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有共同的老师布伦塔诺。他们的学术后代和生物学后代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
在弗洛伊德逃离纳粹迫害，达到伦敦之前，他的儿子恩斯特已经移居英国。孙子吕西安·弗洛伊德于1922年出生于柏林，到英国时11岁。祖父的私生活很严肃，登徒子吕西安似乎最能突出祖父的性理论。吕西安是画家，喜欢卡夫卡的小说。一位批评家把他称为“存在主义的安格尔”。
吕西安是伦敦的石像鬼俱乐部（GargoyleClub）会员。这是一家会员制俱乐部，建于1925年。俱乐部的一部分室内装饰是亨利·马蒂斯设计的，他的绘画《红房间》曾经挂在俱乐部内，俱乐部早在1978年已关闭。吕西安和他的好友弗朗西斯·培根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画家。他们有时在石像鬼里连饮数天。吕西安有一次喝得大头朝下倒在厕所里。
据培根回忆，有一次，他们在俱乐部里遇到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萨特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吕西安问他：“这位英俊的人儿是谁？”不知道吕西安当时有什么想法，或许他已经喝醉。
萨特对意识的研究
在1980年代的中国，萨特和弗洛伊德两人大概是被谈论最多的非德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年轻时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当作老师，沿着现象学的道路走向存在主义。他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基础。
萨特在开篇即说：“近代思想把存在物还原为一系列显露存在物的显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现象学的方法使人们摆脱了认为存在物有内部和外表的对立的二元论。但萨特又说，这个消除二元论的方法并不是成功的。萨特引入“虚无”的概念，作为“存在”的对立面。其实，存在与虚无也是二元论。
萨特专门用一章来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把黑格尔也放在其中。萨特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哲学似乎已经懂得，如果首先以两个分离的实体的角度去看待我本身和他人，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实体的完全统一，事实上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为实体存在的人之下，还应该有共同的基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萨特说：“一切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存在的意识存在的。”他用现象学消除二元论的方法，把意识和存在联结在一起：有意识的存在，是意识的显露。
存在主义离不开对意识的探讨，而心理学则是意识研究的重要部分。在精神分析学的鼎盛时期，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没有回避这个学说。在《存在与虚无》第四卷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一章中，萨特提出要预防两个错误。
《存在与虚无》
作者:[法]让·保罗-萨特(SartreJ.P.)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他说：“经验心理学，在以人的欲望来定义人时，仍然是实体的幻觉的牺牲品。它以为欲望是作为人的意识的‘内容’在人之中，并且相信欲望的意义固有地在欲望本身之中。于是它避免了一切可能引起一个超越性的观念的东西。”这是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和对荣格的赞同。这个错误要避免的“超越性的观念”正是荣格心理学的精髓。
萨特认为，在心理学揭示出来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他所指的“欲望”，包括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这些欲望都有具体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意识本身，更不能构成人的完整意识。这是荣格的出发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加深了无意识的深度。当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在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之前就已经完成。
然而，实证学科不同于哲学，它们的表述应该是清晰的，不适用于哲学化的晦涩语言——并且在翻译中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在哲学中谈论心理学或其他实证学科有先天的缺陷，容易显得空疏。哲学是非实证的，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像数学和科学那样拿出扎实的证据。这也是数百年来数学和科学逐渐取代哲学的一个原因。
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哲学家中多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不断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从他们揭示的逻辑和物理的世界给人以启发。这是实践理性的力量。但理性有所不及，在人和社会的领域，更有理性的滥用。
与法兰克福的批评家一样，萨特也是左翼人士。在20世纪中期，左翼在欧美形成一股潮流。萨特是苏联的同路人，相信苏联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相信，为了历史（具有基督教含义的历史），可以合理地牺牲一大部分人。当被揭露的现实与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沉默，甚至还要掩饰展示在他们眼前的事实。不过，萨特后来承认，他访问苏联时发表的言论是谎言。
精神分析学的法国继承人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精神分析学的法国传人。他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的开始就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米歇尔·福柯
与他的同时代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相似，福柯也有左翼倾向。他在性压抑方面的观点部分地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其实都源自弗洛伊德。福柯说，《认知的意志》最重要而且基本的内容，是对权力的论述。
福柯说：“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这个批评的目标更加广泛。显然，福柯比马尔库塞更少预设的意识形态，也更具洞察力。
