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藏在历史里的公版外文图书遇到了中国年轻译者
一个鲜为人知的“古登堡计划”
一万余人报名，一千余人最终成功参与，一个名为“译言古登堡计划”的项目已经在国内诞生一年有余。在上千名年轻人手中，400多本进入公版的外文图书经过翻译，已有89本以电子书形式在线销售。而挖掘冷门经典，让这些书在热闹的畅销书的包围中，有着另一番存在的价值。
这群年轻人的行动，也让以公版图书电子化为宗旨、享誉全球的“古登堡计划”在中国有了新的诠释。
一小时漫游出一个“计划”
去年5月的一个下午，译言网CEO赵嘉敏和图书部主编李婷走出了纽约公共图书馆高大的圆拱门。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朝圣之旅”，而那次漫游带来的震撼不光停留在了脑海中，还变成一个有1000多人操作至今的项目。
李婷早先通过图片结识过这个美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我原以为里面到处是很高、很密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但1小时的漫游颠覆了原有的印象，在2000平方米的主阅览室，虽说阅览室两侧有触及天花板的古香古色的书架，但更多的区域摆放了桌子，一半的桌子上还配备了电脑。几乎所有到此的人，都在盯着电脑里提供的各种扫描电子图书看得专注。
赵嘉敏和李婷的内心受到震荡，走出图书馆，两个人在街角的咖啡馆坐了下来。两杯咖啡在手，三个小时飞逝，天色逐渐变暗，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国内从未有过的全新事业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截至目前，译言古登堡计划已推出了47期，这些公版图书除了从古登堡计划的网站寻找外，还有的是网友推荐的公版书。而且每一期都有不同主题，“字里行间的影像——奥斯卡获奖影片原著”、“大作家笔下的儿童文学”、“伦敦风物”、“纽约往事”……内容涵盖了文学、教育、社会、科技、历史、地理等。该计划已翻译完成图书400本，其中80%为英译中，其他语种则包括德语、俄语、日语甚至波兰语等六七种。
一本书最多五个人译
远在菲律宾马尼拉工作的刘斌，从美国密苏里大学食品科学博士毕业后到国际马铃薯中心菲律宾分部工作，无数个夜晚，他把自己的爱好和文字翻译连在了一起。
今年2月初的一个周末，刘斌在网上发现了译言古登堡计划《芭贝特之宴》这本书的翻译招募启事，该作的作者曾写出过声名赫赫的《走出非洲》。想一试身手的刘斌用了一个夸张的比喻，“以我的水平翻译这篇小说，结果会是用华美的食材做出平庸的饭菜。”但他仍然想在这篇杰作译成中文的过程中留个名，于是就去报名当了负责人，也就是责任编辑。
刘斌并非等闲之辈，今年31岁的他曾是有几十万全球网友参与的接力项目——“直播‘二战’”中文版的主要翻译者和负责人之一，几乎没有任何波折，他入选了。
刘斌首先开始挑选译者。“按照我的眼光，译文除了准确、顺畅外，还必须优美而清新，最好稍稍有一点神秘气味。”试译稿陆陆续续地交了上来，刘斌发现“有的不忍卒读，有的通顺却味如嚼蜡，有的中规中矩，有的过犹不及”。但他最终在众多试译者中寻到了合适的人选——南京大学大一学生浦雨蝶。
《芭贝特之宴》仅有23000字，完成翻译用了一个月。“我们用一种叫GoogleTranslatorToolkit的网上工具进行协作，译文发上去后有权限的人都能修改。”刘斌说，更多的时候，他要做的是改改虚词，查查资料。
原译为“她平静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自有一种魅力；在她的注视下，各种事物都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刘斌改动之后就有了些许不同，“她平静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她目光所及之处，各项事宜都有条不紊地静静进行”。而文中的人名地名、圣经引用等注释，共有40条左右，都是刘斌搜集了大量资料后撰写的。
在深圳工作的韦丽媚，先后作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月池》、《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三本书的负责人出现在了译言古登堡计划中。她和刘斌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因为她要面临更多的译者，她会草拟一份进度及质量监控文件，上面写明每个人负责的章节和字数以及相应的版税份额，每天的工作量，校对安排、交稿和沟通方式以及奖惩办法。“我和所有人确认，没有异议才执行。”韦丽媚说，多人同译一本书，最怕遇到译者中途撂挑子，这种倒霉事她遇到过，赶紧找新人替补，算是没耽误大事。
