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IP是113.233.221.217，欢迎访问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
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
史料
太平天国
近代史资料
档案
回忆录
近代史
丛刊
专题资料
文史资料
日记
帝国主义
字体：大中小
第一节概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史学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为了给近代史研究提供基础，搜集整理近代史资料被提上首位，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料学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档案管理机构，对历史档案进行有效地搜集、保存、管理、利用，并有目的地开展档案整理编辑工作；其次，在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等学术团体指导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联合全国各学术机构，开始全面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1.档案机构的建立及历史档案的征集整理
在改组归并中央级档案馆的同时，地方档案馆也在积极筹备中。到1966年，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档案馆，地区和县也都设立了档案馆，其数量有2000个左右。[※注]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
在建立档案机构的同时，国家档案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特别是逐步明确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原则。1956年3月2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规定：“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
1951年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时，接收了南京各单位移交的档案七八十万卷。随后又分别接收原国民党政权分散在上海、重庆、广州、昆明、北京等地的档案。至1957年，接收的档案数量增加到150万卷，比1951年增加一倍。截至1959年的10年间，共接收近260万卷旧政权的档案。在接收旧政权档案的同时，南京史料整理处着手对接收的档案进行全面整理，至1959年，共整理档案210万卷，编制全宗案卷目录500个、专题卡片20多万张。[※注]这些工作，使旧政权零乱的档案得到了系统地整理，使“死”档案变成了“活”档案，不仅为档案的开放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档案的编辑整理出版提供了可能。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成立，被誉为“是我国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学术界中的一大建树，也是我们国家在集中档案方面的重要措施”[※注]。
原明清档案馆保存有500余万件明清两朝历史档案。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决定，将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也集中于该馆保存，使故宫博物院的馆藏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建立档案馆的同时，中央对于历史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也较为重视。195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具体规定了收集的范围、步骤和方法。到1959年，据22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的统计，仅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就收集了37800余卷，67700余件。[※注]
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本着利用为主的方针，也从所藏历史档案中着手选编有关晚清史的专题资料，至1959年划归国家档案局之前，正式出版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宋景诗档案史料》，以及《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等专题资料。
2.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资料丛刊的编纂
此外，这一时期，还由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专题资料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该丛刊先后出版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邓中夏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内部印行），翻印了《苏维埃中国》（中共中央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编）及《抗战中的中国》（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6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较为薄弱。据统计，截至1956年2月，有关经济学的专著和论文分别为725种、2270篇，当中有关经济史的专著和论文仅占13种、17篇。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料的饥荒”[※注]。有鉴于近代经济史研究参考资料的缺乏，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经济学会于1952年共同组织“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拟对近代经济史资料进行有计划、系统的整理工作。在该编辑委员会的组织下，从1953年起，先后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两部专题资料，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10辑。
作为经济史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贡献颇多。1953年，受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托，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严中平牵头，开始着手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丛刊》从1957年陆续面世，包括有关近代工业史、近代手工业史、近代对外贸易史，以及近代铁路史资料4辑。同时，还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科院经济所合作，并联合各地工商机构，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该丛刊先后出版了有关火柴业、毛纺织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棉布业等行业史资料5辑。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刊，先后编辑出版了包括荣氏企业在内的上海近代企业史资料3辑。
3.各类专题资料的编纂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推出了《刘坤一遗集》《锡良遗稿》《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三部专题资料。此外，1957年至1963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共整理出版了16部专题资料，包括《民报》《辛亥革命先著记》《云南杂志选辑》《鄂州血史》《庚子纪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辛亥革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运动文选》《辛亥革命资料》《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这些资料，主要是由《近代史资料》编辑组（部）整理编辑，并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形式出版。
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相继出版了《夷氛闻记》《漏网喁鱼集》《海解续编》《听雨丛谈》《镜湖自撰年谱》《世载堂杂忆》等清人笔记资料。