20世纪法国哲学的活跃，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在《存在与虚无》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与萨特相比，保罗·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更深的研究，在哲学上的诠释也更成功。利科在大学时学习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战俘营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1956年在巴黎大学创建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1969年，福柯、利科等三人同时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次年，福柯当选，利科落选。
利科的《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源于他在1961年在耶鲁大学的讲座。在此后的数年中，利科仍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分析学。因为他的学术背景，利科使得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再次走近彼此。他指出“精神分析不是现象学”，但这一否定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近似。他说，现象学“通过接近和减少差异的方式，给出一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其中的关键词，是意识和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中，利科的清晰解释使弗洛伊德的病例和分析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这是从精神分析学进入哲学的重要一步，丰富了哲学对意识的认识。
利科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严格的界限，但这种界限不是封闭的，而是可以移动的，是理论内在有效性的一种功能。利科说：“我应该说正是这种坚定和这种严格，使我喜欢弗洛伊德而不是荣格。与弗洛伊德在一起，我知道我去哪儿和我去往何处；和荣格在一起，一切都有混淆的可能：心理现象、爱、原型、神圣。”这个论断符合事实，说明了荣格的接受程度有时不如弗洛伊德的原因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位心理学家体现出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的差别。严格限定的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接受这个理论，但未必对理解心理现象有很大的帮助。心理现象并不总是清晰的，难以被严格限定。荣格在中国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他的“混淆”，其实是混沌。这是庄子以来的传统。
混沌是精神的一个特征，理性并不能“整理”精神。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他说：“人们的精神世界比较混沌。”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又说：“人性本自然，犹如空中浮尘，不受拘束。如果背负枷锁，它终将猛然挣脱枷锁，摧毁城墙，挣断锁链，甚至将自己弄得粉身碎骨。”长城是小说中的一个象征，对人性的不可预知的破坏性有制约作用，如理性对无意识的约束，但压制又导致强烈反抗。
传记作者对弗洛伊德的评价
“我们时代”是现代的后期，“发明”是创造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他们都相信弗洛伊德创造了现代精神。有一个事实或许可以作为这个论断的一个旁证：中国在1980年代初重返现代的时候，读者们挤在书店里抢购《梦的解析》等著作。那时，距《梦的解析》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80多年，在中国也是再次引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思想，发源于阅读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家。
这两位传记作者都和弗洛伊德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可能是他们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原因之一。彼得·克拉玛（PeterD.Kramer）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他于1948年出生在纽约市，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曾在布朗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病学，临床专长是抑郁症的治疗。克拉玛称赞弗洛伊德创造了现代精神，也对传主做了无情的精神分析——在有说服力的资料基础之上。他指出，弗洛伊德在儿童期的个人经历是他强调“性”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因。
另一位传记作者盖伊（PeterGay，1923-2015）出生在柏林，1939年随家人逃出纳粹德国，于1941年辗转到达美国。在1946年获得美国国籍后，他把原来的德国姓Frhlich（意思是“幸福的”）改成英文同义词Gay（盖伊）。改姓割断了他和德国的联系，也是他重新塑造自我（心理上得新我）的起点。从1948年起，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1955年转入同校的历史系。1969年，盖伊到耶鲁大学任欧洲史教授，直到退休。
盖伊在历史系如鱼得水。所以，他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转系非常满意，认为是可以比拟他逃离纳粹德国的第二次逃亡。他完全投入历史学之后的著作大致可以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启蒙运动，二是关于现代主义。如本系列已经说过的，前者倡导理性，后者反抗理性。
盖伊把现代主义看作是与启蒙运动同样重大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弗洛伊德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于盖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
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抗。其实，启蒙运动本身也是一次反抗，用理性反抗宗教的专制与蒙昧。现代主义的反抗是全面的，目标不仅是理性。在尼采宣布基督教的上帝死了之后，弗洛伊德又向犹太教的立法者摩西插了一刀。摩西的法是敬上帝的法。因此，弗洛伊德要在更古老的源头上杀死上帝。精神的自由就是一个不断反抗的过程。
盖伊把“现代主义”视为异教的反叛——对启蒙运动和理性的反叛。他论述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涉及的人物众多，除了封面上说到的波德莱尔、贝克特之外，还有王尔德、毕加索、乔伊斯、伍尔芙、艾略特、格罗皮乌斯、勋伯格……以及波普艺术家沃霍尔。从维多利亚（时期）到弗洛伊德，构成了现代主义反叛不断壮大的过程。
在《布尔乔亚经验》的第二卷，盖伊说：“如弗洛伊德展示出的，他对里必多的研究不仅解释了神经症、变态心理以及正常的情欲满足的起源，还解释了迄今似乎远离性行为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模式：儿童对新出生弟妹的愤怒、成年人的多变友谊、单身女对性骚扰的不可平息的恐惧、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好斗的热爱、狂热分子的泡沫式改变信仰、胖人不可控制的过度饮食，此外还照亮了被认为不含有情欲冲动的探究和行为，如民谣和历史、艺术和政治。”他把政治放在弗洛伊德照亮的领域的最后。这是一个清醒的见解。
