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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华为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那一批来的:李一男,费敏,洪天峰,徐直军,郑树生我刚到华为的职务是软件高级工程师,从事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几个月后担任万门机的软件项目经理.在万门机开发完成后,任交换机业务部付总工程师.在1995年,华为开始大力发展交换业务部以外的业务,成立了新业务部,包含会议电视,传输,数据通讯等新业务,我任总工程师,负责数据通信业务.在1995年底,华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研究所,主要负责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我就自然地被派往北京.1996年,我到北京,任北京研究所所长.在北京一直待到2000年.这期间担任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总监,中央研究部常务副总裁,公司执行副总裁.20
3、01年回公司后,担任对外合作部部长.不知不觉离开华为已经8年了.这些年始终没有忘记华为,在华为的那些岁月,那些奋斗的日子总是沥沥在目.我想在这里把我的记忆写下来到华为面试年轻的时候都不信命。但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越来越相信命运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命运，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华为，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华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和导师一起创办了交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人。当时参加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军用数据网”的研发以及上海市公共数据网的建设。我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未来：副教授，教授，计算机网络的专家，在导师退休后，成为网络研究所的所长。但在交大当了8年老
5、市区坐中巴到那里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没人知道华为，坐车是到亿利达站下来。深意工业大厦就在前面。大厦楼顶有一个标牌，是繁体字的“华为”。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后来，我们经常打趣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一上到五楼，迎面看到的是一面墙，上面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说当时华为主管财务的副总朱奔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有这个题字。听说我是来面试开发的，门卫把我领到开发经理室。当时经理室里坐着两个个人，一个是任育胜，一个常容新。一聊，才知道，任育胜还是我的交大学生，从上海邮电一所跳过来的，他已经是用户交换机的硬件经理了。他非常热心，去叫来局用交换机的软件项目经理李仪来面试
6、我。李仪看了我的简历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主要是编过多少代码等等，就走了。估计是觉得我不满意了。我后来问李仪，对我哪里不满意，他说没印象了。任育胜又帮我找来另外一个人来面试我。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小孩。他就是李一男。这时的李一男正在华为实习，郑宝用让他负责万门机的方案设计。他看到我简历中做过X.25协议，IntelMultibus等的开发，和他在设计万门机的方案有关，所以他对我感兴趣。他带我去总工办，见了郑宝用。郑总跟我说了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说这番话。郑总说：“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拍马屁，拉关系，只要你好好
7、干，公司就会给你回报”。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去和领导搞关系了。所以郑总的一番话让我决定选择这个公司。入华为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准备去华为上班了。那时候我对华为的了解除了知道是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以外，其他的如公司的运营情况，待遇，发展前景等都一无所知。就这样把发展稳定的教师职位丢掉，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感到不解。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这时候华为有200多人，总部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在西乡还有一个工厂。开发部的负责人是总工郑宝用。开发部
8、下面有三个部门：模拟交换部，数字交换部和通信电源部。模拟交换部的负责人是徐文伟，数字交换业务部的负责人是曹贻安。这两个部门下面都有用户交换机和局用交换局项目组。我的第一个职位是数字交换部局用交换机项目组的高级软件工程师。那时华为新招人员的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硕士1500，博士2000，特招人员除外。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我在华为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但我二月份只上了一天班，结果还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候，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只是记在帐
