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远东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将法图1862年从拍卖行购藏的被英法联军劫掠而去的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进行高新科技与传统印刷、装裱工艺相结合的原作再造，使其回归祖国。并以无限接近原作的完美形式公开发布，供全世界读者和学者观赏研究。
一、《圆明园四十景》图的版本与流传
《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以绘画形式表现的圆明园史料，它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
（一）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
清代画院宫廷画师沈源、唐岱所绘，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对每幅册页所绘景物作了题诗和注释，集成上、下两册，名为《圆明园四十景》。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两位画家所擅长的绘画题材各不相同，唐岱为山水画家，而沈源善于画建筑，在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下旨“圆明园着沈源起画稿册页一部，沈源画房舍，着唐岱画土山、树、石”。标举胜景、分题绘图，从此一幅幅册页陆续完成（图1-1）。
（二）木刻版《御制圆明园图咏》
（三）手绘本《圆明园四十景图》
此图在第四十景题咏之后，有正楷下款一行曰“乾隆丙寅四月既望臣张若霭敬书并制图”，同时在下方还钤有两枚印章，一枚为“张若霭”，系白纹朱红色地，另一枚为“家承赐书”，朱文白地；据王湜华考证这部册页“是为近奉内府而作的”。其绘制内容与木刻版《圆明园图咏》基本相同，但建筑和树木的绘画技法比木刻版要差（图1-3）。每幅图所附乾隆题诗均由张若霭手书，或正楷，或草书，或隶书，或篆书。此本“乃刻本底本之摹本”，但最有价值的在于其年代有了准确的记载，系乾隆十一年（1746），由此佐证上述木刻本之年代当完成于此本以前。张若霭，大学士张廷玉长子，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尚书，乾隆十一年扈从皇上西巡后病逝。
（四）彩色绢本《蓬湖春永》
（五）法国《Détaildesnouveauxjardinsàlamode》一书收录的“圆明园四十景”铜版画
该书中文译名为《新潮园林详述》，全书包括若干有关欧洲和中国古典园林、寺院的内容，均以图样加以表述。欧洲部分既有整座园林全景，个体建筑平、立、剖面，也有局部大样。涉及中国建筑的有《圆明园四十景》图、《南巡盛典》中所绘行宫、寺院图等内容（图1-5）。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版本，价值不高，不再多叙。
上述几种主要的版本中，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年代最早。虽然完成于乾隆九年（1744），但早在乾隆元年（1736）即奉旨起稿，乾隆三年（1738）即开始作画，是诸多版本中绘画水平最高的。木刻版《御制圆明园图咏》与彩色版有一些细部之变化，反映了彩色绢本图版绘制完成后，圆明园又有新的建筑被记录下来。该图以清晰的线条表现建筑，也很有价值。因此它并非完全是彩色绢本的复制品。至于它的年代，应晚于彩色绢本，但最晚不超过乾隆十一年（1746），这个年代的推算，要从张若霭绘画并书御制诗的手绘本来证实。
法国《Détaildesnouveauxjardinsàlamode》一书所收录的“圆明园四十景”铜版画，画面题注称作者是在1786年购买到一册圆明园的图画，据其摹画而成的。从画面内容看是木刻本的摹本，对于图中的建筑用尺子绘制，山、树、花木、水等皆用西洋钢笔画法绘制，如水面用水平线布满，假山石则用小笔触绘成立体的，在池水中作者添加了小船、天鹅等。18世纪欧洲曾出现中国园林热，这本书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出版物。从书的各个章节来看，书的性质属于为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一类，18世纪在欧洲曾一度出现中国园林热，一些欧洲的园林中希望建设写仿中国园林的景观，书的作者便将《圆明园四十景》的铜版画作为范例编入，从这个侧面反映出《圆明园四十景》图在当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中具有重要影响。
二、《圆明园四十景》图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圆明园各景区建造的历史
