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古籍除中国本土外，日、韩、欧美亦为数不少，然确切的总数量为何，也未可得知[1]，盖未有全世界古籍书目之编纂。以现有古籍书目编纂情况来看，大多数仅止于善本，普通线装书缺焉，尤以“大馆”为然，更遑论及欧美馆藏。欧美馆藏有些甚至未有整理，不要说利用，甚至连馆藏如何都未能得知。因此，编撰馆藏书目、书志是为当务之急。而书志较书目所提供讯息更为多，当以此为佳。
所谓“书志”，或称“解题”、“提要”、“书录”、“藏书志”等，是指对一书外观、内容做出客观的叙述，并评价其得失者。这样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刘向校中秘书，撰有《叙录》(提要)起，已有千年历史。书志体例也由简至繁，后出转精，而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而编纂馆藏书志，笔者认为有两大价值，一是对内瞭解馆藏，二是对外便利读者。沈津(1945-)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即称：
因此，大型图书馆编着善本书志，不仅是对馆藏古籍善本文献的详细记录，使家底清楚，同时可以提供给研究者各种资讯，也可以为其他图书馆编目人员核对版本提供依据，那不仅仅是扩大影响，而且是开发古籍文献，实现资源共享的最好方法。[2]
自上世纪以来，北美各馆陆续开始编有书志，如“国会馆”、“普林斯顿”、“哈佛燕京”、“加大柏克莱馆”等。“哈佛燕京图书馆”虽建置线上书目供检索，但其弊在于资讯量太低。再加上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下或称“沪版”)，所收止于宋元明三代，亦未能全备。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下或称“桂版”)，所收兼及清代，可谓该馆馆藏书志。然出版以来，未有评介，笔者在前人对沪版评价之下[3]，重新提出对桂版《书志》的评述，因以为此文。
二、《书志》编纂与体例
(一)《书志》成书过程
本书实是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的》的增订版。又为区别二者，仅增一“藏”字，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前身为“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后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下之一分馆，为欧美汉学重要图书馆；其所藏汉籍线装书，有二万五千种之多[4]，抄本近千部[5]，其馀日、韩文古籍亦不少，藏书质量不亚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或台北“国家图书馆”等大馆。这些古籍早年为“燕京学社”在中国北京所蒐购古籍，战后逐渐从日本或其他地方购买。而该馆典藏汉文古籍中，或属珍秘本，或在版本学中重要价值者，不在少数，例如说，明刊《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就是以公文废纸印刷而成。又如李致忠在《古书版本学概论．依据书名冠词称谓鑑定版本》谈及“哈佛燕京”藏的《任松乡先生文集》作“元刊本”，“北京图书馆”亦藏一部与此相较为同版所印，但卷端题名却作《元松乡先生文集》，着录时改题“明刊本”。[6]这部书对于鑑定某书版本有很大作用。
(二)《书志》编纂者
《书志》撰写主要仍由沈津先生担纲，同时并加入其他四位专家参与编写，这些专家分别是严佐之(经部)、谷辉之(史部)、张丽娟(子部)与刘蔷(史、丛部)四人。
沈津，湖北人，生于天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师事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诸先生，为版本目录学者。曾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八○年代以后，至“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后又至美、台各地访书。九○年代初起，聘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部主任，专职撰写该馆善本书志。
(三)《书志》体例
全书共六册，採一部一册，惟集部数量太过于庞大，故分为两册。是书以正体中文横排印刷，首编者简介，次沈津〈自序〉，次〈凡例〉，次〈分类目录〉、〈目次〉；正文后为〈参考文献〉与〈人名〉、〈书名〉笔画并拼音索引。
《书志》撰写，有凡例数项，分别简要列之如下：
1.《书志》收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宋、元、明、清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计3097种，然舆图、碑帖、拓片、诰命、文告、少数民族文字(满、蒙、藏文)、日韩刻本未收。另，馆藏善本地方志约七百馀种，嗣后撰写专志[8]。