一本书除了项目负责人和译者外，还有其他角色，汕头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高正哲担当的是通读师，他先后负责了几十本图书的通读。“负责通读，首要职责当然是发现是否有错字、别字，还有标点的误用、乱用，漏加注释，以及其他各种文字上的硬伤。”
译言古登堡计划项目负责人梅莹揭开了谜底，该计划实行的是传统出版流程从未有过的协作翻译方式，每本书平均有三四个译者，最多的时候，一本书会有5个译者。“每一本书的成书由多个环节组成，从选定项目负责人，到招募译者、翻译和互校、负责人审核，以及最后的质检和通读，每一个角色都有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社区分工。”据她介绍，平均每本书的上线周期仅为4个月左右。一本书的背后，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而是一个队伍在工作。
一本书最少才卖出七本
译言古登堡计划销售情况似乎并不火爆，最少的一本书才卖出去7本，但最多的达上千本，像《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上线半个月卖出了1000本。
面对这样的结果，似乎没有人太当回事，毕竟大部分读者对这些书都十分陌生，像俄罗斯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作品，之前根本就没有中译本，大家甚至没听说过这个人。因此上线电子书的读者圈子并不宽泛，大多局限在高校学生中。
但高正哲认为，虽然这些书都不那么流行和“时兴”了，但通过精心的挑选和翻译，让这些距今久远的经典作品重新焕发新质，很有些“让经典在中文世界重生”的感觉。“电子书是永存的，它可以永远在那里，如果有人想看就可以看到，这是很有意义的。”刘斌也如此说道。
但刘斌坦言，因为实行的是版税制，而图书销量有限，所以现在拿到的稿酬甚至比不上国家规定的千字稿酬标准。译者王骁双也说，她和三位译者合作翻译完成的《她的国》中文总字数为11万字，第一个季度稿酬拿到了，只有100元。“我并不指望赚钱，况且也是四人合译的，作品又是这么古老，还是女性主义题材，不大可能短时热卖，这我也知道。”23岁的王骁双安慰着自己。
王骁双说，按照网上公开的规定，作品净收入的50％归运营方，即译言网所有，10%归项目负责人所有，40%归参与项目的译者所有，而多个译者间的分成比例原则上根据译者的工作量决定。“像《她的国》定价为12元，我的译文字数占总字数的30%左右，40%销售额是归译者的，所以分下来我是占12%左右，每卖出去一本书我能拿到1块5。”
因为没有可观的稿酬，译言古登堡计划进展到现在更多是靠年轻译者的兴趣来支撑。26岁的陈萱说，“16岁的时候，我立志成为一名文学翻译。转眼10年过去，今年9月24日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上架，梦想终于成真了。”陈萱去年从英国回国后，在居无定所的求职岁月中，开始动手翻译了这本《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部分章节，“那个时候有孤独寂寞、挫折伤痛和泪水，有不知明天在何处落脚却信心十足的豪迈，还有感冒发烧还在赶稿的日子。”
远在香港的王骁双同样难忘她翻译《她的国》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在北京为一家妇女组织做实习，白天在办公室埋头于翻译与性别有关的国外新闻，晚上回到蜗居的租屋，沉浸于一个只属于女性的乌托邦里，文学与社会实践从没有过如此完美的高度结合。”那一个月，也是王骁双最开心的日子。
“翻译出好句子的心情有点像喝到一种不为人知的美酒，而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它能与读者见面，就想将这种酒介绍给大家。”刘斌说，他珍视这份感觉。
观点
首译应该得到提倡
翻译家黑马显然对译言专辟冷门的做法有赞许之意，“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站在前辈肩膀上大肆重译，重译过程中发现首译者的一些问题还拿来大肆鞭挞。其实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出于蓝却胜于蓝’，这是卑劣的。”黑马认为，目前的翻译环境更要提倡首译，而首译就是原创精神的表现。
黑马认为，每个时代的言语方式不同，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翻译出的新本子在理解、不出错的前提下，有这个时代的言语特色，就不一定要用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译者的中文表达标准去衡量他们。“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和翻译家们的语言风格基本上可望而不可即，现在整个语言环境变了，的确不能用那个标准强求了。”
