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走进党益民先生的办公室，三件物品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件是一幅丝绸版的西藏公路地图，另外一件是西藏雪域高原风景画，还有一件是“众人乃圣人”的书法作品。三件物品直接把我寻访的探头引进了党益民的心灵深处。
盛夏八月，暑气蒸人，见面落座后，党益民先把手机放到茶几上，然后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布袋，轻轻地放到手机旁边。动作娴熟，习以为常。他的目光专注、凝重，这一掠而过的动作全部收入了我的视线。我顿生一种感觉，小黑布袋里的物品在他的心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神秘的物品究竟是什么，是眼镜？不像是；是钥匙链？也不像。我忍不住单刀直入：“党政委，您的小黑包里藏着什么宝贝？”他解开小黑袋的绳子，从布袋里取出一块柔软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豁然展现了一张地图，原来是一幅西藏公里交通图，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满了大大小小的地名，精细标明着一段段的公里数。展开地图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1982年当兵修建青藏公路，15年前，也就是2000年，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老厅长把这副地图送给我。我离开西藏后，先到北京，后到新疆，如今又到了东北，一直带着这幅地图。这种绸缎地图，不怕折叠，不易破损，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件不可或缺的物品。
“我19岁进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掩埋着我们许多战友。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那里的自然风物和人文环境，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先后进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将西藏紧紧拥抱，又像一条条搏动的血脉，联结着内地与西藏。西藏是我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每当我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这张地图承载着我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节，寄托着我对西藏的深深的眷恋怀想。我到东北后，在零海拔的地方，时常回想那些高海拔的往事。对我来，西藏是永远也走不完的。我觉得，西藏，就是我灵魂的栖息地。在西藏，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在西藏，我真正体验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在那里，我经历了许多次生死劫难，好几次目睹战友牺牲，但我却无能为力。尽管我荣立过两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但是我从来不敢以功臣自居，因为在我心里，那些战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好男儿侠骨柔情，一张地图足见党益民朴素的家国情怀，一片赤诚。一位央视资深记者想把这张不寻常的地图带回北京，送进博物馆。党益民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
强烈吸引我眼球的一副美术作品，挂在党益民书柜左侧，是他自己画的雪域风情图。画面空灵，大气，悠远，意味深长，美轮美奂，背景是血色霞光，落日如辉，远山圣洁，高耸刺天，圣湖清澈，湛蓝如镜，近前是藏家牧羊女，婀娜欲仙。没有博大胸襟、宽广视野，是画不出这种画来的。情不到深处，不会有如此的冲击力，震撼力，大气象，大境界。党益民有绘画的艺术天赋，笔下传神，浓烈高远，他的几百幅作品都是雪域高原题材。西藏自然大美风光，淳朴的藏族同胞，虔诚的僧侣，蓝天，白云，雪山湖泊，草原水泽，喇嘛庙，朝圣的老人和姑娘，画的最多的是高原之舟牦牛。他说，解放军开辟西藏公路时，牦牛和骆驼曾经立过大功。西藏没有公路之前，运输主要靠牛羊驼队。一只黄羊驼十公斤，一只牦牛驼五六十公斤。它们的坚韧、吃苦、耐劳，是藏族同胞优秀品质的象征。所以喜欢画它们。
党益民的几百幅美术作品各具特色，没有相同的一幅，他创作的西藏老阿妈、转经桶的老人、无人区牧羊女、打酥油茶的小姑娘都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那份淳朴、沧桑、自然、慈悲，那份美艳、逼真、造化，只有从心底迸发出大爱真爱的质感凝化，才会油然而生。中国美术界一位权威人士看了党益民的画作后说，难得雄奇，寸尺寸金。但是，党益民头脑十分清醒，他说我行文作画，只为陶冶情操，抒发情感，我退休前坚守“三不”：不出画册，不搞个人画展，不卖画作。
吸引我眼球的第三个物件是一幅“众人乃圣人”的书法作品，挂在党益民的办公室门口右侧。党益民说，众人乃圣人，是母亲生前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众人说你是圣人，你才接近圣人；众人里面有能人、圣人；你要想接近圣人，就要虚心向众人学习。母亲时常告诫他，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更不要欺负穷人。穷人也是人，穷人也有自尊，穷人里也有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耐心听别人说，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从这个人身上学一点，那个人身上学一点，天长日久，你的长处就多了，本事就大了。党益民把母亲的这句话挂在办公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进门能看到，坐下来能看到，出门还能看到。一天看几遍，时刻警醒自己，告诫自己，鞭策自己。
党益民说，他的母亲还告诫他，人的一生要学会“吃苦、吃亏”这四个字，吃苦是做事的基础，不能吃苦，很难成功。吃亏是做人的基础，不想吃亏，只想索取和收获，很难走得比别人更远。
“闹红”：文学书写革命史