正大光明，建于雍正三年（1725）。
勤政殿，建于雍正三年，雍正五年（1727）始称勤政亲贤。
九州清晏，其中圆明园殿、清辉阁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雍正三年始称九州清晏。
牡丹台，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乾隆六年（1741）始称镂月开云。
竹子院，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雍正四年（1726）始称天然图画。
梧桐院，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乾隆二年（1737）梧桐院改为碧桐书院。
涧阁，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雍正九年（1731）始称慈云普护。
湖亭，建于雍正四年（1726），乾隆九年（1744）始称上下天光。
杏花村，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原称菜圃，雍正四年（1726）始称杏花春馆。
金鱼池，建于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乾隆四年（1739年）始称坦坦荡荡。
西南所，建于雍正四年（1726），乾隆四年（1738）始称茹古涵今。
皇子居所，康熙四十六至六十一年（1707-1722）有少量建筑，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有所增建，乾隆元年（1736）始称长春仙馆。
万字房，建于雍正五年（1727）以前，雍正五年始称万方安和。
桃花坞、壶中天，建于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707-1722），乾隆九年（1744）始称武陵春色。
引见楼，建于雍正四年（1726）以前，乾隆四年（1739）已称山高水长。
仙香苑，建于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雍正八年（1730）改称乐志山庄，乾隆九年始称月地云居。
佛楼，建于雍正二年（1724）以前，乾隆九年始称日天琳宇。
田字房，建于雍正五年（1727）以前，乾隆三年（1738）曾称淡泊宁静，乾隆九年（1744）改称澹泊宁静。
莲花馆，建于雍正五年（1727）以前，乾隆三年（1738）建成此景主殿慎修思永，乾隆九年（1744）始称濂溪乐处。
芰荷香，曾称观莲所，雍正八年（1730）已建，乾隆三年（1738）始见“多稼如云”称谓。
耕织轩，建于雍正五年（1727）以前，乾隆九年（1744）始称水木明瑟。
多稼轩，建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三年（1738）始称映水兰香。
北苑山房，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是年曾传旨增建供神庙宇，乾隆九年（1744）始称北远山村。
鱼跃鸢飞，建于雍正九年（1731）。
西峰秀色，建于雍正六年（1728）。
佛城：寿国寿民、仁慈殿、普福宫等殿，属舍卫城，雍正五年（1727）已建。
同乐园、铺面房，建于雍正四年（1726）以前。
深柳读书堂，建于康熙年间（1662-1722），雍正四年（1726）双鹤斋、采芝径等建筑已建成，乾隆三年（1738）始称廓然大公。
四达亭，建于雍正九年（1731）。
蓬莱洲，建于雍正三年（1725），乾隆五年（1740）始称蓬岛瑶台。
春宇舒和，建于雍正九年（1731），乾隆九年（1744）始称四宜书屋。
秀清村，建于雍正年间，乾隆三年（1738）始称别有洞天。
前垂天贶、东四所、如意馆皆建于雍正年间（1723-1735），乾隆九年始称洞天深处。
平湖秋月，建于雍正七年（1729）。
接秀山房，建于雍正九年（1731）。
流杯亭，建于雍正初年，乾隆九年（1744）改称坐石临流。
溪月松风，建于雍正年间（1723-1735），乾隆九年（1744）始称澡身浴德。
紫碧山房，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
这时的圆明园已经成为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御园，园林总面积达到3000亩（200公顷）。
弘历于1736年即位，改元乾隆。仍以圆明园为听政之所，他认为这座园林“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不过虽说“无以逾此”，但乾隆仍感到有不尽意之处，在园中仅仅进行了一些添建、改建活动。例如：新添建的景区有以下几处：
方壶胜境，建于乾隆五年（1740）以前。
涵虚朗鉴，建于乾隆三年（1738）前后。
