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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7北京
叶氏认为包括鱼尾在内的版本术语“无关要义”的观点影响深远，乃至今日仍有学者秉持之。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一则鱼尾是册页古书版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册页古籍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厘清其起源、发展与功用问题，对书籍史研究意义重大。二则因鱼尾有其发展的时代性特征，对此问题的揭示将为古籍版本鉴定提供直接证据[2]。
鱼尾类型较为多元化，一般认为可分为黑鱼尾、白鱼尾、线鱼尾、花鱼尾几种：鱼尾轮廓用墨填实的叫黑鱼尾；鱼尾只有外部轮廓，内部完全不着墨者为白鱼尾；由若干线条所组成的鱼尾为线鱼尾；鱼尾分叉处为曲线或内部有图案者为花鱼尾[8]。实际上，若做更为细致的考察便可发现，即便是同一类型的鱼尾，在样式上也存在诸多差异，远比上述情况复杂。我们通过对古籍实物鱼尾的考察，制作表1以呈现这种差异于下：
据实物数据看，黑鱼尾在册页古书中是出现得较早且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鱼尾。究其原因，当与我国古代采用阳文雕版生产书籍方式有直接关系，黑鱼尾只需要将鱼尾的线条雕刻出来，不用挖去多余的木料，工序简单、省时省力当为这种鱼尾受到刻工青睐的重要原因。
（二）白鱼尾
表1五例白鱼尾的具体信息依次为：表1-11国图藏明嘉靖（1522-1566）刻本《殿阁词林记》卷五第六叶版心鱼尾；表1-12国图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卷一第一叶版心鱼尾；表1-13国图藏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绝妙好词》卷一第一叶版心鱼尾；表1-14国图藏宋绍兴（1131-162）刻本《战国策》卷一第四叶版心鱼尾；表1-15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1628-1644）贯华堂刻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六第七叶版心鱼尾。从以上五例中可以看出，白鱼尾内部也有样式上的细节差异，这种差异与黑鱼尾的内部样式差异类似：一为鱼尾上方有横线（表1-12、1-13、1-15）或无横线（表1-11、1-14）；二为鱼尾下边缘分叉处是直线（表1-13、1-14）或是弧线（表1-11、1-12、1-15）；三为鱼尾下方有折线（表1-14、1-15）或是无折线（表1-11、1-12）。
白鱼尾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其数量整体上不如黑鱼尾多，主要集中在明、清版古籍中。白鱼尾是将版心雕刻出鱼尾轮廓后，将鱼尾内部挖去，阳文凸起处只留下外部线条，工序较为精细也相对耗时，这或许是白鱼尾在古书中不及黑鱼尾应用范围广的一大原因。因为白鱼尾会使书口处着墨较少，雕印者若追求书口处的简洁多会使用白鱼尾，正因为如此，白鱼尾的书籍往往为单鱼尾[14]、白口，表1五例白鱼尾所在书均为此类；此外，国图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钤山堂集》，国图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甄敬刻本《诗纪》，国图藏明万历（1573-1620）刻本《建文朝野汇编》，国图藏明崇祯五年（1632）钱士升、陈龙正等刻本《高子遗书》等书总体上版心均有此特征，反映出明代刻书追求版式简洁的一种倾向。
（三）线鱼尾
所谓线鱼尾，学界多笼统地指出是由线条构成的鱼尾，这一解释未能将其与白鱼尾做出区分，需进行补订。从被前人描述为白鱼尾的书籍实物看，线鱼尾除鱼尾分叉由一条或两条“线条”构成外，其与白鱼尾的区别在于：白鱼尾是四周的线条构成一个封闭的图案，而线鱼尾分叉处的细线并不与版心左右界行线相接，为相对独立的线条。线鱼尾多出现在明代以后的各种活字本印刷品中，如表1-16国图藏明万历元年（1573）木活字蓝印本《越吟》卷一第一叶版心鱼尾；表1-17国图藏明弘治（1488-1505）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卷下第三叶版心鱼尾；表1-18辽宁省图书馆清康熙（1662-1722）内府铜活字印本《律吕正义》上编第四十三叶版心鱼尾；表1-19国图藏明万历（1573-1620）活字本《春秋国华》卷一第三叶版心鱼尾；表1-20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本《学海类编》目录第五叶版心鱼尾，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线鱼尾实际是活字印刷中因模仿白鱼尾所造成的特殊样式。活字本典籍在排版时，因每行夹板的高度往往低于活字，使活字印刷的书籍多没有类似雕版印刷古籍所具有的界行线，即便有些典籍的夹板会断断续续地在书面中呈现出来，活字与夹板之间的厚度也会使版心鱼尾与印出的夹板线之间存在间隙，从而使鱼尾呈现表1五例线鱼尾的样式。
