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时期，人们曾为它的‘敌伪’疑团所却步，止于简单的可与否的价值判断中，而难于去浊澄清，沙里淘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损失”[1]。作家杨鲍说，“我当年17岁，在天津上学。我写的东西在北京发表。我崇拜高尔基，我当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没有任何关系，既没有敌伪的，也没有进步的。我当时的文字还很幼稚，写作技巧也不成熟，只因为我写的题材被编者看中了，稿约不断，也就自然而然地写下去。我所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我认为，用‘寒凝大地发春华’形容沦陷区文学非常恰当”[2]。
如何认识和评价沦陷区文学，是研究抗战时期文学的基石。有研究者以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为例指出，“如果把祖国比做母亲，那么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就是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的一个婴孩，既不是养子，也不是孽种，而是一个带有污垢和先天性病态的祖国的婴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清洗污垢，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而不是因为污垢，就把婴孩和污水一起丢弃，或者把婴孩继续泡在污水里”。对待抗战时期文学，“要科学地、全面地，慎重地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要全面深入地发掘并掌握史实和史料，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偏激倾向；要提倡学术上的慎重，抱着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负责的态度”[3]。
抗战时期的天津文学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的一个婴孩，它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区域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
天津沦陷前夕，日本驻津特务机关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扩张计划，对天津各界抗日人士进行疯狂的拘捕和残害。海风社诗人邵冠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因写诗揭露、斥责日本驻军在津杀害壮工、抛尸海河等罪恶行径而遭诱捕和秘密处决，被害时年仅21岁。海风社成员余秋阳回忆了邵冠祥被诱捕的经过：
同时被诱捕的还有曹镇华和周谦。海风社因邵冠祥、曹镇华等人的被捕杀害及天津的沦陷而瓦解。
日本帝国主义对报人的拘捕和残害，激发了人们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张季鸾1937年7月29日在《大公报》发表社评《艰苦牺牲之起点》称：“中国今天整个背水作战，要想独立自由，就必须拼命……日军侵略邻国毫无不得已的理由，中国是生存问题，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随着天津的沦陷，盛极一时的天津报刊业或停刊，或被取缔，或者附逆充当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宣传工具和统治新闻事业的代言人，或被日本特务机关审查和重新登记后批准出版发行。沦陷初期“以不登国民政府消息和抗日言论为条件”，批准26家报纸出版。1938年初，“为了给《庸报》创造控制天津报刊的有利条件，以天津特务机关名义，借口所谓‘新闻统制’，一举取消了所有私人通讯社及半数以上的报刊”[8]。到了1943年秋，“就只剩下《庸报》《新天津画报》《天津妇女》三份报刊”[9]。抗战时期的天津文学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沉浮和发展。
二
“历水火不能灭”的文学，在文化的冻土中努力萌芽生长。就小说来说，呈现出多元探索的面貌，“有深沉，也有空幻；有社会剖析，也有心理探寻；有真挚的写实，也有强悍的传奇，它们是冻土上开放的花卉，以丰富的姿态和色彩向冻土的制造者们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11]。诗人查显琳以公孙嬿署名发表《海和口哨》《镜里的昙花》《珍珠鸟》《红樱桃》《北海渲染的梦》《流线型的嘴》等一系列小说，其关于情爱欲念描写的渲染不仅引发了关于“色情文学”的论争，而且也成为“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批评者指责公孙嬿“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别人的冲动为能事”，这种耽于声色的颓废主义文学“对于青年的不良影响并不比×史来得更小”[12]。肯定者则认为《海和口哨》“故事很美”，“又能喜用巧妙的文句”，“他的作风近于穆时英和叶灵凤，体裁则完全是捡取男女间的爱情故事，有人说他的描写恋爱过于浓重，其实他的题材范围终不广泛。他的唯一成就处在于他的熟练的技巧。《海和口哨》的成功在这里，同样《珍珠鸟》的小标题也增加很多美丽。作者若能用他的文墨在更广泛和更深刻的人生上，他的未来是可期待的”[13]。
三