夹镜鸣琴，建于乾隆三年（1738）。
汇芳书院，建于乾隆七年（1742）。
鸿慈永祜，建于乾隆八年（1743）。
曲院风荷，建于何时不详，仅在乾隆九年的文献中出现此景史料。
乾隆初年对圆明园一些建筑群的面貌加以改造，如乾隆五年将蓬莱洲改建为“蓬岛瑶台”，并加盖琉璃瓦屋顶，同时还扩建了一些景区。通过这些活动使圆明园在雍正年间建设的基础上更加完美。
（二）绢本四十景图绘制的过程
在乾隆六年三月二十日的裱作档案中曾记有：“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高玉等交：方壶胜境图样一张，蓬岛瑶台图样一张，慈云普护图样一张。传旨：着入圆明园图样内裱册页。钦此。”
“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将方壶胜境图样等三张入圆明园册页样内。司库白世秀持进交讫。”
在乾隆九年（1744）九月十二日的裱作档案中记有“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安佑宫图’绢画一张，‘汇芳书院图’绢画一张，‘清静地图’绢画一张，‘前垂天贶图’绢画一张，传旨：着暂收贮在册页上换做。钦此。”
“于十一月十五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未托圆明园图画四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这里所说的四张呈进的册页，安佑宫即鸿慈永祜，清净地即月地云居，前垂天贶即洞天深处，还有汇芳书院。
后来，在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裱作档案中记有：“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首领郑爱贵交御笔字二张，传旨：着将世宗御笔头板，朕的御笔二板，相挨俱裱在四十景头一册的画前；再，四十景对题诗，俟交出时，亦裱入册内。钦此。”
“于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世宗、当今御笔字二张，裱得册页二册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这几条档案所记，反映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的绘制过程，其中在乾隆四年（1739）首次绘出了四十张写景图，但这并非最后定稿，紧接着在乾隆六年（1741）画家又画出了方壶胜境、蓬岛瑶台。其中的方壶胜境兴工于乾隆五年（1740），随之绘出了这个景区的写景图。蓬岛瑶台则于乾隆五年（1740）进行改建，将屋面覆盖了琉璃瓦，为之面目一新，所以绘制写景图，此为第二次所绘新图。乾隆九年（1744）九月十二日的裱作档案中所记的四张图中，汇芳书院乾隆七年（1742）建成，鸿慈永祜乾隆八年（1743）建成，这两张应为工程完工之后才绘制的，也是新图，另外的两张应为替换图。综上所述《圆明园四十景》图前后经过三次添加、替换，各个景区的册页皆在最后建设完成后才绘成。
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开始进行雍正、乾隆二帝的御笔、四十景图册页、对题诗的装裱，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四日，《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册页两册才最后告竣。并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传旨，将册页二册配楠木插盖匣盛装之后，正式安设于圆明园九州清晏景区的奉三无私殿内。
（三）绢本四十景图绘出乾隆九年全园面貌
将圆明园在乾隆九年（1744年）所存在的园林建筑群与绢本四十景图做一对照，可知四十景已经覆盖了全园的景区，只有紫碧山房一景未绘入册页。虽说雍正末年园内景区达到38处，乾隆元年至九年（1736-1744）又建造了6处，那么应当有44处景区啊！然而在四十景图中有的一张册页绘制的内容包含着不止一处景区，例如“坐石临流”一景，画的内容有坐石临流亭、同乐园、佛城（舍卫城），这样三景合并在一景中绘出，四达亭在水木明瑟一景中绘出，再加上未绘的紫碧山房一景，便可减掉多余的4景了。因此乾隆九年成图的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反映的正是当年的全园面貌（图2-1平面）。
为了全面地反映一处处景区的园林空间面貌，有的册页将相邻的景观也都加以表现，例如方壶胜境（图2-2），除了主体建筑群之外，还绘制了东侧相邻的蕊珠宫建筑群组全貌，西侧相邻的三潭印月的水中三个小石塔，以及五座亭子和连廊，北侧的天宇空明建筑群组全貌，就连方壶胜境所在小湖南侧两座不同形式的木板桥也都一一绘出。其详细程度超过了现存最早的乾隆四十年所绘的平面图之详细程度。
