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州藏书文化兴盛，涌现出众多藏书家。清末一位名叫方功惠的藏书家，居住在城北狮子桥聚龙里，在自家园林之中，建造了一座馆阁用于藏书，即被称为“粤城之冠”的藏书楼——碧琳琅馆。而碧琳琅馆的古籍藏书，有一部分辗转流离，最终竟然进入北大图书馆，成为其古籍珍藏的“原始股”……
一
藏书文化反映一个地区文化底蕴，广州虽然是千年商都，但长期以来，地处南疆，风味异域，在中国传统藏书文化上显得默默无闻。到了明代，鸿儒辈出，文献大兴，藏书家们也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了。
明代广州的藏书楼，首推香山人黄佐的“宝书楼”，在省城旧藩司左侧，即双门底附近，彪炳一时，可惜都散佚不传。黄佐学问渊博，生平著述数百卷，其中《广州人物志》《广东通志》对广东地方文献有卓越贡献。
省城还有内阁首辅顺德人梁储的“奎翰楼”，在府学东街（今文德路）梁文康公祠内，藏有皇帝御赐的玺书数百函。
明末有梁朝钟的“吼阁”和屈大均的“三闾书院”，都在番禺乡间。梁朝钟是番禺员岗人，书籍主要从先人手里继承而来，屈大均是番禺沙亭人，著述丰富，可谓着意整理岭南文献的第一人，其著作《广东文选》就在“三闾书院”刊印。
另外，大学士丘濬建于琼山县学（今海口琼山区）的“石室”，藏书数万卷，因为是大儒所建，有一系列藏书理论支持，书籍又开放给读书人阅览，因此说起明代广东的藏书楼，往往首推石室。还有东莞陈琏，洪武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左侍郎，他退休后建立“万卷堂”，四方学者慕名而来，陈琏都请客招待，一时传为佳话。博罗张萱官至吏部郎中，后隐居四十年，手不释卷，所建园林“西园”之中，论世斋、汇史楼、涵雅楼、（yíng）经堂、癖古斋，都是藏书的地方。
清代民国藏书楼
清代前期和中期，对学术采取抑制态度，文字狱屡兴，屈大均的著作在康、雍、乾时期被多次禁毁，乡祠遗籍大多沉寂，广州藏书文化的发展远不及明代。郡县学宫的尊经阁内空空如也，名不副实，越秀书院的御书楼和端溪书院的书库，所藏官书千篇一律，毫无亮点。梁廷楠监理越秀书院时，发现这些官书不仅残缺散佚，而且根本没有人借阅。直到嘉庆、道光以后，藏书文化才又再次迅速发展起来。
清后期至民国，广州著名藏书家主要有：
当然建书斋于广州的藏书家不止这些，还有叶梦龙的风满楼、谭莹的乐至堂、易氏的目耕堂、黄培芳的岭海楼、陶福祥的爱庐、石德芬的石室、叶恭绰的遐庵等等。
佛山、东莞、中山等广府旧地也有不少著名藏书楼，如吴荣光的筠清馆、曾钊的面城楼、温氏的漱绿楼、龙氏的六篆楼、梁廷楠的藤花亭、辛耀文的芋花庵、黄绍昌的秋琴馆、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等等，其中东莞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可与省城各大藏书楼媲美。
省内还有丁日昌建于揭阳的持静斋，黄遵宪建于梅州的人境庐，持静斋尤其声名远播。
也有一些广东藏书家长期定居省外，北京有梁启超（饮冰室）、伦明（续书楼），上海有潘宗周（宝礼堂）、邓实（风雨楼），南京有徐绍祯（学寿堂），等等。民国时伦明据称“拥书数百万卷（《伦哲如先生传略》）”，大部分书存北京，少部分存粤。
清代后期广东藏书风气变化
中国的藏书风气，往往由官员、文士引领，广东也有这种情况，如吴荣光和丁日昌两位藏书家，一个官至湖南巡抚，一个官至江苏巡抚；谭莹、陈澧、黄培芳、张维屏、梁廷楠、梁鼎芬等人，多以文士著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广总督阮元，仿浙江例，在广州设立学海堂，收藏书籍，教授学业，极大改变了广东的学术风气。许多广东藏书家，如吴兰修、曾钊、谭莹、陈澧、梁廷楠、黄培芳、张维屏、陶福祥、梁启超等人，都有在学海堂工作或学习的经历。
除了官员和文士，广东藏书事业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商人的带动甚于其他省份。藏书其实是相当花钱的一件事，尤其是宋版、元版书非常昂贵。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广东许多富商大贾，“轻财好义，往往附庸风雅，而于文化大有裨益”（《广东版片记略》）。当时广州行商巨富首推“潘卢伍叶”四家，藏书楼有叶梦龙的风满楼、伍崇曜的粤雅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目耕堂的主人易氏和岳雪楼的主人孔氏，以及后来芋花庵的主人辛耀文、五十万卷楼的主人莫伯骥和宝礼堂的主人潘宗周，也都是商业巨富。
