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工学博士为何进入出版业。国内出版业同行也时不时问起新加坡中文图书市场情况。一些作者投稿本出版社时也都满怀希望，指望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有三、四百万华人的富裕国家里大卖。
我常被朋友问起的一个问题是：我一个工学博士为何进入出版业。国内出版业同行也时不时问起新加坡中文图书市场情况。一些作者投稿本出版社时也都满怀希望，指望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有三、四百万华人的富裕国家里大卖。面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有将新加坡中文图书行业写个介绍的想法，就免得一再重复。同时，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让朋友们了解海外华人社会那独特的文化风景和这个风景背后那被遗忘的一群最伟大的穷人——中文书商。
有人说，中国人出国后才真正体会到爱国的含义，我说：离开富饶的中华文化腹地才体会文化传承的重要。南洋华人在过去几百年来从广东福建和海南漂洋南下，他们的祖先是一批没有很高文化的人，来南洋只为讨生活。但一旦站稳脚跟，尤其是华人经商的本领造就一批富有华人后，捐资于教育和文化就成了传统商人的本能反应。当代中国商人捐几个亿都足够令人感动，但陈嘉庚那一代人是捐出的大半身家。南洋各个国家都有数不清的这类例子，仅举两例：
例一：南洋大学的伟大梦想。
南洋大学在陈六使等一批华人富商的推动下于1950年代的英国知民地时期创办。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人捐赠踊跃，新加坡小商贩(包括车夫、妓女)都捐出一天的收入，创办了海外唯一中文授课的大学。当然，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经历给他辉煌的人生抹了个污点。他的《京华烟云》曾让我陶醉和推崇，但在2014年初在漳州官员带领下参观当地林语堂纪念馆时，他伟大的国学造诣怎么也让我无法产生本来该有的那份感动。
南大后来被李光耀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在老南大的“坟地”上创办，当然，现在的南大虽然有些人想借尸还魂，但老南大生对这个满口洋文，鸠占鹊巢的家伙已经完全不认同。
老南大培养了新马印尼一大批华文知识分子，就连李光耀在回忆录里都一再表示对华校生朝气蓬勃的赞许和对英校学生的某种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传承在当代英文占主流的时代里变得格外艰难。尤其是在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只有靠民间力量来自发自觉地传承了。这显然是条艰辛的路程。
例二：马来西亚华校
2010年我在马六甲参观了纪念李连玉的展览。在马来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下，政府不支持非马来语学校，马来西亚几百万华人子女的母语学习权失去了支持。当时在以李连玉为代表的一批华人教师的拼死抵抗下，马来西亚华文学校靠华人自己筹资得以存活下来。有一位华人领袖甚至因此被剥夺公民权。可以想象，马来西亚规模庞大，配套完善的中文基础教育体系完全是靠民间自发捐赠建立和维持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素质已经远远高于新加坡。当地华人在语言、价值观上更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是无数华人商人、教师、政治家几十年在种族主义夹缝中拼死争取的结果。
但新加坡在英文教育为主情况下更好地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在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的英文思维习惯中，已经逐渐失去了他们父辈本来拥有的那种精神内核。
中文只是作为一种沟通语言，而不是思维语言时，它就沦落为一种工具，而不再是精神元素的载体。
很显然，对于热爱中华文化的华人来说，新加坡新一代的华文能力令人遗憾，但更显得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当然，由于市场的大幅度萎缩而使得文化传承的路程更加艰难。