（四）绢本四十景图的绘制特点
绢本四十景图是中国古代建筑画的优秀作品，“据画史记载,到五代北宋时,建筑画成为独立的画种。……此期最著名的屋木画家是五代的卫贤和北宋初的郭忠恕。但就流传下的五代北宋作品而言,水平最高的还当推《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宋画中运用透视概念和方法画建筑和舟车最杰出的范例。”到了清代受到西方透视学的影响，建筑画的绘画技巧更加提高，绢本四十景图大多数册页是按照透视学的方法画的建筑物，看上去较为真实，但山水与建筑的关系又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派的影响，并未按照真实的状况绘制山高与建筑的比例关系，而是有所夸张。圆明园本为平地造园，景区之间以低矮的土山隔开，据实测地形图推测，景区周围的土山在4~9米之间，山高一般只有建筑高度的1~2倍，画面中的山高则大大超过这样的比例。
有的册页为了表现一些景区的景物，选择偏离透视关系的画法，例如“夹镜鸣琴”册页，其中主要的建筑为夹镜鸣琴桥亭，它与环境的关系在平面图中是桥亭两侧有水面，北侧水面为大片的福海，南侧为一个小水池，在这个小水池的东南侧为高度为8~9米的土山，山上建有一处建筑群广育宫，册页画面在右面出现了一座较高的山峰，顶部画了一组小小的广育宫，脱离了真实的空间关系和现实山水的实际比例（图2-3）。这处的画法完全按照一般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画法，以山为主体，建筑为陪衬。
三、绢本四十景图的真实性
上述几套圆明园四十景图的真实性如何？在圆明园被毁之后，人们对它格外重视，但也提出一些疑问。如1933年实测图与圆明园四十景图有多处不一致，有的或许在样式房存图中能得到解答，但仍存在诸多疑问。
（一）从考古发掘看四十景图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局考古所对圆明园进行了局部的考古发掘，在此基础上参照仅有的文字资料，找到了一些答案。
1.天然图画
天然图画景区位于九州清晏景区后部小湖（名后湖）东侧，这一景是一座独立的小园林，由一组院落和其前面的小水池组成，从绢本四十景图中可见主要建筑有五福五代堂、朗吟阁、竹薖楼等，处在小水池的西北两侧，池中有小岛，岛上植有低矮的松树。圆明园遗址中，已看不到有水池的迹象，只是一片空地；但在几种不同版本的四十景图中皆画出了水池和池中的小岛。据此，考古学家进行发掘，终于找到了水池的边界（图3-2）和池中的小岛（图3-3），池壁用碎石块垒砌而成，碎石下有柏木桩。小岛也是用碎石间有泥土铺垫而成的，岛上还发掘出几棵树根，只不过水池比画中的要大些罢了。在样式房绘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样1704号图样中绘出了水池，但有被白粉涂抹的的痕迹，道咸时期（1821-1860）的图样中，这里已不见水池踪影。这说明乾隆年间肯定是有水池和小岛的，只是后来填平了水池，足以证明绢本四十景图的真实性。
这种变化发生在何时？依据样1704号图的白粉痕迹来看，经考证可能在道光十一年（1831）左右被填掉了。
2.杏花春馆
杏花春馆位于九州清晏景区的后湖西北，即雍亲王时的菜圃。从绢本四十景图看（图3-4），这里皆如此景的乾隆帝御制诗序中所说：“由山亭逦迤而入，矮屋疏篱，东西参错，环植文杏，春深发花，灿然如霞。前辟小圃，杂莳蔬蓏，视野田村落景象。”画面中部所绘为景区的核心部位，矮屋、疏篱，中有井亭、菜圃数畦，左侧散落着几处农舍。画面上部表现的是这个景区的北部状况，可见一座小山，山脚下有两处小殿，半山腰有一座小亭，山顶上有一处小城关。
在考古发掘中，景区前半部分已经不是四十景图中的情况，乾隆二十年菜畦已经被挖掉，建了一组建筑——春雨轩，现在尚存建筑遗迹，与清代后期的样式房图所绘相同。北部小山依然如旧，高居画面右上角的小城关“屏岩”遗迹被找到了，发掘出了城关门洞下部的角石，四块角石完好地立于城门地面之上（图3-5），进出城关的道路也显露出来。
同时还有居于画面半山腰的六角亭绿云酣，此亭在画面中可见下部为毛石基座，灰砖砌的坐凳栏杆表面带有木本色木版，上部是木本色柱、梁和灰瓦屋面。经发掘，毛石基座和灰砖砌的坐凳栏杆以及栏杆之间的木柱洞皆历历在目（图3-6）。
画面中部所绘山脚处的一组小庭院，翠微堂的建筑和围墙遗址也都真实呈现。
由此看来，这部分还保留着乾隆初期的原貌。
3.坦坦荡荡
坦坦荡荡一景位于九州清晏后湖西部，即雍亲王时的“鱼池”。四十景图中绘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池，周围有几座亭、堂、敞厅、回廊等（图3-7）。更有意思的是，水池中还绘有两座小小的假山。考古发掘发现，建筑遗址、水池与四十景图所示完全相同，而且发掘出了位于水池中的风光霁月敞厅、四方亭，以及水池中的假山（图3-8），假山之下还有一口井，其作用可能是为了调节水温，以达到冬暖夏凉，为鱼群提供良好的水下环境。在水池的池底大部分铺厚石板或石条，但靠东北部有一部分用沙子铺垫，对照雍亲王关于咏鱼池的诗，有“甃地成万字，注水蓄文鱼”之句，说明早期金鱼池成万字形，到乾隆九年（1744）前不久改造成长方形了，池底铺沙部分可能是后来改造的痕迹。金鱼池南面的坦坦荡荡、澹怀堂、半亩园、知鱼亭等建筑遗址也被发掘出来，这些建筑的位置与绢本四十景图所绘完全相同。
