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也同意关于阅读的一切可以构成一种历史，则这种历史如何定性？是文化史抑或社会史？或许在将来的回顾中，它被视为彻头彻尾的一种商业史，也未可知。
但在我的体验中，「阅读」也是一种技术史。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阅读与我的个人经历与技术的演变相互缠绕，成为我个人史中的独特一节。
在这篇「阅读技术个人史」中，我会从识字的工具开始，讲到此时此刻的日常行动。这或许啰嗦，但又的确有其必要——我们常人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很强，甚至是过强了一些，以至于任何新东西用久了，就好像「素来如此」一般；而既有的事物消逝不久，又会轻快地忘记它们正经存在过。
这些繁琐的叙事，不妨当作对诸位的提醒：重新面对自己乃至身旁世界的丰富过往，使一切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物，稍稍褪去光环、恢复原貌。
请。
1883年，英国出身的年轻传教士苏慧廉来到浙江温州。他用拉丁字母转写温州方言的读音，编出一本圣经的普及读本，外加赞美诗集。比起过去只用规范的官话版本布道，这种变通做法效果要好得多。
随后，他又用这个法子编了几本福音书与使徒行传。到1902年，整本《新约》的温州方言版本也出版了。据研究者说，现在剑桥大学的圣经公会图书馆里藏有当年的印本。其中，《马太福音》标题是Ng-da-koChao-chiYi-suChi-tuh-geSangIahSingShi，即方言的「我大家救主耶稣基督该新约圣书」（我们大家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圣书）。
论把中国的方言发音变成拉丁字母，苏慧廉不是第一人，但他的工作影响更大。典雅的官话版本中文《新约》用到了两千来个汉字，可是温州市井小民信徒当中能全看懂这些字只是极少数。编写出字母话发言版本的圣经之后，传教士用方言布道，听众只需学会简单的拼写规则，也就能对照着读出经书上的本地方言。即使他们本来是文盲，在这一刻，「能够从书上读出内容来」，就已经让他们变得截然不同。
几乎在同一时段，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正鼓动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由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首倡，主张「言文合一」。
「言文合一」的理由很简单——国民之所以不能广泛识字、识字之所以不能用于社会，是因为举国上下的平民日常说的言语，跟通行于经典、修辞、精神世界里的文字，根本就不是同一种。
比如，《论语》这种原本是记录口传内容的经典，哪怕读书人一字一句大声念给百姓听，听的人也还是像听外国人讲话。这样的文化，怎么造就上下一体的民族国家呢？因此，白话文运动主张，要救国就要开民智，而开民智就要改变这种上下脱离的弊病。
拉丁字母转写汉语（官话与方言）、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最终汇聚到一起，创造出两件塑造了我们今天一切生活的新东西：其一是基于口语的书面文本，即白话文；其二就是汉语拼音。前者教会了今天的你我怎样叙事抒情、说理论证，后者则是在许多年里被当作儿童识字学习的关键工具。
现在公说「汉语拼音之父」是周有光。据他回忆，早期语言文字改革中，一种激进意见是全面用拉丁书写替代汉字。1952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时，还专门问过斯大林怎么看汉字拉丁化这件事。斯大林回复说：你们是伟大国家，该有自己的文字，不该只用拉丁字母。于是1958年，周有光团队完成汉语拼音方案，让汉字在改革中得以保留。周恩来当时讲：「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这就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在上小学时先要学拼音字母的缘由。
但在我的幼年生活当中，拼音的功用却很奇怪。我母亲是农村教师，在小学里教低年级的语文课程。她试着教我一些声母韵母；买给我的书上，汉字上方好像也标注着拼音。按照预想，我该就这样学会拼写发音，于是能够连起来读出每个字，进而可以看书。
只不过上面流程有一个缺憾：我的老家不是官话区，不同于山西、四川、湖南、山东这些地方的同胞，本地方言与普通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猫」字上面标注着māo，但这个音节有何意义？
