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打贏脱贫攻坚收官战，通过全面开展理论教学、现场教学等形式，狠抓市镇村扶贫干部、驻村干部、帮扶责任人、产业指导员、致富带头人等群体能力建设，为高质量打贏脱贫攻坚战提供理论和知识保障。以推动贫困户就业、创业、产业为目标，开展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实用技能、职业技能等培训，切实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确保脱贫不返贫，有效巩固脱贫成果。
二、培训对象
三、工作安排
(一)在岗参训“素质能力”线上培训班
培训对象: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致富带头人、全市各包保部门帮扶责任人。
培训目标:因疫情影响，前期主要采取网络培训方式开展，充分利用省脱贫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网络专题培训”、州委组织部“全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网络专题”等网络培训资源开展培训，将省州优质资源及时传导到基层，有效解决因疫情影响无法开展集中培训的问题，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培训人数:300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二)教学试点“素质能力”专题班
培训对象:村级“带头人”队伍、部分致富带头人
培训目标:采取实地走访“中心村”党委试点村，集中学习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乡村治理等工作，提高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发展能力，学习典型经验，提升连片连域发展、产业带动发展、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力提高村域发展质量。
培训人数:76人
(三)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素质能力”轮训班
培训对象:各镇党政负责人、新上任的镇机关干部、村“两委”干部、各级驻村干部、部分致富带头人。
培训人数:370人
培训对象:行业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帮扶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帮扶责任人。
培训人数:500人次
责任部门:市扶贫办
(五)产业指导员能力提升班
培训对象:各镇村产业指导员
培训目标:分批分级开展产业指导员培训，明确到户帮扶承担的产业发展指导职责,更好的解决到村到户到人帮扶措施未全面落实、政策宣传不到位、产业选择不科学、帮扶项目没落地、技术指导不到位、产销对接不顺畅、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
培训人数:1500余人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六)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
培训对象:有劳动能力和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
培训目标:结合各镇、村产业发展实际，准确掌握贫困户需求，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式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培训人数:100人
责任部门:市人社局
(七)贫困人口农业实用技能培训
培训对象: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人口
培训目标:结合各镇村实际情况，对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人口全面开展种植、养殖实用技能培训。.
培训人数:200人
(八)贫困人口产业发展能力培训
培训对象:有志参与产业项目的贫困人口.
培训目标:围绕我市特色农业观光和乡村旅游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农村电商、产业经营等方面培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责任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
(九)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对象: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目标:通过培训及时补齐致富带头人技能短板,为促进和带动各镇、村经济工作夯实基础，带动贫困户逐年增收。
培训人数:177人
责任部门: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妇联、残联、科技局、农业农村局、文广旅局
完成时限:2020年11月30日前
四、有关要求
生猪养殖，上联龙头，中接市场，下关民生。联兴乡始终把发展生猪养殖业作为实现“强乡富民”的有效措施，本着建设“牧业大乡、生猪强乡”的发展定位，科学谋划，精心实施，扎实有效推进全乡生猪养殖业发展，生猪养殖业已成为促进全乡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之一。2010年，全乡生猪存栏16465头，出栏17573头，比上年分别增长12.6%、13.5%，生猪养殖产值达3160万元，分别占牧业总产值、全乡生产总值的65.6%、21.6%。
一、突出牵动环节，加强基础体系建设
二、突出民生环节，加强基地体系建设
基地建设是生猪发展的关键。一是建设“两纵一横”生猪示范带。纵向规划建设新革村―金山村―银河村年出栏千头绿色猪示范带，沿通乡路建设联兴―合兴―双兴―东宁万头育肥生猪示范带，横向规划建设了振兴―联兴―哈什太千头基础母猪示范带。二是建设绿色生猪基地。绿色猪虽然生长慢、周期长、成本高，但肉质优、口感好、营养高、市场销路旺、价格高，一直是卖方市场。通过因势利导，按照生产绿色食品要求，年出栏绿色猪2340头，为养殖户多增加收益46.8万元。三是建设育肥生猪基地。采取“专业村+大户、合作社+大户、党支部+部队”三种方式，努力建设育肥猪生产基地。新发展养殖大户17户，存栏5160头，出栏4230头。在联兴乡联旺养殖合作社董事长李兆国带领下，发展28个养殖户成为社员，年出栏育肥猪6560头，已成为全乡育肥猪生产基地龙头。双兴村党支部与成空部队和北空部队农场合作,利用部队农场闲置场房发展生猪养殖，实现双拥共建互利，年生猪存栏已发展到410头，出栏260头。
三、突出服务环节，加强防检监体系建设
防检监是生猪养殖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是抓好防疫体系建设。全面建立了乡村两级防疫网络体系，认真抓好“三防、三查”，达到“五不漏”。即春防、夏防、秋防到位，查防疫员工作、查疫苗效果、查防疫密度到位，达到乡不漏村、村不漏屯、屯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二是抓好检疫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动物产地检疫工作目标责任制，重点做好产地检疫和市场检疫，切实切断传染源，保证畜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三是抓好监督体系建设。抓好生猪生产环节的饲料、兽医、兽药的监督和管理，对全乡13个饲料、兽医诊疗经营场所的资质、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保证生猪生产健康发展。