但由年轻人来翻译距今久远的古老版本，多少让人对译本的质量产生一些担心。对此，黑马有自己的看法，“太成熟的译者多有公职，翻译只是业余，功成名就后是不会仅为翻译一本新书而接受低稿酬的，除非正好是他研究范围内的作品或喜欢的作品。靠资历浅的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在黑马看来，新人总是要有机会才能出头，译言古登堡计划给新人出作品提供了机会。
不过，多人协作翻译的商业模式也有令人质疑之处。协作翻译好处是周期短、成本低，而且协作译者可以在互校中取长补短。但也有劣势，参与者良莠不齐，还有，大家只是因为兴趣聚在一起，负责人对于译者的约束力减弱，不益于把控译文质量。黑马表示，“在信息时代，这样的流水线方式未必可取，除非统稿的人特别认真负责，对着原文从头到尾一统到底。”
黑马建议，关键还要看组织者是否能采用先堵后补的方式，就是说找人时要仔细考察其资质，最好是有过出版经历的人，要考察其试译水平；后补就是后期编辑时要下功夫检查和润色。
对话
“有出版社招人，懂点英语就能当编辑”
受访者：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
当下图书市场文学作品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翻译稿酬低等问题不断被提及，但与此同时，目前国内文学图书翻译队伍总体情况如何，翻译整体质量良莠不齐的根本症结在什么地方，却少有人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于是有了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的这次对话。
问：出版社图书翻译的译者主要是哪些人群构成的？
问：出版社都在抱怨优秀译者难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问：据您了解，目前国内出版社参与翻译图书出版的整体情况如何？
但我认为，出版社要想推出优质文化产品，编辑的作用非常重要。专业出版社编辑除了为读者挑选图书外，很大功能是对翻译质量和内容的把握，编辑不仅要和译者反复互动，而且一定要对原文，因为有些译者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漏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因此，编辑如果不看原文，就没办法发现问题。但事实是，大部分出版机构没有专业外语编辑，有不少出版社招人，懂点英语就开始当上编辑，而且出版社什么语言都敢做，西班牙语、韩语、日语、俄语样样都来。
问：要改变这些现状，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
答：翻译没有门槛，出版社没有资质，造成了竞争无序，我认为翻译出版行业也应该有行业标准，哪个行业没有自己的标准呢？政府主管部门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链接
古登堡计划
1971年，古登堡计划创始人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tt，1947——2011）还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他获得了学校材料研究实验室中的XeroxSigmav大型计算机的使用权限，通过和善的操作员，他获得了几乎没有时限的账号。哈特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使这份馈赠“物有所值”，此后他决定将书籍电子化，供人们自由使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哈特的计划中来，而在图像扫描仪和光学文字识别软件得到改进并被广泛使用前，大部分文本都是靠手工输入。
据一些熟知古登堡计划的人士介绍，该计划的主要价值在一些较冷门、专业的书上。不过，该计划上载的图书版本的可靠性曾遭到过质疑。翻译家黑马说，他主要翻译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但他发现，网站上载的劳伦斯版本都是比较老的版本。这些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根据最新发现的劳伦斯手稿，对劳伦斯作品进行了重新修订，但这些最新修订版网站自然无法上载。不过，那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因为无法再找到手稿，修订可能性很小了，因此大部分版本还是相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