抗战时期的散文随笔得以“率先的畸形繁荣”[23]。有论者认为“事变后北方文艺界的主潮是散文，散文随笔的成功是在其他体式之上的”，这是因为，“散文随笔的范围较广，所写的内容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同时以个人生活为主，不至于牵涉到另外的事情。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所以散文的产量非常多，尤其是限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作品。至于像知堂先生那样的随笔还不多见，顶流行的是被一部分人称作‘田园风味’的散文。它们所受的影响以西洋散文为多，可是也摆脱不掉中国旧诗词的词句。它们所写的内容不外个人的悲欢离合，非常细腻，是整个沿袭着四年前李广田、何其芳等人的风格。论内容则有的不免空虚，然而技巧上却均有相当的修炼”[24]。
随着何其芳《画梦录》影响的减弱，散文创作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萧人的‘由“重振杂文”说起’，他指明了杂文今日的没落乃是自然的趋势。所谓‘重振亦只是纸上谈谈罢了’。一个是林慧文的‘现代散文的道路’。他因着那个问题，对于散文本身加以研讨，认为散文应该扩大它的领域，杂文和随笔都是该特别提倡的。这意见很值得注意，今后北方文艺界的散文不会再只是田园风味的作品了”[27]。
散文小品作家江寄萍以风格“清淡流畅”闻名，抗战爆发后在《庸报·文艺》《银线画报》《晨报·七日文艺》《新民报半月刊》《朔风》《中国公论》《中国文艺》《艺术与生活》《万人文库》《新光》《新河北》《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发表札记、散文随笔作品数以百计，“散见南北”[28]。江寄萍札记、散文随笔等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写景抒情的散文、随笔和文艺杂论，也有知识性读书札记，风格“冲淡”，“有时抄录旧书，但末尾一二语便极隽永，都没有锋芒毕露剑拔弩张的痕迹。描写生活总由趣味上着手，有时也发一点文人们的牢骚，但仍是淡淡的。即便令人落泪，也是淡淡的，叫人苦在心里”！[29]其散文随笔文字“素朴”，“江先生几年来谈了许多问题，他的说理能达意，叙事至亲切，抒情更可以从文字窥出素朴的美丽，其实他的灵魂却用一种完美的文字形式被永久保留，朴素的小品文，几年来，唯有江先生始终在这一方面下功夫”[30]。
四
抗战期间是刘荣恩诗歌创作的活跃期。1938～1945年，刘荣恩自印出版《刘荣恩诗集》《十四行诗八十首》《五十五首诗》《诗》《诗二集》《诗三集》6部诗集。“刘荣恩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喜爱的英国诗人瓦特·兰德有这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可作为他世界观、价值观的写照。他也曾把自己与《圣经》里的犹太先知耶利米相比，说自己是耶利米的族人。耶利米多愁善感，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刘荣恩说自己的性格如同耶利米，是‘忧郁的森林，没有抗战还是一样的这样忧郁’”[40]。毕基初认为刘荣恩“不仅仅是一个忠诚的艺术工作者，攫取了美丽的风景，美丽的情感，织成了他的诗。他更是一个哲学家，他所启示的是永恒的真谛”[41]。
五
挤去新文艺地位的“红杏出墙”“春风回梦”即刘云若创作的《红杏出墙记》和《春风回梦记》。抗战开始后，刘云若闭门写作，“断绝外界交际，常常十天半月不出门”[54]，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数量之多、作品影响之广，都达到了其创作的巅峰。刘云若小说的成功，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江湖气’。在一个个令人称奇的故事中，刘云若写出了众多市井人物，精心绘制了一幅幅天津市井风俗图”[55]。另一方面归因于刘云若小说的艺术成就，“他在小说中所安排的情节，无不波澜迭起，意趣横生。加上文字流畅，辞彩缤纷，或叙述，或描摹，或诙谐，或嘲讽，皆能生动自然，曲尽其妙，真是‘腕有鬼而笔有神’。总之，他的小说，既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反映出许多社会面，使人认识现实；又像一幅壮丽的山水画，使人身入画中，得到美的享受。其所以有很强的吸引力，让读者展卷即难释手，乃其长才、精思、健笔三合一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云若可以看作是为“旧小说发展到三、四十年代”“作了一个总结”的“代表作家”，“从他的作品内，可以看到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侧影”[56]。
戴愚庵以“掌故小说”闻名，是写天津“混混小说”的专业户。抗战时期他写作了《沽上游侠传》《朔方肝胆》《游侠清课》《十把金交椅》《黑旗队》等“游侠秘史”类“混混小说”，以及《秋雨销魂录》《绮陌红楼》《翠腰艳劫》《花市春柔记》《爱箭情弓》等写“儿女”的言情小说。戴愚庵的主业是为“混混儿”“修史立传”，“他的‘混混小说’数量众多，特色鲜明”，“儿女”言情小说写作只是他的副业。就这一时期而言，“尽管戴氏的言情小说比他的混混小说文学性要强些，但它比之于当时的言情大家或专写言情小说的作家的言情作品就要逊色一些。因此其言情小说虽比其混混小说要强，也只能沦为一般作品，而只能让‘混混小说’作为戴氏的代表作品，与戴氏一起被读者接受”[59]。