四、突出销售环节，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着眼乡内、县内、域外市场，重点做好市场订单，抓好销售网络建设，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沾的销售体系，努力化解养殖大户生产风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益，解决生产后顾之忧。一是培育乡内市场。建立和完善生猪屠宰交易市场，加强管理和服务，做好生猪自销工作。联兴乡共有3921户居民、15309口人，年自销猪肉60万斤，乡内自产自销生猪2547头，占出栏的14.6%。二是培育县内市场。县城、嫩北农场、中储粮北方公司三场和四场、北空、南空、成空部队农场是生猪需求很大的内需市场。我们积极抢占这些县内销售市场，每年销售生猪11611头，占出栏的66.0%，保证了群众菜篮子需求。三是培育域外市场。通过几年的努力，积极开拓外阜市场，扩大生猪销量，年销往内蒙古大杨树镇、哈达阳镇、红彦镇、甘河农场生猪3415头，占出栏的19.4%。
一、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一是党委、政府重视程度空前。国务院总理xx、副总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曾多次来江苏调研。省委省政府明确把旅游业纳入全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内容加以发展。梁保华书记、罗志军省长和张卫国副省长亲赴国家旅游局，签订了《建立局省紧密合作机制备忘录》，梁保华书记率团访问澳大利亚和我国台湾地区期间，罗志军省长率团访问日本期间，均把旅游交流活动作为访问的重要内容。张卫国副省长还率团赴西班牙，与世界旅游组织共商旅游合作、应对危机事宜；二是财政扶持力度空前。各级财政在大力节流的同时，对旅游业的投入不减反增。省级财政投入1.4亿元用于引导旅游项目建设、开展旅游宣传促销和奖励旅游企业，比上年增长了15%；三是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南京全面实施旅游百企发展计划，引导银行业与旅游业合作。镇江进一步细化旅游业振兴纲要，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淮安和连云港出台了旅游业发展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宿迁制定了《旅游地接奖励和高等级旅游企业奖励办法》，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二、旅游产业宣传促销成果丰硕
三、旅游产业开发建设成效显著
《江苏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围绕“一圈一轴三沿”的格局，五大省域旅游规划全面推进，《沿江旅游规划》已经实施，《古运河旅游发展规划》、《苏锡常地区休闲度假旅游发展规划》形成了初步成果，《沿海地区旅游发展规划》完成初稿，“十二五”旅游专项规划顺利启动；据初步统计，今年全省在建旅游项目超过800个，投资金额突破400亿元。“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被国家文化部、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唯一的“国家文化旅游示范区”称号，积极创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启动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试点工作，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正式启动，景区创a工作取得新业绩；“12301”公益旅游服务热线、江苏省旅游咨询中心等设施相继投入使用，各地也就完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开展探索性工作。同时，旅游产业链不断拓展，建成“江苏旅游装备品集散中心”、各地发展购物旅游、打造夜游线路。
四、旅游产业规范管理取得新进展
通过宣贯会、在线访谈等方式，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旅行社新条例。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理顺管理体制，制定《江苏省国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编制《江苏省居民赴台旅游手册》，倡导诚信旅游，试行第三方暗访对星级饭店进行复核；《乡村旅游点等级划分和评定标准》、《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自驾车旅游基地标准标准》、《旅行社访查规范》、《散客旅游接待工作规范》等五个标准，获省质监局批准立项，部分已经编制完成并开展试点工作；全面推行旅游安全质量标准，有效增强旅游行业安全防范意识，增强旅游从业人员主动应对和有效防范甲流的能力；积极支持企业发展，完善《江苏省入境旅游贡献奖励暂行办法》，引导企业度过危机，为我省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开展包机业务、举办重大商务活动、为省（境）外企业和项目落户江苏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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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游产业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江宁新校区建成并投入使用。对120多位旅行社总经理进行了专业培训，编写了《赴台旅游领队培训手册》培训教材，把境外促销与旅游培训结合起来，在新加坡开展了旅游营销人才培训，赴香港开展生态旅游培训和赴英国开展旅游饭店专业培训，顺利组织全省2万多考生完成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大力推行岗位培训工作，全年共有616名旅游中高级管理人员获得岗位培训资格证书，全省持有旅游行业岗位资格证书的人员达到11715人；为引导景区文明经营，省局还和团省委共同举办了全省旅游行业省级“青年文明号”负责人培训班，初步完成江苏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和旅行社、宾馆饭店、旅游景区点及其他旅游单位的考核标准。
2010年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的起始之年，也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2010年江苏旅游工作指导思想是：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为指导，以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目标，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线，完善政策促发展，应对世博抓机遇，拓展市场增客源，开发项目调结构，强化服务提品质，改革创新促转型，扎实推进全省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把江苏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站在2010的起点，展望江苏旅游工作，省旅游局局长周乃翔表示，江苏旅游业要在现有较高发展平台上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为建设美好江苏、为我国建设旅游强国多做贡献。
