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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玉泉路故地重游一中国科技大学下迁五十周年纪念
背景音乐：出埃及记，美国电影《出埃及记》主题曲（完整版），中国交响乐团演奏。
中国科大旧址南正门，玉泉路19号甲（近地铁一号线西北口）。
中国科大革筹会成立时，校长郭沫若在家亲笔赋诗庆祝。摄影：636黄建成（626陈思轩提供）。
郭永怀和科大学生在一起（来自百度，科大供稿）。
科大玉泉路校园北部(626陈思轩同学与636黄建成同学合作摄于1968年夏，6321佟海龄同学提供)。中间为教学主楼，坐北朝南，西为物理楼，东为化学楼。主楼前的凹处为游泳池。
另外，科大在中关村还有块飞地，称为一分部。
科大下迁的最早号令是1969年末下达的。1970年初，在这个科大礼堂里，当时科大的进驻执政者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赵副科长作了搬迁的进展报告，并进一步做总动员，对执行不力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不主张论资排辈，但科大最高级别刘达书记乃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和大众面前如此盛气凌人)。据会后由校宣传机制发行的赵副科长讲话全文，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在考察搬迁目的地时，先选中了河南南阳，回来报告说那里隆中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居住所在。此地风景不错，就选此地吧。赵副科长批判这是对抗中央，遊山玩水。南阳设想，就此完结。
此时我们才明白，科大師生已无发言权，科大的命运不在我们自已手里。早先关心、筹建科大的那些上层领导人，如今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是啊，他们现在自身尚且难保，谁还能来过问科大的事
近几年来，在玉泉路国科大给研究生上课，经常看到有科大老校友结伴来玉泉路科大校址故地参观，寻根问迹。2008年，也就是科大校庆50年时来的最多。我们642的同学也特意来过。然而几十年过去，校园变化好大，盖了不少新楼，原来那些旧楼快认不出来了，我曾戏称为“在世考古'。见此状遂生心愿，把旧校址拍一下。我从91年以来就住在附近鲁谷东街，2005年底退休了没事就去附近散步，正好是个便利条件。几年来无意中积累了一些照片，无奈水平有限，入眼的照片不多。2019年春，趁着北京难得的极品兰天，补拍了几张科大旧址的照片。2019年未应是科大文革中下迁50年整，愿以此拙文献给母校作为纪念。
礼堂东侧
校游泳池，位于主教学楼西侧物理楼南，1966年文革前建成即投入使用。文革中也一直使用。约在2014年关闭，停止使用至今。
文革之前1964年，6421班同学在香山鬼见愁欣赏红叶时部分同学合影(郑立维同学提供)。
这是1969年下迁时，642先遣队的同学路经武汉转船在长江大桥下的合影，前排两位是65级的，右为小广东叫不出名字了。（6421班王振珅同学提供，同班同组）
后排左起：王万文，闫宝根，李国华，王振坤。
莘莘学子，带着心头的遍体鳞伤，毕业后散布国内外。只期待雪山融化时，孤雁归来。
改革开放以后，在落实中央拨乱反正精神的过程中，从领导干部的解放，到为師生们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基层干部冒着风险，克服阻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科大師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复课，经多年努力，不断创新，例如为文革中途未完成学业的毕业生举办回炉班，举办科大少年班，加强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及欧美学术和研究生教育交流等，终使科大浴火重生，在国内外再现辉煌。史上称这段时期为二次创业。
1973年，在科大恢复工作的刘达书记的指令下，在校的麦汝奇老师率先把当年强加在師生档案中的黑材料，逐一追回并加以彻底销毁。这些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改革开放改变了母校的面貌，也改变了学子们的命运。经多年拼搏，已事业有成。在此期间，母校没有忘记他们。母校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学子，使他们再次感受到了温暖。
五十年来，学子们母校之情初心不改，拳拳赤子心，梦魂萦绕着五十年前的故园。如今遊子归来，叙说同窗之情。
戴玉强：《在银色的月光下》。
寻找往事的踪影，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
2014年3月26日，科大642部分同学在科大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塑像前合影。