通俗小说在抗战时期“言与不言”[60]的环境中，尽管有着市场性因素与考量，是作家卖文鬻粥的一条路径，但未尝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在由于政治的限制，几分被迫地失去了表达与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的文学启蒙功能以后，文学市场的需求，就成为沦陷区文学发展更为直接的动因”[61]。它一方面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开拓了一方幻想的天地。而且，在令人窒息的压抑环境中，通俗小说的娱乐性也不失为一种化解积郁、宣泄情感的渠道。因此，尽管当局和某些新文艺提倡者都漠视通俗小说，尽管报刊上充斥大量的拙劣之作，华北文坛仍出现一批较好的通俗作家和作品”[62]。另一方面，抗战时期繁荣发达的通俗文学对现实的疏离和宣泄娱乐功能的追求，使得通俗小说“在抗战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各个类型一方面继续充实、深化，另一方面明显地彼此综合，两个方面交错并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全世界通俗小说的发展潮流相呼应，使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整体水平大为提高，并为以后的演进筑下了坚实的台阶”[63]。就抗战时期通俗小说总体来说，它的娱乐性与艺术性的交融，就具有了“不合作”消极抵抗的政治蕴含，或可成为詹姆逊所谓“民族寓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的全黑时代”，“一个从文的人该如何来培育自己的力量，来向这时代做出冲击的准备”，是沦陷区作家面临的现实考验，这种考验“既不当是滥写，也不是潜沉便可换得过的。还是要牢持写作的信心，珍重自己的笔，珍重自己的体验”[64]。无论从事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还是进行通俗小说写作与连载，抗战时期绝大多数的天津作家坚持着自己的体验与经验，“枯守着自己的所信”，“走着自己的路”，他们为黑暗时代的天津文学点燃了一抹亮光。
[1]孙中田：《苦难的历史，苦涩的文学——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汇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92页。
[2]舒敏：《北京首次召开华北沦陷区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华北沦陷区文学暨专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学术座谈会”综述》，《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3]徐迺翔：《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冯为群等编《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第201～202页。
[4]余秋阳：《忆天津海风社及诗人邵冠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3辑（总第7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5]吴云心：《吴云心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621页。
[6]吴童编著《谍海风云——日本对华谍报活动与中日间谍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427页。
[7]王研石：《被日寇囚系半载记》，生活书店，1938，第104、341页。
[8]孙立文：《日寇“北支派遣军”机关报——〈庸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页。
[9]徐景星：《近代天津报业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96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20页。
[10]楚天阔：《一年来北方的文艺界》，《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4期。
[11]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下），人民出版社，1998，第399～400页。
[12]刘温和：《一封论色情文学的信》，《艺术与生活》1942年第26～27期。
[13]楚天阔：《一年来北方的文艺界》，《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4期。
[14]陆离：《谈王朱的作品》，《吾友》总第105期。
[15]上官玉露：《关于〈地狱交响乐〉》，《中国公论》1943年第8卷第6期。
[16]上官筝：《关于乡土文学诸问题》，《中国公论》1944年第10卷第4期。
[17]关永吉：《致张泉的信》，1991年9月19日。
[18]郑眉：《读〈秋初〉》，《中国公论》1942年第7卷第1期。
[19]《中国公论·编后》，《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5期。
[20]《中国公论》1944年第10卷第4期。
[21]狂梦：《〈生之回归线〉读后》，《艺术与生活》1943年第35～36期。
[22]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3年第8卷第4期。
[23]杨义：《杨义文存第二卷中国现代小说史》（下），人民出版社，1998，第378页。
[24]楚天阔：《一九四〇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1年第4卷第4期。
[25]林榕：《简朴与绮丽——现代散文谈之二》，《风雨谈》1943年第5期。
[26]慕容慧文：《散文闲谈》，《中国文艺》1943年第7卷第5期。
[27]楚天阔：《一九四〇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1年第4卷第4期。