新加坡中文书中，菜谱和学生中文补习资料最为热销。而其他类别的书，除非热点话题如《李光耀回忆录》中文版，一本书能出版当年销售200本就已经算是畅销书了。至于那些半学术性的书和诗集，有人在书店货架上翻一下，已经是难得了。由此可以判断，在新加坡搞中文出版业者，要么是有个家族印刷厂顺带着搞出版，要么就是不指望赚钱养家的半退休文化人，要么就是文化理想主义者。“要破产搞出版”已经成为行业魔咒。
新加坡各种要素成本高企，也对出版和图书销售业雪上加霜。出版社推出的书，如果自己养辆小面包车和人员送货，一本10元的书卖出后可以收回6-7元，但那个高昂的养车成本、停车费和员工薪水，使得几十本卖得不错的书也许可以支撑这么一个基本的送货成本。有些理想主义者的出版社就将这种发行工作委托给一些机构，那还要让出相当于零售价1.5-2成收入，最后所剩，再考虑上面那个畅销书200本的指标，出版社生存的条件在哪里，就变得很渺茫了。所以，指望出书赚钱，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也是个不太现实的选择。编写学生补习资料如果算出书的话，可作例外。
新加坡最大的书店连锁是大众书局。但如果进去走一下会发现，这里文具、电脑配件、学生练习册占据了很大比例的空间，这成了书店生存的主要经济支柱。也反映了搞纯粹的中文书店的不现实性。
但就是这样的不现实性下，还是有几家书店在艰困中求存挣扎。他们维持着新加坡华文传承的血脉，过着极不现实的生活。
新加坡中文书店比较集中在市中心一座叫百胜楼的大厦里。原本叫书城，后来这些很辛苦的经营者图个吉列，将书城(书读音同输，所以新加坡没有送书的传统)改名百胜楼，画饼充饥一下。
新加坡中文书店有个历史悠久的上海书局，后来老板的另一个兄弟单独开办青年书局。上海书局已经于几年前结业。青年书局的东家在其它生意上发了财，所以得以靠补贴书店维持生存下来，前几年还投入大笔钱搞过一个阳春白雪的出版项目，是又一次理想主义的尝试。有钱人如果愿意投入在文化事业上，还是可以潇洒一下的。
另一家今古书店，就显得很悲壮了。创办人去世后将书店留给做工程师的儿子，还留下了华文传承的遗志，这在很多此类华人家庭里都会成为一种家庭价值基因。在这个商业中心黄金地块上的书店，如果把那个房间租出去，每个月有几千新元的收入，对一个工程师家庭来说可以过不错的生活，但工程师儿子没让先辈失望，请位退休的陈先生帮忙打理书店，时不时还要用自己不宽裕的收入补贴书店一下。如果有朝一日真维持不下去，这位工程师儿子也算是尽力了。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里，能够清高到放弃手边的租金收入而坚持文化传承的事业，他的人格高度已经向先祖和华人族群昭示。
今古书店旁边就是友谊书局。这是一家以中国大陆图书为主的书店，创办人是宋兆裕先生。早年中国图书出口就靠那两家国企，宋老先生曾欠中国国有图书进出口公司几十万新元的债务。要是按照一般商业游戏规则，他可以申请破产赖掉这些欠国企的债务，而且中国政府当时大力支持文化输出，也承担得起这点损失。但宋先生维护自己的信誉，一家辛苦数年将所欠债务还清。体现了人格的力量。宋老先生不仅是个可敬的长者，更是我的忘年挚友，过去十多年来，我去马来西亚的很多演讲活动，他在旅费等方面给予诸多支持。如果说我来新加坡20年中，有那位朋友会让我时不时惦记和感念，宋老先生及夫人当在其中，这个不可能发大财的书店老板的形象超越任何新加坡大老板。我也将他的名字列入到我即将出版的珠算线装书里，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上面提到家庭价值基因，在宋先生家里也是充分体现。宋太太是护理出身，美丽、优雅而有亲和力强。如果在医院做到退休，会有不错的收入积累。但她为支持宋老先生的书店生意而辞职，常年在马来西亚陪宋先生搞巡回书展。宋老先生的儿子志忠和我同龄，新加坡国立大学高才生。当年能考上国大，资质是相当高的(就像我考大学那一年，3个毕业生学生才有一个拿到准考证，就这情况下山东大专和本科入学率3%。当年考上中专的资质都比现在上重点大学的来得高)。宋先生的女儿是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兄妹两位都非常优秀。如果不是受父亲的劝导加入到书店生意中来，他俩完全可以在职场上赚得丰厚的收入。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肯定不会发财的图书生意上来。辛苦而收入少。但是他们一家完全没有因收入不满意而遗憾或后悔。
志忠选书和别人不同。一般书店是根据中国供应商的书单下单，而志忠则会亲自跑到北京等地参加书展，以他的知识背景来亲自查看书的内容和素质。这无形中增加了书店的运营成本。
新加坡微薄的华文空气中，有这些人的贡献，读中文书的人越少，他们就越有存在价值。他们保留了一份中华文化传承的气息，微弱而弥足珍贵。