此外，在各专题史料方面，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如外交史方面，有王铁崖编辑的《中外旧约章汇编》，张蓉初翻译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及孙瑞芹翻译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等资料。思想、文化史方面，有石峻编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田汉等编辑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张静庐整理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在教育史方面，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解放区学校教育资料选集》。
而在个人资料方面，内容更为丰富，涵盖函札、文集、日记等内容，如《孙中山选集》《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曾国藩未刊信稿》《林则徐集》《谭嗣同全集》《陈天华集》《康有为诗文选》《张謇日记》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组织编辑的文史资料为主的回忆录资料的撰写，以及通过访问及实地调查而采集的有关近代历史的调查资料，突破了中国传统史料的范围，不仅丰富了史料学的内容，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史料。以《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为代表的灾害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不仅丰富了这一时期资料的类别，也为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灾害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以及灾害史研究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编辑大型资料丛刊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鉴于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项长期工作，且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流散于民间，私藏于个人之手，提出创办《近代史资料》，专门刊载有关近代史方面的单篇资料，并向社会广泛征集资料。1954年，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专门刊载历史资料的专业期刊。创刊后，该刊先后刊发了大量有关近代史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科发展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样，以近代史研究所为重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料搜集、整理、编辑系统，即以丛刊形式编辑规模较大的资料汇编，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刊载专题资料，以《近代史资料》发表单篇零散的资料。这样的设计，不仅反映了老一辈学者对史料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眼光。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由于近代史学科本身处于初创阶段，学术界研究重点尚集中于重大政治事件和对基本历史面貌的描述，因而近代史史料的整理编辑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基础性史料，而且除政治史、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较有计划、系统，并出版有大型综合性丛刊外，在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史料的整理编辑成果较为单薄零散。此外，史料整理编辑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在各篇中具体论述。
第二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
《丛刊》共10辑，按照出版顺序，分别是《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2500多万字。它涵盖了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收录文献资料1800余种，包括官方档案、函札、日记、时人著述、杂记、方志、碑刻、报刊等资料。《丛刊》在编纂体例上不设固定格式，各专题根据史实内容和资料情况分别处理。而选录资料的原则，各专题根据史料情况具体处理，有的以档案为主，有的以私家撰述为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的史料观。除正文外，《丛刊》还附录有“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人名对照表”等，便于检索和利用。各专题编辑情况分别为：
在“序言”中，编者对记载鸦片战争的各类史料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各种材料的优劣进行了评述。编者认为，私家著述较官方的纂修更为可信，因为私家著述保留了满清政府腐败和对人民的欺骗、官吏的贪污无能和人民的愤怒等材料；而民间文献如三元里平英团对英人所下的战书、号召国人抗英的檄文、攻击官吏的贪污无能的诗歌剧目等鲜活的史料，尤赖这些私家撰述保存下来。编者同时也指出，私家撰述虽然较官修书更为可信，但也出于地主阶级之手，“他们一方面痛恨英人的侵略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他们和劳动人民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他们关于战争的记载，因为受到了阶级的局限性，其中所说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因此应该以批判的态度使用这些资料”。至于英方的资料，除了极少数例外，“一般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为了欺骗本国人民，扩大侵略的目的”，故可靠的程度较低。[※注]而在编辑中，对于上述材料，均采取“选录”的方法，除少数材料外，每种只选录一部分，而且将重点放在私家著述上，对于官修书籍收录较少，而英美方面的资料，仅选录了几种。
书后附有“鸦片战争人物传记”“清道光朝军机大臣表”“鸦片战争时期总督年表”“鸦片战争时期各省巡抚年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执政表”“书目解题”。因此，该书既是资料书，一定程度上还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该书1955年再版时，又根据读者意见修正了书中的部分错误，删除了一些重复和不甚重要的材料，并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
《捻军》6册（聂崇岐编，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全书共182万字，收录资料288种。按照史料类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专著综合；第二部分活动地区，主要收录方志资料；第三部分函牍文集。在实际编排中并不严格按照史料类别编辑，而是根据具体内容选材，比如在第二部分中，除方志外，并选取了十余种文集或公牍。正如编者所言，此书类似于“类编”，而非丛书。正文前编有“征引书目”。
《洋务运动》8册（聂崇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全书共322万字，共收录资料97种，其中外文资料4种。在编排上按照专题或史料类别分为12部分。分别为：1.综合编，收泛论洋务的谕折论议，主要是藏于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的官方档案；2.育才编；3.海防海军编；4.练兵编，收同文馆、留学生、海军、购船、练洋操等事项；5.制械编，收江南制造局以及各省机器局的资料；6.马尾船政局，收有关该局的资料；7.轮船招商局编；8.铁路编；9.电报编，收轮船招商局及铁路、电报等交通运输企业的资料；10.矿务编；11.纺织制造编，收矿务、纺织、铸钱以及造纸等杂项事业资料；12.传记编，选录有关人物的传状、日记和杂记。每一部分再按照专题编排。由于有关洋务运动的资料种类数量太多，故选取时只选录了主要的资料。具体原则为：凡同一奏疏，既见于清代档案又见于私人文集者，皆以档案为主，而用文集来校正档案中的讹字或漏句；奏疏中如果有遗漏，从私人撰述中去选补。
《中日战争》7册（邵循正主编，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全书共302万字，共收录中文资料69种，日文资料10种，其他外文资料11种。该书根据史料类别，分为三编，开篇为综述编，收录概述中日战争的资料，如《东方兵事纪略》《盾墨拾余》《津门奉使纪闻》等。第二为前编，收录中日战争发生之前的资料。第三为正编，收录中日战争发生后的资料。前编和正编又各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别收录档案、中文资料、外文资料。所选录的资料均尽量保持完整性。值得指出的是，该书的“书目解题”较有特色，不仅介绍书籍作者、内容、版本等，还对其记述优劣、史料价值进行评析。如认为《冤海述闻》“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东方兵事纪略》“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等等，既给使用者以提示，也展现了编者的学术眼光，颇有学术价值。该书出版后，备受学者推崇。戚其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一文中认为，《中日战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者须臾不可离的基本资料。它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注]。