4.鸣玉溪桥
鸣玉溪桥位于长春仙馆岛北部。地位较为重要，四十景图中绘有单孔发券石拱桥一座，两侧桥基作雁翅金刚墙、石栏杆。桥上有桥亭三间，卷棚歇山顶，檐下施彩画（图3-9）。
考古发掘现场尚保留部分遗迹（图3-10），遗址现状可见两侧花岗石桥基，桥基遗址在水面以下用花岗石、水面以上用大理石砌筑，虽然上部已经坍塌，但残存构件较多。残存的若干石柱础，说明曾经带有桥亭。
凡是绘画，一般人往往认为画面中的一亭一榭未必真实。以上所举各例说明，这几幅图是真实反映圆明园当时的景物的。尤其是对照圆明园的考古发掘成果，有多处遗迹与画面情况吻合，证明了绢本四十景图的真实性。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绢本四十景图中所绘建筑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建筑周围点缀的假山、桥梁类型的景物也基本是真实的。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事物巨细皆有可证，说明绢本四十景图是我们研究圆明园建造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二）从样式房图档和文字史料看绢本四十景图
目前所存样式房图纸，与绢本四十景图分析比较，有同有异。由于两类图的产生年代不同，绢本四十景图是乾隆四年至十一年（1739-1746）所绘，目前所能看到的样式房存图，最早为乾隆二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1763-1775）所绘的两张平面图，其他大多为道咸年间（1821-1860）的。
有的景区经过添建、改建，便会有所差异。与绢本四十景图有较多不符之处的景区有勤政亲贤、九州清晏、杏花春馆、天然图画、上下天光、日天琳宇、碧桐书院、慈云普护、月地云居、武陵春色、曲院风荷、洞天深处、别有洞天、接秀山房、多稼如云、濂溪乐处等。
九州清晏景区西路于道光十一年（1831）添建慎德堂，拆除了乐安和、怡情书史，中路因道光十六年（1836）失火，圆明园殿、奉三无私、九州清晏三个大殿的开间进深也几经变动（图3-11、12）。天然图画南侧水池和岛屿被填平。杏花春馆于乾隆二十年（1755）添建春雨轩、磵壑余清等（图3-13、14）。上下天光主要临湖殿宇和曲桥上的桥亭皆被改动（图3-15、16）。洞天深处从四个独立的四合院改成左右两组四合院（图3-17），凡此种种改动，依现存样式房图便可察觉这些变化（图3-18）。有些景区因图纸不全，难以查考。
（三）从地形实测图看绢本四十景图
四十景图中，几乎每张图面都要画上一两座山，虽然山的位置根据构图需要有所不同，而山的形态都非常相似。由此看来，四十景图的山体表现真实度较差，山的高度被夸张了，不过与建筑联系密切的山，所在位置还是真实的。
四、《圆明园四十景》图的价值
（一）记录了当时的建筑状况
1.是人们认识圆明园的基础资料
在圆明园被毁150年后的今天，《圆明园四十景》图、《御制圆明园图咏》等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圆明园最为宝贵的史料。中国古代不乏记载建筑的文献，但仅靠文字的描述，难以准确地传达出真实的面貌，这不仅由于历史上建筑术语的变化，更由于地域的差别，建筑称谓的多样，致使北宋李诫在编著宋代官方建筑文献《营造法式》之时，不得不首先编写了“总释”，将古代经史群书中不同的建筑语汇罗列之后，提出一种准确的称谓；在解释各种工种的技术做法的制度之时，提出了“别立图样，以明制度”。在清代，描述皇家园林的文献可谓不少，但能准确地使人们认知其各种具体信息者，并不多，有的即使有图，往往由于绘图的目的不同，也未必能够准确地说明园林建筑的形象和景观，《圆明园四十景》系统地、全面地、真实地描摹圆明园的景观，对景区建筑群及其与周边其他群组的关系，表达得最为全面，是可信度极高的难得的史料。
2.是研究圆明园建筑形象的直观史料
绢本四十景图较为准确地传达出四十景中每个景区的不同格局、建筑的不同风格，使人一目了然，无论是鸿慈永祜的庄严肃穆，方壶胜境的宏伟壮观，还是杏花春馆的亲切宜人，慈云普护的自由活泼，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清代建筑档案最权威的莫过于皇家建筑设计部门——样式房所绘图纸，然而这些图纸以平面为主，很少绘出立面，即使有，也不是像现代建筑绘制的立面图那样准确、科学，而绢本四十景图所展示的建筑总体形象，要比样式房的立面更准确。其中向人们展示出的建筑造型就有数十种之多，除常见的一字形硬山、悬山、歇山庑殿顶的建筑之外，还有多个一字形并联的两卷勾连搭、三卷、四卷勾连搭屋顶的建筑，田字形建筑，万字形建筑，眉月形建筑，四角、六角、八角攒尖顶建筑（图4-1a、4-1b），不仅有单层的殿宇、厅堂、轩、亭、廊、榭，还有多层的楼阁。更重要的是古代匠师如何将这些建筑组合成建筑群，促成了这诸多景区的面貌无一雷同，在绢本四十景图中作了清楚的展示。建筑的色彩之运用，建筑装修的形式与变化，建筑与山石、花木植被的关系，这些在绢本四十景图中都历历在目。
