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书局的“掌柜”崔勇是一位80后北京青年。
在前门大栅栏廊房二条，“崔掌柜”开的正阳书局一点儿都不起眼，一不留神就特别容易错过了。单看门脸儿，被烤肉铺、涮羊肉店和爆肚店包围着的这家小书店，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你只要推门走进去，一定会被时光倒流的神奇感一下子震住。
小门脸藏着老城历史
正阳书局于2009年4月开业，这里虽说是个书店，但这儿有小一半的书是只能看不能买的。“有的书您要是喜欢，可以把这儿当成图书馆，没事儿过来翻翻。”崔勇指了指书架上的《话说前门》当例子，这本书是他在报国寺的旧书摊上发现的，当时一气儿买了一大摞，如今卖得只剩下这一本，被他当成了文献资料，说什么也不肯再出手了。
比这本书更珍贵的，在正阳书局里还有不少，崔勇把他的这些宝贝书全都藏进了玻璃柜里。比如一部清康熙二十七年刊印的《日下旧闻》，是第一部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这部书如今很多专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没有。还有一本《北平音系十三辙》，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这本书是说北京人如何说话，北京土语中的儿化音、轻声，在民国年间就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了。”崔勇说。
翻阅崔勇收藏的书籍，一个古老的北京城便鲜活地现于眼前。一本由著名作家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游指南》，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介绍得清清楚楚，“哪儿能听戏，哪儿能听相声，进故宫门票多少钱，甚至哪儿能喝到咖啡，这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而他新近收藏的一本《北平电车公司复员周年纪念刊》，详细记录了北京电车的来历、运行图、工人数量和月里程表等资料，是研究北京交通史的珍贵材料。
因为书店面积有限，摆在正阳书局里的藏书，还只是崔勇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他自己透露说，从清代经民国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旧书，他收藏了足有三万多本，大多数都只能搁在家中的地下室了。
为开书店扔了金饭碗
大栅栏每天游人穿梭如织，可正阳书局的客人却并不多，一天能进来几十人就算不错了，即使到了旅游高峰时期，每天的顾客也才只有个上百人左右。用崔勇的话说，“‘逛庙’的多，这客流也应了曲艺行的老话，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其实，早在当初物色店址的时候，崔勇就知道，这儿不是个开书店的好地方。“当时我在廊房二条‘趴’了两个月，对南来北往人流的消费习惯、人员构成进行仔细分析，结果发现，这地方真不适合开书店。”可他又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能代表京味儿文化了，为此，他拿前门楼子——正阳门来为书店命名，以此来表达自己传承京味儿文化的心愿。
选择在前门大栅栏的胡同里开店，对于崔勇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从小就住在这一带的他，对于廊房二条印象非常深刻。今天的廊房二条里常有自行车或摩托车进出，可在崔勇的儿时记忆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条老胡同里，来往的行人总是黑压压的一片，连甩开膀子走路都困难，甚至还有人在这儿被踩丢了鞋。
六年前，崔勇家的老宅拆迁，在收拾家当的时候，他发现了几样珍贵的老物件：一张先人在老宅里拍摄的四世同堂全家福，老照片上有他高祖父的身影；还有一本他曾祖父撰写的家族回忆录。这几样传家宝一下子就点醒了他：“我每次回家的时候，要先上两级台阶，穿过廊子，才进得屋门。家里一进门是一水儿的硬木家具，我写作业就是趴在紫檀条案、跪在方凳上。”从那一刻起，他开始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着了迷，也因此萌生了开书店的梦想。
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崔勇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上大学时学的是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外企谋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好差事，可是自从有了开书店的打算，他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家人不同意他的选择，为这事差点儿和他闹翻。开业三年多，尽管书店的生意不算好，可是崔勇从未后悔过，他说总觉得自己该为保护老北京的文化遗存干点儿事。
东来顺里办公益讲座
这几年，很多实体书店的日子不好过，崔勇的正阳书局也一直在艰难地维持。别看书店门脸儿小得可怜，但在寸土寸金的前门大栅栏，每年的房租就得花好几万元。因为经费紧张，崔勇雇不起店员，书店的日常经营全靠他自己一人支撑。即便如此，崔勇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在他看来，随着老北京的遗存越来越少，古旧书籍的文献价值会越来越高。“比如现在要改造杨梅竹斜街，关于杨梅竹斜街的很多文献资料都可以从我这儿找到。”
不过，熟悉正阳书局的老顾客都知道，崔勇真正想干的事儿，远不止开书店这么简单。35岁的律师郭然是书店的常客，他透露说，搁在店里的那些个长条老板凳，其实是崔勇为将来开京味儿茶馆做准备呢，但现在地方太小了，根本无法实现他的想法。71岁的李贵亮曾是新华社的英文编辑，和崔勇算是忘年交，他经常为书店的发展出谋划策：“书店怎么也得有个读者留言本呀，可小崔他没地儿呀！”
尽管如此，崔勇还是想法干出了一些名堂。今年，正阳书局组织了两场京味儿文化公益讲座。因为付不起正规会议室动辄上万元的租金，在街道的协调帮助下，讲座地点选在了距此不远的东来顺饭庄；为了不影响饭庄的生意，两场讲座都是在上午9点就开讲，赶在人家的营业高峰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