2.撰写体例：书名、卷数、编着者、版本、册数、批校题跋者、行格字数、版匡高宽、序跋、内容大要、版本源流、扉页牌记、刻工姓名、递藏、钤印。其中各细项如次：
(1)书名依卷一叶一所题书名为主，有多卷不一者，以首卷卷端题名为主。
(2)残本书卷数，书名后仍署原书卷数，“现存卷数详见书志，原书卷数无考时，则作□□卷”。
(3)版匡高宽以卷一叶一为准。
(4)有年代可据，或有序跋资料者，着录刊书年代、刻书处、刻书人姓名。无者，统称某朝刻本。抄本亦同，惟“凡正楷书进呈之本，则称写本。”
(5)各篇标题后所列号码为索书号。
4.书后附书名、作者之拼音、笔画索引，共四种；但不包括丛书子目书名、作者。
三、本书内容特点
是书主要编者沈津为版本目录学者，师从顾廷龙、潘景郑诸先生，从事古籍鑑定工作四十馀年，累积相当多古籍版本经验，针对每一部馆藏古籍均能做出考证，确定其刊印年代与作者、真伪等问题。因此，是书除做为吾人翻阅查检该馆馆藏之工具书外，也可以做为我们研治版本目录学的参考资料。以下分别就所见，分别叙述是书特色。
(一)创新书志体例
书志撰写体例历来有不同格式，有简有繁。简者资讯不足，繁者又去取失当。又内容方面，尤其版本判断并不是仅依据序跋等项即可轻易判别，在于基础知识与不断实践累积。因此，一部好的书志，不仅提供资讯必须合宜，考证古籍必须精确，最重要是能够揭示馆藏特色与提供读者详尽资讯两大特色。沈氏所撰《书志》正是兼赅以上所言，骆伟先生在序沈氏《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即称沈氏书志特色有八，他说：
又，对于大陆以外所藏者，如香港、日本、台湾、美国等地，尤详于着录。此可增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不足。此种撰写书志模式，不仅将每部古籍很清楚地揭示其价值，并且揭示其他各馆所藏；有阙疑者附注于后，以待后来，可说是另一特色。举例说，有他馆藏者，或不知是否与燕京同，则阙疑，以待日后编者或读者详辨之。如“明刻本《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彙集》”(页15491－1550)末云“台北国家图书馆(有明末四美堂刊本，疑与此本同版)”。
沈氏依此模式撰写体例，不仅见于沈氏所撰书志、随笔，北美地区一些馆藏书志也採用，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亦採用所谓“哈佛燕京模式”。
(二)着录内容清楚
一九九九年沪版《书志》目次所列仅书名，相同者或列简单版本，如沪版作“《十三经注疏》(李元阳本)”，今新版《书志》，目次所列则除书名外，又附加版本项如上述之“《十三经注疏》”改称“明嘉靖刻隆庆重修本《十三经注疏》”。又如“丛部”有“《百川学海》”条，前着录为“《百川学海》”，今改作“明弘治刻本《百川学海》”。如此，着录更为清楚，更便于读者使用。
除此之外，又有拆原沪版《书志》一项为两项者，对于各书叙述更为明晰，如“明崇祯刻本《宋李忠定公奏议选》”、“明崇祯刻康熙修补印本《李忠定公奏议选文集选》”两种，在沪版只为一种着录。
(三)增加馆藏数量
此次以新书形式出版，实为沪版的增修本，所增加“燕京图书馆”古籍解题凡三千○九十七种(沪版仅一千四百三十三种)，增加幅度约46％。这些增加数量并未将馆藏複本算入，如馆藏有複本会在该专条提及，如“明万历刻清康熙重修本《世经堂集》”(页1579)即是。
而这次所增加的书，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是清代部分。沪版着录仅宋元明三代古籍，今将清代部分善本补入，可谓全编。又所收清代善本，亦含有珍稀之本，如“清光绪刻本《人寿堂诗钞》《人寿集》”(戈鲲化着)，虽是光绪刊本，但戈氏为“哈佛大学”第一位汉文讲师，讲授中国文化的戈鲲化着作，有其珍贵之处，故收入之。《书志》称：
…书以稀为贵，是书虽近代刻印，然流传罕见，且为自藏，并与哈佛大学有关，故写入《书志》。[10]
又有特殊晚出且具价值抄本着录，如史部收入民国间抄本《金石经眼录》，集部收入“民国抄本《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绾春园传奇》”。后者或许是据明(清)刊本所钞，有其价值。
第二，补入部分明代(含)以前馆藏古籍。这部分古籍条目未见收于沪版《书志》，是沈津在“哈佛燕京图馆”普通书库“检漏”的成果。如“明刻本《李元辅集》”解题，云：
是本原在普通书库，插架数十年，直至2003年因贴磁条(条形码)时始被发现，遂移入善本书库。[11]
而此部新增部分，笔者将比较新旧版《书志》所列，分别以四部排列整理如下：
经部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关氏易传》、《苏氏易传》”、“明万曆刻本《周易古今文全书》”等二种。
史部有“明内府写本《北史》”、“明抄本《天运绍统》”、“明抄本《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明抄本《钦明大狱录》”、“明抄本《南城召对》”、“明抄本《甲乙记政录续丙记政录》”、“明万曆刻本《谭襄敏公奏议》”、“手稿本《明杨继盛奏疏草稿》”、“明万曆彩绘本《边城御虏图说》”、“明万历刻增修本《岱史》”、“明刻本《新刊增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等十一种。