新加坡是个重商主义的社会，5C被列入成功的标志，这些书店老板们多数无法拥有1c，但他们的人生价值超越一辆高级乘用车上好几个5c的人的价值。财富在一个社会有时候是零和的，新加坡倒闭两家产值上亿新元的企业，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如果百胜楼那些年业绩总和都不到500万新币的中文书店都倒闭，新加坡华人社会将会慢慢走向庸俗，互联网时代的碎片文化是丝毫无法让高收入人群因为有钱而自动变得高贵。
我本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又接触了非常广谱的朋友圈，在我看待社会、社交和自己定位时，自然也多了些不同的视角;要所有朋友都理解这些视角自然不现实，也不必要。但对于有意了解我的朋友，我愿自我剖析成长中的心路历程，作为深化友情的佐料。
很多算命的人说我有一种宗教情结，当然不是我有兴趣从事宗教事业。大凡属蛇的一些人本身就有些不易被人理解的神秘性(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易被人理解)和理想主义情节，使得他们被现实的世界多少感到些距离感，所以毛泽东和习近平这两位属蛇的领袖出现时，我对中国的未来就信心满满，因为属蛇的人做到这个位置应该不会俗气。
本人出生在农村，上小学第一天，我就告诉爹娘：我长大要去北京见毛主席。读高中时，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我可以在凛冽的寒风下站在曹县一中教研组旁边的报纸栏把《人民日报》上的重大新闻和社论看完，虽然我的语文考试永远不及格，作文垫底。马岛战争时英国谢菲尔德驱逐舰被击沉的新闻和图片、运十飞机携带100吨燃油成功飞抵拉萨等新闻和图片，至今历历在目。改造中国的少年梦想在那时已经越来越清晰而坚定。
我在《大字报：就华北雾霾和钢铁业悲剧问责国家发改委》一文中，谈及1995年考公务员失败而南下新加坡的经历。我在读博士期间，有人介绍女朋友给我，我私下告诉这位热心的媒婆朋友：“我的职业目标是作公务员，这辈子注定过穷日子，对方要好好想想。”这和后来考公务员热里的功利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您是个女孩子，您或您的爹妈受得了吗
但本人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中国的人生理想。俗话说，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但本人坚信，中国离了我将遭受重大损失(看我的一些博文涉及到的专业种类和深度就知道，我这不是吹牛，找几个国家高官厚禄的谋士看他们能写的出来吗)，地球离了我会慢转亿分之一秒。这种心态与我当时所处的环境状况、事业得失、金钱多少等完全没有关系，即使在我人生最低谷时，这份自信也没有人能够撼动。
2002年，我在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公司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情绪，当我发现，半导体行业离了我还真的不会有丝毫影响。当年有两个朋友偶尔看到上文的打印件，都极力鼓动出版。多位北美的网友自该文上网后一直持续两年不断联系我，鼓励我出书。随2002年6月至9月，将该文扩充成一本30万字的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当时我坚信该书的重大学术和社会价值，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出版社出版。但遗憾的是，港台和美国的中文出版社都一口回绝，香港一个出版社编辑告诉我：董先生，一本正面写毛泽东的书不会有人出版。
在研究毛泽东过程中，毛泽东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对该书完全没有好感。在联系出版《巨人》的过程中，我抽空研究了《金瓶梅》，越来越投入，尤其是对国内主流学术界关于哪个是正宗版本的研究结论持完全怀疑。在深入研究几大版本后，我终于找到强有力证据，证明崇祯版才是正宗原本的结论。这让我惊喜非常。接下来苦闷的是，对一个学者，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发表是很重要的。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在金学研究史上被最终认可，但国内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很盛，杂志会接受我这个无名工程师的投稿审稿人会否把我的东西压下，几年后变成自己的成果最终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找出版商合作出版一本符合我的研究成果的《金瓶梅》，将我的成果写入前言。反正我不靠这个评职称，不追求眼前认可。我要的是金学史上的最终地位。所以，当时打定主意制作一套最完整的金瓶梅，和出版社合作出版，我赚取版税。