《义和团》4册（翦伯赞编，神州国光社1950年版）：全书共145万字，是《丛刊》中出版最早的一部，以纪念义和团运动爆发50周年。该书编者从搜集到的300多种资料中，选辑48种编辑而成，主要为当时人的著述，包括西人著述。编者自述其选录标准，是为了使读者从选录的资料中，“能够获得有关义和团暴动之发生、发展及其失败之全过程的具体知识，并获得有关义和团之各个侧面的具体知识”[※注]。资料大致按照义和团的总体概况、义和团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八国联军的侵略及与清政府的交涉编排。在时人著述之外，又选录上谕、奏稿、文电、函牍等档案。其中“有关义和团上谕”“有关义和团舆论”“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三种资料系编者辑录。正文后附有“有关义和团人物简表”“辛丑条约签字国公使表”“各帝国主义的司令官事略”“义和团书目解题”等。
《丛刊》的另一特点，是在正文之外设立附录，包括“书目解题”“大事年表”“人物传记”“人名对照表”等类，为读者检索和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特别是“书目解题”，不仅包括已经选录的书目，也包括未选录而可以作为参考的书目，并注明其作者、版本、史料价值、需要考辨的问题，使读者对于该专题的基本史料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使用。比如《鸦片战争》附录的书目就达256种，远远超过其收录的书目。此举极具学识，也广为学界称道。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编纂方法，“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注]。
《丛刊》的出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研究的深入发展。《丛刊》的出版，在海内外史学界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培养了一代学人。《丛刊》出版后，中国台湾很快就进行了翻印。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注]美国汉学界的费正清、刘广京、邓嗣禹、芮玛丽等对《丛刊》均赞许有加。[※注]
《丛刊》对于中国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学者认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涵盖了近代史各个重要时期，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为后人提供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的典范。”[※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丛刊》本身也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其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编辑都具有示范、启迪和借鉴作用。
此外，《丛刊》也存在一些编辑技术上的问题。比如，由于采取分专题编辑，一些内容涵盖丰富，跨时空较大的综合性的资料，往往被分散数处，或重复选辑；同一书目，如《李文忠公全集》《张文襄公全集》等在解题中反复介绍，等等。《丛刊》开创性的工作中存在的这些缺点和不足，也为此后的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提供了借鉴。
第三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编纂思想，是以全面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轨迹的主要方面，如农业、工业、贸易等，同时在企业史、行业史等经济发展的个案方面也有所反映，并要体现中国近代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为导向。
由于近代中国海关长期以来一直受外人控制，因此编辑出版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海关资料不仅是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需要，也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共10辑，分为《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中国海关与邮政》（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专题，力图从各个方面体现中国近代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如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强调要选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庚子赔款具体支付过程中，如何策划扩大赔款数额（编者当时的认识和编辑思想），夺取税款保管权，从而全面掌握中国财政命脉的材料。
有关经济史的综合性史料，还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经济史参考资料，包括陈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1961年版），李文治、章有义分别编辑的两套同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版）[※注]，史敬棠等编辑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1959年版）。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编辑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1962年，内部印行）。
此外，在企业史资料方面，还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魏子初编，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编辑的第一部有关开滦煤矿的资料汇编。
除上述综合性资料外，这一时期在经济史各专题资料方面，成果也颇为丰富。
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巫宝三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涵盖1840—1864年，即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部分为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在内容上，该书除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资料。
以孙毓棠、汪敬虞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为例。该书分为1840—1895年、1895—1914年两个阶段，编为两辑。在1840—1895年第一阶段中，又分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采矿、炼铁和纺织工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近代工业工人”等专题。在1895—1914年第二阶段中，分为“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扩张”“清政府与现代工业”“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工业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资编和产品市场”“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专题。这样的编辑方式，基本体现了旧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如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国民党四大家族和各派系、地方势力对经济的掠夺和垄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步、发展及衰落过程。