9、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前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自己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后来任正非跟我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帐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总实现了他的诺言。我在华为看到的第一份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资料。可能是因为代理香港产品的缘故，那时华为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的。这份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
11、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八十年代初，解放军大裁军，任正非从部队转业。由于他太太在深圳南油集团任工会主席，所以他随太太转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不久，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两百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他被公司开除了。没办法，在1988年和几个人合伙，每人2万元，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套房子后来卖给华为的一个老员工杨明骏)。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的生意。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就是单位里转分机的PBX)。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
12、的道路。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这时任正非开始考虑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于是他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签定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那位教授派了他的一个博士生来华为开发。那个学生就是郑宝用。郑宝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成为华为开发的领军人物，就再也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郑宝用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在郑总的带领下，华为开发出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但任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
13、的决策。这是华为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华为正式进入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因为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种各样的单位，和电信局关系不大。而局用交换机的用户就是各级的电信局。但华为在开始开发局用交换机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华为肯定是根据当时的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华为很快会被淘汰。所幸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曹贻安。曹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工人，没有文凭。他多次向任总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总被他打动，在模拟交换机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同时开始了数字交换机的开发。曹
14、贻安也因此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付总工，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这是华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一个例子。不过毕竟技术能力有限，在我来华为几个月后，曹的位置被毛生江代替。曹也逐步淡出华为人的视野。后来的华为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我后来几次出差的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背着高尔夫球杆。还有一次就是他可能经常发牢骚，被任总狠批了一通，写了一份检讨，任总批示给公司中高层干部传阅。后来，在谈及华为的创业时，任总多次说道：“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觉得他这句话有些娇情。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总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知道。C&C08华为的数字交换机在开发的过程中用过
15、几个名字。在交换机开发快结束，即将出去开局之前，在全公司征集名字，最终采用了C&C08这个名字。C&C有两个含义：一是Country&City(农村&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而来的。至于08没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是讨个吉利。当时国内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中，最牛的是巨龙集团的交换机。它的交换机命名为04交换机。结果几年后，04机就死掉了，而华为的08机却大发了。你可以不用迷信数字，但冥冥之中，数字却决定了你的命运。C&C08对华为