于是去问大人。「猫」是容易理解的，本地方言有/m/这个单音词，我知道它就是祖母家那只灰白色的老猫，懒洋洋趴在门前地上晒太阳。但「铁匠」这个词就很难，因为汉字「匠」、拼音jiàng在口语中都没有对应物。打铁的是打铁老师，做木工的是大木老师和圆木老师，「匠」究竟是什么呢？
或许我母亲也发现了教我拼音完全没有任何功效，而我就像拼音发明之前的任何一个乡下学童一样，靠自己摸索着每个汉字笔画的特征，为了认识字，每天都不停地向人们发问。突然间，就开始自己阅读起文字来。
这一点个人体验并不稀奇，但在识字的最初阶段，种种地域因素让我的体验与官话地区居民大不相同：其一，我所见到的场景、听到的对话与意见，大多数是不能被轻松转译成文字的，只能以一种近似于沉浸体验的状态被刻印在头脑中。其二，「汉语」对于我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书面表述，我甚至要从书本中学习到「俗语、口语、语气词」，才能模拟出「非书面的轻松表达」。
我学习写字，比学会读书要迟得多，直到进入小学才开始。每次要写下一个句子——在官话区的同龄人做这件事情或许就是让自己原本要用唇舌说出的话变成一个个文字，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变换，在我身上，却是先要用一种抽象的概念来描述出这个句子可能包含的场景，然后再选择文字与词语去固化这种概念。多么有趣的差别。
于是，那些常被认为是「文本入门工具」的技术，我都未曾真正得到其帮助：语音，被关在学校的课堂之外，它属于家常闲谈、菜场与路人。文字则属于故事、诗和严肃的道理。只有概念，我的老朋友，无需声音，没有形体，跟随着此时置身南方乡下的我，也跟随着未来天南地北去又复来的那个我。
言文合一这个有着雄心壮志（当然它也的确改变了一切）的设想，是希望填平社会不同阶层接触文化修养的沟壑。我却有一个猜想：如果白话文运动未曾发生，如果我们一切精神生活当中较高的一面仍然要使用雅驯的文言去阅读，去抒情，去考试与写作案牍公文；那么，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南方、不讲官话的乡下孩子来说，成为「受过教育、有学问」的人，或许并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困难？
这个猜想很诱人，却太复杂，难以轻易判定。从这段回忆当中我能确切感到的，只有这么一件事：人跨进文本的世界，应该不只有一种方式，未必需要依赖特定的「技术」。而这种进门方式的差别所造就的影响，应该也不只是难度高低、入门快慢。
当然，我只能做一次儿童，无法在识字这件事情上重新细细体验，但与语言、与文字、与概念、与陈述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却是随时可以反省，这一桩事情什么年纪来做都不迟。
根据发展心理学对认知能力成长过程的论述，在人从婴儿开始一步步变得理性的过程中，是从本能的感知出发，到以自己为中心去触碰外在的事物概念，进而能够进行经验的思考；再进一步，则是使用逻辑。
儿童书籍（或简称童书）就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发展出的行业。
不过，早年的童书并没有明确的特征。翻阅1865年出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其中虽然也有插图，但与同时代的「成人书籍」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完全不能像今天的童书那样，用尽印刷工业的潜力去强化色彩、图像乃至材质触感。
直到20世纪，童书当中才有了更多鲜活的元素。1938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创立凯迪克大奖（CaldecottMedal），专门颁发给最佳的儿童绘本，其评判标准主要就看图画是否能表达好书籍的主题故事或者其中概念。获奖的作品中，很多是下面这样的彩色插图（图为20世纪80年代波兰插画家的作品），已经接近于今天童书插画的常见风格。
而当下，童书更是形成了一个成熟、庞大的产业链，全球的父母都在大量消费更有趣、更能吸引不识字的孩子们去触碰和翻阅的童书。很巧，这些书现在几乎全都是在中国制造。2019年贸易战期间，新华社记者在美国采访时发现：随意翻看十几本儿童读物，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印刷」。根据美国书商协会主席杰米·菲奥科的说法，中国生产的儿童读物在美国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可撕书、带互动设计的玩具书等特质书更是只从中国进口。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给年幼的孩子们寻找、选择适合的读物，更近似于一种「策展」的心态——这种元素好，那种风格不好，这两种相互配合会有更好的效果。我的同龄人写下的回忆童年阅读经历的文字中，最常被提及的也是「小人书」——为儿童绘制的小开本连环画。