在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分段编辑资料的同时，编者又注意到根据各专题的具体情况而对资料进行选取剪裁。如《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并结合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本身发展所具有的特征”，把中国近代手工业分为六个时期。同时为了全面反映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概况，明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过程，又特意把鸦片战争前清代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和发展的一般概况，也作为背景材料编入，因此实际上所辑资料起于1645年（顺治二年），即清朝入关后颁布废除手工业者匠籍身份法令之年，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注]这样的编辑方式，大体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手工业历史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如手工业的各种类型和变化，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起点、发生、发展，手工业的破坏过程和行会制度的演变，其隶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和外国洋行及买办官僚资本形式的演进，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的事例，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手工业劳动者的状况和罢工斗争，等等。在注重横的历史发展的同时，也适度重视纵的发展，比如对于某些重要手工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演变，依据资料的情况适应编入。
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同，上述综合性资料均编有各种附录。比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不仅在正文中编辑了大量经编者整理和改算的统计资料，同时又根据旧海关历年发表的统计资料，编有“从统计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的演变（1864—1894）”作为附录，可与文字资料参证。此外还附录有“主要引用书目”“常用资料历年名称之变更及其简称”“主要译名对照表”“货币单位及度量衡折算表”“清代年号与公元对照表”等。又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附录有“历年支付庚子赔款总额表”。这些附录，均是编者从大量的资料中爬梳、排比、整理而成，不仅可以作为资料使用，也可作为工具书使用，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1950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近代经济史资料38种。[※注]这些资料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至今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被经济史学工作者广泛引用。从史料编辑入手，从而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平，是历史学治学的最基本的路径。得益于资料的编辑工作，当时参加编写资料的学者相应开展专题研究，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第四节晚清至民初政治史资料的编纂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2年清帝退位的晚清时期政治史，包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1.鸦片战争
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史料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齐思和等整理的清朝官修的对外关系资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部分（中华书局1964年版）。该书共80卷，起于道光十六年（1836），迄于道光三十年（1850），系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官方档案汇编，共收上谕、章奏及中外往来的照会等2700多件，“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义民信札，凡有关夷务者，编年纪月，以次备书”。该书虽然在民国年间影印出版，但无标题、目录，所记日期都用干支，使用不便。整理者重新进行了点校，并在书后编有谕折索引以及事件等分类索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利用。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也是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由齐思和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黄少司寇奏疏》和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许太常奏疏》整理编辑。黄、许二人均为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人物。黄爵滋最早提出禁烟的主张，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又被派往福建、浙江海口视察前线攻守情况。其奏疏揭露了清政府当时武备废弛、军队腐败等多方面的实况，其中尤以《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疏，剖析利害最为剀切，对清政府决定实行禁烟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与黄爵滋相反，许乃济是禁烟的反对派，道光十六年（1836），他向道光帝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请弛鸦片烟禁，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人的奏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政府内部禁烟派和弛禁派的观点。
由邵循正点校的梁廷枏著《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大约成书于1850年，是继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之后，较早记载鸦片战争情况的笔记史料。作者是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在鸦片战争中曾出力组织士绅参加广州军民抵抗英军入城的斗争。书中详细记载了英国等列强窥视中国、鸦片贸易、禁烟运动及鸦片战争中侵略与反侵略的活动和过程，包括作者与邓廷桢、林则徐晤谈的情景和内容，并摘录了有关奏折、上谕、文书，极富史料价值。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辑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有关鸦片战争中中英在长江下游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役的资料汇编。该书收录了英军发动侵略的供状、在长江沿线散发的布告和照会。这些外文资料，均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所未收，不仅弥补了《丛刊》的不足，对于研究战争失败原因，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编辑中，编者还按照专题，对资料进行了分类，便于读者使用。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辑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该书收集了清代官私著述，包括外人著述中有关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记载、各抗英社学及平英团的调查史料，以及有关手工业工人参加抗英斗争的调查史料。此外，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福建史研究室编辑的《帝国主义侵略福建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在福建的罪行》（1963年，内部印行），揭露了英国侵略者侵略福建沿海的暴行，并记录了福建人民的反抗斗争。
2.太平天国运动及农民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在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胡绳语），太平天国史研究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史料上不仅承袭了民国时期的史料学成果，也开启了新时期史料整理的新篇章。1950年，由金毓黻、田余庆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出版（开明书店版），内分太平天国官书、文书、清方文书和中外记载四部分，收入了向达、王重民20世纪30年代从英国抄录的许多重要史料，包括天王、幼主诏旨和护王陈坤书部兵册等，均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所未收。