科大有它独特的校风，就是求知，求真，独立思考，不怕吃苦。这种由老一辈科学家传承给我们的校风，使得科大在基础科学方面总是处于各高校的前沿。有人认为，中国科大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浓厚的科学探讨精神的大学之一。据媒体最近的报道，科技部副部长报告，在“外籍人才眼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排行榜中，合肥排行仅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并认为，1970年合肥接收中国科技大学，是合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媒体所报道的一系列骄人的成果，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大自已打下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之上的。这是科大能在下迁后虽肉体遭催残而灵魂不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科大后来办学的路程极为艰辛，但教師们和基层干部、后勤职工的默默付出终得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科大的今日是師生们拼命干出来的，不是得到了哪个救世主的恩赐。文革前就有“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之说。学子们虽垂垂老矣，但终不改母校情结。
2018年9月，是中国科技大字校庆60周年，当年跟随南迁的学子已遍佈国内外，特意赶来在合肥新校址聚会合影(舒学君同学提供)。
4月7日，教一楼东，海棠花海，落英缤纷，象征着母校的再生和繁荣。盛开的海棠，又像是向下迁后的科大師生们祝福。
秋雨银杏叶落时。
2015年的深秋(刘艳萍摄)
注:刘艳萍为原科大职工刘德元之女，1972年在合肥科大参加工作，1978调到玉泉路国科大，后退休。
这是东边那棵的古树在12月初的照片。其主干要四、五个人才能环抱。虽历经七百多年的雨雪风霜，古银杏却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古银杏虽不在科大校园里，但科大同学下午课后黄昏时总爱到散步到古银杏処，对这两棵古树有特殊的记忆。有的同学身居国外，还在回忆着那两棵古树，甚至作词以抒怀。
文革期间，中国科大在林彪一号令下达后被迫搬迁离京，又逢某些上层官僚趁机甩包状逼迫与中国科学院脱勾，失去了原建校时中央确定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条件，“搬迁”变成了“下迁'，科大由“天之骄子'一下子变成了“弃子'，在归属问题上被推来推去，到处漂零。学校一度经费无着。下迀时设备大量损毁，下迁后人才大量流失，教師流失50%，仪器设备损坏三分之二，实属我国科技事业的一大浩劫。“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均遭摧残，情节惨烈。这段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反思
现在回味起来，当初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参加文革那么虔诚，今天跟着喊打倒这个，明天又跟着喊打倒那个。那时还比着谁是革命造反派，生怕没有紧跟。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被利用，把那些思维还算正常的人全整下去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把一些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尚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领袖'《恩格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整倒一大批“对普通事物尚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干部，必然是四人邦一类奸佞当道。世道就是这样，命运风迴路转。现在该轮到自已挨整了。不成想我们的霉运刚刚开始，更坏的噩梦还在后边。
展望
科大玉泉路旧址已成为历史。不过，科大的灵魂已生根。在合肥二次创业中，在科大的历届毕业生中，科大的校风不断发扬光大。事实上，近几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在我看来就是它的孪生兄弟，和身在合肥的中国科大就是两个分校，一个是南分校，一个是北分校。国科大大部分教职工，包括外聘的教師都是原科大的，或者是从原科大毕业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许多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我和两个科大的感情是同样深厚的(見作者简介)。由于北京的高校也在不断外迁，科大本体回迁北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科大所在的安微合肥在起飞。科大在安徽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上二次创业，对于带动当地的科技，教育，文化的进步功不可没。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势必涉及中科院及各研究所与南北两个科大的关系，我们将另文在微博中探讨。
后记：“南迁'为何改“下迁'。
参考文献
[1]丁兆君，陈崇斌，丁毅信.南迁后，谁主科大沉浮？科学春秋，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