（四）花鱼尾
花鱼尾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两处：一处为鱼尾分叉处边缘线形状多样，如表1-21国图藏明天顺五年（1461）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卷一第一叶版心鱼尾为波浪形；表1-22国图藏宋开庆元年（1259）刻本《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目录第二十一叶卷标“卷之十二”上方有一鱼尾，边缘线轮廓类似山形；表1-23国图藏清道光五年（1825）秀亭抄本《弦索十三套琵琶谱》，该书第一册第一叶版心距上边栏四分之一处有单鱼尾，形状呈山形；表1-24国图藏宋刻本《文选》目录第一叶版心鱼尾为孔洞形等。另一处为在鱼尾内部刻划如花瓣、圆孔等图案，如1-25国图藏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目录“卷之二”上方鱼尾内部图案为花瓣形；表1-26国图藏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卷九第一叶鱼尾内部有圆孔形符号；表1-27国图藏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本《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卷一第一叶，该叶标题“治诸风”上方有一样式繁复的花状鱼尾；表1-28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卷二第一叶，该叶标题“治伤害”上方亦有一复杂花状鱼尾，等等。
花鱼尾在宋代已经出现，在元本中最为常见，样式也最为繁复。由于花鱼尾比较复杂，需要的空间加大，而版心一般比较狭窄，所以花样繁复的花鱼尾一般不见于版心，而多出现在版面的其他位置。
以上四种类型的鱼尾，若从开口方向上看，又有顺鱼尾、逆鱼尾和侧鱼尾的区别。鱼尾分叉处朝下的鱼尾为顺鱼尾，表1中除1-9、1-10、1-29、1-30外均为顺鱼尾。鱼尾分叉处开口朝上的鱼尾为逆鱼尾，如表1-9国图藏元刻本《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卷一第一叶版心下鱼尾，表1-10国图藏元大德（1297-1307）刻明修本《仪礼集说》卷一第六叶下鱼尾，开口方向均朝上。此外，我们注意到古书中还存在着开口方向朝左和朝右的鱼尾，仿照学界顺、逆鱼尾的称谓，可称为侧鱼尾，如表1-29、表1-30见国图藏元本《周易程朱先生传义》篇首所录《河图》标题中，这一对鱼尾开口方向相对，中间为“河图”二字，这类鱼尾多用于书籍封面或插图中，用于修饰或凸显书名、插图标题等内容。
从典籍实物来看，不是所有的册页古书都有鱼尾。在有鱼尾的古籍中，其数量、位置也存在差异。今按“版心鱼尾”“版心外鱼尾”甄选典型资料制为表2以示其异。
从时代上看，自唐五代至清，各时代都有个别书籍版心无鱼尾。如表2-1国图藏宋淳佑（1241-1251）刻本《仪礼要义》便无版心和鱼尾；表2-2国图藏明崇祯（1628-1644）毛氏汲古阁刻本《宋名家词》卷一第一叶版心无鱼尾，仅在距上边栏四分之一处刻有一条横线。此外，古籍中还存在一些正文部分有鱼尾的册页古书，但在序言及凡例版面无鱼尾，如国图藏清康熙五年（1666）刻本《通雅》，其自序首叶及凡例首叶版心均无鱼尾。
版心处有一鱼尾者如：表2-3国图藏宋嘉泰四年（1204）刻本《皇朝文鉴》卷十六第三叶，该叶版心有一个黑鱼尾，位于距上边栏四分之一处，鱼尾上方象鼻左侧刻版面字数，鱼尾下刻书名简称与卷数“文鉴十六”，版心下距离下栏四分之一处无鱼尾，其位置刻有页码“三”，版心底端刻有刻工姓名“濮宣”。当古籍版心有一个鱼尾时，鱼尾有时还会位于距上边栏的三分之一位置，表2-4国图藏明万历（1573-1620）刻本《孝经列传》版心鱼尾即是，如该书卷七第十三叶版心三分之一处有一黑鱼尾，鱼尾上方象鼻处刻书名“孝经列传”，鱼尾下方刻卷数信息“卷之七”。
版心处有二鱼尾者如：表2-5国图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卷八十三第八叶，该叶版心有两个鱼尾，分别位于距上、下边栏四分之一处，上鱼尾为顺鱼尾，下鱼尾为逆鱼尾，上鱼尾下方刻书名简称、卷名与卷数，作“史列传二十三”，下鱼尾上方刻页码“八”。又，表2-6国图藏明正德六年（1511）《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余话大全》卷一第一叶版心亦为二鱼尾，与上述例子不同的是，两个鱼尾方向一致同为顺鱼尾，上鱼尾下方刻一花型图案，下鱼尾下方刻页码“乙”（笔者按：即“一”）。