一、以国务院《意见》为指导，推动江苏旅游产业大发展全省旅游行业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深刻领会《意见》精神，把贯彻落实《意见》的思想统一到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来。省局将举办2—3期旅游局长轮训班，对全省旅游管理部门的领导进行分批培训；将开展大规模旅游调研活动，不仅要了解各市对于《意见》政策落实情况和政策建议，还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发展旅游业的政策，形成各地关于扶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综合性调研报告、《关于加快发展江苏旅游业的意见》初稿三项成果；适时筹备召开旅游产业大会，进一步部署《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
二、以上海“世博”为契机，拓展国内国际旅游大市场
三、以转型升级为抓手，推进旅游产业结构大调整
四、以市场整顿为手段，促进旅游服务质量大提升
五、以教育培训为重点，实现旅游队伍素质大提高
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方面，将根据国家旅游局“名导进课堂”工程的部署，建立江苏导游师资库，进一步扩大优秀导游份额。组织名导进院校担任兼职教师。以“讲道德、比技能、赛服务”为主题开展江苏省导游讲解员大赛，并拍摄优秀导游员讲解技能示范片。继续做好导游员的各类考核考试工作，抓住中国导游网建设的机遇，推进导游员年审网络化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江苏旅游信息网和诚信网等平台，加快建设全省导游员网络培训、考核的软件体系；开展各类岗位培训方面，将加大与旅游院校的合作，开设产品策划、市场营销、质量管理等专项培训。加强与境外教育机构的合作，开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人才培养、酒店管理等专题培训。同时围绕市场需求，加快紧缺型人才的培养，并与时俱进，修编系列培训教材。在开展旅游人力资源调查研究方面，将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要求，摸清各类旅游人才机构状况，分析旅游人才资源规律和特点，为实施人才强旅政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在转变机关职能方面，将积极做好江苏省旅游协会的换届工作，组织成立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乡村旅游和旅游教育等专业分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服务企业的职能。
一、严格挑选人才，狠抓队伍建设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三、抓好宣传培训工作，努力提高科技创新意识
我们经常利用集会、星期日、科技活动周和“科技之春”宣传日活动，重点宣传《科学技术进步法》、《科技特派员管理奖励办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派员如何发挥作用等一系列新知识，印发宣传资料6万多份，举办各类培训班43期，受训人达4.8万人（次）。编印《科技特派员简报》21期。征订《科技日报》250份赠送给涉农部门、乡镇、特派员及科技示范村、种养殖专业户，在中、省、市电视台播出我县科技特派员创新报道3次，在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好节目评选中，我县《特派员科技养羊铸辉煌》获专题类三等奖。国家科技部、特派办、扶贫办等部门组团对我县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论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科技特派员工作在县域经济建设中确实起到了彰显活力的作用，《科技日报》、《科学社会杂志》、《当代陕西》等报刊也作了专题刊登。
四、建基地，树样板，出成效，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
三年来，我县24名科技特派员按照“上联院校、下联农户、外联市场、内联基地”的要求，紧紧围绕我县的主导龙头产业，帮助乡村成立了18个种养专业合作社，7个协会，现已建成养殖示范乡镇10个，示范村22个，养殖户366户，初步建成养殖示范基地13个。建成种植示范乡镇6个、村18个，种植大明绿豆3600亩，水稻旱育稀植3300亩，各类甜瓜基地1300亩，紫花白洋芋800亩，发展名优小杂粮2800亩，新建无土栽培大棚温室蔬菜246棚，建花卉、苗木基地2个，新办肉类加工厂9个，大明绿豆加工厂7个，粉条加工厂5个，小杂粮加工厂4个。共引进新品种120多个，推广新技术56项，受益人口达5万多人。服务实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285人，示范村农民平均人均纯收入达8400元，人均增收2100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人均增收620元，所创办的经济实体或利益共同体实现年利润580多万元，特派员年自身收益总额达68万元以上。
五、抓典型引路，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职业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者简介】马建富，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董存田，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吕莉敏，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师，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陈春霞，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张胜军；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吴济慧，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教育生态学；杨燕，江苏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常州，213025）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陈东勤，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卞晶晶，东南大学（江苏南京，211189）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江苏省在努力探索走新型“三农”发展道路（以工业化致富农民、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但是，职业教育的开展与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与提高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仍存在很大差距。管理者认为农民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依次是：农民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经费投入不足、农民文化程度低、缺乏相应的实训设施、农民不愿意承担一定的培训花费、培训工作与实际需求脱节、缺乏合格师资、教育培训活动信誉度不高、教育培训成果很难得到实际运用等。因此，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与培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困境。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由培育对象、培育目标、培育定位、培育管理、培育保障等要素组成，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果。