刘斌：党副政委，我们先从您的最新出版的作品谈起吧。您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先是在《中国作家》今年第五期发表，现在已经由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向您表示祝贺。这部作品是您积淀10年完成的，是第一部全景式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的鸿篇巨制，可以说填写了党史军史的空白。请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党益民：好的，这是一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立足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再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斗争历程，讲述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10年的“闹红”史。我的家乡在陕西富平县老庙镇，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老年人讲当年“闹红”的故事。当年，我们富平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景翼。胡景翼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他在担任陕西靖国军司令时，在富平庄里镇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弟学校”，后改名为立诚学校。习仲勋当年在这所学校上学时，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跟随老师严三木开始“闹红”。
刘斌：“闹红”的意思是闹红色革命？
党益民：对，就是红军当年闹革命。我们富平地处关中平原和陕北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独特的区位和地理地貌为“闹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习仲勋和刘志丹在陕西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又北撤到甘肃南梁，这本书就是写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最初的书名就叫《照金》，后来经过斟酌，觉得《照金》尽管知名度很大，但用这个书名不能涵盖作品的全部内容，最后定名为《根据地》。陕甘“闹红”很曲折，长达10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人全面系统地去研究、去书写，可以说是革命斗争史上的一段空白。我零零散散的听到老人们讲了一些故事，很多年前就产生了书写的兴趣，但一直没有动手去写。直到2005年6月，从一位老红军的家人那里得到一套陕甘边革命历史资料，才开始认真研究，决心要写这段历史。我利用假期到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闹红”的照金、南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2010年春节，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邀请我创作一部反应陕甘边根据地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谋而合。但我心里还是有些顾虑。
刘斌：说说你的这些顾虑。
刘斌：您的第一个担心是怎么解决的？
刘斌：看得出你是一个很严谨的作家，而且很有激情和责任感。情感苍白难以写出佳作，自己不感动，肯定感动不了读者。
党益民：没有严谨的态度，很难写出好作品。2013年10月，上级拟将我从新疆调往沈阳工作，待命期间，我有半个月的假期，我专门回到我的家乡陕西富平县，我想在习仲勋出生和安息的地方，最后完成这部作品。同时，我还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我白天照顾母亲，晚上写作。我每天凌晨两三点悄悄起床，一直写到天亮。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她再也看不到我写的书了，再也不能对我说“你慢慢写，别太辛苦，注意身体”之类的话了。我想，母亲如果地下有知，知道《根据地》问世的消息，她老人家一定会感到欣慰。10月15日，我终于写完了书稿，那天正好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和妻子早早起床来到习仲勋陵园，第一批走进习仲勋陵园，向习老敬献了花圈。我站在习老的墓前，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根据地》，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当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英烈们致敬！
刘斌：《根据地》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形神兼并的人物形象，文学的表现了陕甘边闹红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情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评点多多，不一一列举。文学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要有赤子般的真诚，还要有发自心底的彻悟和冷峻的艺术思索。请您谈谈《根据地》创作感受。
党益民：感受很多，归结到一点：文学化的表现。我党我军革命历史，必须秉承忠于史实而又艺术再现的创作原则。《根据地》无疑是革命历史叙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历史有所记载的人和事，他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和主流，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历史背景合理虚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使小说文本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的讲述历史，只有这样方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刘斌：驾驭一部长篇需要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其中选择结构和叙事方式十分重要。简要说明一下《根据地》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党益民：是的。