版心处有三鱼尾者如：表2-7国图藏元明递修本《汉书》卷三十第十四叶版心有三个鱼尾，第一个鱼尾位于距离上栏四分之一处，鱼尾上方刻该版面具体字数，鱼尾下刻标题“前汉艺文志十”，另外两个鱼尾位于距离下边栏四分之一处，顺逆相对，两个鱼尾中间的空间刻有页码“十四”。著名的《永乐大典》为手抄本，但版式模仿刻本书，版心为三鱼尾，如表2-8为该书卷九百八十一卷第一叶，第一个为顺鱼尾，位于整个版心距上边栏三分之一处，鱼尾下方题标题“永乐大典卷九百八十一”；第二个亦为顺鱼尾，位于整个版心距下边栏三分之一处；第三个为逆鱼尾，位于整个版心距下边栏四分之一处；因第二、三个鱼尾顺逆相对且距离较近，二者形成了一个“括号”，内刻页码“一”，第二、三鱼尾的样式与后世的括号“【】”极为相似，加之二者中间写有页码，今日中括号形式的编号当直接源于此。
版心处有四鱼尾者如：表2-9国图藏明嘉靖十七年（1538）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卷五第二叶版心有四个鱼尾，它们两两相对把版心平均分为四份，第一、二个鱼尾之间刻书名简称“金丹大要”，第三、四个鱼尾内刻目录叶码“卷五之二”。又，表2-10国图藏明成化三年（1467）紫阳书院刻本《瀛奎律髓》卷一第一叶，四个鱼尾两两相对，第一个鱼尾开口朝下，位于距版心上边栏四分之一处；第二个鱼尾位于版心中间，开口朝上，中间刻标题“律髓卷一”；第三个鱼尾则紧邻第二个鱼尾，开口朝下，第四个鱼尾位于距版心下边栏四分之一处，开口朝上，二者中间为页码“一”。
五鱼尾者暂未见。
（二）版心外鱼尾
鱼尾除出现在版心处外，有时还会出现在书籍版面的其他位置：
其一，卷首标题上方。表2-13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明本《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卷一第一叶，该叶卷首题“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卷第二”上方有一黑鱼尾。又，表2-14国图藏明正德六年（1511）杨氏清江书堂刻本《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新话大全》卷一第一叶，卷首题“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卷之一”上方有一花鱼尾。
其二，卷尾标题上方。表2-15国图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周礼》卷一第二十一叶，该叶为卷一末叶，正文后仅余一行，无法按正常版式空两行再刻尾题，只能将标题“纂图互注周礼卷第一”刻于该叶仅存的一行中，为了与正文相区别，在标题首字上方刻有鱼尾加以凸显。类似的情况又见于表2-16国图藏宋建安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卷五第十二叶，该叶为此书卷五结尾，正文末句恰位于此叶最后一行，如果将标题按照惯例空两行刊刻，则又需耗费一版，因该叶末行文字较少，刻工便将标题“童溪王先生易传卷之五”接续在正文末，为了凸显标题又不至于与正文混淆，因此在标题上方刻有一黑鱼尾。
其三，目录中篇章标题上。鱼尾常用在古书的目录中来标识二级标题或三级标题。如国图藏宋淳熙（1174-1189）本《史记》目录，大概是出于区分不同层级标题的缘故，其中标题“帝纪十二卷”（表2-17）“年表十卷”“八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上方均有一黑鱼尾，各标题下统摄具体篇名则无。又，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全书共四部分，在目录中“上篇”（表2-18）“中篇”“下篇”“外篇”四部分标题上方分别有一花鱼尾。
其四，书籍插图中。表2-19扬州博物馆藏《新刊明本大字孝经》书前插画标题“孔曾传诵孝经”被两个花鱼尾横向括起；表2-20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萃庆堂余氏刊本《大备对宗》卷首插图中，插图标题“苏武牧羊”被一对鱼尾括起。又，武汉大学藏元明间刻本《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卷一第一叶插图标题“正人头面之图”被一对花鱼尾括起[23]，亦属此类。
其五，正文篇章题上方。如表2-21中山大学藏明刊本《对类》卷一第一叶正文标题“天文门”占用两行的位置，其上有一花鱼尾。又，表2-22国图藏元刻本《新刊分类江湖纪闻》卷六第一叶，为了凸显篇题“艺术”两字，在其上方刻有一花鱼尾。