1951年“南京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后改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在罗尔纲的主持下，开始对太平天国文献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工作，也使太平天国档案的收藏整理工作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到1960年为止，他们共搜集发掘太平天国资料1200万字，[※注]为太平天国运动资料的整理出版提供了基础。据粗略统计，1949年至1966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的专题资料有20余种，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和清方记载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主要有：《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影印版）、《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影印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1963年版）。《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共6册140万字，系新中国成立后编辑的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太平天国专题资料汇编。该书系从搜集到的2000余万字的资料中选编而成，所选资料内容丰富，包括太平天国文书、时人著述、诗歌、日记等资料，是一部较有分量的专题资料集。
1953年，在杭州吴煦后人家中发现了一批与太平天国有关的资料，由静吾、仲丁选辑了其中太平天国文书和清廷及外国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史料，编辑为《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荣孟源主编的《太平天国资料》，共收录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文件215件，大部分为未刊稿本或原件。此外，还出版了由彭燮琛编辑的《太平军初占江南史事录》（正风出版社1951年版）、陕西博物馆编辑的《太平军汉中战争事实节钞》（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资料，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在太平天国资料的整理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有关太平天国原始文献的影印出版。除《太平天国艺术》《太平天国印书》外，还影印出版了“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辑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及郭若愚编辑的《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三种图录。这些影印资料，包括太平天国的印信、碑刻、文书、诰谕、遗物遗迹等，为研究太平天国文献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素材。
祁龙威校注的两部清人笔记，即柯悟迟撰《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0年版）、陆筠撰《海解续编》（中华书局1950年版），分别记载了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太平天国建立后所制定的土地政策在常熟等地区的实施情况，反映了太平军在常熟地区活动的情形，对于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刘禺生撰、钱实甫整理的《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一书，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社会的动乱情形也有所描述。
与太平天国运动同时，各地农民运动，如捻军、小刀会等此起彼伏。因为受批判武训政治运动的影响，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活动受到特别的重视。为此，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宋景诗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辑录馆藏档案中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至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有关宋景诗黑旗军起义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上谕档、剿抚档等官方资料。这些史料，多是过去外界不易见到的官方档案，对于研究黑旗军起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编辑出版了《宋景诗史料》[※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调查整理的《宋景诗历史调查记》（陈白尘撰述，1957年版）。宋景诗历史调查组共调查了山东地区的8个县，163个村庄，724位老人，搜集了大量的口碑史料，特别是有关宋景诗的歌谣和戏剧，从而扩大了史料范围，为宋景诗研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史料。但因受到时代和政治的影响，难免存在对宋景诗无限拔高的倾向。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收集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文献、各类记载和战况报道、清王朝镇压小刀会的档案资料、列强干涉小刀会的档案和记载，以及有关上海附近各县人民起义资料等，包括档案、报刊、私人论著、笔记等。该书独特之处，是从英文、法文书刊中选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如选译了16万字的《北华捷报》。在中文资料中，选录了之前未经刊布的稿抄本，如《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抄本、毛祥麟《三略汇编》稿本、《忆照楼洪杨奏稿》抄本等。
此外，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专题资料，还有江世荣编辑的《捻军史料丛刊》共3集（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聂崇岐编辑的《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金钱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
3.戊戌变法
4.义和团运动
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主要收录了时人著述五部，包括仲芳氏的《庚子记事》、杨典诰的《庚子大事记》、华学澜的《庚子日记》、佚名的《庸扰录》以及《高枬日记》等，其中前四部资料，均为未发表的稿本；《高枬日记》虽有印本，但流传不多。这些资料，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较为详细地记载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的经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档案的不足。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辑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共分两辑，收录各地图书馆馆藏的北京、直隶、东北等地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21种，包括《庚子大事记》《恽毓鼎庚子日记》《石涛山人见闻录》《荣禄与奎俊书》《徐琪等与张亨嘉书》《庚子事变纪事诗》《直东剿匪电存》《洋事记册》《嵩崑庚子日记》《庚子交涉隅录》等。这些史料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在上述地区的发展情况、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暴行，以及人民的反抗情况，可以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及其他专题资料互为补充。
天津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编辑了《义和团运动史料》《义和团史料：八国联军在天津》（1964年，内部印行），后者系选译的[英]兰德尔的《中国与联军》一书。
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辑的《一九○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1957年，内部印行），收录了南昌天主教堂教士王安之杀害南昌知县江召棠而引起的南昌教案的资料。
5.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促进了辛亥革命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辛亥革命资料首先纳入中国史学会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整理计划。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系统整理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相继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编，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专题资料，并影印出版了《民报》（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些资料史料类别较为多样，既包含档案文献、政府公报，也有时人著述、报刊资料等。
