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
引言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正在逐步减少，如传统的民间习俗、手工艺以及游戏等，丰富的民间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见证。有效的保护文物资源，就必须提高人民对文物的认识和了解，使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保护意识，保护文物，是现代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之重点。
二、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现状
（二）工作环境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许多基层文物管理机构的办公条件简陋，没有必要的经费保证，没有畅通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相对安全的库藏条件和安全预防设施。文物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排除，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管理体制及制度不够健全。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及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基层文物管理机构所承担的任务较为繁多。例如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所、研究室、钻探公司、博物馆的职能及任务等全部在基层文物机构的工作范围之内。导致基层文物管理机构不仅要负责行政管理，还要负责业务工作，人员的安排上显得过于紧张，使文物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四）经费短缺。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经费一般由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而在注重抓经济建设的形势下，许多地方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尽如人意，文物保护经费仅仅能够保证工作人员的工资，一些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甚至连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都难以保证。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基层文物工作的一大难题。由于经费短缺，许多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保护措施不能落实，有的只能任其损坏，甚至遗失;许多建立起来的业余保护组织人员经费难以落实，挫伤了业余保护人员的积极性，业余保护组织形同虚设，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许多民间流散的文物不能及时回收，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不能及时调查上报或保护，造成文物的流失。这是基层文物工作者最痛心、最无奈的事情。
（五）开发与保护工作失调。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而言，开发利用作为文物价值的重要内容，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日常文物的管理工作中，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目标的影响，造成文物开发与经济建设产生矛盾，文物法规很难得以实施。文物保护工作也很难得以落实。
三、现代博物管文物保护管理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与技术性，如何做好博物管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需要政府、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借社会各界的力量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提高博物馆文物保护效率。
（一）加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博物馆的文物都是极其珍贵的具有一定历史性和不可再生的物品，保护难度大，必须加大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因而，国家应从政策上支持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财力支持。由于文物保护的对促进地方经济收益效果不明显，地方政府对文物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艺术价值认识不足，导致文物保护资金困难。而实际上文物保护的作用，对社会的贡献意义重大，一方面能有效的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文物保护是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带动地方经济的有效途径，因此，现阶段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建设。
（三）文物保护管理向智能化、全民化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加强了对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也正向人性化、全民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首先，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要以人为本，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在依赖于科技的同时，还离不开大量技术人员的支持，因此，文物保护不可忽视技术员的重要作用，是文物保护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次，文物保护是一项公益事业，要注重博物馆的公众形象，文物保护的最终目的是惠及民众，提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形成全民参与保护社会氛围，充分体现社会力量，使现代博物馆的文物保护管理呈全民化的方向发展。最后，科学的进步与高科技的使用，博物馆文物管理与保护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博物馆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计算机网络管理体系，实现文物保护的全面监控，提高文物管理与保护标准。
参考文献：
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除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宣读论文之外，还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和热爱。
中国在世界上的遗产大国地位也带动了建筑遗产保护的繁荣与发展继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以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也于2006年8月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建筑遗产的研究、设计、修缮、修复、保护和改造等工作。
据国家文物局傅清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现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为2351处，其中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共2117处，占总量的92％；尤其是在本届政府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80处里面，建筑遗产(包括建筑遗址)占公布总数的40％。在经费投入上，国家也加强了投入的力度，国家财政在“四五”期间对国宝单位的投入为0.6亿元“五五”期间为0.4亿元，“六五”期间0.3亿元“七五”期间2.5亿元，“八五”期间为5.5亿元。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国宝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已达到7.2亿元，这还尚未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投人。巨大的经济投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
现状与问题
以往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容易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发达而有能力进行保护的地区；一种是经济特别落后且根本无力改造的地区。傅清远研究员认为，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巨大冲击和负面效果，特别是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沉重的压力，作为历史长河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旧城旧房与老城老房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过度开发造成的老建筑大片被拆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有些地方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面临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被破坏和消亡的潜在危机。建筑遗产保护的设计、规划、施工队伍的数量和比例远远满足不了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建筑遗产的保护理念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没有真正地得以体现；一些落后的观念，还使许多专业人员受到干扰；保护技术和多学科的加入还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弱项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的传承还有待于保护和研究。
云南丽江虽然被保护下来，但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建设已使丽江失去原本固有的文化及内涵。台湾著名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对泸沽湖摩梭族文化模式、村落及建筑的保护研究中发现旅游市场与资本的快速与大规模的穿透，使得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并改变了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空间意义。
面对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的繁荣相应的建筑史学研究理应受到重视。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唯有认识历史建筑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要重视基础研究。有这几十年来的建筑历史研究才使建筑遗产保护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和进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现在的成果。然而基础研究的现状还不容乐观。北京建工学院曹汛教授用“两担愁云”来形容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的研究困境，特别是历史建筑的考古断代研究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文物虽有，但是懂文物的建筑史学者却变得稀缺，像梁思成先生当年能够确定佛光寺乃唐代木构的功力已成为绝学；《中国建筑史》教材中仍有诸多史实错误也无力纠正。除了经费不足等因素外，缺少高水平、有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曹汛教授致力于隋唐古塔的断代研究工作，无奈势单力薄，其研究工作正面临很大的困难。
