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开放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服务贸易限制；参与度；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Ａ
一、引言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的机制分析
改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提高GVC嵌入能力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价值链参与的路径。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质量标准。移除外国服务供应商的进入壁垒可以增加服务种类，包括现代高技术服务。进而通过中间品种类效应和竞争效应改善电信、运输等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实现价值链升级。Hoekman和Mattoo（2008）指出印度政府实施服务业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服务部门需要重要的技术投资。为了提高服务的质量，对私有企业和外企发放许可证可以提高运输、电信甚至能源部门的技术投资。移除针对私有企业和外企的限制可以通过竞争效应以及加强技术投资强度获得高质量服务。而高质量中间服务的利用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
三、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GVC嵌入的典型事实
（一）基于STRI的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比较
考虑到服务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特征，以及保障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干预措施，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和政策管制，例如对外资进入（FDI）的限制、人员流动的限制、实施歧视性的补贴、税收和采购政策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的正当程序的法律法规，设定国有企业优先权等阻碍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市场竞争的壁垒。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由于产品多次跨越国境，这些壁垒会产生放大效应和累积效应，提高贸易和经营成本，阻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价值获取。
图1展示了样本国家总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可以看出，两者呈显著的反向关系，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服务贸易限制程度越低。在样本国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仅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比较高。
不同服务部门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其服务自身特性决定了一国的服务贸易政策措施。图2展示了部分样本国家金融、电信、零售、运输以及专业服务等五类服务的贸易限制指数。可以发现：（1）专业服务业的贸易限制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各国均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多数国家的零售服务部门完全对外开放（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和法国除外）；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法国对运输服务的贸易限制程度较高；而对于金融部门，印度、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限制程度则相对较高。（2）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限制水平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其中，专业服务业、运输服务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运输服务、零售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和专业服务。相较其他国家的各类服务开放情况，中国电信行业限制程度比较高。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分工地位
1.Koopman方法
公式（8）揭示了一国某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值越高表明越靠近价值链的上游。与Koopman的指标相比，我们剔除了纯国内生产活动以及传统贸易生产活动的影响，能更精确的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另一方面，与WWYZ（2017b）构建的分工地位相比，我们主要是从价值角度进行考量。
3.测算结果
鉴于2016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Input-OutputDatabase，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不完善，本文测算以及计量分析均基于2013版本数据库，数据覆盖2006-2009年32个国家。
根据基于WWYZ方法的测算结果，我们发现：（1）发达国家各制造业部门GVC前向参与度的平均值均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GVC前向参与度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达国家从事位于价值链上游的精密仪器和零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加工组装等下游低端制造环节。（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VC后向参与度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后向参与度显著不同。在样本国家中德国、法国、韩国的GVC后向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GVC后向参与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中的分工地位整体低于发达国家，仅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以及金属制品业的分工地位指数高于发达国家。以中国、日本和韩国参与的亚洲价值链为例，日本的分工地位指数几乎均高于韩国，而韩国又高于中国；同样地，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也表现出这种特征，例如德国的分工地位指数整体上高于法国和英国。
四、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实证分析的目标是估计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下游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
（二）模型识别
关于模型设定公式（10）的识别问题，我们参见Beverellietal.（2017）的做法：
第三，服务贸易限制的内生性。下游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能通过游说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从而导致逆向因果问题。如果低GVC参与度行业通过游说促进上游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我们的估计结果可以理解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影响的下界。而当高GVC参与度行业进行游说时，估计系数将存在上偏，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此问题，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工具变量构建方法见下文。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以及投入渗透率来自2013年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该数据库提供了1995年至2011年涵盖40个国家和地区35个行业的时序数据。控制变量资本报酬率（k-ratio）、资本禀赋（k-endow）以及国家层面的技术水平（skill-endow）以及行业层面技术密集度（skill-ratio）均来自WIOD社会经济账户。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式（10）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5）列是基于商业存在（mode3）STRI的回归结果，第（2）、（4）、（6）列是基于综合STRI指数的回归结果。前两列CSTRI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制造业前向联系GVC参与度（模式3）。第（3）和第（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模式3还是综合STRI的测算，服务贸易自由化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抑制了制造业后向联系GVC参与度。第（5）和第（6）列的CSTRI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二）工具变量估计
（三）稳健性分析
我们对式（10）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一是采用世界平均投入产出系数测算制造业服务投入渗透率；二是采用直接和间接投入产出系数进行估计；三是采用Koopman（2010）的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标进行估计；四是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样本回归。
1.基于全球服务投入成本份额的测算
由于国家生产技术存在异质性，就存在用美国投入产出关联计算服务渗透率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表3展示了使用2005年世界整体服务中间投入成本占总中间投入成本的份额作为服务渗透率的测算结果，既考虑了发达国家也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的估计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可以看出尽管显著性略有下降，但回归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商业存在STRI对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均变大了，说明利用美国投入产出系数保守估计了FDI规制的经济影响。
2.基于其他投入渗透率的估计
基准回归中采用服务投入成本占下游制造业的总中间投入成本的比重表示服务投入渗透率，这种方法不同于反映服务投入占下游行业总产出比率的投入产出方法（包括直接消耗系数A和完全消耗系数B）。直接消耗系数指某部门单位产出直接消耗的各服务部门数量；完全消耗系数指生产一单位产出对各服务部门总产出的完全需求量。为了检验使用中间投入成本份额方法的稳健性，表4和表5分别展示了基于美国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的估计结果。
前向联系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比较稳健，而服务贸易限制对后向联系GVC参与度的影响却变得不再显著。对比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直接投入产出关联影响制造业，间接影响非常微弱。
3.基于其他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标的估计
表6报告了基于Koopman方法测算的GVC参与度和分工地位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略有下降，但结果依然稳健。
（四）拓展分析
1.按照国家发展水平的分样本回归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服务化水平以及服务技术含量存在显著差异，且发达国家的服务开放程度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可以预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通过扩大服务进口贸易以及促进服务业FDI，发展中国家本土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高质量更低价格的服务，从而提高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实现价值链跃升。表7估计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能够显著提高分工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
2.不同服务部门自由化的影响效应
表8报告了不同服务部门贸易限制指数对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零售服务、电信服务、金融服务以及专业服务的进一步开放均能够显著提升GVC分工地位。其中，零售服务、电信服务以及金融服务贸易限制主要是影响了制造业的后向GVC参与度，而专业服务业则促进了制造业的前向GVC参与度。至于运输服务，其进一步开放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的后向GVC参与度，但与此同时，可能会阻碍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角度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价值链嵌入能力。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GVC参与度以及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的前向GVC参与度而抑制了其后向GVC参与度，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2）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通过进一步深化服务贸易开放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价值链跃升。（3）零售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以及专业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快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分别从1978年的24.6%和12.2%上升至2015年的50.2%和42.4%。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发展仍然滞后。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积极主动地选择了服务业开放战略，通过加入WTO和签署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然而，根据世界银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显示，中国专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高达66、电讯50、金融服务34.8、零售25、运输19.3，远高于其他服务贸易主要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利用高端服务投入产业的关联效应、溢出和竞争效应，带动国内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分工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削减服务贸易壁垒和放松国内管制，营造良好的服务业发展和贸易环境，充分利用国外高端服务要素，助推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在注重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吸收服务中内涵的前沿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力和增加值获取能力。
注释
[1]Kugler（2006）利用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发现FDI在产业间存在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溢出，但在产业内不存在。Fernandes和Paunov（2012）发现智利服务部门中的国外服务供应商对制造业部门具有正向溢出，减少FDI壁垒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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