首先，从形状上看，何文所说契口不仅有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甚至包括类似于半个括号的圆弧形、方形等形状[25]。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将直角三角形视为典型契口，用两个契口去合成一个鱼尾也颇为困难。因为单支简上的契口多刻于简的右侧，在同一编简册上契口的开口方向实际是趋于整齐划一的，这一规则执行比较严格，少有例外。然则，欲将两个契口“对称相连”构成鱼尾，就需要对其进行翻转后再合并的复杂操作。试想，唐五代之后的人们在刊刻书籍时，借鉴早已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简册契口，再经过翻转、合并，最后创造出鱼尾并用于刻书活动，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古籍发展史是一个无间断的演进过程，其主体阶段可以分为简册、卷轴、册页三个历史时期，后世书籍中所呈现的物质属性特征往往可以追溯至前代。例如：册页时期的界栏承袭卷轴时期的乌丝栏，而乌丝栏又源于对竹木简的摹仿；册页古书的封面演变自卷轴古书的包首[26]，包首则源于简册古书的赘简。基于这一思路，我们认为鱼尾实际是书签实物符号化的产物，其源头可追溯至简册时期就已使用的签牌，卷轴时期与之相对应者为帙签题或包首题上方的标识符号，至册页时期才最终演变为鱼尾。
（一）简册时期的签牌
签牌是悬挂在物品之外记录名称、数量等信息，起标识作用的木质标签，古代称之为“楬”。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中保存有大量的木质签牌实物，表明此物在汉代使用广泛。今据出土实物制表3以示其形制于下：
（二）卷轴时期的书签
汉代以后签牌仍沿用不废，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大量签牌，这些签牌均为木质，形制上看与表3-2签牌较为相似[34]。因用途与使用场合不同，三国时期还出现了石质签牌，如曹操高陵M2号墓出土石牌66块，其中有圭形石牌10件，六边形石牌55件（另有一件形状不明）[35]，圭形石牌与表3-7、3-8形状一致，六边形石牌则与表3-9形状相似。
尤其是作为签牌一种之书签，在纸张取代竹木成为主要书写载体，书籍制度进入卷轴时期以后，书签仍被广泛使用并对周边国家书籍形制产生了影响。今日可见书签实物如下表：
其一，牙签。牙签即象牙所制书签。这种书签在卷轴时期颇为流行。例如，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曰：
其二，往来轴签。表4-2是日本正仓院所藏文书的书轴，书轴在日本称为“往来”，这三例往来轴的特殊之处在于，木轴顶部有形状不一的木片与轴相连，木片上题有标题。此物显然与用线垂挂的书签具有相同的功用。三个木片的形状恰与表3三种形状的签牌相对应，承袭痕迹明显，当为受签牌制度的影响而出现。然而国内目前并未发现类似形制的书轴，其在我国是否也有使用尚待考察。
其三，帙签。从字面上看，所谓帙签就是挂系于书帙外的题签。以此角度视之，上文所举两例牙签实物也可视为帙签。从现存实物看，帙签由两种不同材料制作。一为布帛，表4-4、4-10均属于这种帙签，这种材质的书签需缝于书帙上，表4-4尚保留了缝连的原始状态，帙签的下端呈圭形，上端为方便缝连为直角；类似的例子尚有法藏敦煌文献P.5013“大般若经第三十五祑”帙签题，以及俄藏敦煌文献Дх03834“大般若经第卌六祑”、Дх05769“大般若经第卅一祑”，以及《俄藏敦煌艺术品》Дх275“大般若经第卌四祑”[44]等。二为硬纸，表4-7、4-8为此类帙签，这类帙签是粘贴于书帙上的，从图像中可见表4-7顶端仍粘连在纸质书帙残片上；类似的例子尚有，英藏敦煌文献S.4689、S.5064、S.11325、S.11367、S.11376等。帙签材质的选择当与书帙材质有密切关系：如果书帙为纸质，采用硬纸制作的题签更便于粘连；如果书帙为布帛或竹质，使用布帛或象牙制作题签，无论是从装帧等级匹配度还是与书帙系联牢固性上看，均是更好的选择。
其四，面签。即书面题签。面签在卷轴古书及册页古书中均普遍存在。在卷轴古书中，面签一般贴于包首左上角、左侧边缘紧贴天杆处[45]。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条云：
尤可注意的是，在卷轴古书帙签题、面签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标题上方有一对双勾形符号，如表4-5、4-6、4-7、4-9、4-10五例均如此。若将此五例书签与表3-2、3-4两个签牌放在一起对比便不难发现，这种“双勾符号+标题”的组合形式，与双侧契口型签牌之“契口+标题”均极为相似：一则“双勾符号”与签牌的双契口形状近似；二则“双勾符号”与签牌契口下方均题写书籍标题，均有书名提示物的功用。因此，我们认为该双勾符号为签牌契口的模仿，是签牌材质改变后无法在布帛或纸质书签刻划契口后，对契口符号化处理的结果。
（三）册页时期的鱼尾