我认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给故事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物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然后再把这些线头捏到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全景式的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在叙事的策略方式上，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销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和惨烈性，后者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集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天路：高原血脉写忠诚
党益民：非常怀念。我刚入伍时的是基建工程兵，后改为武警交通部队。我修了7年青藏公路，先后40多次进藏；后来又到北京，几乎每年都要进藏；再后来我到新疆任职，在那里干了六七年；现在，我又到东北来任职。我这个关中人，一直在关外，现在虽然在低海拔的东北工作，但是脑海里经常浮现的还是高海拔地区的往事。
进出西藏的路我都走过，而且走过很多次。每走一次，我的灵魂都会得到一次净化。我的身心像被铺天盖地的皓雪搓洗过一样，抹去了世俗的浮躁与污秽；心灵的窗户像被富有质感的祥云擦拭过似的，坦诚清纯如高原湛蓝的天空。感觉里，我属于西藏，属于川藏线。走在进藏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西藏血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似乎那里的阳光融化掉了，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行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在那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
刘斌：往事、经历是作家创作开掘的资源，往事永远不是过眼云烟，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去过西藏，到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罗布林卡，西藏的阳光、蓝天，藏族同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西藏那么多年，一定去过许多地方吧？
党益民：当然。(党益民一边在地图上指点，一边兴致勃勃的给我讲)西藏共有五条大的交通大动脉，从青海西宁经过格尔木到拉萨叫青藏线，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从四川成都到拉萨，北线长2412公里，南线长2146公里，叫川藏线。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全长2800公里，叫新藏线，中间要经过无人区。这三条线，我都工作和生活过。在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之间，还有一条黑昌公路，也是我们部队八十年代改建的。还有一条从云南下关经香格里拉到西藏芒康的公路，叫滇藏线。被称为“黄金通道”的中尼公路，其实是川藏公路的沿线，从拉萨经日喀则到尼泊尔边境。
刘斌：您对西藏公路情况了然于胸，能看出您对西藏很有感情。文学源于生活，介绍一下你第一篇有关西藏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情况。
党益民：我当兵之处在唐古拉山脚下的通天河施工，整天推着手推车运砂石料。新军装舍不得穿，怕磨坏了，留着探亲休假的时候才穿。我们在工地上只穿破旧的工作服，棉衣里的棉花都露出来了。有一天，我突然晕倒在地，幸好战友们发现早，把我从死神那里给拽了回来。那是高强度的劳动和强烈的高原反应造成的。不光是我，许多战友都有这样晕倒的经历。有的晕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一个新兵，刚被兵车拉上高原，他从车上跳下来，晕倒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我们部队当年修筑青藏公路，先后牺牲了几十位战友。
我上高原的第二年，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辆运输物资车辆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驾驶员连冷带饿晕倒在驾驶室里，是路过的藏族大姐把他背回帐篷，把他的双脚抱在怀里暖了半夜，这个战士才渐渐苏醒。我把这个感人故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姐弟情》，在西藏日报刊登了整整一版。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刘斌：用生命穿越天路，用胸膛行走西藏，一路留下了那么多血性豪情的文字。《用胸膛行走西藏》的那些故事都是你亲历的吗？
党益民：大部分是我亲历过的，也有一些是我几十年积累的战友的故事。2004年七八月间，因为工作需要，我从北京出发，经过新疆，从新藏线起点叶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然后又从拉萨沿川藏线回到成都，整整走了38天。我一路走一路采访。路过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山下我们一个中队时，因为那里海拔很高，刚来中队的一些新兵对高原有恐惧心理，为了给他做榜样，我围绕海拔6000多米的冈仁波齐峰转了一大圈，用了13个半小时，步行了58公里。我想向战士们证明：高海拔的无人区并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生存下去。这是我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党益民：是的，这次由于连续奔波体力下降，没有走完川藏线就病倒了。重感冒。在高原，普通感冒有时也会很要命，我就亲眼看见过战友因感冒引发肺气肿，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亡。那次我感冒很重，日夜咳嗽，吃药输液都不管用，一直咳了两个多月。我现在只要一感冒就咳嗽，而且没有一个月好不了，就是当年在西藏留下的病根。那次我回到北京后，没有停留，一边咳嗽，一边写作。