[28]陆离：《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新民报半月刊》1942年第4卷第23期。
[29]吴云心：《江寄萍君遗著·吴序》，《万人文库》第34期。
[30]萧菱：《悼江寄萍先生》，《华北作家月报》1942年第3期。
[31]萧仲讷：《投笔之志》，《新民报半月刊》1943年第5卷第1期。
[32]阿秀：《有感于小品作家之死》，《新民报半月刊》1942年第4卷第24期。
[33]张秀亚：《张秀亚特别启事》，《辅仁文苑》1940年第5辑。
[34]林慰君：《漫谈张秀亚及其他》，《中国公论》1940年第2卷第4期。
[35]楚天阔：《一九三九年北方文艺界论略》，《中国公论》1940年第2卷第4期。
[36]楚天阔：《一九四〇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1年第4卷第4期。
[37]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4期。
[38]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4期。
[39]楚天阔：《三十二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4年第10卷第4期。
[40]陈晓维：《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2，第266～267页。
[41]毕基初：《〈五十五首诗〉——刘荣恩先生》，《中国文学》1944年第1卷第8期。
[42]楚天阔：《三十二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4年第10卷第4期。
[44]白药：《水边集序、逆水船序》，《文学集刊》1944年第2辑。
[45]陈芝国：《朱英诞诗歌：古典与现代互涉的美学》，《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6]〔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223页。
[47]周煦良：《介绍吴兴华的诗》，《新语》1945年第5期。
[48]卞之琳：《吴兴华的诗与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49]〔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227、63页。
[50]倪斯霆：《旧文旧史旧版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第31～32页。
[51]白羽：《白羽自传·话柄·自序》，《白羽自传·话柄》，正华学校，1939。吴云心在《白羽自传·话柄·吴序》中完整叙述了白羽通俗小说创作的过程：“事变后不久，一天傍晚，K兄来了。我正在吃饭，他一来正赶上，也就把寒暄话收起来，坐下一同吃饭。吃着饭说到生活，他说，‘没有办法了，不做事不行，做事也不行。’打算卖文教学，问我肯不肯做。我因为还有事作，精神顾不过来，只说日后再讲好了。饭后他匆遽的走了，样子像很窘，气色也难看。过了许多天，我在报上看见《十二金钱镖》小说，却不知是他作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我才晓得他用白羽这个笔名。《十二金钱镖》首卷出版了，他送给我一册，我看了觉得惊讶，没想到像他那样身子骨，居然懂得舞枪弄剑起来，而且说得尽情如理，与一般神出鬼没的武侠小说不同。可见文人只要笔下来得，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侠客，正不必认真会一趟太极拳的。”
[52]萧仲讷：《投笔之志》，《新民报半月刊》1943年第5卷第1期。
[53]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1942年第6卷第4期。
[54]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第134页。
[55]李国平：《“江湖气”：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特征》，载《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研究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第395页。
[56]刘叶秋：《忆刘云若》，《今晚报》1989年2月18日。
[57]李辉：《宫白羽的悲哀》，《人·地·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第7～8页。
[58]吴云心：《〈十二金钱镖〉序》，《吴云心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555～556页。
[59]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第161页。
[60]季疯：《言与不言》，《杂感之感》，益智书店，1941。
[61]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62]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第302页。
[63]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文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第753页。
[64]朱媞：《结束了的旅行》，《华文每日》1944年第12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