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鲍威，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随着院校影响力与学生发展研究的积累与深入，如何从众多的研究凝练出实践中切实可行的信息，明晰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成为该领域迫切需要回应的现实课题。本文基于全国高校学生调查数据，采用多水平多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方法，尝试明晰和验证中国本科教育中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研究发现，促进不同类型学生发展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包括六大核心要素：建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管理制度、规制与参与相互交融的课堂教学方式、强化课堂场域外师生互动、提供学生多样化校园经历、优化高校经费配置结构、完善学生支持体系。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成功实施并非简单的提供，需要充分契合院校的组织禀赋和学生特征。
关键词：高影响力教学实践；学生发展；本科教育；学生参与；学生类型
标题注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4007)。
一、前言
以2006年为分水岭，中国高校本专科招生的年度增长率从此前的两位数降至个位数水准，2006年的增长率为8.2％，2017年降至1.7％①。200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报告进一步将“未来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纳入未来十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这意味着规模扩张阶段暂时告一段落，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从外延拓展向内涵发展的范式转换，质量提升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旨。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转换，过去十余年也是我国院校影响力与学生发展研究快速崛起、跃升为高等教育研究核心主题之一的重要时期。然而，随着研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学术研究如何与当下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紧密衔接，为实践层面的人才培养机制变革提供方向和路径的指引，即“学术何以服务于实践”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现实之问。对该问题的回应，不仅仅需要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的探讨，更需要行动层面的体现。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琼·玛格丽塔(JoanMagretta)在反思管理学科研究时指出，作为一个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真正的功用是将复杂、专业化的模型或理论转化为行动策略，并在实践中进行校验，必要时加以修改。[21]教育研究亦非例外。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其承载的四大功能不仅包括系统化的观察和记录、从分析中提炼政策性启示、科研成果的公开发表，更重要的是改进教学实践及其成果。相对于前三者的知识生产功能，改进教学实践应是教育研究的首要目标。[22]近十余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的范式转化，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影响力与学生发展研究领域在测量工具研发、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然而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依然存在学术研究与院校教学实践改革之间失调和脱节的问题。为此，从既有研究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明晰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中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成为迫切需要推进的研究议题。
（一）高校学生群体的异质性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往精英阶段所谓的升学者均持有明确且强烈的学习目标和积极性的同质性假设、学生个体与院校组织之间高度匹配的前提条件遭遇挑战。[23]学生群体在入学前学业基础、学习动机、需求期望等方面渐趋异质化，大学教育需要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与转型。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我国学者积极尝试基于各种特征差异，识别不同的学生群体及其与高校教学之间的关联性，为理解当前高校学生异质性趋势提供了重要支撑。[24-26]
（二）影响学生发展的院校组织层面因素
1.院校经费投入与资源配置
高等教育院校影响力领域研究虽然努力尝试打开高校教与学过程的暗箱，但既有研究在投入要素中往往忽略经费投入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39]为拓展解释力度，需要引入教育经济学视角，将院校组织层面的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深化对高校学生发展影响机制的理解。[40]
相对于以上国外学者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丰富积累，我国本土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和国际学术发展前沿。随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政策趋紧，考察院校组织层面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结构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效应，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研究议题。这也是本文在院校组织层面的第一个观测要素。