但再次让我失望的是，所有联系过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理由是：市面上的金瓶梅版本太多了。是啊，我要是文学泰斗，出版社也许会有信心，可谁会信一个工学博士的文学编辑作品和研究成果
但未来几十乃至几百年之内，任何研究金瓶梅的人都不可能忽略一位旅居新加坡学者主编出版的《金瓶梅》，这是中港台之外地区唯一的版本，也是《金瓶梅》出版历史上第一次采用双版本模式，上面的出版年份(2003年)，将排它性地拒绝任何学者的抄袭。捍卫和传承自己的学术成就，连同上面那本没有出版社接受的《巨人》，给我的前面架了一座独木桥——别人不给出版，自己成立出版社来出版。我对自己的著作的历史地位有充分信心，在这个理想目标下，金钱上的损失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忧虑的问题。
2002年11月初，在一些老一代人士的鼓励下，我复建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洋出版社(这个品牌现在的价值应该不是个小数目了，随着中国文化和资本走向海外，这个品牌将会逐渐升值)，2002年12月离开半导体行业，2003年推出了上述两本书，并将半导体行业工作积累的存款最终烧得精光。
以上两本书以高层的重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采访、接连不断的演讲邀约，以及《金瓶梅》最近两年的疯狂盗版而展示了这两本书的成功和价值。当然，指望收回早期经济上的损失就永远不要指望了。半导体行业收入不错，如果不搞出版社，也许我可以按揭两套公寓，并在过去几年的房地产腾飞中赚取丰厚汇报，但经济损失换得了我早期改造世界的少年梦想以一个次理想的方式部分变成现实。看到今日尊敬毛泽东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我可以笑对苍天和先辈。随着金学在红学之后的崛起，新加坡出版过的这唯一的一套《金瓶梅》想不进入学术界的法眼，也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为这本劳民伤财的书持续投入那么大心血来进行完善(近视眼度数增加不少)。
当然，出版业难以养家，在成就了自己理想的目标达成后，在兼顾兴趣和理想情况下，需要转换跑道，寻找其它方面的人生价值，并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同时也更好地发挥我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2011年加入城市规划之战略定位和产业研究领域，这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非常能发挥我的跨学科优势、研究能力和早期为公务员准备的知识结构。出版业只能作为个人兴趣兼顾学术理想来维持了。
我前年去看我的硕士导师和师母时，那位长于奇门遁甲的神奇师母说：玉振，你的出生月份不好，否则，你这辈子的成就会不得了。是啊，但换个角度看，也聊以自慰了，留下一些著作的长远价值并不比赚取一座金山或大的官帽的来得低。中国千百年文明史上，名垂史册的商人和官员有几个
无奈进入出版业，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平台。这四本作品涉及四个领域，会在各自的领域里在未来几十年、几百年，甚或上千年中，和后来人进行着交流对话：
2，《金瓶梅》出版史上第一本完整版、双版本、含200原图和评点的版本，并为之序。金学的发展将最终扫清该书的黄书形象，恢复中国文学史不亚于《红楼梦》的地位。该版本为未来《金瓶梅》出版界提供了一个借鉴参考样本。上百年来困扰金学界关于版本争议课题将会因我的序而有我一席之地。
3，直销史上第一本全面分析直销业运作机理和内幕的专著《如何分析直销公司》。
4，由我注释的祖传本《祖传珠算术集萃》，将为中国珠算文化增加一本最完善的记录。我的注释将对于一千年后的国人研究先祖珠算演化的历史带来参考。那时的中国珠算爱好者说不定跟着我的注释很快能把一千年前的打法轻而易举地恢复过来。
我搞出版搞得手头紧张时，正值父母暮年，使得没有很好尽孝，铸成了人生最大的败笔。唯有以其它方式，在他们身后传扬他们的持家理念、道德为人，并让他们的名字随我的书而传于后世，这勉强算作另一种孝道吧。