16、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是华为后来发展的基石。华为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C&C08是华为的黄浦军校，为华为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华为的大部分副总裁都是从这个产品中出来的：郑宝用，毛生江，聂国良，李一男，杨汉超，姜明武，郑树生，洪天峰，徐志军，费敏，陈会荣，李晓涛，黄耀旭，刘平。中研部的历任负责人更是全部由C&C08出来的人担任：郑宝用，黎键，杨汉超，李一男，李晓涛，洪天峰，费敏。至于在公司各部门当总监的就更数不胜数。C&C08是华为的产品平台，华为后来的所有产品：传输，移动，智能，数据通信等等产品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当然，C&C08更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为
17、华为带来可观的收入。现在在全国很多的电信机房里都能看到C&C08的身影。我离开华为后，曾去过几个地方的电信局，在那里看到C&C08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很骄傲：这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对一个开发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开发的产品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更有成就感了。开发C&C08的日子华为开发数字交换机是先开发2千门的交换机，然后再搞一个中央控制模块把多个2千门的交换机连在一起，形成万门交换机。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上。只有李一男在考虑万门机的方案。李一男招了我和余厚林两个人，我负责万门机的软件，余负责硬件。余厚林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从武汉一个研究所过来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
18、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李一男第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的情景。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5岁就上了大学。那一年刚研究生毕业，22岁，比我们俩小10岁。大概是他头一回当领导召集开会，在给我们俩讲话的时候有点紧张。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要很注意才听得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领导的人越来越多，口才也就越来越好了。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神很厉害。从此以后，李一男在华为的时候就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当万门机项目经理，我是万门机软件项目经理;他当交换机业务部总经理，我是交换机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当中研部总裁时，我是数据通信业务部总监;他当公司常务副
21、明确，就是尽快把交换机搞出来。为此大家加班加点，半夜2，3点钟才回去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加班也没有人强迫，都是大家自觉自愿的。任总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我们去吃宵夜。任总真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每次听他讲话都搞得我热血沸腾的。那是支撑我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是每个月都上涨的工资。他也在给我们压力，他说，搞交换机的钱都是高利息借来的，如果搞不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五楼跳下去。那时候的任总虽然压力很大，但脾气还没以后那么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骂人。他还常常拍郑宝用的马屁，在会上会下说：“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亲切地称呼李一男为“红孩儿”。动荡的岁月1993-1995年，
22、对华为来说是动荡的岁月。每天都有新的员工进来，每天都有老的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外七国八制交换机占领。国内只有上海贝尔生产的S1240交换机，还是法国阿尔卡特的产品。郑州通信兵工程学院邬江兴教授带领的开发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发成功第一个程控交换机，也就是后来巨龙集团生产的04机。邬教授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04机的成功给国内其他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研究所，公司予极大的鼓舞和信心，纷纷加大力量开发。在深圳就有好多家搞程控交换机的。搞得最好的是长虹公司(不是四川那个生产电视机的长虹)。长虹公司是深圳市政府和长春邮电学院合办的公司。在华为刚刚开始搞程控交换机的时
25、华为对外合作的重点。刚开始的时候，高校还能给华为带来一些新的技术,如ISDN是和北邮程时端教授合作，ATM是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周代琪教授合作，但后来华为的技术开发远远领先于各高校。我在当对外合作部部长的时候，曾经走访了所有合作的高校，想找一些华为没有的新技术，结果一无所获。这时华为和高校的合作仅仅是人才的培养了。当然，华为大批的人员还是从社会上招聘。我就是其中一个。很多开发人员都不知道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就边学边干起来。那时我们每人手边都有一本程控交换机的国内规范，因为那本书是红皮的，更因为那是我们每天要看的书，我们称之为“红宝书”。不管硬件还是软件，开发水平很低，干到哪算哪。最高目标就是能打