3.是有关圆明园植物配置的重要史料
圆明园作为园林类的文化遗产，植物配置是其重要方面，然而见诸于文献记载者仅有乾隆时期的“花果树木价值清单”可告知园中曾经种植的树种，另在奏销档中偶见局部铺草坯的记载。
这些文献的年代晚于四十景成图的年代，而且不能说明圆明园的植物景观特色。从绢本四十景图中可以了解当年植物景观的建构状况，在各个景区所绘树木，采取有的孤植、有的丛植的配置方式，反映的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植物种植特点。从《圆明园四十景》图中还可以看出各个景区植物类型选择有所不同，既有纯粹观赏意义的植物，如镂月开云的牡丹、勤政亲贤的玉兰、濂溪乐处的荷花，也有具有文化寓意的植物，如鸿慈永祜的松柏，还有体现皇帝观稼验农的，如杏花春馆的菜圃、映水兰香的稻田等，皆跃然纸上（图4-2、3）。
（二）是研究圆明园变迁史的重要依据
1.考察圆明园建筑图像变化的标尺
绢本四十景图自乾隆三年（1738）正月开始绘制，直到乾隆九年最后完成。紧接着又有木刻版、手绘版的完成，近年考古发掘实物中，发现绢本所绘建筑与现存建筑遗迹不同。同一个景区在木刻版和手绘版中出现了不同的画面，且与考古发掘的成果相同。例如九州清晏景区的如意桥、棕亭桥，但何时产生的变化？找不到文献记载。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不同版本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然而考古发掘给出了答案，从绢本第一次完成到手绘本完成相差7年，就在这7年之间发生了变化。
（1）棕亭桥
九州清晏棕亭桥位于九州清晏岛西北角，是从九州清晏岛到茹古涵今岛的跨河桥。绢本四十景图之“九州清晏”册页中为三孔木板平桥（图4-5）。木刻版四十景图之“九州清晏”册页中三孔木桥上有歇山顶桥亭露出的一角（图4-6），《蓬湖春永》的“九州清晏”中也露出了亭子的一角，亭的两侧有一段桥面，上有红色桥栏杆。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奏销档中有奉旨粘修“九州清晏西北角三孔棕亭桥一座，挑换柏木桩二根、承重五根、楞木二根，满换铺板……调博脊、角脊、安宝顶，并油饰见新”。据此可知这座桥是三孔棕亭桥，有柏木桥桩、木质桥面。另据木刻版的图可知桥上棕亭为木构歇山顶亭子。
考古发掘中挖出柏木桥桩两对，与奏销档有所对应。
从档案资料来看，此桥先是无亭的木板桥，后来有了棕亭，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对桥和棕亭进行了修缮。后期可能因年久失修而被拆除，现已修复（图4-7）。
（2）如意桥
如意桥位于九州清晏岛东南角，是连接“正大光明”与“九州清晏”岛的主要跨河桥。绢本四十景图之“九州清晏”为三孔木板平桥（图4-8）；木刻版、手绘版、蓬湖春永版之“九州清晏”与“勤政亲贤”两景皆绘成单孔发券石拱桥。桥身如同三个弓形结合形成三卷如意头形状,中搭木质平桥板，两侧桥身有如意纹。蓬湖春永版更以彩色绘出了桥身，以灰色石材砌成，以白石镶边，并在两侧桥身上镶嵌出如意形花纹。桥面正中施水平木桥板，全桥满施木质透空栏杆（图4-9a、4-9b）。
乾隆时期的《圆明园内工则例》中有过记载：“如意桥,二面透雕番草抱叶木栏杆，三堂六扇各长54寸，高19.5寸，一堂四扇各长43寸，高19.5寸，一堂四扇各长28寸，高19.5寸，一堂四扇各长24寸，高29寸。”
考古发掘出带如意纹的石块、桥洞口的立柱等（图4-10），说明这座桥在乾隆十一年（1746）后一直以如意桥形式使用到后期。
根据上述图、文档案，可以厘清如意桥变迁的脉络：乾隆九年（1744）以前曾为木板曲桥；乾隆十一年（1746）以前，已经改变成单孔石基座桥；以后一直保持着单孔石平桥，1860年被毁，现已修复（图4-11）。
2.考察早期圆明园建筑群变化的依托
（1）方壶胜境
（2）濂溪乐处
濂溪乐处位于圆明园西北部，四周山水环抱，“小殿数楹，流水周环于其下”，建筑群跨水、陆而建，西半部在岛上，有慎修思永、云香清胜（知过堂）、水云居等建筑。东半部分深入池水中，有芰荷深处、香雪廊、临泉亭等构成的水院（图4-14）。通过对东半部进行考古发掘，找到了水院部分的遗址，为深入水池池底的若干木柱桩，大体按建筑开间排列，支持着水院的亭榭与回廊，与绢本四十景图所绘完全一致（图4-15）。在乾隆四十年（1775）的总图样1704中东西两部分完全如绢本四十景图所绘，但东半部分被道光十年（1830）所施白粉压盖，此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出版的《日下旧闻考》对于主殿慎修思永东部的建筑仍做了描绘：“濓溪乐处正殿九楹，后为云香清胜。东垣为芰荷深处，折而东北为香雪廊，其东有楼为云霞舒卷，楼北亭为临泉。”说明这组建筑的存在。以后嘉庆年间（1796-1820）所存的圆明园总图样1370图中仍然存在。但道光二十年（1840）的圆明园总图中已不见了（图4-16），说明其变化发生在道光十年（1830）以后。