《北堂书钞》号称世间难校之书，孔广陶为此请了林国庚等数位名士协助，还专门请人从浙江抄书近千种，并花巨资从北京运回清初殿本《古今图书集成》万卷。据说这套《集成》是买通紫禁城的太监偷运出来的，孔氏破落后归康有为所有，后来又被康有为卖给了上海中华书局，目前学术界接触到的《集成》主要就是孔氏岳雪楼这一套。
众多的藏书家，让广东这个藏书文化的后起之秀迅速崛起，和“晚清四大藏书楼”相比，广东的藏书楼虽然宋元善本数量有所不及，但藏书量更丰富，校勘、刻书文化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让广东一跃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大区。
注：晚清四大藏书楼指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的皕（bì）宋楼，藏书少者10余万卷，多者20、30万卷。
二
清末光绪年间，广东的藏书楼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著名的，“莫如城南之孔，城北之方”（《广东藏书纪略》），城北之方指的就是方功惠与碧琳琅馆。
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湖南巴陵人（今岳阳市岳阳县）。
方功惠的祖父方应恒曾经是漳州知府。嘉庆六年（1801），漳州平和县发生械斗，知县黄士堂没有及时办案，导致许多被拿获的人逃脱或死于狱中。作为黄士堂的领导，方应恒既没有严厉催促办案，事后也没有弹劾黄士堂，于是以包庇罪被革职发配乌鲁木齐赎罪三年。
注：方应恒嘉庆八年被发配，大约嘉庆十年到达乌鲁木齐。
不过方家并没有因这次事件衰落，方功惠的父亲方宗徽，字慎夫，任广东清道司巡检。方宗徽做官时就喜欢买书，据《巴陵县志》，名满天下的方氏藏书，实际上始于方宗徽的收藏。方功惠随父亲寓居广州，不过没有入籍，因此其父方宗徽去世后，全家扶灵柩返回岳阳原籍。方功惠援例得官，任广东盐道知事，而且当时长江流域有天平天国运动，方家为了上班和躲避兵锋，再次回到广州。
方功惠寓居于城北狮子桥聚龙里，在亭台楼阁之中建藏书楼，取名“碧琳琅馆”。与“城南之孔”的岳雪楼相比，岳雪楼为高楼崇宇，碧琳琅馆是园林雅趣，岳雪楼胜在宋元旧版更多，碧琳琅馆则以秘本、孤本取胜。
方功惠在潮州知府任上，管理粤、闽、湘、赣四省的盐课，膏腴闻天下，但收入却尽耗于书，听到谁家有善本，必定想尽办法拿到，不能拿到也要尽量抄写完备，北京、上海的书商，不远千里奔走其门，因此珍籍满屋。
注：方功惠娶龙门知县乔应庚长女，据说很体贴他的藏书事业，夫妻和睦，生4子6女（第5女是收养的堂侄女），方功惠“终身不置姬妾”（《巴陵人物志》）。当然也可能钱都用来买书了，没钱买妾。
吴荣光筠清馆的藏书散出，大多为方功惠所得，粤雅堂和海山仙馆藏书也有不少被买入碧琳琅馆。日本明治维新后，轻视旧籍，许多汉学古籍流落到广东，方功惠大力收集，因此碧琳琅馆的部分藏书有日本曼殊院、尾府内库、尾张菊地氏、知止堂等印章。方功惠还派人去日本买书，日本佐伯藩主毛利高标建立的“佐伯文库”，很多文献流出后被碧琳琅馆购得，此举比黎庶昌、杨守敬去海外购回流失汉籍更早。
在方功惠的努力之下，碧琳琅馆不仅秘籍尤多，藏书规模也越来越大。同治五年（1866年），族叔方朝宗为《碧琳琅馆书目》作序，说有书“数万卷”；光绪初年，方功惠在《刻全唐文纪事》跋中说“藏书十余万卷”；光绪十年（1884），李元度序《碧琳琅馆丛书》说“所藏约二十万卷”；方功惠去世后，李希圣为碧琳琅馆藏书编目，他所见到的方氏晚年藏书数量“几盈五十万卷”。在民国时期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出现之前，广东藏书楼没有哪家数量能超过碧琳琅馆的，因此谭标在《碧琳琅馆丛书》序言（宣统元年，1909）里称方氏“藏书甚富，为粤城之冠。孔家之三十三万卷弗及也”。
注：除了碧琳琅馆，方氏还有“十文选斋”“宝书堂”“玉笥（sì）山房”“传经堂”“芸声室”“芙蓉馆”等藏书地点。
袁宝璜（huáng）曾为方氏整理书籍，他认为“近时藏书家，浙中有陆氏、丁氏，吴中有瞿氏，广州有伍氏、孔氏，揭阳有丁氏……方氏所藏，足与诸家抗衡”（《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序）。