27、暂住证。那时候深圳查得又很严，经常有保安半夜敲门来查证件。没有证件的会被抓到东莞的樟木头去。经常会有华为人被抓进去，包括毛生江也被抓过。那时负责人事工作的是曾信富老师，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去派出所捞人。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我们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樟木头的联想)。令任总心焦的是C&C08交换机迟迟出不来。华为的销售很厉害，在交换机还没开发出来的时候，已经为第一个交换机找好了开机的地方-浙江义乌。但交换机非常不稳定，呼损大，断线，死机。计划5，6月出去开局的，一直拖到十月份。那时候，看到任总好像一下老了十岁。阿毛(毛生江)每天看到我们都要说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十月后，
28、实在在公司待不住了，尽管交换机还没稳定，第一台C&C08交换机终于到义乌开局了。开发组的大部分人员带着开发工具都跟着去，等于是把开发的战场放到电信局去了。这个局开了两个多月才完成。后来还经常出毛病，经常需要开发人员去维护。直到几年后，华为给他全部换了新版本的交换机，才稳定下来。C&C08万门机的开发我没有去义乌参加参加2千门的开局，因为这时候万门机的开发已经展开。从2千门向万门机扩展，在当时的主要做法是用内部的高速总线将多个2千门交换模块连接在一起。像上海贝尔的S1240,富士通的交换机都是这种结构。李一男最初做的万门机方案也是考虑采用总线的方式。那时候公开的总线标准速度就快的是Intel的
29、MultibusII总线。所以李一男决定用Multibus来实现万门机。花几十万买来了开发设备，但研究了几个月后发现华为根本就没有技术能力来实现这么快的总线。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工学院光学物理专业毕业的。这时候他们想到能否用光纤来把多个模块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光传输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在交换机中采用光传输技术的只有AT&T的5号交换机。但正是这一个歪打正着的方案为华为后来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华为后来的远端模块，接入网，光传输产品也因此发展起来。方案确定后，万门机项目组开始招兵买马。项目经理是李一男，我是软件项目经理，余厚林是硬件项目经理。软件项目主要成员有：洪天峰，周元
30、，李海波，陈辉，伍能鹏。硬件项目组成员有：黄耀旭，朱天文，张裕，李建国。后来2千门开发结束后，费敏调到万门机项目组来任后台软件项目经理。这个项目组最后产生了华为3个常务副总裁，3任中研部总裁(李一男，洪天峰，费敏)，一个高级副总裁(黄耀旭)和一个执行副总裁(刘平)(在华为的高级干部中，常务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只有5，6个;高级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执行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洪天峰也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太太在深圳工作，所以经他的同班同学郭平介绍进入华为。洪长得五大三粗的，满脸的络腮胡子，很像他的名字。但一说起话来，却是轻声细气的，还常常会脸
37、得予解决。我们是94年8月到邳州的，原来想能回深圳过国庆节。没想到，到十月中旬才开局结束。在最后验收的时候，任总，郑宝用都来了。晚上在我们的住处，任总来跟我们聊天，任总激昂地说，“我们以后要把上海贝尔远远地甩在后面，要追上AT&T!”.当时我们哄然大笑，心想：“老板真能吹”。要知道，当时我们要把头抬得高高的才能仰视到上海贝尔，而AT&T，当时的电信老大，我们把头抬得再高，也看不到它在哪里。但现在华为的发展已经证明任正非当年不是吹牛，有志者事竟成!中央研究部万门机开局成功后，华为开始为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数字交换机做准备了。C&C08交换机的开发人员开始分流，他们分别分到市场部，生产部，采购部等部
38、门，并成为这些部门的骨干力量。留下来的人员和不断招进来的新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研究部。当时开发人员也不超过100人，却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中央研究部。相信那时候任总心中已经有了未来研发的蓝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设立研究所，于是，深圳总部就成了中央。中央研究部的第一任总裁是郑宝用。下设交换机业务部，智能业务部，新业务部和基础部。最大的是交换机业务部，李一男任总经理，张云飞任总工程师。张云飞是2千门交换机软件开发的主将，绰号“猛张飞”。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家伙。由于经常熬夜干活，他都习惯了白天睡觉，晚上清醒。以至于后来公司规范后，大家白天上班时，他在睡觉。晚上他一个人又不知道干什么好。后来，他去了
41、华为的研发人员已经有了几万人，在全世界各地有了许多的研究所。深圳的中央研究部现在名符其实。华为的“中南海”在93年，华为还没有人能自己买房子的。大部分员工都是租住着周围农民的房子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华为在南头南山医院的对面自己盖了一栋宿舍楼。在那里住着华为早期创业的骨干和特招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公司的高层领导。最顶层只有两套房子，分别住着任正飞和郑宝用。大家都把那栋楼称为华为的“中南海”。有一次由于项目有了一些突破，时任数字机项目经理的曹贻安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那是三房两厅的房子，非常宽敞，家中各种家具电器应有尽有。我是第一次看到条件这么好的住房，心里非常羡慕，心想：
43、诸多不便，几年后，经济条件稍好时，很多住在“中南海”的人都自己在外面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华为第一次集体购房是在94年底。由公司出资在深圳大学里面买了一栋集资房，然后卖给员工。每个员工可以报名购买，公司按职位工龄打分，按分数高低来挑房。我记得当时报名的人中，分数最高的是费敏，我是第二位。那时候我们的钱都买了公司的股票，根本就没钱买房。当时说好是借公司的钱，以后再从年终奖和分红中扣除。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住上了三房两厅的房子。本来这是公司给员工的一个福利，不过最后没有好的结果。原来说好是要有房产证的，但住了半年后，发现开发商根本拿不到房产证。住户们组织起来跟公司交涉，要求退房。最后都退了，那栋房子