开拓与进取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奋斗，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与艰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依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西方建筑深有研究的方拥教授指出，欧洲古代建筑着眼于物质层面的史书价值和艺术原则，只是一种单边话语的叙述，不能贴切地适用于中国；探讨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价值，必须站在精神层面，开拓更宽的人文视野，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回眸往昔，我们看见的建筑物也许不足以同希腊，罗马比肩，却不能忽视深藏其内的人文理想。
在古代城市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王贵祥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唐长安城，北京各类衙署等建筑二维布局规律和模数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在传统木构体系方面，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中国古代木结构谱系再研究》对以往将中国建筑木构架简单地划分为抬梁和穿斗两种形式做出补充，以大量实例说明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存在；在斗拱形式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孙毅华女士以壁画的直观资料展示了历代斗拱的形式变化和特点。
在古典园林研究方面，苏州古典园林以群体面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再次为世界所瞩目。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担纲完成的《苏州古典园林》是一本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经典著作东南大学陈薇教授对它的历史意义、学术地位和内在价值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发展与方向
时代为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使建筑遗产在技术上延年益寿并得到更好的保护，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代表的经验及研究更是研讨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伍江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筑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实践。建筑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将历史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完整地交给公众，因此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这也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筑遗产保护与建筑史研究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也不可分开，遗产保护的动力又促进了基础工作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台湾汉宝德教授在《多元价值社会中的古建保存》一文中谈到，文物保护与日常生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易达成共识参与制定准则的人越多争议越大，最后只能靠政治决策。夏铸九先生通过对摩梭族文化模式的分析提出“建筑遗产整合性保护”的对策，并对其可行性做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要达到所制定的目标，需要政府引导、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专业投入、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够得到支持。
清华大学郭黛垣教授认为，文物建筑的保护应当注重其本体的全部历史信息，具有历时性，不是某一位使用者或者某一阶段的局部历史。保护工作必须寻找到文物本体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护的最高标准是其所具有的全部历史信息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因此修缮不仅要保护建筑的坚固更在于使其具有历史可读性。
文物建筑保护已成为当今世人共识及发展潮流，如何成功保护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文物如何使保护与使用相结合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教授讲述了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政府统筹包办文物建筑的修复和运作管理一种是自下而上，政府支持，社区和个人承办文物建筑的维护和使用，这类建筑往往无法开张或难以为继，还有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总之，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切合实际的方法推动文物建筑保护并使之持续发挥作用。
建筑文化遗产作为产业在经营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弱项。既往对于遗产保护多着重于静态的“物”的保存修复，而较少触及经营管理等课题。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了持续性的有效管理，占有重要的关键地位。既往的研究者在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其角色扮演将更为多样。按照文化产业的观点，保存目标一旦选定，经修复再利用至永续经营管理是一个需要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建筑专业人员除了提供专业的保护技术外，如何做好整合者的角色，将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技大学阎亚宁副教授以《遗产保护与经营的整合性观念架构》为题，阐释了自己对建筑遗产保护与经营上的观点和态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说，在世博会总体规划中，已纳入了保留原江南造船厂等历史建筑保护的内容，并已明确得到世博会董事会的批准，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保护上海工业遗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建筑师将付出更多的智慧、创意和辛劳。
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考察了上海工业遗产和外滩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台湾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利用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滨江创意产业园区”。他开风气之先，自1990年即开始致力于上海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今日上海社会舆论的整体改变功不可没。苏州河畔的旧仓库保护再生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筑史学因涉及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而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共同的幸事。本次旨在探索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方式和理念，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变革和完善的研讨会结束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与会代表带着问题来到这里，带着与同道交流心得的欢愉离开，希望将中国地域优秀建筑遗产以更好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以期使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进步。
关键词：石质文物保护；遗产监测；病害肌理；环境研究；保护材料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石质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如何科学有效的保护石质文物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石质文物的保护是包括文物现状调查、病害机理研究、环境监测分析、保护材料研制、保护修复操作、保护档案建设、美学价值讨论等内容的系统工作，是一个由考古、艺术、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在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做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工作，同时也与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组织国内外专家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联合开展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5年6月13～14日，2015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隆重举行。旨在展示石质文物保护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也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探讨和交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平台。本次会议的研讨范围包括：石质文物保护原则、理念的探讨，遗产监测与保护策略，诊断分析方法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保护材料、技术、方法应用研究等。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来自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石窟保护研究机构以及意大利、英国、日本、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69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8人在大会做了专题发言。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各位专家、代表多角度、深层次对石质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守保护理念，积极探讨遗产监测问题
二、加强病害机理研究，促进检测分析水平提高