对比弗洛伊德与荣格
弗洛伊德掀起了一场反叛。精神分析学反抗性压抑的父权，在弗洛伊德那里还没有明显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反叛——这项工作要等他的反资本主义的继承人来做。荣格则把这场反叛发展为一种异教，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精神、理性和（政治的和商业的）权力三足鼎立。但不受制约的权力仍在践踏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科学有一支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走向“异教”。对宇宙的一些解释正在变得虚无、神秘，但还没有得到实验的证明，也许永远不会。
在学术界，荣格似乎不曾享有对弗洛伊德的接受程度。这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弗洛伊德是一个开创者，而荣格起初是他的一个跟随者，虽然成熟期的荣格极大地拓宽了弗洛伊德开拓的领域；弗洛伊德的理论较容易被理解，可以被用于日常交谈，他的发行量最大的书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4），而荣格的思想庞杂，深入到哲学、神秘主义、东方文化，并且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概括的关键词（在弗洛伊德是“性”），不容易被把握；荣格有神秘主义倾向，教授们无法在理性的范围内支持或反驳他（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较好），也就不能发表学术论文，更何况支持他还有被视为“迷信”的风险。
荣格和弗洛伊德都指责对方偏离了科学的方法，落入了神秘主义之中。荣格说，弗洛伊德曾经是心灵真相的伟大发现者，却变得狭隘和偏颇。弗洛伊德则批评荣格被神秘现象所欺骗，并对东方宗教过于热衷。从理性的角度看，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人的心理显然不只有理性。很多时候，非理性的力量更强大。
在1959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中，埃里希·弗罗姆说：“弗洛伊德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之所以了解无意识，是因为他要征服和控制无意识。相反，荣格属于浪漫主义的、反理性的传统。”弗洛伊德打开了无意识的盒子，其影响是他喜闻乐见的。荣格则进入到盒子的深处。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概念也有不同。盖伊指出：“作为一个向病人学习的精神医师和临床工作者，荣格发展出一种和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很相近的心理学，但其区别也很根本。”荣格提出了新的概念：原型、集体无意识、无所不在的超自然的神秘感、对宗教经验的同理感受以及对神话和炼金术的想像。这些不同导致了他和弗洛伊德的分裂。例如，原型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找不到对应点。盖伊说：“原型可以说是创造力的基础原则，深植于种族的天性，是在宗教教义、神话、梦境、艺术与文学工作里都会出现的人类潜力。”盖伊认为，“原型”类似生物学上的“行为模式”。
弗洛伊德没有提出类似原型的概念，但他在《自我与本我》中说：“被压抑的东西是无意识的原型。”他后期的著作对原型表现出的人类潜力有深入探讨。
里尔克与茨威格
弗洛伊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出色的文字，但他受到作家的推崇却是因为他的心理学。
奥地利小说家和诗人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赞叹里尔克在10多岁时就已经表现出来的天才。茨威格也推崇弗洛伊德，其小说注重心理描述。当弗洛伊德还被看作是固执的怪人的时候，茨威格就在维也纳认识了他。他们都是奥地利犹太人。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在纳粹的阴影下，认识一个小小的官员比罗曼·罗兰的友谊更重要。犹太人每次和官员打交道都是一次侮辱。他说：“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这是专制制度之下的社会特征。当茨威格从报纸上得知弗洛伊德到达英国时，他说：“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在论及弗洛伊德的学术成就时，茨威格说：“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他还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粉饰自己的学说以迁就主流学术界，“如果我今天要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在个人友谊方面，茨威格说：“在那几年，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敬佩不已。”罗曼·罗兰也是弗洛伊德的仰慕者，在20世纪初就已经阅读弗洛伊德并与弗洛伊德有书信往来。1924年，罗曼·罗兰由茨威格陪同拜访了弗洛伊德。
对超现实主义的启发
达利为弗洛伊德画的素描
当达利在绘画中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他的潜意识时，弗洛伊德对他说：“在你的画中并没有无意识，而是有意识的。”弗洛伊德看重绘画中的无意识，而达利的绘画如同他上翘的小胡子，是有意识的显示。弗洛伊德对他说：“你对神秘感的泄露是直白的。相反，达·芬奇、安格尔的画才符合潜意识的理想。”弗洛伊德把达利看作是一个病例，并不看重他那时的画。弗洛伊德对绘画的敏锐直觉遗传了下去，他的孙子吕西安成为著名画家。
在詹森的这部小说中，少年诺伯特·汉诺德爱上了女孩佐伊·柏特冈。但他不敢示爱，反而躲避佐伊。成年之后，他在博物馆看到一个女子（格拉迪沃）的浮雕，被她的轻盈脚步所吸引，于是把一份复制品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天，汉诺德梦见他来到罗马古城庞贝，遇见格拉迪沃，并告诉她火山将要爆发。火山灰遮掩了他们。汉诺德醒来后，弗洛伊德说：“他带着痛苦的感情，看到起居室的老浮雕对于他有了新的意义。”汉诺德前往庞贝，将近2000年前火山爆发掩埋的古城已被清理出来。他在废墟中遇到一位年轻女子，以为是格拉迪沃，却是他在少年时爱过的姑娘佐伊。
格拉迪沃
弗洛伊德家里也收藏了一件格拉迪沃的复制品。他一如既往，指出汉诺德的性压抑产生了他的幻想和梦境；他在庞培遇到佐伊，帮助他区分了幻想和现实，这次相遇如精神分析治疗一般治愈了他的迷梦。《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发表之后，格拉迪沃成为神秘力量的象征。
浮雕“格拉迪沃”是真实存在的。格拉迪沃不是第一座被爱上的雕像。这部小说有一个原型，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故事。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也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他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创作的少女雕像。女神阿芙洛迪忒被他感动，赋予雕像生命。1912年，肖伯纳完成讽刺戏剧《皮格马利翁》，背景设在伦敦，但女主角不是雕像，而是一位地位低下的卖花女。一位语音学教授改造她的口音，使她进入上流社会。
