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是写给美国人看的，现在在中国出了风头。感谢出版方，回美国后我的发言权应该会增加。”被称作哈佛“中国先生”的傅高义调侃道。1月19日上午，这位83岁高龄的美国学者坐在北京华侨大厦酒店房间里，任凭室外的光线洒在侧脸，勾勒他温和爽朗的笑容。
他此次的中国之行行程紧密，除参加发布会及演讲会外，还要接受一拨拨记者的采访，所谈主题均围绕着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
不过观察中国已有半世纪之久的傅高义，总结出了一点：“中国会沿着邓小平的道路走下去，以前我这么看，现在也这么看。”
广东缘分：两本著作勾勒广东当代史
谈及他与广东的渊源，时针要倒转至上世纪60年代。那时他原本希望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的，当时收集资料是个问题。于是，这位来自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濒临香港的广东。
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似乎能描述当年的感受：“虽已透彻地研究，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就在我完成中国研究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就进行了如此轰轰烈烈的改革。”
如果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更多的是对广东的隔岸而观，那么始于1987年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则伴随了傅高义对这个省份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研。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他携夫人艾秀慈在广东住了7个月，调研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
“不过外国人当时不太重视我的这本书，所以对广东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傅高义说。
尽管如此，他这两部以广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代表性著作，因时限从1949年贯穿到1989年，还是被舆论称为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中国观察：让美国理解当代中国变革
“很多人认为70岁该安养天年了，您却从70岁开始写这本巨著，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完成这样繁重的工作？”一位读者问道。这是1月19日下午，发生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邓小平时代》演讲会上的一幕。傅高义回答：一是他的身体支持他这么做，二是责任感。
1972年，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卸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后，傅高义成为接班人。多年的东亚研究经验，使得傅高义在2000年退休时仍希望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我当时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变化那么大，应该让美国人了解变化有多大。”他对记者说。
“邓小平是中国的一位领导人，今天我们却又碰到了在中国经常出现的事情——‘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来中国研究自己的领导人最合适，结果让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又占了先，这种事情好像在中国不断地发生，我觉得这说起来是一件很悲凉的事情。”尽管身为此书的中文版译者，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还是忍不住在此次演讲会上如此感慨。
傅高义一直强调，撰写此书为了让美国理解当代中国的变革。但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初次接触这部书的英文初稿时，就感到这也是写给中国人的。
向记者回忆当初的阅读体验时甘琦表示，书中描写的邓小平波澜起伏的经历，让她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同时期个人意识的种种变迁，并获得重新玩味这一切的灵感。“这种阅读体验，说明写这部书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甘琦说。
读者反馈：“我们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就在此书英文版发行后，国际上有些许声音，认为傅高义过于佩服邓小平了。“我不是这个态度。作为一名客观的学者，我收集了持有不同立场的资料，尽可能呈现一个综合的报告。”18日的首发式上，傅高义主动向记者回应了这一争议。
对于将此书引进中国大陆一事，甘琦脑中不是没有闪现过担忧。她曾提醒傅高义，中文简体版发行后，他应该做好接受中国读者批评的准备。“傅高义先生非常坦然地回答我说，他不怕别人批评他的观点，只在意别人是不是认为他所写的是事实。”甘琦对记者说。
书名译为《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简体版最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甘琦看来，这等于是回到了故事的历史发生地，意义颇为深远。
冯克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生涯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接受记者采访时，傅高义则多次提到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还是想大胆地继续改革开放。”
各界对此书给予了热烈回应。早在18日举行全国首发式前，李昕翻阅网页便看到，媒体对于此书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当南方日报记者19日一大早乘坐出租车前往华侨大厦采访傅高义的路上，车上的收音机也传来了关于此书的新闻。
李昕注意到，不少报道将此书的发行，与“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启动新一轮改革议程”联系在一起，对此他表示理解。“我们的出版意图是希望读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十八大以后出版此书，更容易引起读者这方面的联想和思考。”李昕对南方日报记者说。
■对话傅高义