多学科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已在文物保护的方案制定、操作实施、研究评估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微观分析与表观现象的结合研究、劣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干预手段与材料的评估方法和综合体系的完善，对文物本体保护至关重要。参加本次会议学者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这些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意大利LoredanaLuvidi（罗娜丹娜拉维迪）以《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可持续诊断方法通过快速和更为先进的技术进行比较》为题针对文物本体受损原因，强调如何将制定保护计划的可持续诊断方法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张兵峰的《梵天寺经幢岩石病害分析检测研究》通过对经幢石灰岩岩性特征鉴定、岩石吸水性能实验、化学成份分析及其几种主要病害样品分析检验出发，分析其岩石劣化机理和表层风化病害产生的原因，为经幢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意大利MariaPerlaColombini（玛利亚佩尔拉科隆比尼）的《高等亚洲古代造像彩绘和工艺修复仪器分析》，通过多项分析技术得出的有关颜料和粘结剂的数据，呈现累积的样本，讨论古代亚洲画家使用的彩绘技艺，首次对古代亚洲雕塑的彩绘材料和技艺提出独到的见解。严绍军的《宜昌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分析和防治对策研究》指出为研究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进行了三游洞水文地质勘察和岩溶调查，采取岩、土、水样进行室内试验，分析了岩石的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查明了三游洞景区的地下水类型和埋藏条件，研究了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的规律，建立了水文地质模型，评价了地下水对摩崖题刻的危害，提出了渗水病害防治对策。
三、重视环境质量研究，扩大信息技术应用
清华大学张彭义以《环境因素对千手观音造像保护的影响研究》为题从大足千手观音所处的气象和空气质量的监测，大气颗粒物、雨/雾水成分分析，造像表面成分分析等研究表明，千手观音造像所在的微环境高湿度、凝结水多发且酸性颗粒物污染严重，需要及早对千手观音造像开展预防性保护。黄继忠的《石窟岩体水分循环研究》根据石窟山体的宏观环境和包气带空隙特征，从水分循环的角度研究了大气降水、空气中的水汽在气候因子驱动下的循环转化规律。说明云冈石窟所在山体含有一定量的空气，确实与外界存在密切的水汽交换关系。
吴育华以《三维之下觐观音――三维扫描在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修复中的应用》为题指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因雕凿结构复杂且存在多种病害，使得其空间形态异常复杂，如何准确获取其空间信息并应用于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挑战性。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因精度高、安全性高和效率高被应用于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工程，应用实践表明，三维扫描成果为现场实际形态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且在千手观音的科技考古、形态监测与数字展示等方面应用具有广阔前景。日本TANIMOTOChikaosa（谷本亲伯）的《石质文物保护中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介绍了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及其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的必要性，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易于扩充，测量准确等特点。刁常宇的《融合激光三维扫描与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的石质文物数字化方法》总结出激光三维扫描和多图像三维重建的优势可以结合应用，实现最高精度形状细节和最高精度纹理细节的文物数字化。
四、研发保护材料应用，增强文物安全因素
本次研讨会中，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带来了在保护材料应用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材料应用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的最小影响，对材料自身的稳定性以及特定环境下的耐候性的考虑也是本次学术会议的亮点。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对具体实例讲解让大家看到修复的实施和专项技术的应用更加规范、系统，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即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修复和研究同步的课题，这对促进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的完善具有更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西安交大和玲的《透气性POSS基聚合物保护砂岩的研究》以POSS为起点，分别以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甲基丙烯酸酯异丁基聚倍半硅氧烷（MA-POSS）为单体，获得用于保护岩石的POSS封端共聚物（简称P1）和刚柔兼具的共聚物（简称P2）；分别研究了这两种材料在溶液中的组装胶束、膜表面动态吸水性与热机械性能等，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不同孔隙度的砂岩进行保护效果评估；结果表明：P1和P2有望作为有效的砂岩保护材料。戴仕炳的《石质建成遗产表皮材料学监测技术体系研究》结合我国及德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石质文化遗产表皮材料学检测技术体系，为石质建成遗产日常维护及保护修复提供依据。蒋德强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的研制》采用改性醋酸纤维素材料为主要黏结剂，并结合能够与基体中残留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的有机硅单体，制备出了一种能够在潮湿环境下正常挥发干燥，不用去除基体中的水分，同时具有一定透气透水性的溶剂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有效地解决了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的加固问题。所研制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已成功地应用于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砂岩加固。
关键词：背景环境，内涵，镶嵌，契合
AnalysisandTranslationoftheTerm“Setting”
CAOAng
Abstract：Theterm“setting”iswidelyusedinwesternculturerelicconservation.Duetothedifferencesbetweeneasternandwesterncultureandlanguage，theChinesetranslationof“setting”stillremainsundefined.Itisnecessarytotracetheoriginof“setting”fromtheperspectiveofEnglishcontextandexploreitsconceptionandconnotation，whichisbeneficialtofindoutitsproperChinesetranslation.Inmostcases“setting”isrelatedtohumanbeingsevents.Whichismoreimportant，the“setting”correspondstowhatisbuiltonitoranythinghappensinit.TheChineseterm“背景环境”containsmostcontentof“setting”anditcanbeatranslationof“setting”.
Keywords：setting，connotation，set，correspond
1setting的研究情况
setting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常见的术语，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作为国际文物界的资深专家，有较深体会。他曾说，“英语‘setting’这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单词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想找一个单一的中文词来贴切地、完整地对应它，却一直未找到一个答案”，“还是只好以‘环境’来对应”[1]。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的徐嵩龄先生长期涉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setting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和看法。他从setting、environment、surrounding三个同义词入手，依据《凯氏同义词和近义词辞典》从词法上对它们进行区分，并通过分析《威尼斯》等有关文件的文本内容，建议将它们分别译作环景、环境、周边[2]。徐先生的主要观点建立在对同质物与非同质物的讨论基础上，认为surrounding只包含同质物，setting则同时包含同质物和非同质物，也就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同质物与非同质物中的“质”是很难界定的，不同的侧重点可以定义出不同的“质”;再者，《威尼斯》和《巴拉》所体现的setting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对setting的这种解读仍然不甚明晰，“环景”的提议尚未被业界广泛接受。所以，从英文语境去研究setting，分析其语源语义，与environment和surrounding做出区分，析理发掘其内在底蕴和含义，以解决中文语境下的翻译难题，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从setting的概念形成过程来探索，继而全面掌握其内涵的核心实质，为找出贴切相应的中文对照术语打下坚实基础。
3西方文物领域中setting一词的发展
西方文物保护学术界对于surroundings和setting的使用，似乎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4setting中文名的选择
可以看出，在国际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英语语境下的setting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达成共识的是，setting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意味着文物古迹的周边背景环境对人类的意识活动或思想认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客观上，文物古迹与周边背景环境总是发生着或强或弱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有机契合的整体。若在现有汉语词汇中找出某一词语作为setting的译词，是很难在语义上实现一一对应的。以“环景”而言，在现代汉语中“景”常作“景色、景致”或“情况、现象”讲④。因此“景”字本身更多强调观赏性和事态发展性，“环景”具有主体的意味，背景的含义是被弱化的。
注释
①原文为“TheConferencerecommendsthat，intheconstructionofbuildings，thecharacterandexternalaspectofthecitiesinwhichtheyaretobeerectedshouldberespected，especiallyintheneighbourhoodofancientmonuments，wherethesurroundingsshouldbegivenspecialconsideration.”
②原文为“TheHighContractingPartiesundertaketorespectculturepropertysituatedwithintheirownterritoryaswellaswithintheterritoryofotherHighContractingPartiesbyrefrainingfromanyuseofthepropertyanditsimmediatesurroundingsoroftheappliancesinuseforitsprotectionforpurposeswhicharelikelytoexposeittodestructionordamageintheeventofarmedconflict.”
