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图咏》“通灵宝石、绛朱仙草”页
《红楼梦图咏》“元春”页
本文以改琦《红楼梦图咏》为案例，通过深入分析与探讨，以期梳理出一番“纸上雅集”的创作起因、背景、结果，以便对这一传统鉴赏方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为什么笔者选择《红楼梦图咏》呢？首先，一图一咏的形式是典型的“纸上雅集”模式；其次，改琦的生平和社交圈，是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模式的一个缩影；最后，改琦最初完成的《红楼梦》人物图创作，只是图册，使之变成“图咏”的，正是当时雅集盟主兼改琦的赞助人李筠嘉发起的“纸上雅集”，且在改琦和李筠嘉去世之后，图册依旧不断地在增加诗文题跋，也不断地在付梓版刻印刷。此外，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瑰宝的一部分，改琦的仕女画又是美术史的瑰宝，它们是珠联璧合。此册图咏是“纸上雅集”的集大成者，尤其是到封建社会末期能产生这样的集大成之著作，集合了古典人物画、诗歌文学、书法题字的元素，乃至建立这些元素背后的赞助者文化、主雇交情与文人雅集的模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红楼画史
版刻插图，史载最早的红楼画版刻插图，见诸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之《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程甲本”。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高二人又对甲本做了一些“补遗订讹”、“略为修辑”的工作，重新排印，通称“程乙本”。“程乙本”的印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使《红楼梦》得到广泛传播——我们回到版刻插图。
民间艺术，其实与前所言“版刻插图”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版刻即版画刊刻，属于民间手艺的一种。此外，还有年画的形式。
画家绘本，在程甲本“一梓风行”之后，逐渐成为画家所喜爱表现的题材对象，其中以改琦最负盛名。时人及今人皆认为改琦的红楼人物画为红楼画之杰作，现传有《红楼梦图咏》、《红楼梦临本》与《红楼梦图》等。
《红楼梦图咏》到底有几种版本？恐怕很难厘清，上海博物馆顾音海先生所撰《红楼梦图咏版本比较》一文中指出，《红楼梦图咏》除了初版本外，还有重印本、翻刻本。初版本为大开本，每册不标序号。而重印本为小开本，某些图像的个别地方吃墨不均，钤盖印章与初印本有相异之处，例如第一幅“通灵宝石绛珠仙草”就少了“玉壶山人”印记，其他画像几乎都不钤印记，也无图序编号。翻刻本则以文元堂版流传较广，与初印本之字体图像均有相异之处，全书分元、亨、利、贞四册，在每一版框右下角栏线外有标示序号，翻刻迹象非常明显。而此文元堂翻刻本又有重印本，扉页书名有“永安画眉”字样。而传世版本问题不在本文重点讨论范畴内。
改琦与《红楼梦图咏》
改琦(1773－1828)，字伯韫，号香白，又号七芗、玉壶山人、玉壶外史、玉壶仙叟等。宗法华喦，喜用兰叶描，仕女衣纹细秀，树石背景简逸，造型纤细，敷色清雅，创立了仕女画新的体格，时人称为“改派”。改琦为回族，先世本西域人，于元朝时入居中原，世居宛平(今属北京)，祖父改光宗一度任松江(今属上海)参将，遂入籍于此。明清以来，松江地区文人荟萃，书画鼎盛，改琦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青少年时就在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稍长，结交地方名人，如王芑孙、李廷敬、李筠嘉等，诗、书、画上得到指点，开阔了眼界，名声渐著，慕名索画者接踵而至，作品不但在江浙一带备受推崇，而且还得到京师的王公贵族、官僚文人的赞许。外游期间，与所到之处的文人、画家均有书画应酬、诗词赠答，并游山玩水，领略江湖名胜，使其视野、胸襟得到了开拓和丰富，对其艺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李味庄和李筠嘉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是至交，两人志趣相投，于1803年在吾园共同创办书画会，即“吾园书画会”。参加该会的有：方楷、李学璜、改琦、林镐、洪亮吉、陈复堂、龚自珍及钱杜等，共133人。据李筠嘉编的《春雪集》记载，这许多书画家在集会时为“吾园”留下的纪念作品，包括绘画、诗词等，共250余件。“吾园书画社”前后二十余年不衰。
今天的仕女画家盛名，掩盖了改琦除了仕女画之外、亦工山水花鸟的造诣。改琦的《红楼梦图咏》虽然是为赞助人而作，为大众审美而作，但前提是他本人也是《红楼梦》小说的热情读者。比如，他在刻画薛宝钗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都说薛宝钗聪明乖巧成众人宠儿，而林黛玉怨天尤人不谙世故，是两种极端的反差。然而，薛宝钗的这种聪明乖巧真的值得赞扬吗？改琦给薛宝钗设置了“宝钗扑蝶”的造型，但这里的“执扇”很可能是“秋风纨扇”的隐喻，也即“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的寓意——纵使审时度势、聪明伶俐如宝钗，命运亦不过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红颜薄命也。