这一时期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资料，还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编辑的《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系收录海关档案中1906年至1912年各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之间以及与外界的往来函电。这些资料反映了列强干涉中国和破坏辛亥革命、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发展的情况。此外，戴执礼编辑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是研究保路运动最基本的资料。
在调查资料方面，主要有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辑的《广西辛亥革命资料》（1960年，内部印行），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时期鄂北江湖会起义调查资料汇编》（1961年，内部印行）。其中，《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系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在对全省范围进行实地调查、“征文访献”基础上，从搜集到的50余万字的资料中编辑而成，包括文献、调查记、回忆录、报刊资料等，按照全省性的综合记载、各府州的分区记载形式编辑。会党作为清末社会有特殊影响的组织，在辛亥革命中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时期鄂北江湖会起义调查资料汇编》（1961年，内部印行）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会党的专题资料。该书对江湖会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包括其响应武昌首义的原因、经过及其失败，特别是关于李秀昂发动老河口起义、光复襄阳、襄阳军政分府和总司令部的成立及其瓦解等，对于江湖会研究，乃至武昌起义研究都是重要的资料。
6.北京政府资料
第五节中国革命史资料的编纂
1.中共党史资料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收录了陕甘宁边区历次参议会的文献，包括会议所通过的纲领、报告、决议、提案、条例等，是研究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重要资料。
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编辑的《湖北红安七里区革命史料简编》、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辑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东琼崖地区党的宣传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后编辑的两部地方党史文献。
这一时期，有关中共党史资料的突出成果，体现在回忆录资料的征集和出版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行革命历史教育，中共中央号召老干部、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中央各部委并以各种纪念节日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文活动，从而形成第一次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先后编辑出版了大型回忆录资料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还出版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各种专题回忆录。
2.工农及学生运动资料
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辑的《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共分上下两编7个部分。除追溯五四运动的起源外，主要选编了从五四运动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期间的历史资料，以及部分有关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镇压五四运动的史料。其资料主要选录当时的中外文报刊，以及美国和日本的馆藏档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等。此外，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编辑了《五四运动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反映了山东地区五四运动的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五四运动资料，主要局限于五四运动发展的中心地区，有关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概况的资料，数量有限。
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资料，主要有《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二·九运动》（1954年版），以及运动的亲历者李昌等人撰写的《一二·九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中央曾经启动有关青年运动资料的整理工作。1957年2月，团中央办公厅成立团史组，负责整理和编辑《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这项工作到1961年就停止了。五年间一共编辑了10本资料集，但仅在团内印发，未能公开出版。
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主要有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1951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版），以及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1958年，内部印行）。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辑的《一九三三年桂北瑶民起义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内部印行），记载了桂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权斗争的瑶民起义情况。
第六节专题资料的编纂
1.中外关系史
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资料，主要是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以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为主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中美关系史方面，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1957—1960年版），共出版两辑，收录有关中美两国政府的文件，其中美国方面的文件，主要选译自美国政府公报、《国务院公报》等官方文件，故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57年），即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布的美中关系的白皮书，特别着重于1944—1949年这一时期，反映美国官方对美中交往的态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来由、影响，第二部分附件是对应时期文件、情报等档案资料的汇集。朱世嘉编辑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和《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58—1959年版），前者搜集了大量关于美国拐骗、迫害华工的罪行资料，以及清朝政府对美国迫害华工所采取的态度、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的资料，后者搜集了从19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侵略的资料。此外，还有陶菊隐编辑的《美国侵华史料》（中华书局1951年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辑的《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1958年，内部印行）
2.灾害史资料