方氏不仅雄于藏书，也喜欢刻印图书。方氏刻书著名的有：
《三宋人集》47卷。即北宋柳开《何东集》、尹洙《河南集》、穆修《参军集》。碧琳琅馆的《参军集》版本不太好，于是特意从丁日昌持静斋借旧抄本来校对。
《全唐文纪事》120卷。嘉兴陈鸿墀撰，陈鸿墀之孙陈金镛到广东做官时带来稿本，方功惠出钱为之刊刻。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乌程严可均撰，方功惠以800元买到稿本，进行校勘，在黄冈王毓藻出钱资助下刊行于世，因此常被标注为黄冈王氏刻。
《杜工部草堂诗笺》。元刻本，得于吴荣光家，陈澧称方氏藏书“此书为最”。
据杜凤治日记，海山仙馆败落后，南海知县杜凤治与广东粮道通判方功惠软硬兼施，逼迫潘仕成以800两出租《佩文韵府》，印刷200部。
当然最出名的，当属《碧琳琅馆丛书》。清末广东刻书界的标杆就是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和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方功惠野心不小，想超过这两套书。光绪十年（1884），原本选定了60余种方氏所藏秘本，用来刻印《碧琳琅馆丛书》，但直到方功惠去世（1897）时才完成44种，宣统元年（1909）由广雅书局印行。虽然刻成的数量不多，但多“难得之孤本，版亦雅善（《广东版片记略》）”谭标序言说“精博之书十居八九”，“可以比肩潘、伍”（《碧琳琅馆丛书·序》）。
三
光绪二十三年（1897）方功惠去世，归葬家乡。由于没有给子孙留下太多资产，子孙也无意打理海量的藏书，导致碧琳琅馆藏书在几年内散失。
方功惠去世的次年，其孙方朝坤（字痴庵，号湘宾，1865-1902）用海船将碧琳琅馆全部藏书运到天津，又转运北京，租借琉璃厂附近沙土园租房陈列，准备卖书，请李希圣充当卖书中介，并为这些书编目。
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号雁影斋主人，湖南湘乡人，后充当京师大学堂提调。这一时期，李希圣遍览方氏藏书，往往数日不出，常常忘了睡眠和饮食，也几乎忘了自己处于京师人海之中，“自谓天下之至乐矣。（《雁影斋题跋》）”
著名藏书家叶昌炽，在琉璃厂书肆见到某样本书的装潢图记，“即知为粤中装订，碧琳瑯馆旧藏也”，“每册有东丹笺副页，可以避蠹（dù），书根宋字，齐如刀切（《藏书纪事诗》）。”东丹笺即黄檗（bò）纸，“丹”主要是四氧化三铅，用于防虫，方功惠的刻书内订有黄檗纸，所以懂行的人一看便知。
注：两广总督张之洞1892年在潮州金山书院建藏书楼，方功惠捐赠了一批图书，为今天金山中学收藏，也是东丹笺副页。（《汕头政协1982年第2期》）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一片混乱。方湘宾仓促之间弃书南下避难，很多图书丢失。战前苏州著名才子叶昌炽很想买下钱谷《续吴都文粹》百卷，但过于昂贵，双方还在往来商榷的时候，战乱爆发，叶昌炽就再也没见过那套书了。乱定之后，方家继续卖书，大部分书被卖到琉璃厂书肆，部分书甚至流落到海外。
注：叶昌炽1901年在北京书肆看到一套明刻的《韵补》，这本书本来是叶氏旧藏，后来交给袁宝璜带到广州，归碧琳琅馆，没想到多年后书籍散出，又被叶昌炽遇到（《缘督庐日记钞》）。
碧琳琅馆藏书售卖的消息，引起文化界的极大注意。除了叶昌炽，买过碧琳琅馆藏书的人还有盛宣怀、傅增湘、伦明、叶德辉、马衡等藏书家，聊城海源阁、上海涵芬楼等著名藏书楼也曾收藏碧琳琅馆藏书。莫伯骥辗转北京、上海等地，也买回不少方氏旧藏，比如前面提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孤抄本。傅增湘1935年回忆，董康、张钧衡、刘承干、蒋如藻、吴昌绶、缪荃孙等著名藏书家都收藏过碧琳琅馆藏书，而一些号称秘籍孤本的书，如《修文备史》、《百六丛书》、《艺余类纂》等，已经无闻无踪了。
在李希圣的周旋下，方氏将剩余的十余万卷书全数捐赠给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藏书楼后来也改名图书馆，而碧琳琅馆这一批书，就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古籍的基础。