一、农民素质有待提升[1]
（一）文化素质之忧
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与城市相差近3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2]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已经达到11年，美、法、德、英、日分别达到18.04年、15.96年、12.17年、14.09年和11.87年。[3]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
（二）科技素质之乏
中国科协举行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具备科学素养的农村居民仅占0.4%（城市居民该比例为3.1%）；每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平均才有农业技术人员6.4人。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5%，而美国、荷兰、德国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比例是70%以上。农民的科技素质可以体现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使用上，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仅为48.8%。农民的文化程度和科技素质状况无疑给我国农村先进农机设备和生产技术的运用等带来了挑战。[4]
这几年我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到4成，正在形成规模的不到20%。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推广员一般占农村人口的1%，我国这一比例只有0.083%。而且不少地方对农业技术推广站实行“断粮”政策，科技推广手段只是“一张嘴，两条腿”，呈现的是“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
（三）传统观念之困
一是认知存在局限性。农民对职业培训的主体意识淡薄，对职业培训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浅层次上，对职业培训的真正价值及长远意义缺乏深刻的认知，这是导致农民对职业培训持“无所谓”态度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民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不适应理论性强的学习，职业培训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三是农民对职业培训的态度不稳定。他们对职业培训的要求大都是在短期内获得直接利益，认为接受职业培训不如打工来钱快。
二、农村职业教育有待发展
（一）培育目标之惑
（二）师资队伍之薄
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师资队伍总体体现为“三多三少”，即传统型人才多，高新技术人才少；普通型人才多，产业化人才少；继承型人才多，创新型人才少。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师待遇远远不如城市，再加上条件相对艰苦，严重影响了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已有专职教师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层次偏低，50岁以上人员多为民办教师转正而来，本、专科学历人员很少；三是工作基本上不涉及专业教育，他们从中小学教学岗位转岗而来，多从事初级中学基础文化课教学，对农业社会致富信息了解甚少，并且缺少专业技能的教学经验；四是专业精神缺乏，多是临时代课，业务不熟，明显缺乏干事创业的主动和热情。
（三）经费投入之少
我国虽然逐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到2012年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才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28%；而农村成人教育的经费就更少，不超过教育投入的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在调研中发现，苏南教育现代化验收涉及的乡镇保证了县级财政此块经费投入达到人均1.5元的标准，而苏中、苏北很多乡镇连人均1元都达不到。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不够明确，地方财政困难，而学校又缺乏相应的筹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正常运行的经费捉襟见肘。[6]
三、政策、制度、形式等有待完善
（一）法律、制度缺位
就立法而言，目前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法律只有《职业教育法》及有待完善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不能保障农民职业培训的发展。在机制体制方面也亟待完善：领导机制与协调机制不规范，阻碍了职业培训的顺利与协调发展；监督机制与评价体系不完善，影响了经费的合理使用及职业培训的质量；劳动力输入输出体系不协调，降低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及就业率；人才引进与保障体制不健全，阻碍了农民职业培训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等。
（二）职业培训供需错位
一、内外合力，切实提高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农民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既有农民自身素质和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职业教育培训本身质量不高的原因，还有外在的不利环境因素等等。因此，必须多处着力。