灾害史资料的编辑，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料学的一个亮点。中国历来有记录自然灾害的传统，在正史中均设置有《五行志》《灾异志》，但这些记载较为分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急需较为系统全面的灾害史资料，为国家建设提供参考。195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四光，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倡议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黻主持其事，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具体负责编辑。
除地震史资料的编辑外，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有关地方综合性的灾害史资料，如《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1955年，内部印行）、《湖南自然灾害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古籍书店1963年版）等。
这一时期整理编纂的灾害史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从史料学的角度考察，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灾害史的编撰奠定了史料基础；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也为改革开放后灾害史资料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3.少数民族资料
除民族调查外，这一时期民族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该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新华通讯社国内史料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多家学术机构共同编辑。全书分为4编，所选资料起于唐代，迄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依时代顺序分别为：13世纪以前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西藏地方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元、明、清时代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发展；英、美等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失败，藏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西藏档案史料汇编，对于西藏历史研究及民族问题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以充分的历史档案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新疆历史资料》，1960年至1964年，共编辑了10辑。除选编了有关新疆的历史资料外，还编辑了一些专题资料，如第10辑《近代史经济资料译文集》、第9辑《锡伯族历史资料专辑》。此外，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1955年，内部印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辑有《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1963年，内部印行）。
4.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资料
在教育史方面，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老解放区学校教育资料选集》（1958年版）；正在筹备中的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5.函札、文集、日记等个人资料
函札、文集、日记等个人资料，具有内容丰富，记述详细的特点，不仅是研究资料主人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函札、文集、日记等个人资料的史料价值，素有整理和编辑个人资料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和继承，在整理编辑各种资料丛编、丛刊的同时，对近代主要历史上人物的个人函札、遗集等资料也极为重视。中华书局组织开展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的出版工作，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近代著名人物的文集。
1950—1966年，整理编辑的个人资料，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主要有：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编辑整理的《刘坤一遗集》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刘坤一是晚清重要名臣，曾经参加镇压太平军起义，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职。该书原名《刘公忠诚遗集》，共66卷，附录1卷，包含时段长，涉及内容较广，编辑整理时主要选取了以下六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人民革命或反清斗争；二是有关对外交涉；三是有关练兵和海防；四是有关中日战争；五是有关义和团、“东南互保”条约和反对“中俄密约”；六是有关财政制度，如漕粮、铸币、军需协饷。此外还选取了日本吞并琉球、法国侵略越南、戊戌变法的部分材料，其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多方面，是研究晚清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历史所第三所资料编辑组整理编辑的《锡良遗稿·奏稿》8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锡良为晚清地方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宣统三年（1911）的10年间，历任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其遗稿中包含大量反映清末地方政治、经济情况的重要史料，如川汉铁路的创议和集股经过，镇压黄兴领导的河口起义的情形，日本在日俄战后对东三省的侵略和美国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等，在遗稿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该书主要收录其遗稿中的奏稿部分。
江世容编注的《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该书共收集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未刊信稿461件，包括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捻军起义，苗、回等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无论是对晚清政治史研究，还是曾国藩研究，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书中对地名、人名及若干文句作了简单的注释，并附录李续宜等26人给曾的94封信件、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摘抄”。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教研组研究室编辑的《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2—1965年版）。该书包括奏稿、日记、公牍部分，共137万字，其中奏稿共收587个折片，按发文先后分成14卷，卷1至卷8是其从江南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总督任内的折片，主要包括兴修水利，讲求减缓赋税，劝赈办灾等内容，此外还有部分关于整顿盐务和审判民刑案件的内容；卷9和卷10是其担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任内的折片，主要反映他在禁烟问题上与英国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做斗争的情况；卷11至卷14是其从新疆“赦回”以后重任官职时的折片。有关林则徐的日记，之前虽有整理和刊印，但较为零散，分别有《滇轺纪程》《荷戈纪程》和《中国近代史从刊·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日记”，且缺漏较多，新整理的日记，起自嘉庆十七年（1812），讫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间虽有缺漏，但内容较之已经刊印过的多出两倍以上，并改正了一些错误，因此较为完整。
汪北平、刘林整理的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主要收录王韬历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政论及杂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韬的政治思想。正文外并附录有《弢园著述编目》，方便读者对于王韬著述的了解。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的《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主要搜集了盛宣怀《愚斋存稿》中未刊的一些信稿，对于了解清末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盛氏的经营活动等都有参考价值。
