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个书香溢满城的城市，历来读书藏书风气很盛。不只是主城区，就是钱江两岸，运河流经的水乡，“诗礼世家”“耕读传家”一直是杭州人的读书藏书传统。早在三国两晋时期，住在九溪徐村的退隐官员范平藏书7000卷，除了自己读的外，老人家还将书公阅，欢迎大家来读，“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南宋时高宗建起了一个有一百五六十间房子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图书馆——秘书省，地址就在吴山的北麓，馆舍之大不说，里面藏的书，最起码也是如今“一页书一两金”的宋版书。要知道南渡时期，一切百废待兴，皇宫都来不及营建，高宗出此大手笔，确实重视文化。
早年的浙江图书馆
杭州读书藏书风气在清代达到鼎盛
清代时，杭州读书藏书风气到了鼎盛时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当《四库全书》征书阶段初步结束，进入编纂的辰光，乾隆皇帝五月十四日下了一道上谕，表彰了一批献书人家。他在这道上谕中说，全国献书在五六七百种以上有四家，即是“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献书一百种以上的有“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如瑮”等五家。
这些书找不到了，如有藏者就书本身价值和乾隆的题诗，保证能拍出天价。精神鼓励之外，皇帝还有物质奖励，那就是献书在五六百种以上的，赐给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那是一部有一万卷的大书，只印了六十部，这可是皇帝的赐书，无上荣耀！
对凡献书一百种以上的，赐给内府新编印的《佩文韵府》一部。还不止此，到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就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初八日，一天之内，乾隆皇帝又下了三道上谕，告诉浙江的地方长官，你们给我在西湖建个文澜阁，我要送一套《四库全书》给浙江杭州的读书人，不准将文澜阁搞得窗明几净，一把大锁锁死，而要让读书人可自由进去读书和抄录。一定要这样办！这可是乾隆送的一个大礼包。
因为皇帝的严命，下面上自督抚下到有司衙门不敢有违，确实对读书人公开开放的。
这可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藏书最多、最精美、最豪华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了！
浙江图书馆是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浙江图书馆（以下简称“浙图”）孤山馆舍是宣统元年（1909）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朝廷创办的，宣统三年立项，同年在孤山动工，次年以崭新的面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是全国最早办的少数几个省级图书馆之一。
孤山浙图现在依然健在，且焕发青春，成了国保单位，默默地为学子和国人服务。
早年的浙图，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打进杭州城，文澜阁《四库全书》落得个“阁圮书散”的命运，后来幸得头发巷丁申、丁丙两兄弟抢救残书，将书东藏西藏始得保全九千册左右。有了这个基础，光绪年间进行了第一次补抄。但终因客观条件限制，只得“以俟来者”。
之后，第一个站出来补抄的是湖州人钱恂。钱恂在年轻时曾想跟着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后来又担任过大清国驻俄参赞，继任驻荷兰和意大利大使。可说是见多识广之人，深通中外。
1912年，钱恂就被聘为浙江图书馆总理（馆长），他曾经参加过丁丙第一次抄补文澜阁库书的事，对这件国宝的价值深有所知。他一到浙图当馆长，就问起了这部书，人们告知《四库全书》是前清的公器，已由有关部门移交浙图保管。先生很高兴，每天进入书库一本本清点，看原本有哪些，丁丙抄补了哪些，还需要补抄什么？据有的老先生回忆，钱恂每天就做这件事，他的单氏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每天也跟在后面帮他搬书，帮他清点整理。后来编成了一本《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
钱恂做的另一件事是为文澜阁库书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安身立命之所。大家知道最早的浙图就是那幢白楼，那是按图书馆设计的。靠西有幢红洋房，一墙之隔的这幢红砖楼原是清末所建，是用作德国皇太子访华接待用房，清王朝垮台，德国太子也不来了，这所德国式的红洋房就成了浙江地方大员宴会、跳舞、打麻将的地方。钱馆长为了保护库书，防止受潮，就自作主张，拆掉围墙，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到那儿去保管。
此举自然遭到有些人的不满，纷纷向教育司“告状”，其时，浙江教育司长是沈钧儒。此事该由管社会教育的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处理，可钱玄同是钱恂养大的小弟弟，据说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猫还怕，而朱希祖和沈兼士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们知道钱章二人是极好的朋友，连脾气也相似，都不敢去问这位师执前辈究竟是咋回事。最后是沈钧儒派时任中等教育课课长的张宗祥去了解情况。
张宗祥就说：我去是可以的，但先要明确个问题“这幢洋房还是应该供人欢饮或者赌博好？还是藏书的好？”沈钧儒答道：“那还用讲，当然作为正用好得多。”张宗祥遂领命而去。到图书馆见到钱恂，尚未说话，钱恂就带他到红洋房看各个书橱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四库全书》，立马写了一通亲笔书信让张宗祥带回城里。沈钧儒就将此信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通过，红洋房从此成为浙图的馆舍，再也无人说三道四。
由张宗祥接棒的“癸亥补抄”
钱恂在浙图只当了十个月的馆长，他就到北京去担任参政院参政和袁世凯的大总统顾问。据说他同意去北京任新职，有个条件就是要到北京就近借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库书补抄文澜阁库书的缺卷。此举得到袁世凯的批准。