但彩插也好，小人书也罢，都未必是唯一适合儿童的图书编排技术。得过凯迪克大奖的书籍封面中，固然以彩绘风格居多，但也有不少例外。根据2011年西班牙托雷多大学的一项研究，从得奖书籍中随机抽取40本，让数百名两到五岁的儿童挑选喜欢的封面；其中五岁这组孩子却开始显著地偏好起有着神秘色彩的黑白封面来。至于「策展」式的童书制作，则更是物品丰盈时代才得以产生的。
我的幼年阅读经历就与「策展」截然相反。当时或许已经有日渐充裕的儿童书籍，但分布太过不均匀。不仅很难有心去策展权衡，反而更像是在荒漠中探险寻宝。
我曾试着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里寻找一本书。出版年份范围是不早于1980年（那以前的出版业不大可能会印制这样的书），不晚于1986年（1987年我已经在念小学，记忆中持有这本书要比这早得多）；一本约莫正方形的薄册子，边长十来厘米。封面是彩色的两个字「猫猫」。
我记得其中情节——黄色的小猫与朋友们一起嚼着泡泡糖，却不小心全吞进了肚子里。泡泡糖膨胀得越来越大，让小猫的肚子变成了大气球，要往天上飘。朋友们连忙要去抓住它，一个接一个，却拉不住，空中漂浮着一连串小动物。最后靠着蜜蜂来帮忙，朝着小猫的肚子上扎了一下，气球慢慢泄气，让这串小动物落了地。
我能记得的绘本、画书，只有这一本。除此之外，不要说专为儿童绘制的童书，就连一般书籍都很稀缺。当时，我和父母住在农村的乡政府宿舍。走出房门，是种植着冬青树篱和零星榕树、梧桐的院子。在院子外，是村庄、农田和田间通往看不见的地方的水泥小路。大人们骑着自行车花费十几分钟，可以到达镇上，在那里有一个不小的菜市场，也有一家新华书店。除了母亲时而从书店给我带回一些书之外，在公共场所几乎见不着书的踪迹。
我还记得四五岁时读了一遍又一遍的那首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那时的我，当然不能像现在一样一眼看过去就明白「寒水」与「沙」是怎样的景物，以及「秦淮」与「酒家」又是何等地方。但和鸟儿的鸣叫声一样，即使不能透彻地释读，只是听着、看着、读着，慢慢地这就变成了每天日常生活的背景。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与自然景物之间仿佛不再有深壑，在阳光照射下，都能够呈现出丰富的细节。
父母工作完结，时常要去他们的朋友家拜访，多数时候会带上我。在主人家中，我就一直是安安静静坐着，一边断断续续听他们闲谈，一边用难得的机会在书架上翻看不一样的书。这些书当中有一些时事杂志，有一些童书，也有一些是我完全看不懂的，那就视而不见忽略过去。
这种缺少书，更缺少「童书」的奇怪处境，产生了两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一，我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书；其二，我习惯了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可以随意设置断点。这两种特性融合在一起，则产生了更特别的结果：我好像变成了一个能够把任何材料都做成食物的厨师。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种意外的体验，我从进入小学时起，就没有将任何一种来自权威与规范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已经见过了那么多千奇百怪、自相冲突的事物，他们都好好地共存在我的精神世界当中呢。
1990年国庆节前，我跟着母亲坐了大约十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去往杭州。那一年我父亲在这里的某所学校进修，假期里我们从家里过去看望他。车到武林门车站后，又要转乘别的车次到四季青，再到清泰门外，几乎就要直接看到钱塘江岸。
那一年我在小学三年级，父亲在的学校与我的学校自然完全不同。我的小学里只有沙坑与一片竹林，而那里有大片草地，可以捉到蚱蜢。更重要的是，那里虽然不像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标准池一半长度）室内游泳池，却有一个图书馆。每到晚饭后，我就可以被带进阅览室，沿着墙壁许多排架子上的杂志与报纸可以任选。
在那之前，我已经是县图书馆好几年的读者，但活动范围只限于一楼的少儿阅览室。那一层阳光非常足，有许多《丁丁历险记》与罗大里的连环画（如《洋葱头历险记》），也有用长条铁夹装订到一起的报纸合辑。但进了父亲学校的阅览室，我突然发觉真正的图书馆和儿童阅览室是多么不同的两个地方。