年子敏编注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中华书局1960年版），收录了李鸿章于1861年至1885年致潘鼎新的149封信，除三封曾经刊载过外，其余均第一次发表。其内容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计划、策略及过程；调查处理马嘉理案及中法战争的情况，是研究晚清政治史及李潘关系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再版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邹容的《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版）、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北京中华出版社1960年版）等。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诗文选》（1958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謇日记》（1962年版）。
从上述所列资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个人资料的整理出版，主要集中在晚清至民国间重要的军政人物方面，对于其他阶层人物的资料基本没有纳入整理的范围。
第七节回忆录资料的撰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保存珍贵史料，在中央领导积极号召之下，掀起了一股撰写回忆录的高潮。其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撰写革命回忆录，二是撰写文史资料。
1.中国革命史回忆录
2.文史资料的撰写
1960年，《文史资料选辑》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发刊词》对文史资料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来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事实毫无顾忌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
1962年12月，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三要、四不”的征稿原则。“三要”即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四不”，即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因此，追求真实，鼓励大胆直抒是文史资料的基本要求。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35万字。[※注]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涵盖晚清、民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为多，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方面、重要人物。如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金汉鼎《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叶恭绰《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张国淦《洪宪遗闻》、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董昆吾《中村事件真相》、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鹿钟麟《冯玉祥北京政变》、邓汉祥《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戴立庵《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沈醉《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等等。
同一时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撰写了《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初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八节《近代史资料》创刊
在中国史学会的主持下，学术界进行系统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并筹划编辑《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时，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于1954年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份专门刊载近代史资料的学术刊物，在近代史料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刊“发刊词”明确说明刊物的宗旨和目的：“占有史料应是历史科学工作的第一步工作……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收齐或全部印出，还须长期的继续收集和刊印。”因此，创办《近代史资料》的目的，主要是“陆续收集资料，陆续刊印资料，使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能够流通，这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等以一个问题为中心编印大批的材料不同，而可作为那些已出版的资料书籍的补充”。“发刊词”呼吁：“特别希望收藏家提供所藏的资料。”故《近代史资料》创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将收藏家手中“死”的资料，通过《近代史资料》这个长期的平台“流通”起来，变成活的资料，并且为研究所用，以发挥史料的学术价值。
《近代史资料》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刊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荣孟源任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刊每年出版四期，每期约20万字（个别期号达30万—50万字）。1959年停刊，共出24期（总1号至24号）。1961年复刊后，改为不定期刊物，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再度停刊，共出版12期（总25号至36号）。1978年复刊，先后由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至2012年共出版总126期。以每期平均20万字计，共约2100万字。
《近代史资料》自创刊以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类史料，陆续刊出1840—1949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刊载的史料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史料类别广泛，除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外，还有照片、拓片，以及年表、统计表、资料考证，以及翻译的外文资料。二是注重资料的原始性，所刊载资料，相当部分为征集或访问得到的稿本、抄本，极为珍贵。三是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史料学的方法，所刊载的资料，不仅注重版本源流，而且详加考订。
有关甲午战争的资料，重要的有《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甲午战时东北清军一览表》《张荫桓致翁同龢函》《丁汝昌遗墨》《威海海防统领绥巩军戴（宗骞）示》，以及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吴质卿《台湾战争纪》、陈兆锵《战时日记》、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孙宝田《祭乙未殉难诸公文》等。
《近代史资料》从创刊起，就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为中国近代史料学学科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曾任主编的章伯锋回忆，每期资料一出版，国外就有翻印本，据当时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讲，如果不影印，别人就翻印。“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出口图书公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联合将《近代史资料》做成了缩微胶卷，向国外发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