③原文为“TheEuropeanarchitecturalheritageconsistsnotonlyofourmostimportantmonuments：italsoincludesthegroupsoflesserbuildingsinouroldtownsandcharacteristicvillagesintheirnaturalormanmadesettings.”
④《辞海》1979年版，景：（1）日光;（2）景色，景致;（3）古代称罩衣;（4）情况，现象。
参考文献
[1]郭旃.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环境因素及评判尺度[C]//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第15届大会论文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7.
[2]徐嵩龄.论文化遗产科学的“环景”（setting）概念――基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C]//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第15届大会论文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44-45
[4]OxfordDictionaryofEnglish[M].UK：OUPOxford，2010.
关键词：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诸葛村
Abstract：Ecomuseumisanewconceptthatwascoinedin1960-70sunderthecontextofathrivinginternationalmovementfor“NewMuseology.”Itisanaturalproductastheculturalheritagepreservationbecomeincreasinglycrucialtotheprocessofmuseumization.EcomuseumshavefoundwaystodevelopfirstinEurope，NorthandSouthAmericaandthenmovedthecenterofgravitytoAsiaandAfrica.ThisessayaimsatcomparingthedifferentmethodsadoptedbothinandoutsideChinaandthenfocusesonZhugeVillage,Zhejiang，China，asuccessfulexampleofinstitutionalizingthevernacularvillageasanewpossiblepatternforecomuseum.
Keywords：VernacularVillage；IntegratedPreservation；Ecomuseum；Zhuge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提出，建筑遗产保护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也适用于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①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1999）和《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2005）等有关包括保护乡土聚落遗产的国际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把一批乡土建筑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如捷克的霍拉索维采历史村落保护区，加拿大的卢嫩堡老镇，日本的白川乡与五山的合掌造聚落，韩国的朝鲜历史村落何回与良洞，奥地利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默古特文化景观（图1），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图2）、福建土楼（图3）等。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
随着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我国，以及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给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利用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1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变革和文化民主的诉求，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在博物馆领域，欧美一些博物馆人士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摆脱“精英化”的偏好，真正让大众参与并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反思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③
2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2005年中外学者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总结为《六枝原则》：（1）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接轨，对中国发展生态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诸葛村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在历史文化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实践中，也试图探索一条“区域、遗产、居民”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之路（图4），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其中以诸葛村最为突出。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汉族地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初步得到发展的古村落。村落面积约1km2，村内有1000多户，其中诸葛氏有3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依丘陵山冈而建，全村以诸葛氏总祠丞相祠堂（图5）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大公堂为礼制中心，分成孟、仲、季三个房派的崇信堂、雍睦堂和尚礼堂，即三个聚落组团，每个聚落下面还有若干“众厅”。村落传统格局及历史环境保存较好，村内仍保存明、清建筑200多幢（图6）。此外，还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原先由集体使用的厅（祠）堂成了村民堆放农具、稻谷、柴草等杂物的地方，甚至有些村民把猪、牛也圈养在厅堂内。由于这些厅堂无人管理，只用不修，诸葛村的多座厅堂濒临倒塌。当时尚礼堂、崇信堂房派的部分老人和村干部站出来，商讨抢修、保护办法。但因集体没有资金，便决定向村民和社会筹资，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同志组成的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向村民筹款，多则几百元，少则五元十元，同时发函向在外地工作的本厅堂房派的诸葛氏自愿认捐，很快抢修了尚礼堂和崇信堂。修好后选出专人管理（村民们称之为厅长），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后村里又先后集资抢修了崇信堂、花园厅、雍睦堂以及大公堂等多处建筑。
诸葛村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实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乡土建筑保护――无锡论坛”特别邀请诸葛村和专家就诸葛村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作了专题发言[6]，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诸葛村。诸葛村虽然未冠“生态博物馆”之名，但其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俨然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生态博物馆的创始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说：“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模式……有的博物馆，其性质是生态博物馆，但他们使用其他名称，在拉丁美洲见到更多的是使用‘社区博物馆’一词，在西班牙使用‘文化公园’一词，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加拿大使用‘遗产项目’一词”。[7]可以认为诸葛村遗产保护实践就是一个践行“生态博物馆”之路的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杰出范例！
4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思考
诸葛村的案例给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一）居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知，即文化自信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保护它、爱护它，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成为文化的主人，这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能否实现的关键；当然，民居如何才能认知自己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居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具备基本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东部地区乡土聚落遗产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的有利条件。
注释：
①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4），定义，第一项。
②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1986年12月8日）附件中提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之后，各地陆续公布了一批包括乡土聚落在内的保护名录。
③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④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观察与思考》，“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⑤《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⑥《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总则4、34、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⑦《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原则和目标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⑧见《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
⑨《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5“……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技术、经济和生活措施46“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一般性问题2、3“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和维护”。“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⑩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九届十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7月30日公布实施）第十三条：“（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此条款适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
[1][挪威]陶维达尔．生态博物馆原则：专业博物馆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M]//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2]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N].中国文物报，2011-08-31.
[3]陈志华，赵巍．由《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引起的话[J]．时代建筑，2000（3）.
[4]杨福泉．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启示[J]．人与自然，2005（7）：88-91.
[5][日]大原一兴．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M]//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化和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3)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GIS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2)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的形式存储的数据，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3.1.4功能实现
GIS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GIS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1]阮仪三，蔡晓峰，杨华文．修复机理重塑风貌-南浔镇东大街“传统商业街区”风貌整治探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5(04)：53-55.w
[2]刘涛，崔春龙.论古城的更新与保护[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3(04)
[3]胡明星，董卫.GIS技术在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建筑学报，2004(12):63-65.
[4]张剑涛.城市形态学理论在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规划汇刊，2004(06)：58-65.
[5]赵勇，张捷，卢松，刘泽华．历史文化村镇评价指标体系的再研究-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J]．建筑学报，2008(3)．64-69.