（三）揭示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建筑信息
《圆明园四十景》图以其绘制精细而压盖群雄，特别是建筑物，不仅造型、比例准确，而且细部刻画一丝不苟。再加上对建筑各个部分的色彩表达准确，其所具有的信息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有些信息难得一见。现举数例：
1.显示出丰富瑰丽的建筑造型
在现存的无论是文字的档案还是样式房图档，最不清楚的是建筑造型。如果是一栋楼阁，尽管可以描写，但仍不知究竟。而绢本四十景图中绘出的楼阁有25处之多，如天然图画一景所绘的“朗吟阁”、“竹薖楼”（图4-17），慈云普护一景的北部三开间的“慈云普护”、“自鸣钟楼”（图4-18），上下天光一景的主楼，茹古涵今的“韶景轩”，山高水长一景的主楼，汇芳书院一景的“卓云楼”、“竹深荷静楼”（图4-19），日天琳宇的“一天喜色前、后楼”、“极乐世界前、后楼”（图4-20），鱼跃鸢飞一景的主楼，方壶胜境更是以9座楼阁组成，此外北远山村、四宜书屋也皆绘有楼阁。它们的平面大多为长方形、方形，高度多为2层，只有自鸣钟楼为3层。但利用屋顶的变化、组合，形成多种优美造型。
2.精准刻画出建筑与园林细部
（1）呈现装修细节
蓬岛瑶台一景，南侧中部的入口——镜中阁（图4-21），作为大门的装修安装在后金柱位置的当心间，门的两侧各一间做裙墙槛窗，前金柱的三间皆安有落地明隔扇。两者的窗格皆为灯笼框式，但颜色不同，前者用青，后者用绿。当心间屋顶上加盖顶楼一间，作歇山顶，屋檐下每面施斗栱四攒，做青绿彩画，梁枋部位绘有青绿色枋心式苏画。窗户采用十字划分的红色窗格，较为鲜见。
（2）绘出特殊的装饰手法
镂月开云一景的镂月开云殿为一座三开间带周围廊的建筑，乾隆帝称“殿以香楠为材，覆二色瓦，焕若金碧”。从册页中不但可以看到整座建筑为楠木色，上覆青绿两色琉璃瓦，而且还可看到楠木梁枋表面有着雕刻成包袱型彩画的花纹（图4-22）。另外在歇山顶的天花板上也有雕刻花纹，这些技术做法在文字档案中缺失记载，此类实例仅见于晚清的民居，皇家建筑对室外楠木梁枋进行雕刻的做法极为罕见，册页中却得以明示，极其可贵。
3.活化了文字档案
（1）小匡庐
《日下旧闻考》曾记载：“西峰秀色河西松峦峻峙，为小匡庐。”匡庐即江西庐山，这里的“小匡庐”即指西峰秀色景区西部的山水景色是仿江西庐山的，绢本四十景图的西峰秀色册页，绘出了象征庐山的松峦峻峙、瀑布飞流的景色（图4-23），活化了文字档案的记载。
（2）平桥与带水
“碧桐书院”一景，乾隆九年（1744）所写的诗序中有“前接平桥，环以带水”一句，这在在绢本图中有着清楚的呈现。这条“带水”从西北的小瀑布开始，向南流，绕过南部小殿后北转，穿过栅栏、主殿东侧的连廊西转，到达主殿背后，东流后与西侧瀑布相接，这就是诗序中所描述的“环以带水”（图4-24）。就在被主殿遮挡的一段，现已发掘出一条用整齐石块砌筑的窄长水池，图中在窄长水池上架设着木棚架，用以遮阳，使这个书院的主殿尤为凉爽。“环以带水”这句话，从图中可以看到并非指景区所在岛屿周围的小溪，而是指紧贴建筑物周围的这一条窄窄的水流。在这个景区最南侧五间殿前水流上架有一座灰白色石桥，即为诗序所说的“平桥”。如若指小岛周围的溪流，则后湖周围的九岛皆如此，并无个性。“环以带水”的景色为碧桐书院所独有，故乾隆诗序才有此一说。
（3）莲花馆
在内务府活计档中有一款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十二日的木作档案写道：“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七日郎中海望奉旨：莲花馆对西瀑布处三间屋内着另换装修，画样呈览。”绢本四十景图中的“濂溪乐处”绘出了对着西瀑布的三间房（图4-25），从而确认雍正时期所建的莲花馆即濂溪乐处。
4.表达出景区虚拟空间的环境氛围
（四）《圆明园四十景》图表象的背后
1.重新厘定的景名的意义
通过绘制景区的四十景图，并经雍正、乾隆二帝重新厘定景名，使其更具有哲理性，乾隆皇帝更以御制诗的形式对各景的文化内涵加以表述，将一些仅有景物含义的名称加以哲理化。在四十个景区中，雍正题写景名13处，例如“正大光明”、“九州清晏”、“万方安和”等都是雍正登基以后的题名，这体现着帝王的治国理想。到了乾隆三年（1738）下旨绘制四十景图之后，对于原有一些以景物命名的景区如鱼池、莲花馆、牡丹台，以及一些以使用功能为名的景区如佛楼、佛城、引见楼、读书堂等都进行了重新命名，提升了景观的文化意义。