子部有“明崇祯刻清修补本《程子》详本”、“明嘉靖刻本《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明万历刻本《赤水玄珠》”、“明公文纸抄本《观象玩占》”、“明抄本《观象玩占》”、“明抄本《观象玩占》”、“明末刻本《忠义水浒全书》”、“明刻本《新刻全像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崇祯刻清康熙乾隆递修本《册府元龟》”、“元刻元明递修本《玉海辞学指南小说绀珠》”、“明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明嘉靖抄本《永乐大典》”、“明万历刻本《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明末刻本《增补注释事类捷录》”、“明末刻清康熙印本《博物典汇》”、“明万历刻清康熙印本《尚友录》”、“明万历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明万历钞本《遗教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明末刻本《敕修百丈清规》”、“明崇祯刻本《五灯会元》”、“明万历刻清康熙重修本《道书全集》”、“明刻本《太上正一朝天百拜谢罪宝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等二十二种。
集部有“明末刻清印本《楚辞疏》”、“明抄本《鲁公集》”、“明崇祯刻五唐人集本《孟襄阳集》”、“明嘉靖刻本《空同先生集》”、“明嘉靖刻本《瑞芝录》”、“明刻本《李元辅集》”、“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文选》”、“明末刻本《古逸诗载》”、“明万历刻清康熙修补印本《诗家全体》”、“明末刻本《合诸名家点评古文鸿藻》”、“明刻巾箱本《唐诗粹选》”、“明抄本《明文记类》”、“明末刻清初续刻本《历科廷试状元策》”、“明刻清乾隆印本《词苑英华》”、“明刻本《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经》”、“明刻本《叹世无为经》”、“明刻本《破邪显证钥匙经》”、“明刻本《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明刻本《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等十九种。
丛部有“明抄本《国朝典故》”、“明崇祯刻本《广快书》”、“明刻本《唐宋丛书》”等三种。
以上总计五十七种，主要集中史、子两部，几佔三分之二强。
(四)修订旧《志》资料
《书志》除增加馆藏古籍数量外，另对沪版《书志》中某些图书版本有所修订，例如史部有对《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的改订。此书一般均作宋或南宋刊本，亦有作宋刊元明递修本。前沪版着录作“宋刻元明递修本”(页176)，新版改着录作“明刻本”(页476)，惜无太多考证。是本沈氏曾撰文〈一部待商榷的宋刊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详考其为明刊之依据。其云：
又根据各种着录，传世的《琬琰集》中，所钤藏书印最早的似乎仅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馆藏本，中有清初“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两印，宁波天一阁本(冯贞群藏本)有清初季振宜藏印(伪？)。即以浙江图书馆所藏镇库之宝的《琬琰集》来说，最早也只有乾隆间孙仰曾寿松堂藏印，书中除此印外，再无它印可证。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铁琴铜剑楼本，也仅有瞿氏藏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旧为独山莫氏藏书，有“莫印绳孙”等印。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陆氏皕宋楼本，有胡惠孚、陆树声之印。燕京藏《琬琰集》，在上集卷十五末、下集卷十三末均有黑色木记“馀姚吴氏家藏书籍”，长形(长11釐米)楷书，其他竟无一印可稽。此书过去都认为是宋代刻本，按照“流传有绪”的说法，那麽众多本子中，明代藏家之印一方都未能得见，这种现象实在是很奇怪的，抑或此书本身即为明代所刻？可惜的是前辈如潘师景郑先生等的怀疑及见解不能详悉，然津以为燕京藏本乃为明代所刻，绝非宋本，也非元明递修也。[12]
沈氏从藏书印，“流传有绪”观点判断哈燕藏本为明代所刊。