至于鱼尾的流行与演化出多种样式的原因，盖与北宋时期卷轴装与册页装古书长期共存有直接关系。北宋时期鱼尾就已开始应用于标示版心标题信息，如国家图书馆藏北宋递修本《汉书》、北宋递修本《后汉书》、北宋刊本《范文正公文集》三套典籍版心均有鱼尾。北宋初年册页装已广为流行，但唐、五代时期的卷轴古书在当时应该仍大量留存，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录时人李长民《广汴都赋》云：
李氏这里描述的是北宋国家藏书之盛况，从其“万卷绮错，犀轴牙签”之语可知，北宋国家藏书仍有大量卷轴装藏品，而这些书籍仍广泛地使用悬挂式书签也是可以预见的。在卷轴与册页长期并存的情况下，册页装作为典籍装帧的新形式，沿袭卷轴古书签牌的若干特征制作出适应新装帧形式的书签便是自然之事。因签牌形制的多样性，使模仿并不仅限于契口型签牌一种，从而使鱼尾从其产生之初便有多元化的特点。例如，表1-4、1-19、1-21以及表2-9、2-15、2-18等所示鱼尾下方均有圆圈符号，当为对穿绳型书签之“鼻”的模仿。又如，若将表2-21与表3-7、3-8圭形签牌对比可以发现，表2-21所示图像与表3-7、3-8圭形签牌有沿袭关系。实际上，若将表2、表3、表4按“表3—表4—表2”的顺序并观，恰可反映出鱼尾起源、演变、定型的历程。
通过对版面不同位置鱼尾的考察可知，鱼尾在册页古书中承担着标识题名、辅助折叶、装饰版面三种重要功用。然而，这三种功能并非完全对等，标识题名当为鱼尾的主要功能，辅助折叶与装饰版面则为鱼尾的次生功能。
（一）标识题名
鱼尾出现在版心之初，其功用即为标识书名与页码，以方便书籍装帧时排序。从典籍实物来看，版心处的鱼尾多与书名同时出现，除无鱼尾的情况外，书名总会以首个鱼尾为参照，题写于其下方或上方。总体而言，版心标题多刻于首个鱼尾下方，宋元版古书少有例外。明清以后，标题刻于鱼尾之下者亦常见，但此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题名方式：将题名刻于鱼尾上方象鼻内，鱼尾下只刻卷数信息。例如，国图藏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汴京遗迹志》该书版心只有一个白鱼尾，位于版心上边栏三分之一处，鱼尾上方象鼻中题写书名简称“遗迹志”，鱼尾下刻卷数信息。又，国图藏明弘光元年（1644）文来阁刻本《春秋存俟》，该书总体上为白单鱼尾(个别页码如“总论”第四叶为黑鱼尾)，书名“春秋存俟”刻于鱼尾上方象鼻内，鱼尾下方刻卷数信息。
鱼尾除位于版心、卷首题、卷尾题、目录等处外，有时还被应用于正文标题中，其主要功用仍为凸显与标识其下方文字。这一点在字书、韵书以及类书中体现尤为突出。例如，国图藏元延佑二年（1315）圆沙书院刻本《大广益会玉篇》卷一第一叶，该版右半叶第二行部首标题“一部第一”上方紧贴上边栏处刻有花鱼尾用以凸显标题，该版左半叶第一行标题“上部第二”上方也有样式相同的鱼尾。又，国图藏宋绍定三年（1230）藏书阁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一第四叶，该叶包含“二冬”“三钟”两个韵部标题，其中“二冬”独立占一行，极为醒目易识，因此标题上方无任何标识；标题“三钟”则与正文同行，如不能与正文加以区别很容易混淆，因此其上方刻有一黑鱼尾。以上两例标题清晰地表明了鱼尾在正文中凸显标题、区分类别的功用。
（二）辅助折叶
魏隐儒[50]、施廷镛[51]、程千帆[52]、张秀民[53]等学者均认为鱼尾有对折书叶参照物的功用；施勇勤进一步指出了鱼尾出现的商业动机，即私人书坊出于牟利经营的目的而使用鱼尾来提高折叶速度和效率[54]。然而，向辉认为鱼尾作为对折线的功能无直接证据，为揣测之词[55]。我们认为，典籍实物中存在鱼尾作为辅助折叶功能的直接证据。
从特殊页面鱼尾的样式看，鱼尾辅助折叶的功能体现得愈发明显。例如，国图藏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禹贡论》全书有《历代大河误证图》《汉以后九河旧图》《今定九江图》《孔安国三江图》(图1)等共计30幅山川地形图，每叶均无版心，但在中心线位置上、下边栏附近，往往各有一个比较小的黑鱼尾，当是为了保持图像的完整性同时又照顾装订工折叶方便而设。又如，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一书，当书中插图为整版时，该叶无版心，且在版面中心线紧贴上下边栏处各有一个较小的黑鱼尾，如该书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卦气直日图》《太元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图》等均有此特征。可见，在无法雕刻版心的情况下，鱼尾独立承担着版心折叠书叶的功能，雕版者希望利用其标识版面的中心线，采用两点确定一线的方式辅助折叶。
（三）装饰版面