我坚持写了两个月，一气呵成，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我是业余写作，白天工作，晚上等别人下班后才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写作。因为一直生病，身体很虚弱，又工作又写作，患上了腰肌劳损。有时写的深夜，从椅子上都站不起来。父母听说我病了很久，很不放心，赶来北京看我。母亲看见我的样子很心疼，流着泪说，儿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苦，你干好工作就行了，干嘛要加班写作？我给母亲讲了几十次进藏的经历，讲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说，我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我的良心会不安。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她让我趴在床上，然后和父亲给我的腰部抹药。父母来看我，我没陪他们逛过一次街，却让年迈的他们反过来照顾我。我趴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斌：那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身体恢复了再写呢？
刘斌：《用胸膛行走西藏》这个书我认真拜读了，我很感动，特别是那些战士的牺牲奉献，确实是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他牺牲10年，他的老婆一直没有改嫁，她不相信他真的牺牲了。因为第一次掩埋的人不是他，那第二次就一定是他吗？她心里一直想着他还活着。整整10年，她一直幻想丈夫活着。10年后，她带着12岁的女儿，去川藏公路波密烈士陵园给丈夫扫墓，直到这时，她才梦醒，相信他已经不在了。因为她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青藏线险峻崎岖的公路，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出事。
在西藏，牺牲就在一瞬间。在中尼公路上，有一次我扛着摄像机采访，给一个叫黎卫芳的排长拍一组打风钻的镜头。他是代理排长，提干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达，那天正带着几个战士在“老虎口”施工，他连续作战，连午饭都没有吃，浑身尘土，看不清面孔，我拍了他们的紧张作业情景，没有想到这组镜头竟成了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影像。我离开那里仅有三四十米，只听轰隆一声，发生了大塌方，代理排长被巨石砸倒了，战友们把他送到仁布县抢救。手术室外站满了他们排的兵，等着给他输血。当时停电，我们举着蜡烛，为医生照着亮，滚烫的蜡油滴在手上毫无感觉。我眼看着医生紧急抢救，眼看着他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尽，眼看着他一点一点没了气息。掩埋黎卫芳的时候，战友们怎么也给他穿不上刚刚领到的军官皮鞋，因为他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失了形，脚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是黎卫芳平生第一次穿军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最后，我们只好把皮鞋剪开，流着泪为他穿上。总不能让他光着脚上路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整理黎卫芳的遗物时，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给妈妈的一句话：妈妈：站起来，我是您的希望；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阳！
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面前慢慢消失，那种痛彻心扉，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我没有想到，我给他留下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影象，竟是一个满面灰尘、根本看不清眉目的形象。我拍黎卫芳的那盘录像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资料柜里，但是我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我不忍心去打搅已经安息的灵魂。
有一年，川藏公路发生了大塌方，半个山都塌下了，部队投入抢险。我的摄像干事给一个推土机手拍下了一组镜头，上午刚拍完，下午发生了一次特大泥石流，推土机连人一下子都被卷走了……所以说，《用胸膛行走西藏》这本书，里面写到的牺牲都是真实的。想起来就落泪。在阿里无人区，20岁左右的年轻战士，手粗糙得像五六十岁的老人，脸上因为常年紫外线的照射，起皮起痂，嘴唇干裂，耳根冻裂，看了让人十分心痛。这些战士的牺牲让我感悟到，什么叫作伟大？其实伟大往往就蕴涵在平凡之中。像王立波那样的兵，在川藏线上、新藏线、青藏线上还有许许多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去书写。
刘斌：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很多，但是，您的作品有独特的质感，就是情怀，一个军人的家国情怀，亲历的生死故事叙说年轻战士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家国情怀，直抒了您创作的动力与激情。听说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本书不是您一个人写的，是您和您的战友们，包括已经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共同完成的。
党益民：是的，我用手中的笔，我的战友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写。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奖给我的战友们特别是牺牲在西藏的战友们的。我在颁奖典礼上说：“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年，通往领奖台这短短几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鲁迅文学奖，是一位作家的梦想，今天我如愿了。鲁迅是一种精神，西藏也是一种精神。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西藏给我灵魂一个栖息的地方，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源泉、勇气和力量。”