达利给他的妻子加拉（Gala）起的外号也是“格拉迪沃”。加拉原来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之妻，比达利大10岁。在认识达利之前，加拉曾和艾吕雅以及超现实主义（当时还是达达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三人同居。恩斯特是德国人，1922年非法进入法国。1929年，艾吕雅夫妻见到达利。加拉从此跟着达利一起生活，直到她在1982年去世。在给男人以启发方面，加拉有点像她的俄国同胞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从表现无意识的角度来说，达利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可能都不如荣格的《红书》，因为他们对无意识的体会没有达到荣格的深度。这个差距不是高超的绘画技巧能够弥补的，况且荣格的绘画技巧也不错。
托马斯·曼的演讲
1929年5月，弗洛伊德73周岁生日庆典，他的好友托马斯·曼（1875-1955）受邀发表庆贺演讲。托马斯·曼的题目是《弗洛伊德与未来》，内容不限于弗洛伊德已经改变的未来，还谈到他自己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思考——虽然他谦虚地说：“我几乎不敢讨论他。”
托马斯·曼认为弗洛伊德是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伟人之一。他把弗洛伊德放在现代思想家的脉络之中，而不仅是心理学领域内的突破者。当时心理学已经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托马斯·曼又说，重度抑郁症患者叔本华是弗洛伊德的先行者。叔本华的重要性在于指出“本能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优先地位，它认为，意志是世界、人以至所有其余的创造物的核心和本质依据，而理智则是第二位的和偶然的，是意志的奴仆和微弱的光”。
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因为理智或理性更多是教育的结果，很多时候会被本能打败。这段话有一串抽象名词。如果放在心理学的语境中，托马斯·曼说的本能大致是无意识的一部分，他说的意志大约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是生命的非理性的冲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无意识之中。
在弗洛伊德的那个喜庆日子，托马斯·曼却说，他要和弗洛伊德“辩论几句”。他指出，弗洛伊德“并不特别看重哲学”。“不懂哲学”正是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托马斯·曼还不止于此。他接着说，弗洛伊德指责哲学“甚至相信直觉即知识源泉，并完全沉溺于万物有灵论倾向”。这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家立场决定的，他对荣格的批评有相当大一部分源自他对哲学传统的反对。托马斯·曼站在荣格一边，批评弗洛伊德不懂哲学，不能够理解直觉，也不接受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如果考虑到心理学曾经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弗洛伊德对哲学的漠视实际上斩断了心理学的根。
弗洛伊德把自己归入自然科学家一类，轻视哲学。托马斯·曼反驳说：“我认为，哲学实际上位于自然科学之前和之上，一切方法论和精确性都服务于其思想史意义上的意志。”这里的“意志”应当也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弗洛伊德没有采用服务于思想史意志的方法，他的贡献却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他揭露的无意识仍然是哲学的延续，而不是科学的发展。他的研究方法阻碍他走得更远，荣格却继续前进。
托马斯·曼是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信徒。他说：“弗洛伊德这位无意识心理学家是叔本华和易卜生世纪的真正的儿子。”他在演讲的前段说过，弗洛伊德在对这两人的哲学的无知中与他们走到了一起。他说：“我们深切敬重的天才弗洛伊德”“曾完全孤身一人独立地走过一段艰难的、达到他的认识的道路”。托马斯·曼指出：“他（弗洛伊德）一定要亲自动手，不依靠他人先已直觉得到的知识，从方法上取得他的认识，他的认识之冲击力因未利用这类优先条件反而可能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弗洛伊德对叔本华的无知都不妨碍他成为叔本华世纪的儿子，那么，也可以说，荣格是东方文化的儿子。只不过，荣格在他的事业鼎盛时期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已经很深了。
在弗洛伊德的73岁生日庆典上，提及荣格有冒犯主人之嫌——他们师生已经闹翻近20年，而且弗洛伊德是一个敏感的人，师生分裂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创伤。但托马斯·曼仍然大段论述荣格的思想贡献，可见他是多么认可荣格。为了使场面不那么尴尬，托马斯·曼先抑后扬。他说：荣格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聪明但有些忘恩负义的晚辈”，指出荣格有负师恩。在弗洛伊德面前，与荣格同岁的托马斯·曼也是一个“晚辈”。
这“某一学派”，指的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荣格在这里说的“造成”是指现象学的“被给予性”，即事物的存在是被意识给予的，作为感觉材料在意识中显现。荣格不完全赞同现象学的观念，他更注重生命的体验、灵魂的认知。《西藏度亡经》有关灵魂轮回，而不是被给予外物的感觉和意识。托马斯·曼认为这种体验和认识在无意识之中。他没有对荣格的话作出解释，也没有更多引用，似乎相信在场的人都懂得现象学和荣格心理学。
托马斯·曼在引用荣格的一段话之后又指出：“他（荣格）认为，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和付出众多牺牲的转变，以便认识到，世界是从灵魂中‘产生的’，因为人的动物本质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他的现实事物的制造者。”所谓的“产生”是万物在意识中显现。没有显现之物对于意识并不存在，而观察可以确立万物的存在。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托马斯·曼对弗洛伊德及其客人说：“事实上，东方历来在克服动物性方面胜过西方。”
在这次演讲中，托马斯·曼还说：“古代的自我和它对自己的意识，不同于我们的自我，更少排他性，更少清晰的范围。”这是对弗洛伊德用科学方法界定心理学概念的否定。托马斯·曼清楚地知道神话在古代的作用，在他的小说中也使用神话素材。他说：“神话就是生命的合法性。”在德意志文明勃兴之初，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弗洛伊德和荣格也都重视神话表现出的深层心理。他们与托马斯·曼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荣格走得最远。
虽然称颂无意识的发现，托马斯·曼仍然相信，只有理性才可能遏制疯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支持战争的民族主义者，为此和反战的哥哥亨利希·曼分裂。随着纳粹日益猖獗，托马斯·曼不再是他在一战末期自称的“一个不问政治者”。1930年10月，在弗洛伊德73岁生日演讲的第二年，托马斯·曼在柏林发表演讲：《致德国——向理性的呼吁》，号召听众用理性抵抗民族主义的疯狂。这种疯狂是纳粹崛起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德国，“盲信成为拯救的手段，狂热成为癫痫般的迷幻喜悦，政治成为大众的鸦片剂、无产阶级的末世论；而理性遮盖了她的脸。”
意识流：在弗洛伊德之前