除此之外，对他馆馆藏书目、书志着录有误者，则一併检讨。如“明成化刻弘治万历嘉靖递修本《文翰类选大全》”下，改《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葛斯德图书馆书志》作“明成化八年淮藩刊本”(页2035)之误。
(五)增加古籍书影
(六)依据四部编排
古籍分部仍应以传统四部为主，不宜参杂当代图书馆分类法或认知，如沪版将通俗小说归于集部(文学类)，今仍置子部杂家类。盖古代凡小说杂事之属都归于子部杂家，文言小说如此，白话通俗虽不见历来提要着录，但类推适用，亦当列于此类之下。
又如集部古籍次序改动颇大，将“别集”置于“总集”之前，亦是合于传统四部分类。
四、读《书志》札记
新版《书志》虽具有以上所言特色、优点。然所谓特色、优点，也只是相对来看。或许《书志》所要处理之书既多且广，疑误之处在所不免。以下，就笔者翻阅该书所见，提出一些个人鄙见，或疑问，或补缺，以就教之。
(一)收录标准不一
桂版《书志》主要以“哈佛燕京”所藏古籍，包括“宋元明清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之全部”[13]。尤其是该馆清代馆藏第一次以书志形式昭告世人。然所见或有不全之处。
书名“善本书志”，所谓“善本”，依照《中国善本书目》标准，盖凡1911年以前古籍刻本、稿本、抄本等，或1911年以后以传统印刷形式，具特别价值者。然在《哈燕书志》中，所增加清代条目上有的有、有的没有，不知何据？而作为一部“馆藏书志”，不管是否珍稀，应一概收入，便利使用者。在此，笔者特别就所知道的几部书未见收入举例，如“哈佛燕京”有清康熙通志堂刊本《毛诗指说》，有清中叶抄本十六卷《东华录》与1765年菊花书室刊巾箱本三十二卷《东华录》两种，有光绪五年刊本《山海经笺疏》等书均未收入[14]。然上述作为清刊本却未收入，对是书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岂不是是一种缺憾？
(二)失收沪版条目
笔者对照沪版所收古籍《书志》来看，桂版失收亦不少，除〈凡例〉称，方志日后将编有专志而未收入外，又桂版有沪版失收者[15]，以下笔者分别依经、史、子、集、四部(丛部无之)列之：
经部有“元刻明修本《周易兼义》”(沪版页10，下同)、“元刻明修本《仪礼》”(页32)、“元刻明修本《广韵》”(页84)、“元至正南山书院刻本《广韵》”(页84)。
史部有“明嘉靖重修本《汉书》”，但缺宋蔡淇本、崇正书院本。
子部有《纂图互注扬子法言》(页278)、《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页283)、《行军须知》(页299)、《世说新语》(页390)、《(增广事联)诗学大成》(页429)、《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页431)、《(新刊校正增补圆机)诗韵活法全书》(页437)、《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宋毘庐大藏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宋碛砂大藏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宋王公祠堂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元大德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蒃书本)》、《(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六度集经》、《说无垢称经》、《五经同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妙吉祥平等瑜珈秘密观生成佛仪轨》、《经律异相》、《法苑殊林》(以上，页475-485)、《洪州分宁法昌禅院遇禅师语录偈诵》(页493)。
集部有“《(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别集、外集》(明初本)”(页625)。
以上共计二十八种。又沪版有方志类提要二十八种，包括有《嘉靖南畿志》、《正德姑苏志》、《万历崑山县志》、《宝祐重修琴川志》、《嘉靖常熟县志》、《嘉靖吴江县志》、《崇祯江阴县志》、《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城县志》、《万历汾州府志》、《崇祯山阴县志》、《崇祯历城县志》、《万历恩县志》、《万历安邱县志》、《万历武定州志》、《嘉靖彰德府志》、《万历彰德府续志》、《嘉靖雍大记》、《万历华阴县志》、《崇祯乾州志》、《正德武功县志》、《万历固原州志》、《万历朔方新志》、《嘉靖秦安志》、《嘉靖宁波府志》、《万历会稽县志》、《崇祯玉田识略》、《嘉靖广西通志》(页203-229)等部。
故新版《书志》出，收罗既多且广，然旧版仍可补之一二。
(三)欠缺检索系统
又，〈书名拼音索引〉，“苗(Miao)蛮图说”条(页2392)列于“D”部，误，实应列于“M”部。
(四)补正错误之处
1.条目归类
新版《书志》亦有归类之误，如编号1815、1816两种“《楚辞》类”古籍当归“集部”，而不当归于“子部”之末。