格桑花是拉萨市花，是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我之所以给小说起名《一路格桑花》，是因为格桑花是平民之花，它守护的是西藏这方圣洁的雪域，而战斗在这方雪域高原的高原军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圣洁之地的和平与安宁。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格桑花一样，是爱与吉祥的象征。写他们，就是写格桑花的芬芳，就是在追寻一种高原精神。我深爱那片土地，还有生活在那土地之上的男人与女人们。我相信，每一个身处高原的人，都不会爱得比我少。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对高原的爱，对战友的爱。其实，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格桑梅朵，各自盛开芬芳。
刘斌：《一路格桑花》拍摄成了电视剧，说说这部电视剧的情况。
刘斌：格桑花是雪域高原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也是藏族姑娘美丽和爱情的象征，您用不同视角表现了女性的信仰，给我们留下了凄美、浪漫和美好的印痕。
党益民：《一路格桑花》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美的情感。这些年因为经济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淡化了精神的追求，有些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很危险，很可怕。这个社会总得有一些人坚守，坚守道义，坚守爱情，坚守那些看似平常实则不易坚守的美好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坚守自己传统的道德，就很难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应该去发现人类的美好情感，表现人类美好的事物，让纯洁美丽的格桑花，开放在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
天山：守望精神高地
刘斌：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是一部家国情怀，荡气回肠力作，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报刊转载、电台联播，作品中的主人公陈俊贵受到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接见，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并拍成电影，武警文工团还改编成歌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三十年坚守在天山上的老兵陈俊贵，他的现状怎样？
刘斌：老人家现在除了守墓，还做些什么事？
党益民：他们夫妇一年有三个季节，在烈士陵园为168个当年牺牲的战友守墓。陵园现在已经建成了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俊贵成了最好的讲解员。只要有人来祭奠烈士、扫墓、参观，他就给人们讲述当年的故事，讲述牺牲的战友们的故事。每次都讲的情绪激动，口干舌燥，喉咙都讲哑了，但他乐此不疲。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
刘斌：他的孩子开始不理解，甚至抵触，现在他的儿女情况怎样？
党益民：他的家庭现在很幸福，他的老伴孙丽琴19岁就跟着他上了天山，一直守墓到现在。她吃了不少苦，也流了不少泪，不到50岁的人，头发早就全白了。老陈有3个孩子，大儿子叫陈晓洪，小的时候非常调皮，青春期时很逆反，老陈打他，他跟老陈吵，冲着老陈喊；你天天守着这些死人有啥意思？后来，孩子当了兵，思想感情有了很大转变，孝敬父母，现在已经专业回到新疆当地工作了。女儿陈晓梅十分懂事，聪明好学，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毕业后经武警总部党委特批参军入伍，现在已经提干，在北京工作。陈俊贵的小儿子，在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养路段工作。
刘斌：好人有好报，真是幸福的一家。多年过去了，许多读者对这部作品了解不多，请先说说陈俊贵这个典型的情况。
刘斌：后来您是怎么发现这个典型的？怎样传播开的？
201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84周年，献礼影片《守望天山》在经过19个月拍摄制作之后，于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制片人是著名书画家、电影人赵鹏。赵鹏先生被陈俊贵的精神深深打动，他说我不想用这部电影赚钱，我只是想拍一部心灵之作，想弘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想向全社会传递这种大爱与正能量。曾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戚健出任该片导演，曾经分别获得过金鸡奖最佳男女演员的周里京、艾丽娅饰演男女主角。电影建军节前夕陆续在全国公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可惜的是，戚健导演在新疆拍摄《守望天山》时，发现身患癌症，影片公映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守望天山》成为戚健导演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戚健导演人很厚道，很敬业，很有才华，他病重期间，我在国防大学进修，专门去看望过他。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他英年早逝，令我十分痛心。
刘斌：一席话，让我听懂了“什么叫感动”，有家国情怀的作家才会把目光对准有家国情怀的人，才会饱蘸浓墨去书写家国情怀。
党益民：在我看来，陈俊贵守望的不仅是天山，还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们精神高昂，有着火热的激情与执着的追求。陈俊贵一家人，他们贫苦却不失尊严，艰难却不失光彩。他们身上承载的是忠义守信、感恩图报的传统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俊贵守望的是一种民族灵魂。它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在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支撑。