因此一切阅读又是得靠自己的蒙昧直觉。而当我发现少儿阅览室像一个静止的、边缘清晰的小鱼缸后，「真正的图书馆」就像池塘与河流一样吸引着我。此后不久，母亲想办法帮我申办到一张县图书馆的「正式」借阅证——大概是靠着「阅览室的书都读完了」这个理由。当我能够从儿童阅览室门外直接绕过，转身走向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时，几乎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那时的图书馆是19世纪传统的庄严继承者。首先，不分规模大小，一定会有个目录厅。县图书馆的目录厅很高，墙上有着一幅巨大的「中图分类法」编号示意图：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E—军事……I—文学……K—历史、地理……T—工业技术……
贴着两侧墙壁摆的，全是只比我略低的木柜子。我将将能够得着最上面一层抽屉，看清楚里面的卡片。我一层一层地看过去，看得最仔细的那些抽屉，是E字头、I字头、K字头；等到念了初中，又增加了T字头。
借阅的流程也非常严肃：在柜子顶上单独放着一个盒子，里面是空白的纸片。边上有几枝圆珠笔，用绳子拴住尾部。如果在某个抽屉中选中了自己需要的书，就得把抽屉整个端过去，翻到自己选中的那一张卡片，抄录下书名、借阅号。然后再跟自己的借书证一起递给柜台内的中年女性馆员，看她站起身走向深邃的书库。
没有人告诉我可以读些什么时，我有两种发现新书的方法：一种是在感兴趣的抽屉里一张张卡片看过去，凭借书名、出版日期来模模糊糊地猜测那会不会是一本有趣的书。另一种则是从已经读过的书里摘录出作者提到的别的书名——像是读汪曾祺因而得知沈从文。初中之前的多数时候还是用着前一种方法找书，上了初中后，反倒是因为语文教材当中增加了不少近现代作品的节选，让我知道了不少作者的名字，于是先从找到教材摘录课文的全书开始，再一点点向外探索。
于是，只要是在图书馆目录里有的，一概不加分别，只要被我听说过，都忍不住好奇心去借来一天读完，第二天换一本。这样到了高中时，已经自然而然读到刘索拉、马原等人的作品，明明其中内容情节是幼稚的我糊里糊涂理解不清的，但就好像小时候硬识汉字那样，直接记住了那些词句风格的样子。
与书店相比，图书馆更像是原始地带，它重视保存与收录，远远胜过展示、筛选以及营造某些特定的气氛。这样的地方竟然是对每个人都能开放，堪称是近代社会带来的奇迹。
这些野生动物未必是我填写借阅卡时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为人畜无害，见面却锋利爪牙相迎的情况，并不少见。幸而我每次只需面对其中一头——一张借书证每次只能借阅一本，用一两天或三四天读完。但或许是受幼年「缺书」体验的影响，我那几年还是习惯把每本手上的书读完，不论它是不是与想象相符。
这种体验或许很难重现，因为新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阅读的面貌将会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再重合。
高三那年，我发现常去的盗版光盘店中出现了一些既非软件又非游戏的新玩意——有一张名为某某「经典图书馆」，另一张就叫做「黄金书屋」。高考一过，我就买回了它们。
我的电脑已装上Windows95，自带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但由于拨号上网极贵，除了偶尔快速浏览一下「瑞得在线」这个上古论坛之外，浏览器的存在感微乎其微。相比之下，「黄金书屋」是从同名网站内容抓取的镜像，尽管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资源盗版盘，但却算得上是我大量浏览HTML内容的起始。
「黄金书屋」收录的书籍几乎全是小说。从早期互联网用户自娱自乐之作，到倪匡、黄易、古龙、金庸的中文作品，再到星新一、田中芳树、阿西莫夫、海因莱茵等的国外译作，可谓无所不包、应有尽有。隐约记得它的分类方式是「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作者—作品，比起此前在图书馆的体验来说，竟然更有种一网打尽之感。
「经典图书馆」这张光盘却又大不相同。首先是分类方式：竟然也用县图书馆那种中图分类法分成政治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等等大项。其次是内容格式，每一本书，例如《史记》《边城》，都得专门安装阅读器才能打开。
这个专门阅读器就是AdobeAcrobat，而书籍格式就是PDF。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格式。与后来流行的「扫描版」PDF书籍不同，这张光盘里的每本书都是信息完整、排版一致的「文字型」PDF。因此制作者很可能是有名有姓的专业机构，跟「黄金书屋」这样的业余盗版者不可同日而语。