[6]郑炜．西安明城区城市肌理初探[D]：[硕士论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
[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8]阮仪三.旧城新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9]苏勤，林炳耀.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J].城市规划汇刊，2003(04):38-94.
[10]杨驰.GIS空间分析建模构想[J].测绘通报，2006(11).
[11]韩笋生，彭震.GIS在国外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国外城市规划，2001(01).
[12]胡明星，董卫.基于GIS的古村落保护管理信息系统[J].武汉大学学报，2003，36(3):53-56.
[13]史慧珍，邓奕，韩昊英.基于空间数据库的北京旧城文物场所性量化分析初探.中国建筑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暨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2003.
【关键词】古镇旅游；当地居民；旅游未参与者；开发商；利益博弈
【基金项目】本文受凯里学院青年课题（项目编号Z1129）资助。
我国的古镇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期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古镇旅游的快速发展，在拉动地方经济、带动就业、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受益不均等负面影响，引起目的地居民的不满。
一、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博弈问题的产生
在古镇旅游开发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就是当地居民和开发商。当地居民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处于“主体”地位。因为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建筑物需要统一，古镇原貌需要保持，传统习俗需要传承，这些都需要当地居民的参与。而且，随着旅游者欣赏水平的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越来越成为古镇旅游的核心性吸引物。所以说，当地居民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古镇旅游开发的成败。而旅游开发商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导着市场经济活动。任何古镇旅游开发都要市场化运作，而资本所有者――开发商事实上主导了古镇旅游的开发。由于当地居民个体的力量极其渺小，旅游开发商主导旅游开发，他们往往只顾自身经济利益而忽视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而政府为了自身政绩、税收等方面的利益考虑，也往往站在偏袒开发商的立场。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往往会采取消极的措施进行反抗，例如抵制旅游、敌视游客、甚至暗地破坏旅游开发等等。
二、利用博弈理论分析古镇旅游开发
（一）博弈理论
1944年美国学者诺依曼和摩尔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使博弈论在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博弈论问题通常由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参与博弈的博弈者；二是每个博弈者可能采取的策略；三是所有博弈者可能选择的每一种策略组合情况下的每一个博弈者所获得的支付。博弈中的策略决定对于博弈者至关重要，参与博弈的所有博弈者的策略一旦确定，他们从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支付）也就同时决定。
博弈论研究的基本点是策略行动的选择研究。策略行动是一种竞争者通过影响对手对于自己行为的预期而影响对手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选择的行动。可供寡头选择的策略行动，像首先行动优势、确实可信的威胁、创造声誉、阻止对手进入等都是经常使用的。例如，旅游开发商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采取“威胁”策略，即以退出旅游开发为威胁，通过切实可信的“威胁”向政府、当地居民施加压力，从而在利益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在现实中，政府在处理当地居民和旅游开发商矛盾纠纷时往往会偏袒开发商，这与开发商的“威胁”策略不无关系。
（二）当地居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分析
在当地居民在与旅游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中，开发商的博弈目标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而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却不尽相同。当地居民中的“旅游未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一种社会利益博弈。他们没有机会或者不愿意参与到旅游开发经营活动中，不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收益，反而还要共同承担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诸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公共资源被侵占等等。在缺少获得经济收益渠道的情况下，他们会积极的向开发商诉求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社会权利，也可能以此为由要求经济上受益。而“旅游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博弈。他们已经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已经从中受益，他们的博弈目标是想从开发商手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大经济收益。本文着重分析当地居民中的“旅游未参与者”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
一般而言，在旅游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的古镇，旅游开发一般比较顺利，双方都能够获得比较满意的收益；而在另外一些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相互拆台、敌对破坏的古镇，旅游开发比较失败，双方的收益都很低；还有一种情况，当一方守法、正当经营，而另一方不守法、恶意竞争时，不守法者总是比守法者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更大优势。于是，我们根据当地居民和开发商的收益状况构建以下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其中其中，C>A，D>B，b>a，d>c。
为了表述清晰，我们用数字代替字母，使C=5，A=4，D=2，B=1，b=3，a=2，d=0，c=-1于是构建完全信息条件下当地居民旅游与开发商的博弈支付矩阵。
在开发商采取“合作”策略前提下，当地居民采取“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2，采取“不合作”策略获得收益为3，此时“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大于“合作”策略；在开发商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前提下，当地居民采取“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1，采取“不合作”策略获得的收益为0，此时“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又大于“合作”策略。所以，无论开发商采取什么策略，当地居民采取“不合作”策略带来的收益都大于“合作”策略，即当地居民的最优策略为“不合作”策略。
同理，开发商的最优策略也是“不合作”策略。
在理性假设条件下，当地居民中的和旅游开发商都会采取“不合作”策略，而这种（不合作，不合作）策略集却造成双方收益的最小化。在重复博弈中，如果博弈的一方率先改变自己的“不合作”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但是他不能保证对方也会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他的利益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例如，当地居民在（不合作，不合作）策略集中收益为0，他率先改变自己，采取“合作”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采取“合作”策略收益为4，采取“不合作”策略收益为5，于是理性的开发商会采取“不合作”策略。这时，率先改变的当地居民收益却变成了-1，比以前还少。这就是说，博弈双方一旦陷入不信任、不合作的怪圈，率先采取“合作”策略的一方会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于是，博弈双方在明知道“不合作”策略收益非最优的情况下，依然不愿意率先改变自己的“不合作”策略，博弈双方从而陷入一种“个体非最优、集体也非最优”的博弈陷阱。
以上便是从西方经济学博弈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不合作的原因，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双方利益博弈的主要内容。
（三）双方博弈的主要内容
1.维持古镇原貌带来的生活不便