2012年8月，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00个县（市、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四川崇州、山西榆次、湖南平江和福建龙岩等地区已经在“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效经验。如湖南平江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与管理办法，按照“个人申报、乡镇初步审定、县主管部门审核、县政府批准”程序，对430名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星级认定，其中一星级新型职业农民185名、二星级150名、三星级95名。对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建立了完整档案，实行年审制。四川崇州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委员会，制定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评定标准和评定程序，对符合评定条件的颁发“农业职业经理”资格证书。并根据其生产技能、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等，给予初级、中级、高级农业职业经理资格等级评价。建立了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获得资格证书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全部纳入人才库管理。
（三）建立以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为主的职业准入制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积极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统筹研究“注册职业农民”的资格准入制度，对从事“规模化、技术化、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村实用人才颁发“注册职业农民”证书，并且在培训内容、课程安排、资格评估认证、经费资助等方面给予倾斜，切实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程度和农民的社会地位。
（四）引导并帮助农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农民参与培训的被动性和盲目性是导致现行培训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调研发现，多数农民缺乏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有效规划的能力，“对于是否学、学什么、怎样学以及学了以后又怎么办等一些前提性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这种盲目随意的学习自然会因缺失方向和有效规划而难以收到预期成效”。[7]
（五）加大新型职业农民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果宣传。一是积极争取财政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扶持力度。二是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发展和制度设计。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将现有扶持家庭农场、专业生产的各项政策落实到新型职业农民头上，特别是新增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形成清晰完整的扶持政策体系。三是与信贷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创业资金上有所突破，从简化贷款手续、减免或降低贷款利息等方面着手，帮助新型职业农民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稳步发展。
二、政府聚力，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制度作用[9]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将伴随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顺利推进。目前，政府至少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制度建设，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保驾护航。
（一）建议政府部门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管理部门或联席会议制度，对涉农培训项目进行整合管理
目前我国针对农民举办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种类多，归口管理部门多，但项目的实际受益覆盖面窄、培训规模小、影响力不强。这样必然导致培训项目内容的重复、培训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农民选择的茫然等非理想结果。要想扭转这种现状，切实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率和效果，就有必要从“顶层”对培训项目进行重新整合。因此，建议在地市级以下各级政府部门成立涉农教育培训中心之类的行政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统整本地区的涉农教育培训项目。
结合目前的情况，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建议县级政府设立涉农教育培训专题联席会议制度，用来调处本地区的涉农教育培训项目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必备要素：一是以分管教育的领导为组长的领导机构，能够统一规划、合理安排本区域不同渠道（如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妇青组织、农业协会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避免同时段低质量、低层次的重复培训；二是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协调者队伍，有能力指导、监督、协调不同培训项目的具体实施；三是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突破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观念，从大局出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的归口管理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二）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资格审查制度
为鼓励更多合格培训主体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地方政府应彻底摒弃“地方保护主义”，面向全社会开放培训市场，欢迎和支持那些有条件、有能力的农业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涉农企业、农村经济实体、社会公益组织等，承担或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以弥补自身培训能力的不足。