除以上实用功能外，鱼尾在发展过程中还衍生出装饰功能，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花鱼尾的出现。如上所述，花鱼尾在宋代已经出现，其繁盛期则在元明时期，清代以后较少使用。具体原因则与元明时期经济发展及商品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元代藩王、书院均有刻书机构，二者经济实力雄厚，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有实力去求精求美，这是上揭元版古籍花鱼尾之例出现的重要原因。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书籍作为商品，书商在进行图书生产时，版式的精美是其增加销量的重要手段，花鱼尾正是这种追求的具体显现。从刻版上来看，花鱼尾雕刻技术复杂，样式多样，追求装饰效果的意图明显，具体例子可参表1、表2所录花鱼尾，兹不复举。
值得一提的是，当单个的鱼尾接连组合在一起时构成连鱼尾。例如，国图藏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目录第十六叶中的牌记(图2)，从图片中可见，该牌记由上、下边框五个花鱼尾横向拼合而成，装饰效果明显。又，国图藏宋眉山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牌记所在叶，该叶除牌记外在七行界行中分两列刻有十四个药方，每个药方首字上方均有一个黑鱼尾[56]，样式独特，装饰效果尤为突出。
本文基于古籍实物，据鱼尾、版心图像史料描述了鱼尾的物质特征，并将之置于简帛、卷轴、册页这一书籍发展历程中，考察其起源、演变及功用问题。所得主要结论有:
1.鱼尾按样式划分可分为黑鱼尾、白鱼尾、花鱼尾、线鱼尾四种。黑鱼尾出现最早、使用最为广泛；花鱼尾在元代最为流行；白鱼尾在宋代已经出现，但在明清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线鱼尾则是活字印刷本特有的鱼尾样式，出现在明代中后期。
2.鱼尾的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期已开始使用的签牌；卷轴时期，纸质、丝绸材质的书签上的“双勾”型标识符号为对木质签牌契口的模仿；册页时期，在各种不同形制书签的影响下，鱼尾最终出现并演化出多种样式。可以说，鱼尾是书签实物符号化的产物。
3.鱼尾有标识题名、辅助折叶、装饰版面三大功用。其中，标识标题信息以方便装订排序或阅读为主要功能，辅助折叶与装饰版面则为次生功用。
[1]（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9～240页。
[2]向辉：《试论古籍版式中的鱼尾及其在版本鉴定中的功能》，《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1～593页。
[3]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38页
[4]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7页。
[6]何远景：《鱼尾的起源》，《文献》1999年第4期，第247～253页。
[8]关于鱼尾的定义诸家之说大同小异，已成为共识，除上揭曹之、李致忠、杜泽逊先生的专著外，可资参考的论著又如：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页；刘兆佑：《认识古籍版刻与藏书家》，台北：台湾书店，1997年，第20页；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9]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涉册页古书实物材料，均取自《中华再造善本》初、续编影印古籍，下文不再一一标示此丛书信息。
[10]（清）曹溶辑，（清）陶樾增订：《学海类编》，上海涵芬楼据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本影印，1920年。该影印本为半叶一摄，此鱼尾为据两个半叶重新拼合而成。
[11]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2]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册，第46页。
[13]因同一部雕版古籍不同版面版心鱼尾样式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引述鱼尾材料时均具体到页码，作“卷某第某叶”。
[17]此处两组图像在原书中为横向，为方便排版此处做顺时针旋转90度处理。
[18]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
[19]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2册，第245页。
[20]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0·版画》，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21]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7册，第103页。