弗洛伊德启动了20世纪的无意识。在他之前，无意识还受到压制。意识先于无意识冲破藩篱，在文学中最为明显。
在小说家中流行的“意识流”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首先提出的。他在两卷本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中指出意识是流动的整体，不可分割。和早期的其他一些心理学家一样，詹姆斯也是从医学进入到心理学的。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生理学，又到德国学习医学和心理学，186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之后，詹姆斯终于在德国决定论的影响下患上抑郁症。
决定论者相信存在着不可改变的规律。在社会领域的一个变种中，决定论者又参杂犹太-基督教的信仰：上帝、先知、选民、善恶大决战。他们相信历史是预先决定的。作为被选定的人群，他们只须追随先知的预言，在末日决战中消灭敌人，进入天堂。这一信念实际上取消了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使威廉·詹姆斯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是更宽泛的决定论。他通过学习“自由意志”摆脱决定论，找回自我，在病愈后成为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家。从1875年起，他在哈佛开设生理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课程。1910年，弗洛伊德在他惟一的一次访美中见到詹姆斯。病重的詹姆斯对死亡的淡然打动了弗洛伊德。
也是在美国，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泄密的心》（1843年）被认为是意识流的先驱，比《心理学原理》的发表早近半个世纪——真正的文学天才不需要理论的启发。爱伦·坡以恐怖小说著称，还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也是美国最早完全以稿费为生的作家。其实，他的诗歌成就不亚于小说，或许还超过小说。他的幽暗的无意识常常折射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死因不明，推测有酒精中毒、震颤性谵妄、癫痫等等。
埃德加·爱伦·坡
波拿巴公主——帮助弗洛伊德逃离纳粹奥地利的那位学生——为爱伦·坡写过传记，还写了一本分析爱伦·坡著作的书。她对爱伦·坡的兴趣暗示了这位作家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系。实际上，意识和无意识在文学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作为意识流显现的意识可能是作者涌动的无意识。
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较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家。他的《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年）、《使节》（1903年）等小说早已是美国文学的经典，前一本小说还早于他哥哥的《心理学原理》。在兄弟俩对心理的探索中，弟弟对哥哥的影响更大一些；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弟弟更大。因为亨利·詹姆斯等人，在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概念之时，文学界对深层意识的呈现已经有了准备。
乔伊斯的无意识
被压抑的性沉潜得更深，不在意识之中。虽然对文学家有启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性压抑理论更呼应了那个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依靠天赋创作，总是在寻求突破和反抗。以性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符合他们的需要。较晚时期的意识流实际上已发展为无意识流，更具反叛的力量。
詹姆斯·乔伊斯
直到20世纪中期，性在英美还是禁忌。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1934年），都因为性描写被当作淫秽小说，在英美遭到封禁，作者被认为是精神错乱——当然，没有被送上愚人船或疯人院。1921年，还在连载中的《尤利西斯》在美国被禁，杂志出版商被捕。1959年，美国邮政部没收了邮寄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到1961年才得以在美国出版，但数十位图书销售商遭到起诉。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件的审理中重新定义了“淫秽”，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意识流小说表现的无意识、性压抑是对理性和习俗的温柔反抗，与那些直接挑战性道德的被禁“淫秽”小说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受到理性压抑的无意识在敏锐的文学家中爆发出来，然后作为一种时尚的写作技巧传入缺乏理性传统的中国。
詹姆斯·乔伊斯在年轻时喜欢亨利·詹姆斯的小说。1904年11月，他写信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说“我打算买亨利·詹姆斯的《未来圣母像》”。这部小说不是很出名，但阿克顿勋爵知道，并且把他的《自由史》称为《未来圣母像》（TheMadonnaoftheFu-ture）。小说中的画家至死没有画出他的圣母像，阿克顿也担心他不能完成《自由史》。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詹姆斯·乔伊斯正在他写《都柏林人》，进展不顺，不过他那时才22岁，不会有阿克顿的担心。
詹姆斯·乔伊斯与诗人叶芝、作家和诗人卡森斯同属一个爱尔兰文学家的小圈子。卡森斯（JamesHen-ryCousins，1873-－1956）还是一位神智学者，后来在这一领域很活跃。1904年9月，在前往的利亚斯特之前，乔伊斯与卡森斯一家一起度过了两天。所以，乔伊斯对荣格的兴趣并不令人奇怪。在的利亚斯特生活11年后，乔伊斯于1915年移居苏黎世。在1919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说到他在苏黎世的朋友维斯：“他只忘记那些不愿记住的事情，即，他答应我送给我作为礼物的荣格博士的（一直受到大众普遍欢迎的）《利必多的变形》（一位有趣的思想家和一个爱尔兰人在剧院大喊，听啊！听啊！）”乔伊斯就是那个大喊的爱尔兰人。《利必多的变形》的英译书名是《论无意识心理学》。显然，在得到这本书之前，乔伊斯已经对它有所了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乔伊斯还在写他的小说《尤利西斯》。书出版后赠送给了荣格，荣格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书评。
默认弗洛伊德
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都没有读过对方的书，但他们有密切的关联。普鲁斯特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曾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跟随沙柯学习。普鲁斯特专家、巴黎第四大学的名誉教授让-伊夫·塔迪耶写了《未知的湖》，探讨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共同主题。他说：“我们并不想借助精神分析法去研究普鲁斯特的经历，也不想去证明他为什么没有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这项研究工作早就有人做过了。我们是想找到他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使人与人接近的不是相同的观点，而是相同的精神血脉，有时是相同的体质血脉。”塔迪耶找到了这条精神血脉。他说，这两人的著作都“是从基本的直觉出发，攻克重重困难，慢慢创建起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两人的众多相似之处。