古城镇的存在价值是以其完整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的，这一文化形态，不仅包括古建筑物、古朴的环境以及众多文物遗存这些凝固的、静止的事物，而且还包括世代生活在这些老房子里的古镇人传统的生存状态，即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文化方式。许多专家指出，古城镇要坚持整体保护的思想，重点保护及恢复古城的传统环境和风貌，包括原有的城市空间形态、水体水系、建筑群体环境、地方历史建筑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大多数情况下，开发商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出台法令、法规来保持古镇原貌。
政府出台保护政策侧重于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促进古镇旅游的长远发展，以获得社会声誉、知名度、政绩等等。旅游开发商支持赞同文物保护政策，目的是为了获得长远经济收益。但是，旅游开发商和政府并没有站在当地居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也没有考虑到种种文物保护政策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不便，更没有考虑应该给当地居民利益补偿。当地居民作为古镇的主人，政府一道法令，就无偿剥夺了他们很多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例如，黄山市、大理市、丽江市出台的“典型村落村民建房管理措施”就对居民建房的审批、建筑风格都有具体的限制要求，具体见表1。
2.扰民问题
参观民居建筑是古镇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游客四处游走必然会对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干扰，加上部分游客素质不高、行为不端，扰民现象愈演愈烈。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史密斯认为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与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适应情况呈两个倒立的金字塔，“即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加，旅游对东道主地区的文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东道主地区的人对不断增多的游客的感觉则日益淡漠。换言之，旅游越是成为大众旅游，它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就越深刻，个体旅游者对当地民众的适应程度就越差”[2]。
扰民现象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扰民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当地居民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抵制反抗。例如，对游客冷漠敌视，蓄意引发矛盾冲突，破环旅游设施，或者为避免游客骚扰而离开旅游地。丽江古城的“空巢现象”就与当地居民为逃避游客骚扰有很大联系。丽江古城本地居民大量外迁，民居成为商铺和客栈，古城变成了一条商业街。“空巢现象”降低了古城的文化内涵，不利于旅游的长远发展。开发商为了维护长远利益的获得，必须要控制旅游扰民现象。在此问题上，开发商的“合作”策略是对游客进行宣传教育，对游客的行为进行规范，对当地居民进行利益补偿等，“不合作”策略就是对游客的扰民行为放任自流。
3.旅游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4.古镇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
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当地居民带来商机的同时也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经济影响。旅游业发展造成了本地区经济的外向性特征，其各种设施和服务大都是以游客服务为首要目的。传统居民被迫迁移，一些传统经济逐渐衰落，传统的就业方式被迅速涌来的旅游浪潮淹没。地价上涨、物价高涨、交通堵塞，这都给本地其他经济发展带来了生产成本增加、销售成本增加、劳动力的流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也给其它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地的各种资源集中于发展旅游业，其机会成本是错失了发展其他行业的机会。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开发商在古镇旅游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地居民在面对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经经济影响时缺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但是，当地居民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例如抵制、破坏古镇旅游的方式进行抗争，也就是他们的“不合作”策略。为了保证古镇旅游的长远健康发展，旅游开发商需要采取措施减少负面经济影响，同时给当地居民一些利益补偿，这也正是开发商的“合作”策略。
5.当地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与分化
旅游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商机的有限性，客观上拉大了当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例如，程阳风雨桥的利益分配就存在着这种很尖锐的矛盾。因为核心景点的辐射能力和各村寨资源同质性的现实，程阳风雨桥旅游业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包括经济收入和提供的就业机会。程阳八寨侗民对旅游收益分配普遍感到不满。他们认为，程阳桥是先辈艰辛所建的公益性事业，为八寨所有，可作为景区开发了，人们的收益状况却差异很大，除了极少数的直接旅游从业者外，大部分的村民并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得生活的改善，村民多有抱怨。
由于旅游开发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当地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可能引发邻里关系恶化。如果当地居民对收入不均贫这一现象认识不清，就可能产生“旅游未参与者”对“参与者”的孤立，进而对古镇旅游采取不支持乃至抵制态度，部分当地居民甚至希望恢复以前共同贫困的生活状态。当地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邻里关系恶化，以及当地居民的不合作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古镇旅游的发展。
6.文化的变异
文化变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这就需要开发商加大宣传教育，吸收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文化的建构，优先考虑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等“合作”策略。
三、对建立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议
（一）博弈陷阱问题的解决
博弈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直接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解决博弈陷阱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市场失灵。当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时客观上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外部力量主要是指政府，只有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博弈陷阱。此外，还需要建立明确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双方行为的实施，其中一方采取“合作”策略时，能够保证另一方也会采取“合作”策略，这样才能跳出博弈陷阱。
（二）建立当地居民与开发商利益协调机制
具体而言，处理好当地居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成立由古镇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的“旅游协会”。现行的村民组织“村委会”更像是一级政府组织，更多的体现政府的意志，不能很好的反映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旅游协会”要由当地居民中的“旅游参与者”和“未参与者”代表共同组成，由村民民主推荐产生。旅游协会成立之后，当地居民以集体的形象出现，既能够更好的反映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又能够对当地居民起到监督作用，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
2.对当地居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对旅游的认识。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协会要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对古镇旅游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由于认识误区所导致的各种破坏行为，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中。
3.以人为本，提高当地居民的旅游参与率、收益度。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地居民的经济意识、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要求旅游参与、旅游受益的意愿空前强烈。开发商应该尽可能的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对拥有文物产权的当地居民给予利益补助，尊重当地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在提高当地居民的旅游参与率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创新，例如，允许当地居民可以出资的形式参股古镇旅游企业，还可以尝试让当地居民把土地、房屋、建筑等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总之，让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增强当地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和责任感。