2.文字遣词
文中称台湾某馆有藏与燕京相同古籍者，馆名不精确，如称“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页113)或“国家图书馆台北分馆”(页236)、“国防研究院图书馆”(页280)。盖前者为“国立台湾图书馆”(前身“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为独立馆，非名为“国家图书馆”或任何馆的“分馆”。后者，则已裁撤，藏书存“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
又一馆数名造成读者莫敢是从。除上述“台湾分馆”“台北分馆”外，还有“康熙刻本《雁门集》”(页1499)着录有“山西师范学院”藏本。又“明万历刻本《文体明辨》”(页2040)、“明崇祯刻本《古文隽》”(页2044)则作“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着录前后不一，应统一改作“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16]。又称“国家图书馆”寄藏前“北平图书馆”古籍者(页1412、页1505、页2333…等)，前“北平图书馆”寄藏台湾藏书今已移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而非存“国家图书馆”。
3.着录修正
(1)燕京馆
首先，笔者以《书志》所着录《山海经》书两种为例，藉此说明《书志》着录上可以更为明确。例如子部着录“明刻《山海经释义》”(页1155-1156)一条，不妨可以改题“清坊刻本《山海经释义》”更为明确。此本为康熙间“玉堂”校订重刊，扉页有“汪楫鑑定”字样，汪为清初人，故非明刊。
又言及清代毕、郝二书蒐集颇广，然未及《山海经释义》，云：
…清代毕沅校正《山海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蒐证最备，然未言及此本。[17]
盖《山海经释义》一书为坊刊本，所流行时代在明末清初。康熙年以后，坊刊取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本加图，后出转精，遂大行于世，反而《释义》不见流传。故毕、郝书“未言及此本”。
又“清乾隆刻本《山海经广注》”(页1156-1157)，不妨改题“清乾隆坊刻本《山海经广注》”。这种署“吴任臣(志伊)”有图本《山海经广注》，多半是清代坊刻本，在清代流行颇广，笔者曾据现存统计就有十馀种。而吴任臣原本《广注》是没有图的，今“台湾大学图书馆”有藏一部原乌石山房旧藏。
又着录馆藏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为万曆刊本。是书无《提要》三卷，与台湾“国图”所藏范彦雍修补本同。然台湾“国图”本有扉页，作“重挍刻冯嗣宗先生六家诗名物疏”，“挍”即“校”，是避熹宗朱由校讳而改，当为天启以后所印。
又《班马异同》一书着录“明刻本”(页320)与“东海本”、“国图闻启祥本”二本同，当据以改称“明末傅昌辰版筑居据天启四年闻启祥小筑藏版重梓本”。[18]
除此之外，集部着录“清乾隆刊本《惺斋新曲》六种”，着录十三卷，然六种每种为两卷，13卷之说何来，似未交代？此本台北“东吴大学图书馆”亦藏一部，总共为12卷。[19]
(2)他馆
本文在特色言及《书志》着录他馆馆藏，如港、日、台、美者，尤为详尽，然亦有阙漏，随举数例以说明。例如，“清康熙刻本《连阳八排风土记》”(页613－614)，未列台湾有“台湾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图书馆”三馆藏本。按，“台湾图书馆”藏本为6册，该馆目录作“康熙45年刊本”，是本为日治时期所购[20]。
又“明刻本《楚辞章句》”(页1357)，馆藏为据万历十四年冯绍祖观妙斋重刻，“台湾图书馆”亦藏同一部。
又“明嘉靖刻本六家文选”(页1994－1995)仅着录台北“国图”藏五部，然“台大”、“台湾图书馆”(24册)亦各藏一部。
又“明万历刻六臣注文选”(页1995)着录台北“国图”有两部万历二年崔孔昕新都刊本，然“故宫”有三部万历六年徐成位重修本；而与燕京本同者，卷末刻有“冰玉堂重校”者，则“台湾图书馆”亦有一部。
4.误收和刻
是书作为哈佛燕京的中文善本书志，当然应该以中国所刊印汉籍为主，不应掺入日本、朝鲜域外刊本(见该书〈凡例〉)。然是书“史部”收有《古先君臣图鑑》，着录为“明刻本”。然书前所附书影有日文训点，当为和刻本，此本不应收入。
5.书影部分
笔者前所述《书志》特色之一，是书在阙疑处并附于后以待来者；又述及《书志》所附书影价值。然二者同观，又显其一疵。如前所引例证“明刻本《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彙集》”，查台北“国图”所藏者，版式行款均同《书志》着录，惟《书志》无附图，无法详细比对是否同一部。
又“康熙刻本雁门集”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着录明末刊本，不知与此本同否？”(页1499)是书《书志》未附书影，然查“国图”所藏版式行款与此同，惟“国图”本序跋无天顺三年(1459)萨琦〈跋〉与康熙十九年萨希亮〈跋〉两种，或应较早印本？《书志》如能附这些阙疑古籍书影，或许更能方便比对是否同版。
