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自身的延续及发展，也在迫切要求当时的目录著作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以经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期间渊源流变、兴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当评价。《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提出辑佚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整理图书
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
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校订过程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废品。何谓“四不全”？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一、焚毁
《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二、删削只举几例
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三、错讹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四库全书》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瑢与永璇、永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四库全书》智慧宝语荟要录。
《四库全书》收书和毁书数量：先说收书：《四库全书》有不同版本，收书数量略有不同，第一份告成时收书3461种，79309卷，后来的文津阁本收书3503种、79337卷。再说毁书：编《四库全书》毁、禁书数量不同专家给出不同数字，大致毁、禁、改书也达到3000余种。乾隆把天下书收集来，一半毁了、一半收入《四库全书》。而且不仅毁书，还借此大行文字狱。以至于“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矣。事实上，当时清廷征集到的书总共12237种，除了被收录和被毁禁外，那些编纂者认为价值不大的书，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这些存为书目的书是不允许留存和传播的，虽然没有明毁明禁，却不允许收藏，之所以只存个书目，不过是为了以示这些书知道就好，没有必要看罢了，实际上真的没有必要么？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也有出版。
国学大师季羡林：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著名学者张岱年：传世藏书，华夏国宝。研究员罗家祥：《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杰作，一直被学界誉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解放军报》：《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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