（1）坦坦荡荡
位于圆明园后湖西侧的“鱼池”一景改为“坦坦荡荡”，用帝王在鱼池旁喂鱼、观鱼的活动，以金鱼在池中悠游的状态，比喻自己不但知鱼之乐，而且举目望庶民，时刻想到百姓。
（2）廓然大公
位于福海西北岸的“深柳读书堂”一景改为“廓然大公”；乾隆置身于这个被土山包围的小园林中，便咏出诗句：“有山不让土，故得高嶬嶬，有河不择流，故得宽弥弥，是之谓大公。……”李斯《谏逐客书》曾有“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乾隆体会到帝王只有做到廓然大公，才能使世人心悦诚服。故以此来标榜帝王心智。
（3）濂溪乐处
位于圆明园北部的“莲花馆”一景改为“濂溪乐处”也是颇具文化意义。乾隆九年（1744），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所写的《濂溪乐处》对题诗称：“……香风湖面来，炎夏方秋冷。时披濓溪书，乐处惟自省。……”其环境特点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苑中菡萏甚多，此处特盛。小殿数楹，流水周环于其下。每月凉暑夕，风爽秋初，净绿纷红，动香不已。想西湖十里野水苍茫，无此端严清丽也。左右前后皆君子，洵可永日。”看了乾隆皇帝对这处景区的描绘，似乎觉得他是在欣赏这里的“净绿纷红，动香不已”。然而之所以称这里为“濂溪乐处”，更主要的是认为这里是一处适于修身养性之所。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他认为读濂溪的书，提高自身修养，便可得到快乐。在这个山环水抱、菡萏满塘的环境中，令人无欲而主静，正宜读书、自省、修身养性。
2.彰显帝王审美价值取向
在中国清代建筑中，属于最高等级者，多用琉璃瓦屋顶。由于琉璃的色彩斑斓，建筑艺术效果优异，可以显示其重要性。同时由于等级制度的规定所限，仅仅被用于宫殿、坛庙、寺院、皇家园林、皇族府邸等。其中只有宫殿中的所有建筑都无例外地使用，其他几类则有选择地使用，这与其价格昂贵不无关系。据乾隆朝文献记载，一块琉璃筒瓦价值为“银一分九钱”，一块陶瓦仅有“银四厘”；一个琉璃吻兽价值“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三分三厘”，陶制吻兽价值“一两六钱”，两者的价值之差上百倍。
（五）是科学保护圆明园的重要依据
在对圆明园这座历史园林进行保护之时，《圆明园四十景》图所提供的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在考古发掘中，有的地段所能找到的样式雷房图皆属晚期所绘，对于早期的内容未能反映，考古学家依靠了《圆明园四十景》图，找到了被夷为平地的天然图画南侧水池和池中岛屿。又如九州清晏、长春仙馆景区桥梁的保护工程的设计、修复，也是从四十景图中找到了多处信息。
1.慈云普护东南桥
例如慈云普护岛东南以一座一孔石桥与天然图画岛相接。绢本四十景图中慈云普护一景的右下角，绘有一孔平桥，毛石桥基，木板桥面（图4-27）。桥基部分上施灰色塔式陶栏杆，木桥面部分无栏杆。考古发掘时找到了桥基与驳岸相接处，毛石桥基之上有一块压面石，以及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灰色陶制构件，中间留有方孔。当年用一条木棍串起来，构成桥栏杆。但这些做法在现场已被扰乱，只有四十景图清楚地显示着，成为修复工程的重要依据（图4-28）。
2.镂月开云永春亭
一些不在景点主要位置的小建筑，档案中往往容易忽略或无详细记载，例如镂月开云西北角山口的永春亭，在几张早期的圆明园总图中虽可见平面标示，但形状各异，其在绢本四十景图中明确绘成重檐八角攒尖亭（图4-29），考古发掘正是按照其在画面中的大体位置，找到了遗迹，并对遗迹进行了保护。
随着圆明园保护工作的开展，还将会更多地利用它寻觅历史信息。
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被毁后的圆明园最重要的档案，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是其他档案、史料所难以企及的，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承载着一部圆明园造园的厚重历史。
今天中法两国专家团队精诚合作，以高清扫描及现代出版技术重新出版了这部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为世界各国专家、读者对圆明园这座文化遗产的丰碑之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文化史研究和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也是解决世界各国被劫掠文物归属难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