过了一个暑假，这两张光盘被我打包进行李，一同带去了大学。第一个月是军训，疲劳的白天一结束，我就用飞速看小说来缓解精神。军训尚未结束，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已经全数读完。
这时我开始琢磨起那些PDF格式的书来。我发现它们有两个从未见识过的特征：其一，用Acrobat这个软件，竟然可以输入关键字直接找到一本书中对应的文字位置；其二，明明看起来是书本的格式，用鼠标选中句子，再复制，居然能够像字处理软件那样把文本复制出来再粘贴到别处。
在今天，这当然是数字人类的基础常识，而在那一刻，这两条新发现却把「书」在我脑中的印象颠覆了大半。我突然意识到，在一次飞快读完一本这种做法之外，或许还有别的阅读方式。比如，大致熟悉一本书的范围，当需要的时候翻找出来，再检索、跳跃到需要的部分。在必要的时候，眼中甚至可以同时盯住好几本书。
PDF这种文件格式当然不是为了改变我的阅读方法创造的，只是为了减少格式误差而设计的「高保真」数字出版工具。但从那张装满PDF格式书籍的光盘开始，匮乏的、有什么就读什么的、仿佛荒野求生一般的阅读生涯就结束了，我预感到书籍漫越过注意力上限的日子或许就要到来。
但那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我还无从想象，也没有见到任何人做出准确的预言。有的人把它想象成一本巨大的、拥有无数可靠条目的百科全书，有的人把它想象成微缩胶卷的更新版本。真实的未来，我还需要再过一年才会遇到。
在大学的第一年，宿舍里的PC并没有连上网络。刚一进学校，我就向师兄们打听何处可以上网，于是就被指到了宿舍区湖边，一座名为「学生活动中心」的三层圆形建筑里。
上楼后，我先是误入了一个专门被用来连接校内MUD主机的游戏专用房间。我对照着桌面上打印出来的命令表输入newbie，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之后不知所措，半天才想起来应该是走错了地方。原来，隔壁才是通用的网络室，里边几十台无盘工作站横纵排列。照着说明交费登记账号，一坐下来就很快发现了新玩具：本校的BBS。
那一年在校的学生加起来有几千人，BBS上同时在线的活跃用户或许有一两百人。因此我最初认识的朋友当中，既有CS（计算机科学）、EE（电气工程）等工科同学，也有经管、金融等商学院来的。尽管院系不同，大家迅速变得极其熟络，经常在站上呼朋引伴，聚集起一二十人到学校东门口汇合，再转乘公交车去固定的一家川菜馆吃灌汤包（及其他菜色）。由于这个缘故，网络工具飞速增加的时候，我的消息远比系里其他同学灵通。
入学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学校的辩论赛。这是我第一次为了某个清晰具体的目标到处翻查书籍。图书馆的检索系统自然是要用到极限，找到可能派得上用场的书籍之后，就站在书库当中即时翻阅。先快速阅读，再把材料融入策略，最后制作出可以随手翻阅的「战术卡片」——这是我在那一年摸索出来的习惯。
到了第二年比赛重开的时候，宿舍局域网也已经开通，我不知从哪一个朋友口中听说了一件很厉害的新东西——有人做了个能够用一整句话来检索的搜索引擎，比起当时如日中天的雅虎搜索要强得多。
对那年十八岁的我而言，使用网络搜索，只是进入大学后，无数新鲜体验当中的区区一种，并不比在大学门口第一次见到此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麦当劳更新奇。所以，虽然这新工具令我比赛得胜后心情愉悦了很久，我却完全没能预期到此后这许多年的行为习惯从此被它定型。
Chinaren搜索引擎之后，超星数字图书馆又紧接着到来。它在早期几乎没有堪用的搜索功能，但按照中图法一个目录一个目录翻下去，我也是屡屡能找到需要的电子书。超星用得越多，图书馆便去得越少。渐渐地，竟然除了文献课程必须的情形外，要么跟舍友每星期天坐渡轮过江进城去买新书，要么在超星上找找替代；在图书馆一次借少少几本，迫不及待读完的日子，竟然一去不复返了。
超星的优势是有许多统计年鉴数据。这些数据又助我得了一次辩论赛冠军。但这时，我不免对于这种过度实用的检索与读书手法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我毕业后转去北京念硕士时，在人民大学恰遇超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拿自己接下来三年的论文使用权换了一个十年期的超星图书馆免费账号。但在那时之后，超星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却也一天天远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套检索系统：一套「四部丛刊」数据光盘，以及北大图书馆提供的「二十五史」检索系统。我的书架上自然是有《史记》《汉书》《通鉴》《后汉书》《三国志》乃至《二十五史补编》等等纸书，但这两样检索系统却有别的好处无法替代。