（三）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购买”制度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坚持公益性原则，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经费投入制度。我国不少地方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通常采用如下几种具体方式：一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向某一培训机构下达培训任务时，同期把培训经费全额拨付给该机构。二是培训经费不直接拨付给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而是为培训对象参加一个具体项目的培训建立专门的“资金卡”（或“培训账户”），实行“专卡专用”（或“账户专用”）。培训对象在接受培训后，再把“资金卡”（或“账户”）上的经费转入培训机构。三是给培训对象发放“培训券”，持券者可以自由选择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并支付相应份额的“培训券”。这几种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都是一种“事前免责”的方式，在实际运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费使用效率低这一突出问题。如有些培训机构利用监管漏洞，采用各种办法套取培训经费；也有不少培训对象，因培训经费不是出自自己的口袋而不爱惜使用，即便接受的是没有质量的培训，甚至没有参与培训，也会滥用“培训卡”或随意给付“培训券”。为此，建议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培训服务购买”制度，改变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方式。
（四）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监管制度
（五）建立“能力本位”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质量评价制度
需求决定着供给，从微观上讲，江苏传统农民、准新型职业农民对于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直接决定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成效。
一、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二、参与培训的动机分析
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动机的强弱排序是：提高技能、增加收入、提升素质、获得现代农业技术、获得政策扶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提高学历。“提高技能”和“增加收入”对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影响最大。政府和其他培训机构应该重视培训的结果与培训的内容，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培训政策与奖励机制，满足农民对培训的需求。
三、农民对职业教育培训要素的选择
（一）对培训组织者的选择
调查表明，有64.94%的农民愿意接受社区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有48.05%的农民愿意接受由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30.26%的农民愿意参加乡村自行组织的培训，有21.00%的农民愿意参加职业院校的培训。
（二）对培训内容的选择
调查发现，65.96%的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因此他们在选择培训内容的时候倾向于选择增收快的项目。如图3所示，农民选择的培训内容主要是蔬菜种植、粮食生产、水果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农产品营销等，主要内容倾向于实用技术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需求多样化。
（三）对培训方式的选择
调查表明，46.03%的农民表示最欢迎现场教学，其次是面对面授课、多方式结合，电视、广播、VCD等方式不太受欢迎。现场指导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针对性强，能及时解决问题，并且授课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要提高职业教育培训的效率，则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比如可以充分利用农广校、农民夜校等各类培训机构组织培训，让农民一方面接受专家、教授的课堂讲授、知识讲座、实际辅导等，一方面走到田间地头以现场教学的方式进行生产实际培训，进程中可采取以师带徒、结对子等方式。
四、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对培训内容选择的差异对比
（一）年龄与培训内容选择分析
2014年的调查显示，80后、90后即24岁以下和25～34岁的农民在培训内容方面选择“农业机械的使用与维护知识”“创业渠道与经验”的比较多，45岁以上的更倾向于选择“农业种、养殖业的知识”。说明年龄越大，越对农业生产产生依赖，而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愿意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
（二）性别与培训内容选择分析
男性农民更多地选择种养殖知识、涉农政策、农业机械的使用与维护知识，女性农民更多地选择文化知识、创业渠道与经验；在他人的成功经验、经营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男性与女性的选择比例大体相当。
（三）受教育程度与培训内容选择分析
“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更多地选择种养殖知识、他人的成功经验，在法律知识、农业机械的使用与维护知识、创业渠道与经验方面选择较少；“初高中”学历的农民在法律知识、农业机械的使用与维护知识、创业渠道与经验方面选择的比例有所上升；“大专与本科及以上”的农民除了种养殖知识之外，相对更偏重于经营管理知识和创业渠道与经验。农民文化程度越高，选择职业教育培训内容的技术含量也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学习能力也越强。
一、农民职业培训：立法先行、逐步完善
二、农民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国情，凸显适用
建立符合国情、适应性较强的农民职业培训体系是取得良好培训效果的基础。加拿大建立了“超市式”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首先，培训品种齐全，不仅有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所需要的职业教育短期培训，还有适合不同层次的学位文凭、技术证书培训等；学制有全日制和夜校，学员有在校生和在职人员；授课采用课堂授课和远程授课相结合方式，也有与企业、行业协会合作举办的专业培训。其次，标准统一。培训的入门资格、课程目标、学时分配、评价标准和收费标准等都规范统一，所有课程都以岗位需求为目标，在保证所有受训者必修的素质教育课程以及基础课程与实用性课程外，该简化的课程全部删去，以充分保证培训质量。最后，进出方便。所有进入“超市”的具有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受训者都有多种选择；同一个教育培训计划也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所有培训者通过适合岗位需求的技能证书培训，掌握特定的技能，都能找到对应需求的工作岗位。学习成绩不仅学校认可，行业协会甚至社会也予以承认。
三、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组织：上下贯通、通力合作
