵地,它应在国家文化事业的方针下,适应工会工作的要求,贯彻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32],进一步规定了工会图书馆的服务方向。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会组织纷纷召开会议贯彻全国第一次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的精神。
1956年7月5—13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项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流通图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动员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积极性;一项是向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33]。图书馆工作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对界内存在的有碍为科学服务的现象作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迅速消除这些障碍的措施:(1)迅速组织力量,及时整理现有图书并加速补充新书;(2)编制专题目录为科学研究服务;(3)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开辟科学阅览室,以供科学研究者的研究场地之用;(4)大力改进借书方法,广泛提供古今中外读者需要的有价值的图书。会上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开展,将起着重大的作用”[34]。
为了深入贯彻、理解会议精神,解决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问题,《图书馆工作》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两个参考文件:一是《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的报刊资料索引工作》,介绍了他们编制索引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体会,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措施。二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如何以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服务》,介绍了地方文献的搜集、目录工作和提供服务等内容,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当时图书馆界开展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会后,全国各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并积极组织各图书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迅速将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是于1956年12月4—14日在北京召开的,到会代表有241人,列席代表60人,包括各类高校图书馆及部分公共图书馆的负责人及省市高教局、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
为了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开好会议,高教部于7月30—31日组织了北京市高校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主要调研、讨论的问题有:(1)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地位与作用;(2)高校图书馆的组织机构、编制及干部的培养和提高;(3)高校图书馆藏书的整理、补充与调剂;(4)高校图书馆的基建、设备、经费等问题。会议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现场参观、调研等形式,主要交流了:(1)图书整理调拨的经验;(2)补充采购的经验;(3)分类编目的经验;(4)编制索引的经验;(5)图书馆与资料室分工合作的经验;(6)培养干部的经验;(7)规章制度和管理工作上的经验等内容。
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广泛地讨论了高校图书馆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书刊的补充和利用、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图书馆的合作协调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并着重讨论了高校图书馆试行条例和图书馆协调问题。会上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高等学校图书馆馆际互借办法》(草案)等4个文件,“召开会议的三个目的:明确方针任务、交流经验、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大会基本上是达到了”[35]。高校图书馆正式定位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36]。这一规定,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许多代表在会议期间就认为“这次会议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新的里程碑,这种估计是恰当的”[35]。
这三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工作会议,表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最早召开的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工会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主要是根据工会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解决更好地为读者、为生产服务问题。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则除了解决好为读者服务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图书馆工作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深化为读者服务的问题,使图书馆的工作,向重视科学性、专业性、针对性等方面转移,在广范围的服务基础上,做好个性化服务,从而使图书馆广泛性与深度服务相结合,并根据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性,划分出了普及性与深度化服务不同的层面。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除了上述内容外,更是确定了高校图书馆服务性与学术性的定位,图书馆是“学术性机构”的定位,表明了高校图书馆(包括专业图书馆和省级以上图书馆和具有条件的市级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服务性机构,不仅要为科学研究提供广泛、深入的服务,同时,本身也应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确定战略发展方向。
7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激发了图书馆界对学术研究的激情。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强调“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37]。一个把向科学进军和科学规划结合起来,把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研究热潮在全国兴起。图书馆界在是年开展了全国性的科学论文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图书馆界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的重要事件。
8“一书一文”的产生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一书的问世,是5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成果之一,亦可说是这一时代图书馆学理论成果的标志之一,“它标志着,在这门科学方面,我们已开始在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42]。
1958年11月23日,文化部在新成立的文化学院举办了第一期图书馆研究班,学习对象“是全国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馆长、副馆长和某些负责干部49人,自去年十一月廿三日开学,经过五十多天的紧张学习,已于一月十四日结业”[43]。
该文论述了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它的性质是:在党的领导下,公社自办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因此,它的资金、人员、设备等都由公社解决;是对社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地;是我国现阶段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基层组织。其工作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开门办馆,勤俭办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帮助社员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
由于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展势头迅猛,“据1958年9月的初步统计,全国有农村图书馆、室41万个,比大跃进以前的20万个增加一倍多”[48]。,赋予公社图书馆时代的重任:“公社图书馆的建立,不但是目前五亿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他们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因素”[49]。全民大办图书馆事业,5亿农民需要图书,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照此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公社图书馆就会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和主体,人民公社图书馆学也将成为图书馆学的主体”[48]。
尽管随后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展迅速衰落,“人民公社图书馆学”也成为无本之源,难以为继,但是,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并欲从理论基础上去构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极好地促进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若干年后“矛盾说”的提出,即是有力证据。
9“矛盾说”的产生
最早在图书馆界开展用“矛盾论”的思想探讨研究对象的并非图书馆学领域,而是目录学领域。最早提出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者是陈光祚先生,他所提出的观点在学界引起重视并开展了学术讨论与争鸣。
10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角度分析,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图书馆事业恢复阶段(1949—1952);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1953—1956);跃进再跃进、中心多变化、研究难深入阶段(1957—1959);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1960—1966)。在这一进程中,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高潮。这一学术研究的高潮,经历了一段酝酿期,并于1957年进入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期。但是,这一高潮比较短暂,至1960年,进入了衰退、调整期,直至“文革”开始。
这一过程,最先开始的学术研究是对新型的分类法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新的分类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时,加强了对图书馆任务、定义的研究与确定,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服务思想与宗旨,即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服务。由在解放初期与博物馆、文物等领域合办的《文物参考资料》的阶段过渡到图书馆学创设新刊,从而使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过程,厘清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历史使命后,全面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阶段。图书馆界根据全国发展的需要,及时提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发展方向。1957年《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进入到了高潮期。“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的12年规划中,规划了图书馆学要解决的5个主要问题。在此东风鼓舞下,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大地加快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步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的研究特性,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馆史、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产生出了标志性的“矛盾说”,这些成果作为这一时期的宝贵财富而载入我国图书馆学史册。
简言之,“17年”时期取得的主要成绩大致可归纳为:(1)党和政府的领导,开始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2)新的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定义、宗旨的确定,指明了图书馆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3)新时期服务对象的确定与服务宗旨的落实,开创了图书馆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全新的历史;(4)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构建了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系,以中长期规划、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等规划的制订、以检索语言为代表的统一化、规范化的发展、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探讨、交流,图书馆事业和学术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5)充分发挥人民大众主人翁的思想,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在工作中创新不断;(6)通过不断的探讨、摸索,基本构建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初期的图书馆学体系。(7)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快速形成了图书馆第三代代表人物,不断满足快速发展的图书馆事业对人才的需求。
同时,也要看到,“17年”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教训也是沉重的:(1)由于强调阶级斗争观念,并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方向,这是17年中曲折道路的主要方面;(2)在较大部分时期内没有广泛地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对一些深具爱国主义思想的老专家、老学者不公正的对待,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3)政治思想批判不断。在图书馆界,以阶级斗争的思想对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大致始于1954年,以反右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阶段表现最烈;(4)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照科学、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而不能盲动;(5)应重实践工作中的科学性创新,重基础理论的指导,紧紧抓住图书馆宗旨不放松;(6)在学术研究中必须真正贯彻双百方针,靠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决不能进行无基础的或主观的先有结论后“讲道理”的方式,这种蛮横的“讲理”方法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批判的。
总而言之,在17年的发展历史中,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为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同时,由于逐步强调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这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是颇为曲折的,但无论从何角度对其评价,17年图书馆的发展史对以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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