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诸伟奇，男，汉族，1951年5月出生，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方以智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古籍办原主任，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等。2014年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文献学、明清学术史及古籍整理出版学。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40余年，曾主持《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出版工作。主编或校点《方以智全书》《钱澄之全集》《黄生全集》《方望溪文集合编》《戴震全书》(修订本)《俞正燮全集》《刘文典全集》《李诚全集》等国家及省级重点图书，为《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古籍目录分典》两主编之一，《朱子全书》编修工作委员会委员、编委会委员。撰有《古籍整理研究丛稿》《论方以智思想》《曲折与前行》《〈人间词话〉评析》《清言小品菁华》等论著。为国家社科两项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已承担并完成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多个项目，曾获得省部级等多个奖项，其中《方以智全书》2021年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中安书画：浩瀚的中国古籍是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流传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如今，中国古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您潜心古籍整理研究三十余年，请您浅谈古籍整理工作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促进作用？
诸伟奇：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灿烂辉煌，正是5000年的历史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赖于这些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古籍。我们的古籍有将近20万种，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仅有的。安徽是古籍大省，据统计有三万三千种，留存至今的有一万七千种，我们常用的是四五千种。
古籍整理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孔子删定《诗经》《尚书》，编纂《春秋》，历朝历代都在做这项工作。因为到了一个时代，对前代的语言、前代的文献不一定看得懂。比如说宋朝人未必看得懂魏晋时期的古籍，清朝人未必看得懂宋元明时期的古籍，所以历朝历代都会有古籍整理。拿现在来说吧，我们古籍整理的主要方式是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汇编。假如我们没有校勘，我们就无法确定古籍的真伪，确认哪一部整理的古籍最接近历史原貌，这就是校勘的作用。如果没有标点，会给现在人阅读增加困难；如果没有注释，那些经典的、难懂的古籍，读者未必能搞清楚；如果没有今译，那些有价值的古籍就无法向更多的读者传递，普及工作也难以展开，这个就是当代的古籍整理的重要作用。
只有对古籍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发觉古籍当中蕴含的深厚哲理、人文精神，以及古为今用的一些内容。只有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好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因为做好这项工作正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源泉。
诸伟奇：正如你说的，李诚先生是从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走出来的，他是由安徽历史文化哺育，同时又为安徽历史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草根学者。我参加了《李诚全集》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机会。
在中国近代战乱频仍动荡不定的岁月里，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做这项工作，这位老先生是真的不容易。他的这些著作，对我们国家的学术史来说，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最后一点，他对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做了至今少有的精到研究。我个人觉得这是他学问当中最亮眼、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有一部著作叫《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十六国一直到唐宋……从历史事件、战争状况讲起，展示了那段时期政治军事的复杂态势，字里行间显露出他对国家治乱兴亡的忧患精神。
《李诚全集》的编纂出版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出版《李诚全集》首先是我们对安徽近现代文化大家的总结和纪念，通过《李诚全集》的出版，进一步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安徽历史文化在其中的价值、地位和影响。就我个人来说，会从中学到老辈的学术路径方法和他们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受益很大。
中安书画：省文史馆长期致力于传播大众文化引领社会风尚，与省图书馆合作主办《新安百姓讲堂》，注重向广大市民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您作为省文史馆馆员，多次受邀做客新安百姓讲堂，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请您谈谈，省文史馆举办公益文化讲座的积极意义？您作为主讲嘉宾，有哪些体会和收获？
通过《新安百姓大讲堂》的平台，向大众深入浅出地讲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但做到“深入浅出”并不容易，教授也好，博导也好，不下功夫不一定能讲得好，这是我第二个体会。
第三个体会，希望以后这个讲堂能够多一点互动，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中安书画：立足长三角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聚焦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与上海、江苏、浙江文史研究馆共同打造“长三角文化论坛”，并已成功举办两届，搭建了研究长三角文化的重要平台。您作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积极参与论坛活动，请结合您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谈谈举办长三角文化论坛的意义？论坛的举办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我们都知道沪苏浙皖不仅山水相连、交通便捷，而且人文之间交往非常亲密，有的邻近的甚至是亲戚关系，他们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郡，一个州。比如说我们和江苏在明清都是上下江南，同属江南省，我们是上江，他们是下江。到民国的时候，皖人称江苏人仍为下江人，非常亲密，所以长三角一体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几次文化论坛，安徽文史研究馆不仅参加的人员最多，提供的论文也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浙江、江苏高校多，学术含量大，但是我们在文化论坛的内容上面充分体现了安徽特色，彰显了安徽元素，收录到正式出版物的成果也是很突出的。
中安书画：作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您履职尽责，积极参加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开展的崇文鉴史、存史资政、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等各项文化活动，您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哪些积极影响请您结合馆员自身优势，谈谈在推动我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创新发展方面，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诸伟奇：我们省文史研究馆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最近几年，做的事情有目共睹、成绩显著。文史研究馆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作人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工作负责、勤奋、能想馆员所想，那么多馆员他们关心备至，并且一直坚持这样做，真的不容易。
我是2014年成为馆员的，虽然历时还比较短，但是感受很深。文史馆无论是领导还是工作人员，都是工作负责、热情周到，即谋划长远又注意细节。比如说我在编纂《李诚全集》期间，主任白和平同志，当时的副馆长刘馆长还有工作人员到我的工作室来指导我的工作，他们对我十分关心，询问我有些什么困难，交流馆务工作。对于即将来临的由我们承办的“长三角文化论坛应该怎么举办”“以什么为交流中心”，还有哪些其他题目可以说等等细节问题反复研讨，周密考虑，这种严谨的态度令我感触很深。
我们安徽文史研究馆这几年崇文存史等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可以历史传承的工作业绩，像集中了文史方面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重大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我们负责的是《安徽卷》，我们的《安徽卷》交稿最早（完成的最早），问题最少，质量最高，亮点最多，得到了中央文史馆的表扬和肯定。
此外，在原馆长黄德宽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十年编纂的《方以智全书》在今年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提名奖（提名奖全国才9部）。
安徽不仅是古籍大省还是书画大省，从古到今我们出了不少书画大家，名人名作。由省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书画展，有的在省博物馆展出，有的在省政府会议大厅陈列，这些都是在文史研究馆的领导下，我们把一些展览从安徽展到了北京，得到了北京业界和宣传部方面书画协会美术协会方面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我们馆每年都举办馆员的培训班、学习班，紧密联系安徽实际，安徽的文史研究状况，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方面的指示。在这些培训会、学习会上，大家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领会上级的精神和馆里的要求，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突出。跟其他兄弟省之间也有交流，通过交流能深深感觉到我们馆的工作抓得很紧、很实、很细，也非常切合我们的需要。
我们有的馆员曾说，退休多年，好多东西都很陌生了，但是只有到了文史馆来以后，才会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才能够不断进行学习，他们讲述的都是很实际的情况。
作为馆员，要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根据文史研究馆的要求，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专业和专长。在新时代新时期，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工作做好做扎实，贡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陈芳陈烨秋韩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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