2.教学管理制度、学分制
教学管理制度是保障大学正常教学运行秩序的制度体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呈现“统一管理”“严密计划”“刚性控制”的特征，这在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遇到了严峻挑战。[48]虽然本科教学管理制度之后历经多次调整与变革，但其弹性和选择性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和自主性。[49]
3.课堂教学方式
近年来，完善课堂教学方式跃升为我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为改变传统“单向灌输模式”课堂教学的学生主动参与不足、思维惰性与被动获取静态知识信息的状态[56]，201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见》，倡导积极引入“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57]。但需要留意的是，现实中高校教学管理中存在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管御与自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是上述两种不同取向之策略与工具的选择。[58]研究发现，我国不同类型院校的课堂教学方式呈现出规制式、参与式与反馈式的多元化取向。课堂教学方式并非仅是教师基于教学理念和学术训练经历等个体层面因素的行为选择，教学方式受到院校或系所的发展目标、教学传统、教学设施与经费资源等外部组织结构性因素的牵制，教学方式也是教师根据学习者的学业基础、学习自觉性与学业兴趣的特征做出的相应策略选择。[59]面对学生群体的异质化趋势，多元化课堂教学方式对于学生发展的影响成为本文在组织层面观测的第三个要素。
4.课堂场域外的师生互动
5.学生支持体系的构建
（三）学生的多样化参与经历
三、研究策略
（一）理论分析框架
以上文献梳理为提取和凝练现实中切实可行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参考，但国外既有研究中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提炼多停留于教学运行层面，缺乏将院校组织的经费投入或配置、教学管理等组织管理层面要素纳入其中，难以从综合全面的视角明晰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构成要素。此外，相对于国外学者积极推进研究对高校教学实践改革的应用转化，多数国内研究依然止步于学术层面的观测与分析，学术研究与院校实践之间尚未建构有效的衔接。鉴于此，本文将从院校组织和学生个体两个层面，提炼与检验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要素及其作用成效。
图1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表1变量定义及其操作化
在本文中，学生所属的院校组织禀赋及教学运行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是具有层次嵌套结构的微观调查数据。若基于传统分析的同质性假设，不考虑数据的层次结构，忽略层次上个体差异，必然带来较大的估计误差。为较好处理数据中的组内同质或组间异质问题，保证模型的统计推断准确性，本文采用多水平多元逻辑斯特回归(MultilevelMultinomialLogistic)分析方法。多水平分析模型有助于在控制院校组间差异的基础上，更为精准地探究不同层次自变量对核心因变量的影响效应。
学生个体层面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i代表学生个体，X[,i]代表个体层面的一系列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因变量以“志行合一型”学生类型为基准项，即P[,4]，当m取值1-3时，Log(P[,m]/P[,4])分别表示其余三种学生类型与“志行合一型”的对数几率比。
Log(P[,m]/P[,4])=β[,0i]+β[,ni]X[,i]+ε[,i](1)
院校组织层面模型如式(2)、式(3)所示，其中k代表院校。本文使用随机截距模型进行估计，针对式(1)中截距项β[,0i]而言，式(2)中的Z[,k]代表院校组织层面的一系列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式(3)则针对式(1)中的各系数项β[,ni]进行估计。
β[,0i]=α[,0]+γ[,0]Z[,k]+μ[,0k](2)
β[,ni]=α[,n](3)
四、实证分析
（一）学生类型的分布及其特征
图2显示了基于自主性学业参与和未来生涯规划两个指标交互所构成的学生类型范式分布状况，清晰地反映了我国高校学生群体的异质化趋势。第一象限中基于自我明确的未来生涯规划，在课堂场域之外开展自主性学业参与的“志行合一型”是最为理想的学生类型，也是精英阶段传统高等院校教学对象的缩影。随着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这类学生群体在我国本科院校中的总体占比仅为27.6％。即便在“985”院校和“211”院校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中，该类学生的比例也只有24.4％。究其原因，虽然从院校的学术选拔性而言，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多为高考竞争中的胜出者，其学业表现明显优于普通本科院校在学者。然而由于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应试文化的浸润，过度应试竞争的煎熬，入学后这类高分学生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陷入自我生涯发展目标模糊，甚至出现学业投入燃烧竭尽(burnout)症候群现象。
图2高校学生类型的分布比例
另一方面，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无论研究型大学还是普通本科院校，我国各类高校所面对的主要受众已非传统的持有明确学习目标且学习投入积极的精英群体。相反，取而代之的主要高校学生群体包括：虽然自主性学业参与度较高、但对未来并未形成明确规划的第二象限“目标探索型”学生(占比10.4％)，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的第三象限“学业倦怠型”学生(29.2％)，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的第四象限“志行脱节型”学生(32.8％)。由此可见，如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这三类学生给予针对性的干预和指导，优化其大学体验，成为当前中国本科院校面临的严峻挑战。