刘斌：您现在和陈俊贵还有联系吗？
党益民：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很惦念着陈俊贵。我劝陈俊贵夫妇，等到开春再上山，冬天下雪了就赶快回来。守墓不能死守，这样也不人道，关键是要用心灵去守，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陈俊贵的妻子孙丽琴说的一句话，让我极为感动：“这片墓地就像一个村子，牺牲的战友就像邻居，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走了，谁来陪他们？”
灵魂写作，永远在路上
刘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要弘扬7种文艺精神，特别提及要弘扬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陈俊贵的坚守精神，都是时代精神的典型。《守望天山》不仅为我们竖起了一座精神标杆，也为我们报告文学口述历史写作提供了成功范本，请在这方面谈谈您的写作体会。
党益民：在西藏，你随处能看到虔诚的信徒，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磕着等身头，一步步磕到拉萨，磕到神山圣湖。他们是用胸膛行走的人，我也是用胸膛行走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他们值得我们用心去膜拜。心中有信仰，才不觉行走的苦，才会有行走的力量，才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坚守，才会惜时如金去书写有价值、有热度的作品。
刘斌：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怎样克服？
刘斌：口述历史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通过个体亲历者的口述，使事实内容更加鲜活、生动和丰富。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体会？
刘斌：《守望天山》不仅立意高远，在写作技巧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您是怎样在口述史中挖掘细节的？在细节中捕捉个性语言的？
党益民：我个人认为，细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贴着人物写，才能把细部写得丰满。一个细节的描写漏洞，可能会使让人对你整部作品产生怀疑，对作品的信任完全崩溃。作家要力争成为杂家，什么都懂。不懂就学。要做足功课。要不厌其烦地调查研究。写作需要精细的世俗经验，更需要深广的灵魂空间。细节会使作品更真实、更丰满。一个好作家，一定是有实证精神的作家。写作要尊重生活和经验常识，要极力建立起阅读信任。
作品中的对话也很重要，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守望天山》中的陈俊贵，他的语言非常朴实，找不到一句华丽的辞藻。因为陈俊贵一家本来就是很朴实的人，不会说那些漂亮话。陈俊贵对着战友的坟墓说：“战友们，总队的首长来看望你们来了。天气寒冷，给你们烧点纸钱，暖和暖和。”“战友们喝口酒吧，去去寒，这是‘伊力老窖’，你们不准抢，一人只准喝一口，喝多了要犯纪律。”他对班长郑林书说：“班长，抽颗烟吧，这是软中华，一包六七十块钱呢！昨天路过的州里领导送的。我没有舍得抽，给你留着呢！”那口气，就好像对一个熟睡的亲人讲话，听了让人落泪。这就是陈俊贵的语言。
陈俊贵的妻子说：“女人嫁人太重要了，嫁一个人等于嫁一种命，嫁给他，我就等于嫁给了黄连。有时候老陈也开玩笑，下辈子我还要娶你，我说，没有下辈子了。就是有下辈子，我也不会再嫁给你。”这就比较真实。
再比如，他儿子开始不愿意当兵，20岁前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鞋，而且从来没穿过袜子，大冬天也不穿，脚上裂了许多口子，走路很疼；天气一热，又痒得难受。有一次，他因为要钱买鞋跟父亲吵了起来，他说：“你当兵也没有当出个啥名堂来，倒是当出一身残疾，日子过的穷巴巴的，我可不愿意过你那样的日子。”小女儿丢了一块馒头皮，被他打了一巴掌，他生气又心疼，自己默默捡起来塞进嘴里吃了。后来给她女儿讲起以前当兵的时候，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他，班长牺牲了，他活了下来。女儿听着听着，不知不觉眼泪就出来了。
刘斌：十分敬佩，能透漏一下您今后的创作计划么？
党益民：我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西藏往事》，年底前完成。这部书浓缩了西藏五六十年的历史。
党益民：我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一个业余作家。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我的职责，也会继续写平凡人的故事。一个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同时也要允许别人有尊严地活着。
刘斌：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
党益民：刘老师，您很敬业，也感谢您的辛苦工作。
党益民简介：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现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大校警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朝阳区作协副主席，陕西省富平县作协名誉主席，西藏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徐悲鸿画院创作中心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根据地》、《喧嚣荒塬》、《羌笛劫》、《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宫》，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等。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巴金文学奖，第三四届徐迟文学奖，第二届陕西柳青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守望天山》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播出。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