发达国家农民培训由政府、社会团体、各种组织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和程序来组织实施，除了由政府有效地开展农民培训以外，一些民间团体和组织也积极投入到农民培训活动中来，形成了上下贯通、通力合作的关系。
韩国农民职业培训机构主要由农村振兴厅、农业大学、农业协作合同组织（农协）和其他农业民间组织构成；且韩国农民职业培训经过国家统筹谋划，做到了分工协作，形成了上下贯通的一体化体系。农业振兴厅是全国农业科研工作及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的是教育培训农民及农村指导委员会、农业公务员，指导下属机构开展农民培训；农业大学侧重于针对中青年农民、农业后继者、专业农民及骨干农民开展较高层次的信息知识密集型培训；农民协作合同组织是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主要任务之一即培训农协委员、农业技术员、农民培训者、专业农民及其他农民。
四、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方式：灵活多样、分层培训
美国农民职业培训模式非常独特：
[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培训形式＼&培训内容＼&公立学校内的培训＼&有意务农的青壮年农民＼&1.辅助职业经验培训（SOE，即SupplementaryOccupationTrainingExperience）
2.未来美国农民培训（FFA，即FutureFarmersofAmerica）
3.辅助农业经验培训（SAE，即SupplementaryAgricultureExperience）
4.课堂指导的培训＼&1.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及投资融资等方面的知识
2.培养青壮年农民的责任意识、创业技能、领导才干以及团队协作意愿。
3.指导农民学员将学到的生产经营的理论知识、技能应用于自家的农场、企业或社区中。
2.教师到农民家亲自指导
3.专职教员专门培训成年农民＼&1.解决农民实际问题
2.对农民的农场进行指导和帮助
3.教授农场管理的知识＼&“合作推广服务”开展的培训＼&农业培训推广组织＼&＼&主要推广大学、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科研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将其转化成生产力＼&]
五、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政策保障、融资多元
江苏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大量的实践中，不仅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还形成了具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的、符合区域实际的模式。
一、基本适应了江苏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是当前江苏省“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经济发展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选择的基础，一般来说，不同的经济板块有不同的主推培育模式。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一定程度上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对农民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农民教育培训更多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来完成。苏中、苏北地区已经形成了若干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支撑，具有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因此，苏南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应该选择非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的合作组织型或产业促进型模式。苏中、苏北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应该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促使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选择政企配合类或政府主导类培育模式。[10]
表1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区域特点
[特点＼&模式＼&苏南＼&苏中＼&苏北＼&自然条件＼&人多地少
资源有限＼&地域较广
资源适中＼&人少地多
资源丰富＼&经济条件＼&发达＼&适中＼&相对落后＼&商业化
程度＼&较高＼&中等＼&较低＼&培育模式＼&市场主导＼&政府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教育
与培训＼&建立农民培训基金，发挥学校、企业的作用，企业承担培训费用＼&建立农业教育与科研推广体系，对农民后续服务较好＼&市场化程度不高，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二、培育实践比较丰富，培育方式呈现多元化
江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着眼农民素质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加大对种养殖能手、农业企业专家、农民经纪人和科技示范户、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骨干等群体的培育，重点突出创业农民、紧缺人才、骨干农民等“塔尖型”农民的培养，强化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培育模式的区域特色比较明显，总体上苏南已经进入形成特色和规范提高的新阶段，对培育项目的选择、布局、申报、立项要求更高；而区域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苏中、苏北地区更多处于“跑项目、要经费”的阶段。在培育内容上，苏南产业特色更加鲜明，如南京市把农业新技术、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业政策法规作为基础课程进行培训，还开展了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高新技术、前沿动态、农业旅游等业务培训，建立了“南京农业老板网”。苏北和苏中地区农民培育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郭村“基地+农户”模式、仪征“塔尖人才引领”模式、固城“园区+公司+农户”模式等。
三、创新格局已经形成，培育体系相对完善