新加坡和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承，是每一个海外华人的责任。面对那些经营困难、勉强维持的那些书店老板们，其他人难道不该做些什么吗当您到新加坡市中心购物逛街时，可否用买名牌衣服的剩余零钱去附近的百胜楼随便买几本书去支持一下他们。当代人不读书是普遍的，但妆点一下书架还是不错的。在新加坡高质量的住宅中，各种高档家具都不愁买主，但即使是我曾造访的一大学教授的独立式洋楼里，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书架。而我硕士和博士导师那拥挤的住宅单元里，却有一两个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
对于住宅宽敞的新加坡人，拥有一个精彩的书橱，是否可以5c之外的另一个标志如果是这样，那些书店老板的资质不输给豪宅业主，也至少可以有个体面的家庭生活保证，为更多人投入到文化事业创作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沙漠中也会有绿洲。新加坡一些社团或政府会有基金会对某一类书的出版给予部分支持(我的书都不属于这类范畴而只好自己掏腰包)。新加坡成功人士中也有些人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帮助文化界人士或作者，虽然这类成功人士的群体还不是足够大。我接触过一些这类人，总的印象是，他们多数身上没有铜臭气，虽然文化程度未必高，但眼界和气度都不同凡响。他们很清楚，没有这些文化人看似单薄的个体努力，是积累不出一个文明社会的。可以想象，如果新加坡华人社会再没有人写文，再没有人咏诗，那这将是个多么可怕的人类空间，你会让自己的子女在几百万满身铜臭高级动物的社会里生活吗
仅举几例：
一位黄先生曾做过联合国的译员，中文功底扎实，喜欢写作，曾出版过几本诗集。我曾好奇他是如何把诗集卖出去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非著名作者的诗集基本没人买的，一个读者能把一本诗集打开读一页，那已经属于很有文学修养的了。但黄先生每本诗集都印2000本，而且都能卖完。秘密是从他的朋友企业家林锦仁先生那里逐渐揭开。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林先生，气度非凡，喜欢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我们认识是在2003年的中秋节，当晚我和一个朋友吃完饭已经8点，林先生让另一位当晚将我的书介绍给他的那位女孩联系我，非要让我去他家，说当晚家里友人多，想介绍我和他们都认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家甚至表示将开他的奔驰车来接我。盛情难却之下，搭出租车前往，一见如故。他后来请我和另一位新加坡最大房地产代理公司PropNEX的那位著名女董事帮他的自传写了序。
从和林先生及黄先生接触中才发现黄先生的书为何卖的这么好。黄先生交际广，当他的诗集出版时，类似林先生这样的朋友都会约黄先生吃饭，顺便买一批诗集。这些诗集会被林先生赠送给友人，或者是在林先生大宅的家庭聚会上，请黄先生当场签名送给宾客。当一个成功的商人以结交文化人为体面，那肯定是商业社会升华的标志。
我本人也曾得到过一些商界朋友的支持。香港石油行业一位老板钟先生，曾来新加坡出差之机和我一聚，曾多批次订购我的《巨人的背影》赠送给香港文化界和商界领袖。也不奇怪，只要您了解到他还是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和民间对日索赔基金会的幕后金主，就对他支持文化人的行为一点都不奇怪了，这不仅是有钱的问题，更是一种格局。
上面提到那位友谊书局的宋先生，非常了解图书行业的艰难，曾给过我不少资助。
中国内地似乎也逐渐有了这种意识。随着普遍教育层次提高，有写作能力但没市场的作者会越来越多，社会应逐渐培养对出版和图书事业的支持意识。2012年底受深圳一位老板黄董的邀请去广西大明山、南宁、防城港等地考察项目，同行的有位业余诗人。从黄先生口中得知，这位诗人的诗集出版时，他曾帮忙买下200本。这是作者自费出版著作所需要的支持;虽然黄先生半开玩笑地暗示，他对诗作的水平谈不上欣赏。
过去一千多年中华民族得益于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社会最有权势、财富和影响力的正是社会最有文化的一批人。今日的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话语权正日益被资本和财富所绑架，如果没有刻意引导来平衡这种糟糕的状况，一千年后的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是否还能有现在的道德和精神高度，将是令人悲观的。中东石油财富下的畸形社会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未必不会成为炎黄子孙一千年后社会形态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