如果把文澜阁库书的补抄，比作运动场的接力赛，清代丁丙跑出了第一棒，钱恂接棒跑了第二程，时在民国四年（1915），按干支纪年是在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
1922年，张宗祥从北京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念念不忘的是要补抄文澜阁尚未补抄部分，使成完帙。可是没钱，连公派留日的留学生经费都积欠了半年以上了。他脑子飞转，想出了一个效旧日和尚托钵化缘的办法。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六下午，坐二等车厢当晚的夜火车赴沪，到了上海住在海宁同乡开在北站边上的小旅馆里，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周庆云。接着是一个饭局，周庆云在家里摆了一桌，来客有张元济、蒋孟蘋、张泽民、张澹如、沈冕士等浙江籍在沪文化界人士，大家赞成向浙江籍的人士募捐，筹措抄书经费，定下500银元一股，对象必须浙人，其他省籍人士即使富可敌国的也不劝募。最后大家要求，你张宗祥无论“官升到什么地方，这一件事体要办到结束为止，不能半途丢着不管。”张宗祥拍着胸脯保证：“除了死亡，我一定管到底。”
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募捐对象起初是沪浙两地的浙籍丝商盐商和殷实富户及文化界、藏书界人士，劝募到16200银元，有些捐助者他们事先都未想到。
回到杭州，他有次到督办公署遇到督军卢永祥，笑嘻嘻对他说：“我也是宁波人，应该捐助一点的。”送来了一张4000元的支票。人们都知卢是山东济阳人，他自称祖籍宁波，当然该收捐款。过两天遇到省长张载阳，张的第一句话就是“冷僧（张宗祥，字冷僧），我可没有许多钱捐助你的事业。”过后送来500元。时任浙江警察长的夏超也捐了500元。当然更多的是像张寿镛、王体仁、刘锦藻、刘承幹、庞元济、张钧衡、周庆云、张元济等文化界藏书界人士的捐款，每人均500银元以上。
张宗祥在筹集了经费以后，就委托他的学生堵申甫去北京组织抄写。此次补抄始于1923年，终于次年，人称“癸亥补抄”。这样，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清光绪间丁丙补抄的基础上，经钱、张二抄，终得补全，这部书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
汤寿潜捐建的浙江图书馆
萧山人汤寿潜独自捐了一个浙图总馆
汤寿潜（1856—1917年），字蛰仙，今杭州萧山区汤坞村人。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推为杭州光复后浙江军政府都督。人们尊敬他，不仅仅是他当过大官，还因为他在浙江创建商办铁路，其功至伟。
汤寿潜
辛亥革命后，铁路收归国有，政府念其功绩和投资，送他二十万银元，他便将这笔巨款划拨浙江教育会。逝世前曾嘱儿子汤拙存和女婿马一浮说，将这笔二十万银元的款子用于浙江教育事业，以遂吾恢弘文化之愿。
1927年，汤拙存和马一浮向浙江省政府提议，希望用这笔资金建造浙江图书馆新馆，以遂先人弘扬浙江文化之夙愿。省政府遂拨大学路原浙江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于1928年2月动工，至1931年3月竣工。
新落成的浙图馆舍由蔡元培题额，文曰“浙江图书馆”，刘大白撰《浙江图书馆落成记》，奠基礼由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主持，落成礼由浙大继任校长邵裴子主持。
新建的浙图新馆雄伟轩敞，室内缥缃万轴，接屋连架。其建筑与藏书在全国省级图书馆中亦属翘楚。为杭州这座书香满溢的城市增添辉煌。
这里再说说浙图的另一位馆长陈训慈。
陈训慈（1901—1991年）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人，人们说起他往往要加上他的两位兄长，一位是曾任杭州市长的陈屺怀，一位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
陈训慈
陈训慈是一介书生，但很有远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便料敌先机做了几件保护浙江文化之根的事：
陈先生让庶务赶制运书木箱，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和馆内的善本书共装了两百多箱，于是年的8月4日早于杭州沦陷四个多月前转移到富阳渔山，随着战事的发展再迁建德和浙南龙泉。
他那时正是忧心忡忡，如何保护这些国粹、这些文化至宝。文澜阁库书在搬迁时幸得浙大竺可桢校长出车出人帮助，到达龙泉后又是竺校长致电教育部，库书才踏上漫漫征途，浙图的善本书藏匿于龙泉的妥地亦得保全。
事实证明陈训慈确有远见。杭州是在1937年12月24日沦陷的。不到两个月，日本的“占领地区文献接收委员会”就派了九人到杭州，此行目的主要是掠夺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了陈训慈的睿智和预见，最终使侵略者的美梦成空。
抗战期间浙图一直随着战事的变化而迁移馆址
1936年11月1日，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浙图在杭州西湖举办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开幕，展品以浙图所藏文献为主，北平图书馆、山东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亦与盛会，浙江全省及上海、江苏等地私人藏书家亦踊跃参展。
展出的文献分乡贤遗书、郡邑丛书与总集、刻书文献、藏书文献、选举与书院文献、民族革命文献、方志及舆图、金石与艺文等等。共展出浙江一省图书文物六千余种、二万余件，共展出十八天，观众达七万六千人，称得上是一时盛况，真的是书香溢西湖，书香满杭城。
时任馆长陈训慈有言：“（浙江省文献展览会）经数日之筹备，赖当代老宿贤豪之指导，后许前邪，共襄盛举，于是米船书画，邺架缥缃，与夫乡哲日用之故物，民族革命之遗踪，剩馥幽光，咸得启匮解幐，公诸众览焉。”
抗战期间，浙图一直随着战事的变化而迁移馆址，不忘自己的职责，坚持抗战，为敌后军民服务。举个例子，1939年6月，在钱江南岸国民党军与日军对峙期间，在钱江南岸的西兴、长河、闻家堰、义桥、渔山、里山、大源等地各设“前哨文库”，各配置通俗图书数百册、杂志二十余种，画报、日报各数种，坚持为敌后群众服务。当年阅书、借书人近二万八千六百余人次。这在全国虽不是孤例，亦属可贵。
1991年，90岁的陈训慈先生仙逝，他的故交老友沙孟海书挽联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