其实，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莱昂·皮埃尔-甘已经指出了这些相似之处中的一些。皮埃尔-甘在主持出版社工作时，发表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普鲁斯特去世三年之后，皮埃尔-甘于1925年发表第一部研究这位作家的书：《普鲁斯特传》。这位传记作者说：“马塞尔·普鲁斯特与现代哲学家们殊途同归。今天的哲学家证实说，意识只不过是晦暗而广阔的无意识原野上的一个亮点。有些人（如弗洛伊德）宣称，无意识是如此广阔，它的深层部分永远处在黑暗之中，永远被压抑着，只是偶尔在我们的梦中映出一点朦胧的亮光。”他指出：“这正是普鲁斯特的看法。”
往事如烟，飘入天空；似水，流向大海，不会消失。似水年华贮藏在普鲁斯特的无意识之中，似乎消失的往事浮现在他的梦中、他的意识中。
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有一批杰出小说家。在乔伊斯、普鲁斯特之后，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威廉·福克纳等人。
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否认她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但承认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她说：“我没有研究过弗洛伊德博士或其他任何精神分析师——实际上我认为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一本书。我的知识只不过来自肤浅的谈话。因此，对他们的方法的任何使用必定是本能的。”这就足够了。弗洛伊德唤醒了她的本能，本能的呼应才是最真诚的赞美。熟知某个理论并遵照写作者不会成就一流作家。他们需要的是灵感和启发，也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不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意识流的先驱在心理分析学之前已发表著作。如果没有这些文学家的呼应，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会逊色很多。这些作家和弗洛伊德以及荣格一起构成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伍尔芙与弗洛伊德有过直接往来。1917年，伍尔芙夫妇（两人都是小说家）在他们的家中成立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如他们自己的小说、T.S.艾略特的诗，也出版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1939年1月，伍尔芙去拜见逃难到伦敦的弗洛伊德。这时弗洛伊德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便离世。一年多以后，伍尔芙投河自杀。她在小时候受到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1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她的一生经历过四次精神崩溃，被诊断为躁郁症。这些艰难的经历使她能够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产生共鸣。不过，在他们见面时，弗洛伊德没有对伍尔芙做过精神分析。
如果后人不再能够感受到某种思想的强大力量，那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了抵抗力，或者这个思想已经过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已经成为这个革命性思想的寄主。新的思想如此普遍，如此深入，已经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不可区分。无意识上浮到文学之中，不仅在西方，同样在中国这个理性从来没有主导过的文明之中。当更多的作家挖掘无意识并开发出更多的表现手法之后，精神分析学的痕迹似乎越来越淡，其实是更普及了。
诗人奥登评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于1939年去世。次年，诗人W.H.奥登在他的诗《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中写道：“他经常出错，时而荒谬／对我们来说他已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主宰一代思潮／因他的影响，人类的生活从此截然不同。”
1952年10月，奥登又在《新共和》杂志上写到：“感谢弗洛伊德，今天大街上的人都知道（引用《笨拙》杂志不准确的记忆），当他想一件事的时候，他想的这件事不是他认为他想的，而只是他想他认为他想的。50年前，一位在她盼望已久的舞会前夜扭伤脚踝的姑娘，或家中有悍妻的男人，可以肯定他们能够得到邻居的同情。今天的邻居很可能认定这些不幸是他们的真正乐趣所在。你忘记一次晚宴邀请，给女主人写一封道歉信也比以前难多了。”
奥登认为，弗洛伊德揭示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无意识。遗忘邀请实际上是不愿意参加那个晚宴。邻居的同情掩藏了他们的幸灾乐祸。德语国家的人尤其以此著称。英语中的“幸灾乐祸”就是一个来自德语的外来词：schadenfreude，由“损害”和“快乐”两词组成。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说：“诙谐虽然也有一个对抗抑制的任务要完成”，却“与梦不同，它不能产生协调，也不能逃脱抑制”。汉译用的“诙谐”有些文绉，其实就是“笑话”。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是一部关于笑与忘的小说。笑不能帮助保留被强制的遗忘，但笑仍然可以是一种反抗。
奥登说：“有爱搞笑的人总结精神分析学传递出的信息是：‘我们生而疯狂；我们在成长中变得神志正常却不快乐；然后我们死去。’”是的，我们生而疯狂，却不得不习惯理性的压抑。人们有时需要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闹出一点笑话。神志不太正常的时候其实是最快乐的时候。神志不正常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适度的不正常不会造成破坏。
奥登准确地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总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遇到的一些麻烦来自他试图保持生物学的发育观念，而他实际上在历史地思考。”他指出弗洛伊德并没有割断无意识的历史渊源，只是弗洛伊德自己不知道而已。弗洛伊德不总是知道的，就有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关于弗洛伊德“历史地思考”，奥登说：“例如，弗洛伊德有时候的谈话好像是说文明是性禁忌引起的病态生长；在其他一些时候，他攻击传统的道德观，指出恪守道德者在压抑中耗尽能量，而这些能量应该用于文化工作。类似地，他有时说到梦的象征主义，好像梦是纯粹的寓言，然而他对做梦的大脑的描述却显示，在隐藏事实的需求之外，大脑的更大需求是创造事实，通过发现可以用来类比的事物而使经验具有历史意义。”
