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德麟先生的学术人生——贺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先生八秩华诞》的扉页上，烫印着“陶熔鼓铸德厚流光麟角凤皇”、“承先贤创新论涵濡中外铸师魂掖后昆垂范学林”的寿联，这是对陶德麟为学、为师、人为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是爱知求真、忧国忧民的一生，是为我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
一、走上哲学探索之路
陶德麟出生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祖父懋兰先生是清末儒生，曾在家乡开办私塾，家境清寒。父亲季贤先生幼承家学，国学功底深厚，少年投身辛亥革命，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因大革命时期在家中藏匿保护共产党人袁熙之、张惟聪等五人，又因抗战时期力主国共合作，故被当局冠以“通共”罪名并遭到迫害，50岁即被迫赋闲，1947年愤而退出国民党，以中将军衔“退役”，但一直拒领退休金，于1949年病逝。湖北诗人朱峙三先生赠联盛赞他是“李谪仙欲以千金裘换酒，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肯低头同草莽，又能落笔生云烟”。学者王葆心教授盛赞他的诗文“高浑沉雄，壁立万仞”，“有士如此，我中国不亡矣”。母亲黄鑑文先生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中小学国文、数学、音乐教师。
1953年2月，李达先生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在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选定他为学术助手。李达校长以父辈的深情约他长谈，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作用，也讲了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强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远意义，还介绍了自己的一批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坚定的革命家的经历，鼓励他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李达校长满腔热情的肺腑之言使他深为感动和折服，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陶德麟1953年毕业留校后勤奋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李达先生重建武大哲学系时，他任助教，为哲学系本科生授课,深受欢迎，成为学校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学生评价他的授课“字字珠玑，出神入化”。1961年他又为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应湖北省委之聘为省市地干部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听众多达十万人，印发了《实践论浅释》的讲义。1955年,24岁的陶先生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指出其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此文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辞典》接受了批评并作了改正。毛泽东主席在次年1月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是的讲话》中肯定了本文的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347-348页）。1985年6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又邀集一些学者谈论过此文（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在此后10年中，陶德麟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刊物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二、主要学术贡献
陶德麟在35岁的盛年失去了自由，10多年的青春被“文革”及其后遗症所消耗；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他又相继担任系、校主要领导职务长达14年，把人文学者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爱智忧民的情怀和奋力求索的精神，陶德麟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他继承发扬了李达先生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主要研究领域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有的学者致函陶先生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您的文集，可以说是现代当代哲学史，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
1.对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新探索
李达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送审稿于1965年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出版。1978年，陶德麟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遵照李达先生12年前的嘱托对它作了全面修订，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该书除保留了1937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的独特优点外，还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哲学概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思想结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该书出版后受到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对李达思想研究的推进
1978年，陶德麟与李其驹、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共同编纂了《李达文集》（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收集了李达先生的主要代表性论著，首次为学术界研究这位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在编纂过程中，陶德麟在《红旗》杂志、《中国哲学年鉴》等刊物上发表了《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李达传略》等十余篇论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阐述了李达先生许多鲜为人知的理论成就，澄清了若干长期被淹没或歪曲了的史实，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3.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当时有些学者虽然也反对“两个凡是”，但在理论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尚存有疑虑。有的认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的认为真理标准应当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这使陶德麟深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常识”，而是需要从学理上周密论证的命题。为此，他又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
在《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文中，他以对话体的形式细致地论证了如下论点：（1）以认识对象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于说“要判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就看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因而不过是同义语反复。（2）以认识对象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无法操作，因为认识无法直接与客观对象相对照。如果通过观察去“对照”，就等于把原来的认识过程重演一遍，仍然不能解决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的问题。（3）要检验某一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只能根据这一认识设计某种方案，设定预期的结果，然后付诸实践，造成一定的客观结果，再把这一结果与预期的结果相对照，如果两者符合，这一认识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符合才得到了证实，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认识对象本身，而是实践的结果。
在《实践怎样检验认识》一文中，他以科学史为背景，把命题区分为“逻辑命题”和“实在命题”两大类（前者可分为分析命题和矛盾命题，后者则可分为知觉命题和普遍命题），对如何检验各类命题的逻辑机理做了模型化的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原理进一步精确化并具有了可操作性。
4.对“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反思
5.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问题的论析
6.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的阐释
7.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辨察
8.对现阶段道德原则问题的思索
9.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三、为学、为师和为人
陶德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在他看来，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数十年来，他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他在学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反对各种褊狭态度，主张海纳百川，充分吸纳中国传统哲学和各种外域哲学的合理思想。为人处世，他淡泊名利，谦和仁厚，平易近人，甘为人梯，精心呵护和不遗余力地扶掖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他爱智求真、爱才惜贤、乃至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已在学界传为美谈。
陶德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被称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但他本人却谦逊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他在答谢哲学界祝贺他八十寿辰的诗中说：“浮生能得几回春？八秩难抛赤子心。樗栎自惭非‘壮士’，河山只盼有才人。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他引以自励的座右铭是：求是拓新，积厚发薄，言必己出，过勿惮改。
本文的主要内容来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三分册（汝信主编，科学出版社2014版）
附录：陶德麟主要著作目录
1．《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陶德麟为主要执笔人），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社会稳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陶德麟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
11．《学步履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2．《〈实践论〉浅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3．《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