大部分记载都认为是方功惠之孙方湘宾将碧琳琅馆藏书捐赠给京师大学堂，为此张百熙奏奖方湘宾为知县。但事实上，方湘宾在1902年就已经去世，李希圣写于1903年的《雁影斋题跋》自序就提到“湘宾已死”。真正负责捐赠的是方功惠的子侄辈——广东知县方大芝。因京师大学堂的新书收藏丰富，“而旧本秘籍尚未完备”（《方大芝奏折》），光绪三十一年（1905），方大芝正式将碧琳琅馆剩余古籍1886种，22170册，捐给京师大学堂。
注：方功惠四子：大森、大熙、大权、大焱。长子大森常帮方功惠校书，次子大熙早逝。方大芝不知是其中的哪一位，或是另有其人？
入藏京师大学堂的碧琳琅馆书籍，已经卖过了一轮，剩下的主要是明清刻本。李希圣帮方湘宾卖书时，将一些自己在意的精粹古籍，著录为《雁影斋题跋》，共登记了88种书，多为宋元版。而这88种书，伦明注意到：“所赠大学堂书无一在此（《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全部被不同买家买走了，伦明自己就买了其中1种《虚堂习听录》。
尽管如此，碧琳琅馆的十余万卷书，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开设以来大规模接收的第一批古籍，数量之大，版本之精，有些还是佐伯文库的旧藏，意义非凡，被认为奠定了大学堂藏书楼善本古籍的基础。1922年北大编有《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一册，“即昔日碧琳琅馆之所藏也（《广东藏书纪事诗》）”。
注：方氏藏书似乎大部分都未盖方氏印章，如《贵重书目》之《经类·易》所收18种书，其中12种明版书全部都在《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和《碧琳琅馆书目》内，但只在3种书上标明是巴陵方氏旧藏。
1939~1949年间，北大王重民教授根据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写成《中国善本书提要》，其中选取北大图书馆600余种古籍，其中有方氏藏书印的就超过百种，绝大部分是明刻本，算上无方氏藏书印的，数量就更多了。
三十年代末，北大图书馆先后买入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928种和李盛铎“木犀轩”藏书9087种，李氏藏书仅宋、元、明年代的就有近3000种，数量和珍贵程度已经超过方功惠藏书，但方功惠藏书在北大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
巴陵方与归安陆，一样书林厄运过。
雁影斋空题跋在，流传精椠已无多。
这是清末民初学者王式通写给日本学者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的题词，将碧琳琅馆和皕宋楼并论为“书林厄运”。方功惠藏书之富，当时国内罕有其匹，然而方功惠去世后，数年之间所有书籍散失殆尽，不免让人惋惜。
不过碧琳琅馆的运气是好于皕宋楼的，皕宋楼藏书全部流落东洋，而碧琳琅馆藏书只有少部分书流落海外，大部分还在国内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市中，其中十余万卷书入藏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实为藏书界一大幸事。
近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名臣巨子、文人智客、商界菁英、赤子义士，来广东创新天地，方功惠也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外来者，方功惠数十年间，以广东的财富，累积起汗牛充栋的藏书，而这些藏书已经在北大图书馆服务于全国顶尖学子超过百年，作为广东的一份子，大家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
1.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大典．350．第三十八辑，史部目录类》，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Z12/232/350）
2.伦明等撰，杨琥点校：《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K825.4/1670）
3.周生杰：《藏书纪事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K825.4/2409）