其实，改琦的人文主义情怀在这本人物册中有多处体现，如葬花的黛玉、坐禅的妙玉、手握定情剑的尤三姐，即使对于贵为宫中娘娘的元春，改琦也没有刻画她风光的正面，而是描绘了一个孤独的背影，一派“思亲泪染杜鹃红”的意境。改琦善于运用景物烘托的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并非一般的小情小调的怜香惜玉情怀。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改琦身处那样的一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介入的时代，其作品本身就带有较强的商品属性。汉唐气象、大明辉煌，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就是一种小家碧玉的精致。郑振铎现在在《中国木刻画史略》如此形容徽派木刻画，笔者认为也可以用来形容清末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还有人说，他们所表现的正是明帝国默契的‘世纪末’的真正生活，气魄小，但十分追逐于小中见大的雅致细巧。他们爱的是小园林，是假山，是小盆景，是甜香沉郁的烟气袅袅。这些话，都是对的。”因此可以说，改琦的那些仕女画，更多的不是为了美术审美而存在，而是为了赞助人而存在，所以如果仅仅以美学的标准去评价是片面的。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也不太可能挣脱时代的束缚，正是时代造就艺术。毕竟，惊世天才是极少数。
图咏的“起、承、转、合”“起”——应时代而起
“承”、“转”——从图册到图咏
《红楼梦图咏》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叫“图咏”，而是《红楼梦人物册》，使图册变为图咏的，正是这口口相传的题咏、传播以及后世的持续题咏创作。
“合”——付梓出版
版画的兴起对于《红楼梦图咏》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版画才使得图册走入千家万户。在早些时候的18世纪，大英帝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绘画大师威廉·荷加斯笔下的讽刺当时英国风俗的犀利漫画肖像，正是通过这样千百张复制的版画而广为传播、知名度大增。那么，像《红楼梦》这样大受欢迎的小说之插图，在明清已大大拓展其艺术领域，延伸至版画印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并有不同的刻本。
《红楼梦图咏》共绘制50幅，凡55人。如前所说，先后为画册题词赋诗者三十有四，每图一至三题，共得75咏。或诗或词，或一题或二题三题不等。笔者曾查阅过《红楼梦图咏》不同的版刻版本，如月楼轩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一版一印)，孙溪世家、吴县朱氏槐楼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一版一印)，以及上古社巾箱本刻本，不同的版刻有不同的序文跋语，并留下不同的钤印。这也是一有意思的现象。版刻本对比笔者手头收有的西泠印社的《清改琦红楼梦人物图册》(2007版)，让笔者更觉版画插图中的“线”之美，其亦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与刀的结合，它不但包含着“笔法”、“骨法”，还包含着“刀法”，并更注重线条的装饰性。而图册版改琦的原作，线纹流畅、娟秀，清淡雅致，人物工丽而布景精雅。
百花齐放之“咏”
不过，正因为是“百家之咏”，也难免会有“各家之言”的意味在里面。有时候题词者甚至会罔顾作者的原意和画作的意境“自说自话”。《红楼梦图咏》中的不少题咏就有这种现象存在。如图咏中有元春一幅，元春盛妆背脸，凝神静思，看来雍容华贵，但内心隐痛却难以排除。画上看不到人物的面孔，正是说明元春在那“不得见人”的深宫内院，感到“骨肉分离，终无意趣”的悲哀。庭中杏花盛开，取一个“早”字，点出元春之意，但也预示了它的早败，花开花落，原不过瞬息之间。
此页有周绮题诗曰：
椒房更比碧天深，春不常留恨不禁，修到红颜非薄命，此生又缺女儿心。
这诗和画，沉痛地写出了至亲骨肉咫尺天涯的悲剧，人的正当感情怎样被阴森的宫墙所隔断、所扼杀。这就更强烈地揭示出皇妃生活的空虚苦闷和封建制度的冷酷无情。反观元春的另一首沈耀钤为元妃的题词却根本歪曲了改琦的原意：
宫花含笑对新妆，云髻风鬟下御床，侬是承恩香殿里，也应香艳冠群芳。
这就是离题万里，改琦并非要描绘元妃的荣耀与恩宠，何来“冠群芳”的争宠？且字体略微草率，篇幅亦不算工整。
另，从所题内容亦可看出题者的性格与品位。比如图咏的另一位比较重要的题者是姜皋，字少眉，号香瓦楼主，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与改琦的关系也极好，姜皋为《红楼梦图咏》中的莺儿(嘉庆二十二年丁丑题)题道：“雏燕一舞莺尤娇，手花翻处丝丝撩。东风卷袖飞双蝶，活色生香枝与叶。”还有为碧痕所题“梧墙月苑生晚凉，由房几曲温兰香。肌均骨弱轻扶将，湿云片片牵罗长。……闲庭雨过笑鸳鸯，今宵女伴腮花问。”——颇有一番《花间集》的词风。甚至在为蒋玉菡题词时依旧延续此风：“几缬秋蓝踏细蝶，仙露微颊笑双靥。歌场吭竹云徘徊，舞分花月妥帖。兰因絮果春绵绵，鹦鹉衿袖尤相怜。海红鲛绡香一丈，画暖有气吹如烟。”这些词句也是当时审美风气的一个侧面体现。同一年留下题咏的还有顾恒题“警幻”，孙坤题“黛玉”，高崇瑚题“李纨”，瞿应绍题“宝玉”。这些人都是改琦的朋友、李筠嘉的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