显然，这些能够被放在历史之中的思考是很有限的，不能与荣格相比。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都是革命性思想家之一，而这些人并不总是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他们在很多时候是毁坏性的。奥登说：“弗洛伊德是革命性思想家的明确的和美好的一个例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的评价吗？
荣格
文学是荣格心理学的胜场
事实并非如此。
文学也是荣格心理学的胜场，荣格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人类共同心理的反抗，如果采用荣格心理学的视角，可以对现代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艺术作品是个人的创造，但在被创造出来后就不再属于艺术家个人。在汉译本《心理学与文学》中，荣格说：“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他作为个人可能有喜怒哀乐、个人意志和个人目的，然而作为艺术家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即‘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生活的人。为了行使这一艰难的使命，他有时牺牲个人幸福，牺牲普通人认为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一切事物。”
荣格把艺术家当作艺术天赋的寄主，寄生的天赋控制了艺术家。这段话也适合评价荣格和他的心理学。他受到内心驱动，这种能力被称为天赋。如果没有天赋，刻苦不能够有大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属于神秘主义。
黑塞：挣扎的精神病患者
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是一个经历过严重精神危机的小说家和诗人，还不到15岁的时候试图自杀，被父亲送进精神病院。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是精神病患者。
黑塞
《在轮下》（1906）是黑塞的青春期半自传体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约瑟夫吉本拉特是一位商业才能平平的中间商，“真诚地由心底崇拜金钱”，“对上帝和官府均怀有适度的敬仰”。黑塞说，约瑟夫和任何邻居都没有区别。他又说：“（约瑟夫）对一切更自由、更美好的事物，一切精神上的事物，因嫉妒而产生的本能的敌意，也都和全城的其余家长无分轩轾。”这种思想的统一是小说的背景。小说的主角是约瑟夫的儿子汉斯。
聪明的汉斯被寄于希望。他参加补习、考试，进入神学校，又要为升入神学院做准备。同学海尔涅是潜伏在汉斯的无意识之中的另一个自我。海尔涅热爱自由，批评周围的一切，后来逃离神学校。而耗尽精力的汉斯不得不退学。他企图上吊，最终溺水而亡。
1916年，黑塞的父亲去世，儿子病重，妻子精神分裂，他的抑郁症加重。黑塞的心理医生是荣格的学生朗格（JosephLang），他因此在1917年认识了荣格。在长期接受朗格治疗的同时，黑塞也和荣格往来，并盛赞荣格的《转化的象征》（1912），后来短期住在荣格家中接受他的治疗。
一战之后，黑塞用笔名发表小说《德米安》（1919），也是《在轮下》那样的两个少年的故事。辛克莱生活在黑暗世界之中，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接受来自“光明世界”的德米安的指导。这两个世界也是冲突中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辛克莱的自我的投射。克罗默是恶的象征，操纵辛克莱；贝雅特里斯是一个意象，同名者有但丁《神曲》在地狱中引导诗人的女性；爱娃是德米安的母亲，也是辛克莱的情人，引导辛克莱在爱欲中达到与自我的同一。当辛克莱不再需要德米安的指导时，他进入精神的世界、自由的世界。
《德米安》是关于两个对立世界统一的故事，其中有老子哲学的影响。黑塞出生在德国南部的施瓦本，他的父亲是新教牧师。他的外祖父长期在印度传教，他的母亲出生在印度。因此，黑塞自幼已接触到印度哲学，在1922年写了小说《悉达多》，一部关于佛陀的故事，但又不完全是。
黑塞在精神上认同东方。1922年，在给作家茨威格的信中，黑塞说：“（《悉达多》）穿着印度的外衣，但其智慧却更接近老子而不是悉达多。”1929年，他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要我坦白几个重要的曾经对我发生持久影响的经历，那么，他们大概是尼采、印度人（博伽梵歌和奥义书）、您翻译的中国著作，大约还有弗洛伊德和荣格接触和推动。”黑塞在晚年写的自传（实际上只是一份简历）中说：“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那样大。”
《德米安》的辛克莱痊愈了，黑塞还在挣扎。《荒原狼》（1927）是一部关于无意识的小说，也有相互交织的两个世界：现实和魔法剧院。小说的主角哈立哈勒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也是有自杀冲动的精神病患者，处于理性和欲望的紧张对立之中。他在“只供狂人观赏”的魔法剧院看到一篇论文《论荒原狼》，从此自称“荒原狼”——那实际上是他心中的野蛮力量。在夜半的舞厅里，他遇到一位美丽姑娘，猜出她的名字是赫尔米娜——黑塞之名赫尔曼的阴性拼写，是他的灵魂。在赫尔米娜的引导下，荒原狼经历各种魔幻场景，最后杀死赫尔米娜远去。
病态、绝望的20世纪
德语文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基调是压抑的，如卡夫卡的《城堡》（1914）和《审判》（1918）、亨利希曼的《臣仆》（1914）、托马斯曼的《魔山》（1924）、黑塞的《荒原狼》（1927）、穆齐尔的两卷本《没有个性的人》（1930、1933）等等。这些描述病态的小说都不是轻松的读物。
在德语区的东边，俄语文学家笔下多是关押另一种病人的流放地、古拉格。这些不肯屈服于时代的病人饱受折磨，也记录了民族的苦难。黑塞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过去诗人中距离精神分析学原理最近的。黑塞在《艺术家和心理分析》（1918）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直觉上走到了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面前，而且也已经具有某种实践这种心理学的技术。”这是因为俄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病人吧。
德国作家豪克（GustavRenéHocke，1908-1985）发表《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末的文学与艺术》，一本主要讨论欧洲文艺的小书。那些没有历经精神绝望的文化，可能只是历史的姗姗来迟者，或者不被允许表达绝望。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总是敏锐的极少数、民族的先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群众都信心满满。豪克认为，在焦虑之梦中也有信心。他说：“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没有给予令人满意的说明。显然在无意识中存在着某种希望和信心的生命因素。”他指出，如果文学和艺术只表现绝望，那只是表现了生命的一半。