4.积极发挥“精英”的作用。社区内的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磨合下，社区内部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内部机制来维系社区的运转。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一个“熟人社会”[5]，它建立在亲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之上。在一些古镇、古村落，当地居民拥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一些精英人物诸如“寨老”“族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行动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5.政府的适当干预。由于市场经济失灵导致公共物品缺失，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博弈陷阱”，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只有政府通过立法、监督、经济、税收等多种手段才能解决此问题。
6.环境保护组织、遗产保护组织等公益机构的监督十分必要。由于没有利害关系，公益机构能够站在科学、客观的角度进行监督管理。这种监督既有利于文物资源的保护，又有利于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丽江古城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就曾因为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受到世界遗产组织的“黄牌警告”，后来丽江古城接受遗产组织的建议进行了积极改进，从而保证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车震宇、保继刚：市县级政策与管理在古村落保护和旅游中的重要性――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为例[J].建筑学报.2006（12）
[2]Smith，V.L.1989.HostsandGuests：TheAnthropologyofTourism.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社会，知识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图书馆作为知识积累的集散地，是理性的人类最能获得社会知识和信息之所在。然而图书馆构造制度中的无序状态，使人类不能充分地运用已有的藏书使自身获得知识的养料。因此，图书馆法律应当予以准确定位、并予以专门研究，使其具有法律体系的结构特点。
人类社会已进人21世纪，新的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文献、信息、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时候都更加显著。图书馆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和后工业社会信息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知识和信息社会里其重要性亦日渐增强。
1.知识社会的立法者
人类究其本质而言，纯粹是“运动的物体”，而且人本身并没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终极自然原则。人类的独特特征是创造了语言，它是“由名称或称号及其连接构成的，因此，人们用语言记录下他们的思想，当思想成为过去时用语言加以回忆，用语言互相宣布自己的思想，以便相互为用和交谈”，知识就形成了。语言这个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建构和人类知识的积累中是决定性的，“没有它，人类之间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及和平的存在，像狮子、熊和狼之间没有这一切一样”，而且就不会有文明社会的知识和信息。
语言使人们能够用符号表示事件和关系，从而积累知识的内核。而事件和关系用选用的名称进行标示，从而排列出思维和知识的序列。人们将思维的序列转变成词语的序列，后者被用来在计算逻辑中将科学发展为一种“推理的学问”，既而构成一种催生文明社会的知识。就此意义而言，知识源于以反映被命名的事物和关系的方式对符号的依赖和这些符号的相互联系。知识生成人类的理性，而理性源于语言。因此，“直到他们学会使用语言”，儿童才学会推理，推理的过程即是知识的初始形成过程。
构成事实的最终基质是实体。实体有其特性和关系，但它们自身不是特性和关系。人类可以通过实体所属的类间接地认识它们的特性。因为实体终究是具有或表现出某种特质的。有些实体是物质实体。物质是物质本体的“质料和凝性”。“物质本体”是由物质及其广延组成的，这两者都是非常神秘的。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物质是如何传递”运动的，也无法真正地理解物质是怎样聚合和分裂的。但是确实存在着物质实体。也存在着精神实体。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着没有本体的精神实体，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某些特性因时、因人而异，另一些特性则可以通过较为客观的方式来确定。因此，只有知识才能把人驯服。
同时，人既能学习也会犯错误。人心的官能，包括感觉、知觉、判断、欲望、意愿、记忆和想象等未得到很好的理解。这些都不是属于“伟大的自然王国”。人的感觉能力的不完善性，遮蔽了自然的完整性。当我们认识事物时，模糊现象既来自用以观察的器官，也来自事物自身，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出，必须进一步节制我们对人智慧力量的期望和信赖。语言是“人们相互传达思想的媒介”，是人类知性不完善性的另一个根源。“没有一种语言是如此丰富，以致能为每一种复杂的思想提供词汇和成语，或者如此确切，以致不会包括许多含糊表达不同思想的词汇和成语。”因此，人类认识事物时，客体的不确定性，知觉和思想的不完善性，语言工具表达和沟通观念的不适当性，都会导致人类知识和知性的不完善性。而克服人类知识的非完善性的路径在于:知识的累积和储存。我们主动学习，也可以主动教育。这种学习包括范围广泛的知识学习和行为学习。因为，人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思想。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人在社会中可以获得的那种知识来塑造的，人类政府只有在掌握充足信息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机会取决于一个人知道些什么。
通常认为所有以上事实都是不证自明的。颇有意味的是，1774年美国大陆会议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保障在费城图书馆的借阅特权。在1787年，国会的宪法起草者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在1789年，他们真的会聚在纽约图书馆的阅览室。18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它在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实践中占据了惊人的一席之地。
1.1图书馆立法者的内在品性
从知识论的观点而言，图书馆立法者应注意到在提出法律之前，认真研究和理解普遍的知识和社会精神的必要性。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之前不可能得到绝对而又普遍原则的指导。图书馆法律的基本价值应完全体现在它们与构成一个民族的普遍法理精神、道德和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之中，并通过演化的新关系结构得以对其立法指导。正如梭伦在被问及他给雅典人所立之法是否是最好的法律时所做的回答:“我给他们制定了他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这是一个美丽的词句，是一切立法者都要悉心体会的。
图书馆立法者在立法时不能仅仅限于复制社会类型，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图书馆法律的功能只是合法地复制社会文化现实。立法者是真正的规则创制者，通过图书馆立法，他们应根据一种完美地适应于社会类型的模式真正地塑造和组织信息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图书馆立法者所从事的实际上是理性化的工作，而受到法律规范的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来自于法律和现实之间的理性和辩证的互动过程。这一辩证过程的结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变化和进步。
1.2图书馆立法者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图书馆立法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立法者应具有一定的知识，并具有科学性的内在品性，因此，为了实现立法的科学性这一目标，立法者应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卢梭的话来说，也就是与政府、执法官和主权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立法者所要制定法律的特殊性和所要履行职责的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类的支配权毫无共同之处。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控制人的人不应该制定具有社会性的法律;控制法律的人不应当控制人;否则，受其情感支配的法律便会经常地贯彻他的不公正行为;他将永远无法避免以其一己之私损害其事业的神圣性。正是由于他们所肩负的职责具有艰巨性和重要性，参与图书馆立法的立法者应成为国家中受到高度尊重的特殊人。
1.3图书馆立法者的现实认知