[22]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2册，第296页。
[23]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24]（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页。
[25]关于简册契口的形制和位置问题，详参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页；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26]所谓包首，是指接续在卷轴装书籍卷端的一段起保护内文作用的纸张或丝绸。
[28]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29]候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纸简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3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版壹三伍。
[3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70页。
[3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下册，第141页。
[3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下册，第164页。
[3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3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168页；图片见“图版七九”至“图版九〇”。
[36]黄浚辑：《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北京：尊古斋，1935年，第46页。
[40]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艺术品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6～197页；图版编号为210。
[41]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41页。
[4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2页。
[43]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8年，第243～248页。钱存训先生认同并曾引述此观点。参钱存训编著：《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44]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艺术品Ⅱ》，第197页；图版编号为211。
[45]所谓包首，又称褾、玉池、引首，是指接续在卷轴装书籍卷端的一段起保护内文作用的纸张或丝绸；所谓天杆，又称天轴，是卷轴古书包裹在包首边缘处的一根细木条（片），有辅助收展卷轴、固定裱带等功用。
[46]（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47]（明）方以智：《通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18页。
[48]（宋）王明清：《投辖录·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49]（清）叶德辉：《书林清话》，第240页。
[50]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51]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52]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96页。
[5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54]施勇勤：《古刻本版心之构成与功用》，《出版与印刷》2001年第3期，66～69页。
[55]向辉：《试论古籍版式中的鱼尾及其在版本鉴定中的功能》，第581～593页。
[56]林申清编著：《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