艺术可以反映绝望，也制造信心。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荣格指出希望的各种原型。他说：“这类原型意象举不胜举，然而除非由于普遍观念的动摇，它们绝不可能被召唤出来，显现在人们的梦和艺术作品中。每当意识生活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某种虚伪倾向的时候，它们就被激活——甚至不妨说是‘本能地’被激活——并显现于人们的梦境和艺术家先知者们的幻觉中，这样也就恢复了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
荣格关心的目标从个人心理转为“时代的心理平衡”。这正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但他在这里讨论的是艺术家——遵从他们的灵感而不是理性的一群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作用是满足无意识，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文学和艺术是一种治疗方式，总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希望，即使是最后的挣扎。同样，黑色幽默派和荒诞派的作家也都没有真正绝望，至少在他们还写作的时候。真正绝望的人是不发声的。
马尔克斯：萦绕不去的魔咒
在拉美，作家们用另外的风格记录他们的家族和国家。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Márquez，1927-2014）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他流传最广的小说是《百年孤独》（1967）。这是一个家族七代人的故事。小说的第一句被各种模仿：“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上校的意识从遥远的未来回到过去，作家由此开始布恩迪亚家族历史的叙述。
父亲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冰块是吉卜赛人带来的。那个下午不是吉卜赛人第一次来到马孔多——沼泽之中的一个小村庄。此前，父亲在斗鸡之后杀死嘲笑他的家族猪尾巴的输家，为了躲避一再出现的死者，他在逃跑路上和同伙定居在马孔多。在触摸滚烫的冰块之前，父亲还曾被吉卜赛人的星盘、炼金术吸引，用家畜换下这些神奇的物件，却没有得到承诺的结果。在荣格心理学中，星象学和炼金术揭示了通向无意识的路径。
上校的父亲（小说中人物多有相同的名字，在此只能这样说，以避免混乱）不甘心居住在马孔多，他要寻找通向文明世界的大海。在路上，“远征队的人们被最古老的回忆压得喘不过来气。”他们终于到达海边，但是，“他的梦想终于破灭，这灰白肮脏、泡沫翻腾的大海，不值得为之冒险和牺牲。”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象征20世纪乌托邦的破灭。
上校父亲的故事只是这部小说的开始部分。这位父亲的堂兄弟有一个猪尾巴。这个家族的第七代在出生时又长着一个猪尾巴，还是婴儿时就被蚂蚁吃掉。布恩迪亚家族的男性都不得善终。在小说的最后，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将被破译，这好像弗洛伊德和荣格用揭示无意识来治愈病人。但马孔多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在此之前将被飓风抹去。布恩迪亚家族将从世人的记忆中消失。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希望魔咒消失，但事实没有遂他的愿。他为拉美众多的专制者们写了《族长的秋天》（1975），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小说。对权力的迷恋是一种精神疾病，现实又被他们的病态扭曲，而专制者制造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在扭曲他们自己。所以，这部小说也是魔幻的，虽然作者为此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在扭曲的时空之中，魔幻比写实更接近人们感受到的现实。
魔幻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拉美并不特别。在另外地方的小说中，例如《第22条军规》（1961）、《大师和玛格丽特》（1966）、《1984》（1949）等等，也都存在着魔幻般的现实，但很少涉及到无意识。谈到文学中的无意识，不能不提到豪尔赫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1899-1986）。按出生之年算，博尔赫斯比马尔克斯年长一辈。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是一位博学的作家，长期在阿根廷担任市立和国家图书馆馆长。很难说他受到荣格的直接影响，虽然他在瑞士度过少年时期。如果博尔赫斯不了解荣格，那么，他的诗歌和小说则成为支持荣格心理学的独立证据。如果从荣格的视角阅读博尔赫斯，读者将更容易理解他的作品。
博尔赫斯的祖辈在反抗独裁的战斗中死去。在《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中，诗人献给情人的是他的家族史：“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诗人真实的家族史在这首情诗中占有主要位置。与《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的男性相比，诗人的祖辈经历的似乎是另一种生与死，其实没有大的不同，他们都被国家历史挟裹而去。博尔赫斯给予情人的、属于他个人的则是“一个久久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此外，他写到：“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这些寂寞、黑暗、危险有多少来自沉积在诗人心中的家族记忆？
博尔赫斯还把图书馆看作监狱和天堂——宇宙由此组成。《赠礼之诗》说：“我漫无目的跋涉在这盲目的／图书馆，这座高大而幽深的监狱。”他又说：“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他意向中的图书馆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有无数藏书、无数秘密，就像人的无意识。《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有《环形废墟》。一个外乡人梦见自己在一个环形阶梯剧场的中央。剧场像是一座毁坏的庙宇，阶梯上坐满了学生，鸦雀无声，他们的脸仿佛在几个世纪之外。他在给学生们讲解“解剖学、宇宙结构学、魔法”。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圆的，例如曼陀罗。博尔赫斯要探索的不仅是宇宙，更是潜藏在内心之中的人类秘密。他的《诗艺》也出现这一圆形主题：“灵魂（那么我告诉自己）会以一种秘密而充分的方式，懂得／它是不朽的，它巨大而沉重的／圆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比这渴望更远，比这首诗更远，／无穷无尽的宇宙在等待着我。”
这本小说集中还有《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称之为“侦探小说”。故事说，在一战期间，一位德国间谍，青岛大学的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探知英国的炮兵阵地在艾伯特（地名）。他要刺杀汉学家艾伯特（姓）向德国传递情报。余准不认识艾伯特，艾伯特却知道余准的曾祖父彭。艾伯特把他请进书房，向他讲述彭的历史：彭当过总督，精通天文、占星以及士大夫的一切知识和技能。但彭抛弃了这一切，闭门不出，要写一本小说，建一座迷宫。迷宫即小径分岔的花园。
博尔赫斯的诗《谜语》说：“今天吟唱着诗篇的我／明天将是那神秘的，是死者，／居住在一个魔法与荒漠的／星球上，没有以往，没有以后，没有时辰。／神秘主义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