4.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G259/172/[2]）
5.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Z83/344/1、2）
6.本社古籍影印室辑：《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8年。（Z83/243/61）
7.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大典．70．第八辑，碧琳琅馆丛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Z12/232/70）
8.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同人文选》，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92年。（G25/161）
《藏书纪事诗》《中国善本古籍提要》《藏书题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岭峤春秋．徐信符研究文献集》《岭南文献史》《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广东印谱提要》《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图说广州文脉》《中国藏书家印鉴》《广东百年图录》《马衡捐献卷》《三湘掌故》《巴陵县志》《巴陵人物志》《湖南刻书史略》《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等。
注：
1.本文参考了上述馆藏图书，在此谨表谢忱。
撰稿：彭康
1.《广州大典．350．第三十八辑，史部目录类》之《碧琳琅馆珍藏书目》《碧琳琅馆书目》《碧琳琅馆金石碑版目录》
【责任者】（清）方功惠等编。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发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
【ISBN】978-7-5462-1952-3
【载体形态】853页;33cm
【推荐理由】《广州大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广州大典》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共收录4064种文献，编成520册，总字数约3亿。第350册有方功惠编著的《碧琳琅馆珍藏书目》二卷，著录各种珍本约680种；《碧琳琅馆书目》四卷，著录各种书籍约3000种；《碧琳琅馆金石碑版目录》不分卷，是碧琳琅馆收集的先秦以来各种碑刻拓印和书法作品。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广州地方文献
【索书号】Z12/232/350
2.《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
【责任者】伦明等撰，杨琥点校
【出版发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ISBN】7-5402-1194-6
【载体形态】13,324页；20cm
【推荐理由】自清末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首创为藏书家做诗立传，许多学者纷纷效仿，其中尤其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绍棨《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为出色，本书就包括伦明、王謇、徐绍棨三人作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录了197位藏书家和14个藏书机构，其中广东藏书家最多；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收录了54个藏书家和藏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