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显示，鲁迅的藏书共计1.4万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计946种7704册。这自然无法比拟当时的藏书界名流如张元济、傅增湘，也不可与富贵名流刘承干、袁克文的藏书相比，但是，鲁迅用他的藏书发挥的功效，迸发的思想火花，创造的精神财富，在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却创造了一个高峰。鲁迅买书藏书、抄书补书、卖书易书，买卖抄补之间，反映着鲁迅对图书的态度以及治学作文做人的态度。
卖奖章买书
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非常勤奋。该校规定每月一小考，成绩优秀的，就发三等奖章；积了三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三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最后，三个头等奖章可换发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得到金质奖章后，并没有戴起来炫耀，而是拿到鼓楼大街卖了。鲁迅说：“金牌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成绩的好与坏；况且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其他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生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里，却可以得到知识。”（杨霁云《琐忆鲁迅》）
卖了奖章，鲁迅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
在此期间，鲁迅买了这几年最喜欢的《天演论》。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是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这本书花去了鲁迅500文钱，进化论思想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也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所买“大抵常本”
鲁迅无意成为专门的藏书家。鲁迅藏书的特点，一方面是情切，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尽力搜求；另一方面是实用，并不讲究宋刊元椠。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经史子集等常见书基本完备，据说够得上善本标准的也只有21种，更多的则是平常的版本。许广平20世纪40年代在《鲁迅藏书一瞥》中回忆：“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寻购鲁迅所购之书，就颇有收获。
鲁迅所买之书，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大抵常本”。
鲁迅不是“唯版本论者”。他也不是不想买版本优、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涩，故所买都是便宜的本子，只要能用，聊胜于无。对此他也是无奈的，所以日记中常常出现“惜”“劣”“恶”这样的字眼。比如，1912年12月21日，“午后……又往留黎厂（即琉璃厂，下同）……又觅得《晚笑堂画传》一部，甚恶，亦以七角银购致之，以供临习”。对书不满意，但尚能临习，所以买下来了。
1912年年终，鲁迅盘点书账，发出了如下感慨：“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同“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一感慨中既包含着无力致之的无奈，又有“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的自娱自乐。这一年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第一年，半年实习期只能领津贴和半俸，年底转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资，全年总收入近1500元。书账中所记“百六十余元”已超过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年3月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一边自嘲，但还是一边买书，1913年年终盘点，全年买书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时期，鲁迅购书于1916年达到峰值，全年共花费496.52元。1919年11月21日，鲁迅及其家人迁入八道湾11号，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时，他与周作人的藏书也日渐丰富。书籍增加了，书架当然也要增加，1920年7月24日，鲁迅“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
但这一藏书读书教书写书的平静局面于1923年7月遭受重创。这一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鲁迅生活秩序重构，心情灰暗，购书断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购书149.2元，1924年全年仅为99.24元，“每月平匀（同“均”）八点二八六元耳”。月均仅为8.286元，一个“耳”字，包含着诸多人生无奈、世事沧桑的心酸。
1924年5月，鲁迅迁入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过了两年，他又买了一个书柜：1926年8月14日，“午往小市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书柜的增加见证着藏书的增加。鲁迅日记中记录买书柜仅两次，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时的1927年12月23日：“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五角。”当时，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不久。
1936年10月12日，鲁迅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乡宋紫佩写信，委托他去西三条胡同查找元人王祯所著《农书》。虽然离开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亲相距也已4年，但鲁迅对西三条胡同书柜中的藏书分布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客厅中有大玻璃书柜二，上部分三层，其上二层皆中国书，《农书》或在其内。”同时，对这部书的外观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书外观，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绸包角，白纸印，一望可辨大略。”其时距鲁迅逝世仅有一周。亲自经营之家、不时摩挲之书，远距离指示学生搜捡，竟如亲见，令人感佩。
1934年7月10日，鲁迅作《买〈小学大全〉记》一文，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四马路买到一部清朝禁书《小学大全》的情形，感叹：“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至于清朝禁书，则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
鲁迅不以最好的本子为搜求目的，所见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鲁迅也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对于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鲁迅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处，鲁迅也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
抄书补书
鲁迅是晚清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抄书家”之一。
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最保守的统计，其字数至少也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对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写，对鲁迅的书法是很好的训练。
比如：1915年3月29日，“夜景（同“影”）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讫，自始迄今计十日”。4月10日，“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17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同“订”）书”。这是花费了22天抄写完《秦汉瓦当文字》后，顺便让图书分馆装订。
卖书易书
鲁迅爱买书藏书，偶尔也卖书易书。
第一种情况是卖书救穷。
鲁迅很有经营头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回忆道，他小时候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了《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
1913年7月13日，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以24元的价钱买到过一部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六十种曲》一部八十册。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鲁迅经济困难，就把这套书以40元的价钱卖掉了，当天日记云：“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鲁迅将《六十种曲》从绍兴带到北京，收藏八年赚了16元，足见鲁迅生存和变通的能力很强，是可圈可点的。
鲁迅卖书救穷，也有因价格不如意没有成交的情况。比如明抄本《立斋闲录》，“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想卖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傅氏不但让鲁迅跑了三四趟，杀价还很重，只出了8块钱，这桩买卖就没有谈成。
第二种情况是汰冗剔旧。
鲁迅日记1916年1月15日，“下午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托卖去”。敦古谊是琉璃厂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门给鲁迅送造像拓本。“拓本之陋者”，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没有什么价值的拓本。从性质上看，这属于剔旧。从此举可知，鲁迅对拓本的品质要求很高。到了1918年10月21日，鲁迅与敦古谊又发生了一次交易，有买有卖。卖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买了造像。等价交换，多退少补，读来颇有情趣。
第三种情况是处理劣书。
1918年7月31日，鲁迅“往日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殷墟卜辞》一册，阅之，甚劣”。这部被鲁迅评为“甚劣”的《殷墟卜辞》，是加拿大人明义士编印的，1917年3月上海石印。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又嫌其价贵，故于9月21日，“托刘半农卖去《殷墟卜辞》，得日金券廿元”。鲁迅对甲骨文的鉴识有相当功力，这类价格颇昂又低劣的书籍被处理，当无意外。
第四种情况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间，鲁迅也卖书，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都属于经营性行为，和农夫卖出田里的粮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1932年4月27日，“午后付光华书局《铁流》一八四本，《毁灭》一○二本，五折计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种情况是快速易手。
1935年1月10日，鲁迅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但是这本书在鲁迅家仅仅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鲁迅原价卖给了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记：“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鲁迅与须藤来往甚密。鲁迅似乎认为，《饮膳正要》这样的书，更适合放在医生的书架上，于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种情况是“易取”“作值”交换。
鲁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时“易取”“易得”，即作交换。比如1919年4月10日，“至留黎厂，以王树枬专（同“砖”）拓片易得《崔宣华墓志》，作券三元”。有时习惯以重出拓本作值，购买其他拓片，事实上是先卖再买，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节约钱。这种情况，日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1920年1月16日：“以重出之《吕超志》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郑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
有趣的是，自此以后，鲁迅再没有将重出拓本和书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赠送朋友，可能与其此时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关。
鲁迅与书店的关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则是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神消费、人情往来等。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道的过程反映着书店业态的荣枯、出版文化的变迁、文坛气候的冷暖，以及世间人情百态，是观察鲁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鲁迅先生的家乡出版，实属缘分，倍感荣幸。
（作者：薛林荣，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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