作为立法者，当试图通过立法的途径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时，无视其“看到”概念工具能够使他们理解世界。任何人工制品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根据它想要成为什么去理解。关于它“将来某一天可能变成”什么的猜想，为检验设计如何能够影响行为和效绩提供了基础。
立法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建设规范结构和程序，从而引导作为行为者的个人，赋予纸面之词的符号化概念以力量和效力，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想要什么以及什么可能发生形成中肯的认识，对于维持综合有序关系是必要的。
作为立法者，应当注意其事实的特殊性，立法中的言辞并不具有现实性。如果言辞是自我确定的、自我应用的和自我实施的，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个由言辞规范的世界，立法就成为不必要。然而立法的目的在于赋予纸面之词以效力。
用所有的规范性的东西来描述活生生的现实，具有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立法者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能力似乎还不足以有效地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只有在充分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性的事实时，他们才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通常把游戏规则作为理解法律规则的潜在事例。当我们制定游戏规则时，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
因此，知识社会的立法者在对图书馆立法时，只能把法律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性事实。因为只有制度性事实的存在，规则才能构造人类社会的关系。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度。
2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有效地管理和规制图书馆的行为，向公众提供完善的服务，在整体上满足公众的需求，必须制定图书馆专门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那么图书馆法究竟应处于何种地位其性质是怎样的呢
2.1图书馆法的性质
有的学者提出，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门，其行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对社会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认为图书馆法“应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法为母体”，提出“从图书馆法制建设的内容上看，它与民法、行政诉讼法、刑法等关系较为密切。
在日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图书馆专门法从整体而言应属于教育法体系，是教育法的一个分支。其直接的证据在于，目前在日本起着图书馆“基本法”作用的《图书馆法》开宗明义指出:“本法依据教育法的精神，对有关图书馆设置、运营的必要事项加以规定。”《学校图书馆法》也是由《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所派生而来。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将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四大类，其中国家或地方政府实施社会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设置图书馆、博物馆、公民馆等设施。《社会教育法》还规定，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律》规定，图书馆属于地方政府依法设立的“教育机关”。在日本现行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教育委员会，代表政府管理同级图书馆。因此，在日本现形的法律体系中，图书馆是教育机构之一。
2.2制定图书馆法的基准—现代图书馆理念
现代图书馆法的主旋律是明确现代图书馆新理念，这不仅因为现代图书馆已经成为国家整体法治的重要基础，而且体现了图书馆法治化的旺盛的生命力。那么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在图书馆法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是图书馆的服务性。“图书馆服务”的观念源于西方。自从17世纪德国图书馆学家G.W.若德提出图书馆不应只为特权阶层服务，而应“向一切愿意来图书馆学习的人开放”的观点以后，到20世纪初，美英等国家的图书馆服务已经发展到了农村图书馆、流动图书馆、邮寄外借的层次。美国图书馆学家M.杜威也提出了“任何图书馆都应该向读者提供资料、解答咨询”的观点。在西方，图书馆的服务性已成为普遍的理念。1948年日本制定的图书馆专门法对“图书馆服务”的法律界定已经上升到该法的最突出地位，标志着日本图书馆界已经通过法律确认的方式，建立了全新的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我国未有专门的图书馆法，但是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应该体现在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图书馆法中，应该把图书馆服务的理念放在突出地位。
其次是图书馆的民主性。图书馆的民主性是建立在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理论基础上的。保障所有民众的认知自由，保障所有民众获得必要情报资料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图书馆就是肩负着保障民众认知自由责任的机构，这是图书馆民主性的根本体现。而图书馆的民主性还体现在图书馆自身的运营方式、管理机制层面上。即图书馆作为一个保障公民认知自由的民主性机构，其自身的运营与管理必须体现民主化的要求。在图书馆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图书馆的民主管理制度，图书馆的设置、增改、年度计划制定、日常活动决策都必须体现公众的原则等等。
再次是图书馆的免费制。图书馆的免费制是与图书馆的民主性联系在一起的。开发民智，普及知识与情报，是社会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图书馆的性质与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一样，它是公民为了获得正确履行社会义务、生活义务必需的情报资料而委托图书馆来提供必要的服务。作为委托者，公民通过纳税的形式支付图书馆运营的必需费用，因此图书馆面向公民提供服务，实际上是履行回应公民委托的义务，提供服务应该是免费的。
最后是图书馆员的专业化。图书馆的根本任务是提供图书馆服务，从事图书馆服务的人员可称之为图书馆员。因此，图书馆员必须了解读者，了解资料，必须能够把读者和资料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员的工作是一种必须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专业性工作。为了确保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一些国家早在19世纪就建立了图书馆员专业职务考核制度、图书馆专业职务职级制度，后来演化为现代图书馆的一项基本制度。
3我国制定图书馆法的体系结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有关世界宣言的文件中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IFLA也曾经强调过:“每个国家都应制定图书馆法”。
3.1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定位
在法学界，一般将所有的法律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两种。程序法是为保障司法工作有法可依，司法判决、裁决有章可循，司法程序有步骤可言;实体法则是有法律宗旨和目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有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法是保障图书馆事业顺利发展的工具，是保护图书馆的合法权益，规范图书馆行为准则的一种实体法。
就立法而言，图书馆法应属于民法范畴还是行政法范畴，要看它所调整的财产和人身的关系。民法调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前提是“平等主体之间”，而在法学理论中，把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归属于行政法之中，行政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主体之间的隶属关系。现阶段图书馆立法定位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图书馆立法主要调整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应属于民法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图书馆法既调整图书馆与读者这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调整图书馆与政府这对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说明，图书馆法既带有民法的特征，也带有行政法的特征，所以说图书馆法不是它们的派生物，它同民法的内涵有原则的不同，也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是具有民法和行政法的双重属性。图书馆法既保护国家利益，也保护个人或个体利益，它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而属于社会法，即公法与私法结合的法。因此，学术界对图书馆立法定位的问题仍不明确，有待界内人士与法律学者更进一步的界定与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