图3则进一步借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课业成绩、学生自我汇报的入学后专业素养和通用能力增值四组辅助指标，明晰四类学生群体的不同特质。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以平均课业成绩、入学后专业素养、通用能力的增值发展为代表的学业成就，“志行合一型”学生均具有领先优势，“目标探索型”学生紧随其后。相比之下，本科院校中总计占比超过62％的“志行脱节型”和“学业倦怠型”两类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并且其课业成绩、专业素养和通用能力均令人担忧。该分析结果不仅印证了学生生涯发展规划的清晰性及自主性学业参与对于其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基于生涯规划和学业参与的学生分类范式作为潜在确认和反思高校教学实践成效评估指标的有效性。
图3不同类型学生的特征分析
注：入学后通用能力观测题项包括“知识面和视野”“与人相处和团队合作能力”“审辨思考能力”“外语沟通能力”“清晰有效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1。
（二）高影响力教学实践与学生类型转化的多层多元逻辑斯特模型分析
表2概括了以学生类型为因变量(“志行合一型”为基准项)的多层多元逻辑斯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基于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不同层级的自变量对学生类型转化的回归结果说明如下。
表2高影响力教学实际与学生类型转化的多层多元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注：因变量基准项为“志行合一型”。***p＜0.01，**p＜0.05，*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本科教育高影响力实践要素的提炼
（一）建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管理制度
图4本科教育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六要素
（二）规制和参与相互交融的课堂教学方式
本文的学生类型范式研究表明，我国学生普遍存在学业倦怠和目标缺失现象，自主性学业参与度较低的“学业倦怠型”和“志行脱节型”两类学生占比高达62％。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以上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单一引入参与式教学方式并不能对所有亚学生群体奏效。相反，研究结果提示不能简单否定规制性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尤其不能忽略该类教学方式在提升“学业倦怠型”学生学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本科院校需要明晰学生群体的特质，针对学生在课堂教学情境中的懈怠与涣散现象，有机整合使用多种教学策略或工具，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在行为和思维层面的课堂参与积极性。规制式教学方法的适度引入，要求学生在课程前后预复习，不仅使学生掌握稳定的知识体系，推动学生开展课外学习，而且为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小组探究、课堂讨论、案例解析等参与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奠定重要基础。
（三）强化课堂场域外的师生互动
（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校园经历体验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第四要素是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校园经历或体验。研究表明，课外学习投入的增长、学术科研的参与经历、课余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院校各类社团组织中的责任承担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他类型学生向“志行合一型”学生转化的可能性。相对于上述其他高影响力教学实践要素在不同学生类型中的异质效应，多样化校园经历体验对于学生成功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普适性。尤其对于学业成绩和能力表现相对较低的“学业倦怠型”和“志行脱节型”学生而言，通过自主学习、学术科研体验、社团组织等多样化的课外校园参与经历，能够显著强化其自主性学业参与，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最终提升学业成就。
（五）两大支撑要素：优化高校经费配置与完善学生支持体系
保障高影响力教学实践有效运行的两大支撑要素分别为优化高校经费配置和完善学生支持体系。
分析表明，对学生发展形成显著影响的财务要素并非生均支出，而是人员支出占比。研究结果传递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即单纯扩大院校经费投入规模并不能直接带来教学质量的改善；相反，提高教师队伍的薪资水准，优化人员经费的配置结构对于学生的成功转型、提升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增值效应。鉴于我国高校经费配置长期存在“人员支出低、公用支出高”特征[91]，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政策趋紧，资源约束可能成为新经济常态下高校质量提升的瓶颈，如何优化经费配置结构、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将成为未来高校管理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注释：
②从国际趋势而言，毕业所需学分根据院校或学科专业不同，存在一定差异，但一般所需学分总量分布在120-140学分之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本科院校的平均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63学分，其中“985”院校为156学分、“211”院校为170学分、其他普通本科院校为16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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