五、结语
新版《书志》的出版，除补充前版错误或未收馆藏外，他也向世人(学者)揭示哈佛燕京典藏古籍之丰富。而在此之前的沪版《书志》仍有部分价值，即新版未收部分，仍可做为吾人参考之用。
另一方面，新版书志的出版也向他馆提供撰写书志的借鑑。以目前全世界藏古籍线装书的图书馆而言，有其馆藏目录(或线上目录)不少，但目录所蕴含资讯量不比书志丰富。而进一步撰有书志的图书馆并不多，以笔者所知，台湾有七个典藏单位(国图、台湾图书馆、故宫、傅图、台大、台师大、东海)，只有“国家图书馆”、“东海”、“傅图”等馆已经撰写出版。而大陆省市、大学馆多如牛毛的单位中，也仅知有“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1984年)、“苏州市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仅经部，2006年)三个馆。海外各馆则多集中于北美，如“普林斯顿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博客来分校东亚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几馆，绝大多数馆皆无书志刊行，对我们使用上是一大缺憾。因此，《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出版，希望能鼓舞海内外各馆对于馆藏古籍的整理与撰写。沈津先生曾说“小馆也可以成大事”就是对典藏量较少馆的鼓舞。也唯有如此，全世界的汉文古籍数目或馆藏能够早日为人所知悉与运用。
[1]关于古籍数量未有精确调查值，多半为根据目录所作之拟测值，如吴枫认为不少于八万，杨家骆认为存世者十二至十八万种不等。
[2]引见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序〉，页3。
1.韩锡铎撰：〈内容丰富的书志学巨着--介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2001年3月，页89-101。
2.严佐之撰：〈哈佛模式：关于美藏汉籍目录现状的思考--兼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书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01年9月，页11-19。
3.吴铭能：〈沈津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校读书后〉，《国家图书馆馆刊》，1999年2期，页65-76，1999年12月。
4.徐潇立：〈藏书志的现代实践--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为例〉，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论文，2007年，谈蓓芳指导。
[4]引见沈津：〈黄钺稿本奏御集、一斋集〉，收入沈津着：《书林物语》(上海：上海词书出版社，2010年7月)，页107。
[5]引见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页1360。
[6]详见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页177-178。
[8]今已整理出版有李丹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
[9]引见骆伟：〈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序〉，收入沈津编《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页6。
[10]引见《书志》，页1970。
[11]引见《书志》，页1660。
[13]引见《书志凡例》第一条。
[14]以上均为笔者检索自台北“国家图书馆”建置之“中文古籍善本书目资料库”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网站查询系统。
[15]按，此部分据沈津先生告知笔者，乃今已不在馆矣。
[16]按，该馆善本书目有2011年5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编本。
[17]引见《书志》，页1156。
[18]此详拙撰〈从“东海”馆藏《班马异同》谈古书序跋与版本鑑定--兼对国内是书版本着录问题商榷〉，待刊稿。
[19]引见魏宇宣、李明侠编：〈东吴大学图书馆珍善本古籍书志初稿〉，《东吴大学图馆馆讯》31期，2010年10月，页15-17。
[20]引见《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新着图书目录--昭和16年3月》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