“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建立法治社会”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同步举行首发式，此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现身北京。次日上午9时，南方日报记者在北京华侨大厦与傅高义教授进行了对话。
尽管已有83岁高龄，但傅高义精神抖擞，当日下午，他还要赶赴国家图书馆作一场题为“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的演讲。
“这本书我原本是写给美国人的”
傅高义：以前没有想过。这本书我原本是写给美国人的，希望更多美国人理解当代中国的变革。我本来没有想在中国出版，但后来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在中国发行此书，我会很高兴与中国人讨论邓小平的意义，以及中国现在应该怎么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至于为什么会在中国热起来，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出版社的推广。第二，现在的出版时机正好，新的领导班子也非常重视邓小平。我本来不是这么聪明的，没想到中国最高领导最近深圳访问时也在邓小平雕像前敬献花圈。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此前都没有如此详细记述邓小平生涯的书。
南方日报：您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有没有一些观点发生了转变，甚至彻底颠覆？
傅高义：上世纪60年代我刚去香港，那时对中国最基本的社会情况都不了解，在中国研究方面算是小学一年级学生。1973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记得当时我走出宾馆，想看看身边的情况，但中国人都怕，怕极了跟外国人说话。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感受了。
所以，我认为变化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
南方日报：近年有很多人提及“中国模式”的概念，您对这种说法好像不太认同。
傅高义：是的，我的确不太喜欢“模式”这类概念，这是过于紧张、不够适应的一种说法。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这么多，此前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么艰难的时期。我认为邓小平的看法很对：应该学习全世界的情况，我们能用的可以拿来，前提是与自己的制度、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历史情况相适应。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很多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傅高义：不管怎样我仍旧是个外国人，虽然我非常仔细的研究过邓小平时代的情况，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习得没这么多，一般的情况是中国朋友告诉我的。我同意目前中国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的说法，总的来说，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发展得快也有好处，但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后，应该做得慢一点。
“如果再写我一定会写朱镕基”
傅高义：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印象很深的一点是，香港人和广东人很容易分辨出来，香港人那时就已经用手机了，特别骄傲，广东赶不上。受惠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以及中央的政策，加之濒临港澳，与海外有相对较多的联系，容易接受外面的信息，使得广东得以先行一步，走在了其他省份前面。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北方干部来广东视察学习。
80年代后期，就已经看不出广东人与香港人的分别了。后来广东与香港的情况等于说颠倒了过来，广东人是“暴发户”，非常有钱，去香港买房子，倒是年轻的香港人买不到房。
近年来，广东已经不再具有像当年那样的特殊优势了，不是广东不对，而是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了，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地。但我认为，广东的出口仍然有着特殊优势。作为对外的窗口，广东在全国所占的进出口份额比重，目前仍是其他省份所不能比拟的。
南方日报：您刚刚提到了香港与广东两地，据说您有写一本广东续集的打算，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傅高义：我恐怕已经没有精力去写了。有人还问过我，如果再写一本中国领导人的传记我会写谁，我的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朱镕基。
我见过他几次，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不仅仅在搞经济改革上厉害，在政府工作上也是个能手。听说他最近出了一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另外，我同样很佩服的一个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任仲夷的哪些地方最让您佩服？
傅高义：他思想很开放，很幽默。记得他八十几岁时因病住院，我去医院看他，他抬起一只手捂住一只眼睛，开玩笑说“我这眼睛，一目了然。”当时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精神还这么好，还这么幽默。他在全国的声望也很高。
1983年，有人批评广东不按经济计划来，过于大胆，任仲夷揽下了责任，保护那些敢于改革、敢于干事的下级干部。此外，他的判断能力很强，对于哪些事情对经济发展有好处时尤其很有判断。他的确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
(感谢实习生朱煜霄对本文所作贡献)
●中国会沿着邓小平的道路走下去，以前我这么看，现在也这么看。
●总的来说，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尤其是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发展得快也有好处，但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后，应该做得慢一点。
●广东的出口仍然有着特殊优势。作为对外的窗口，广东在全国所占的进出口份额比重，目前仍是其他省份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