江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目前已形成“政府主导、农民自愿，产业依托、项目运作，社会参与、多元供给，创业推进、突出效果”的格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比较完善，实现了培育主体的多元化、培育力量的综合化、培育途径的多向化和培育载体的多样化。从培育主体来看，政府、科研院所、农业院校、用工企业、专业培训机构、推广服务组织、社会中介机构等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培育主体，形成政府主导型、院校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等培育模式。[11]从培育力量来看，教育教学、产业带动、能人示范、工程推动、活动促进、政策引导等多种措施和力量发挥综合作用，全方位推动。从培育实施途径来看，已经形成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短期进修、海外研修等多向化农民素质提高途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远程教育、各类培训班、劳动中介组织、公益性基金项目、乡村文化大院等为新型农民培育提供了多样化的实施载体，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我们的调研显示，我省苏北地区的农民更希望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而苏南地区农民的此类意愿并不强烈。主要原因在于苏南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偏多且农业产业特色更加明显，他们更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及其他职业技能以适应非农产业的职业需求，更需要了解一些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高新技术、农业旅游等前沿的动态信息。因此，苏南、苏北地区应根据地区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农民自身需求情况，制定具有区域适宜性的农民职业培养模式。
一、以培养主体为标准
（一）苏北地区可实行“农民企业家培训模式”
在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对某一风险过程中所发生的新事件的察觉、阐释以及反应能力，被西奥多舒尔茨在《农业刺激的扭曲》一书中称作农民的企业家能力。该模式旨在培训他们的责任意识、创业技能、领导才干、团队协作意愿等农民的企业家能力，促使他们能够自信地服务于农业领域。此模式的培训形式可以更多样化，并将定期对创业农民进行“充电”，发挥他们的导向和辐射作用，指导农民提升市场意识，按市场需求生产和经营。与此同时，通过为农民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创业知识教育、配套政策指导、法律援助、资金扶植等一系列措施，培养现代农业的领军人物和从事农业附属产业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农民企业家。
（二）苏南地区实行“农民实业家培训模式”
二、以培养的组织方式为标准
（一）苏北地区：辅助农业经验培训模式
苏北农民职业培训的目标：一种是生产型农民，另一种是服务型农民。
生产型农民大都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针对该类型农民的培训应采取“辅助农业经验培训模式”。该培训其实是一种“做中学”，主要针对农业基础知识的普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普及和推广、农场的经营和管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良种培育技术等进行培训。培训形式主要是农村生产技术人员或科普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依据生产需求，直接向农民传授现实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和致富信息，教育形式比较灵活。参与服务型农民培训的多为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种养殖知识，并能熟练使用各种农用器械等，缺乏的主要是生产经营的管理经验、服务意识等。“辅助农业经验培训”模式主要的培训内容是传授农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技巧，教学形式多采取讲授和答疑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给农民传授农业生产服务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给农民提供主动学习的机会，他们可以就自己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专家请教。
（二）苏南地区：在线学习学分制培训模式
三、以培养的效果为标准
（一）苏北地区：“短平快”农民职业培训模式
（二）苏南地区：“宽活实”农民职业培训模式
该模式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掌握一定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家庭经营人才，可以采用基地建设的教学方法。如网络示范基地，把生产过程一环扣一环地组成网络，使它们的副产品得以互相利用，形成生态良性循环；立体农业示范基地，根据各种动植物对环境条件的不同要求，充分利用空间和光能，长短效益结合轮作；家庭致富基地，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制订家庭生产规划和致富计划，在校学习期间完善实施。在这些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农民们既能学到丰富的、较高层次的农业知识，也能自享学习成果；既调动了苏南地区农民的学习积极性，也能进一步促进苏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富，吕莉敏，陈春霞.职业教育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9-41.
[2]赵强社.论职业农民的培育[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9.
[3]曲文波，栾兆乾，刘涛.国外农民教育与培训经验给我们的启示[J].科技资讯，2006（17）：198-199.
[4]陈春霞.我国成人职业教育培训存在问题及改革发展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15）：44-49.
[5]盛阳荣.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现状、问题与发展策略[J].教育研究，2009（8）：88-91.
[6]陈春霞.我国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支撑服务体系存在问题及建设的思考――基于对江苏的调查研究[J].职教论坛，2013（9）：49-57.
[7]吴济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常州举措[J].职业技术教育，2012（6）：66-69.
[8]刘寿堂.继续教育：成就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必由之路[J].继续教育研究，2009（11）：70-71.
[9]张胜军.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制度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8）：79-83.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南省中国乡村振兴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