48、了就在测试房间的沙发上睡一会。在鉴定会结束后，我没去参加庆祝晚宴，直接回家睡了两天两夜。“丧权辱国”的协议我担任交换机业务部副总工后，相对要清闲了一些。没有了具体的目标，工作比较机动，哪里需要了就到那里去顶一下。李一男设计了华为第一本产品宣传PPT。有客人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是李一男去讲解。李一男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去讲。那份PPT牛皮吹得很大，把C&C08的功能和性能都吹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郑宝用画的一张交换机的结构图，表示C&C08可以扩容到128个模块。我根本就看不懂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当时只能实现16个模块。不过后来，C&C08把这些功能都实现了，也确实可以扩展到128个模块。我
49、第一次出去做市场宣讲是和江西生一块去杭州。江西生来华为很早，曾经担任过市场部的总经理。不过他后来的官是越当越小。当时，华为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C&C08，但阻力很大。大唐电信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也刚刚推出市场，而大唐公司是邮电部的下属公司。我们去杭州的时候，正好是邮电部一位主管科研的副部长在杭州召集各地电信局局长开会要求他们采购大唐的交换机。我和江西生呆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办事处的人到外面把从下面地县电信局来开会的领导拉到宾馆房间，然后我就向他们介绍C&C08.就这样一批几个人，一天要接待好几批的客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95年9月份，我接了一个任务，去内蒙古察右前旗开局。察右前旗是C&C08开的第一
50、个C3局。中国的电信网的结构分为5级，C1为最高级，C5是最低级，以前华为的交换级都是用在C4,C5级。我带着刚到华为工作的一个研究生钟英键来到了察右前旗，同时来的还有中试部的余景文。察右前旗电信局当时使用的是从日本免费搞来的纵横制交换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没想到后来使用的时候经常要维修，而维修的零件费用很高。局方这时才有了上当的感觉。华为北京办事处主任夏宁去了几次察右前旗，每次都和局方喝酒喝到去医院洗肠，最后签下了这个合同。但是后来局方再购买一些附件时，夏宁报了比较高的价格，让局方觉得华为怎么和日本人一样。这就给我们的开局验收带来了麻烦。由于是第一次开C3局，很多信令的功能都要修
53、的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各种吃法的羊肉，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了。最难受的是每天都要喝酒，我一点酒都不能喝的。局方派了一个他们局里最不能喝酒的人来陪我喝酒，那个人能喝六瓶啤酒。我在那里整天忐忑不安的是，不知道回到公司后会受到什么处理。第一次去美国从1995年开始，华为每年都要选派一些骨干的开发人员到国外参观一些技术展。这是任正飞非常有远见的一招，既可以让开发人员开扩视野，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又可以作为对骨干开发人员的奖励。事实上，华为很多新产品的思想都是由下面的开发人员提出来的。1995年第一批赴美参观的队伍是由郑宝用带队，我没有入选。我被选择参加了1996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展出的Comde
54、x+Network展览会。Comdex是IT界最大的展览会。我们这个团队由陈会荣带队，团员有我，姜明武和郑树生。临走前又加入了周代琪。陈会荣和姜明武都是C&C08的硬件开发骨干。这时候，陈会荣是采购部的负责人，姜明武是生产部的负责人。郑树生是浙江大学的博士，来华为时和杨汉超一块开发7号信令。后来他们两个都成了华为的常务副总裁。郑树生现在是华三的CEO。当时郑树生是中试部的总裁。周代琪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带着他的ATM课题和他的研究生来华为搞开发，后来就留在华为，后来成为华为西安研究所的所长。在到广州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从广州回来的广深高速公路上，一辆施工的大调车在我们
56、影响。以太网交换机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大大推动了以太网的应用。还有一件事是参加微软的Window95发布会。比尔盖茨亲自演示新操作系统的功能。结果演示不久就死机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华为北京研究所1996年，华为在研发上考虑向交换机以外的领域扩张，成立了新业务部。刘启武任总经理，黄耀旭任付总经理，我任总工程师。当时新业务部主要做会议电视系统，光传输和数据通信。刘启武负责会议电视系统，黄耀旭负责光传输，我负责数据通信。后来这个部门发展成为三个部门：多媒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和数据通信业务部，我们三人分别是这三个部门的总监。黄耀旭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来华为的时候是在C&C08万门机开发项目组
57、搞硬件开发，和余厚林一起开发光接口板。在万门机开发组里他并不突出。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掉儿郎当的，软硬件调试的时候经常看不到他人，还经常会说一些怪话。不过他的口才很好。当华为开始准备搞光传输系统的时候，李一男首先选择余厚林，但老余不想再搞新产品开发了，又选择了朱天文。朱天文带了几个人到武汉，在邮电部光传输研究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边学习技术，一边认识光传输所的人。后来传输业务部的很多技术骨干就是从那个研究所挖过来的，包括传输业务部的总工。朱天文是中科院微电子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后来跳槽到华为。从武汉回来后，朱突然想念北京了。这时候北京研究所刚刚成立，所以他向李一男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