第一种优点，是一次检索能够从许多不同的文献中查找到匹配文本。在这之前，即便是把手头的基本典籍翻来覆去通读过多次，脑子里的印象往往也是集中在狭小的某个范围当中。例如念硕士的那三年里，我对东汉、三国人事的熟悉远远超过西汉、战国，更不用说隋唐宋元明清了。唯有这种通史规模的检索，才能让同一个关键字打破壁垒，令我时不时地惊叹「这里居然也有」。以前的读书人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才能建立起来的「通」的观念，到了这时，却转而变成能够轻易获得的「默认视角」。
第二种优点，是只要记住核心的词句，一些段落几乎不费力气就能重新找回。被检索到的次数一多，虽然不用有心去记忆，却自然在脑子里开始生根。经常有外行人问：大学里读历史学要背诵很多事实细节吗？那时的我已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当你不停地用大脑、频繁密集地思考某些领域的问题时，记住基础的、核心的素材是根本不用仰起脖子如大鹅一般「背诵」的。
但对新工具的批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渐渐出现的。一些前辈不约而同抱怨起年轻学生写论文取巧的方法——猜几个关键词，在数据库当中一搜索，把看起来差不多的文本统统拼在一起，马上就能扮成一个旁征博引、满腹经纶的学者。
那时的我则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古代、近代的研究者，仔细看他们的许多成果，除去少许天才洞见之外，常规成果竟然和这种「速成研究法」的产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纯靠水磨工夫，一种是用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机器，当中的艰辛程度和门槛自然是有天壤之别，可是最后的结果，为什么有时候会趋于相同呢？
譬如，文献学当中古人常常做的注疏，也是要在不同的文本当中撷取例证来说明，这种工作当真非得用手工劳动不可么？又或者说，学术研究是否应该以成果超越机器检索为标志而不是以工作强度超越机器检索为标志才对？
这种念头或许是我后来一见到「知识体系」「知识框架」这些提法大行其道就大笑的根源。
2006年的一个意外体验让我确认了这种想法。
2006年的某一天，我和女朋友一起在中关村的太平洋、鼎好两座电脑城中间闲逛。偶然间，一间专卖索尼产品的铺面让我们眼前一亮。
那是一个白色的书本状物品，底下几排按键，主体是一面灰白屏幕，显示着极为清晰漂亮的黑色日文。我用过PalmVx、PalmLifedrive、HP的PocketPC，自然也用这些PDA设备看过许多书，但在那一刻，以往的「电子书」印象突然一下从脑中被清空了。
「这才是书呀」，我说。
那是2004年的产品SonyLibrie，我所知道的第一个E-ink阅读器。
说来也巧，那一天里我又见到了ViewSonic一款极为惊人的液晶显示器VP2290，23寸不到，分辨率却是很近似今天4K规格的3840×2400。由于刷新率实在是很低——四路线缆同时连接也只有区区41赫兹——演示的信号源是静态的照片一张张切换。即便如此，极度细腻的水果、丝绸效果让我感觉见到了真实物品。这个显示器价格过高，大约是两三万朝上，于是在市场上默默无闻，如今已经很难再查找到资料。但这种与日常所见的设备完全不同的显示效果，就此印在我的脑中。
无论是E-ink还是超高清液晶屏，相比同一时期的主流显示器来说，都仿佛另一条平行线上的来客，遥遥相望，却无交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种工具，只能先展望：这是不是能够鱼与熊掌兼得的技术？既能用上电子版的资料，又能像纸书一样，让阅读变回过去那样的愉悦之事？
2009年，KindleDX一在美国发布，我就急着托朋友代购了一个，此后几乎随时带着它。
从技术角度看，Kindle的局限很多。它既不能穿透多本书籍检索内容，也不能在不同文档之间悠哉切换；除了能够在几百克重量内装上许多本书外，并无21世纪的「先进」特色。我在PC上养成的「新」阅读习惯，几乎被Kindle逆转回去。
但Kindle的技术局限在特定应用场景当中却又变成了特有价值。它真的是适合一次读一本书，一口气读。并且比起Palm、PPC之类的手持数字设备要舒适得多。那年年末，我在旅行当中，躺在大巴车上借着幽暗光线把《冰与火之歌》英文版已出的部分读到结尾，竟然不觉得疲惫。
这个体验近来被解释得很充分了：随着书籍获取方式的彻底改变（一键下载），书籍稀缺而阅读意愿过剩的情景可能会越来越少，人们不大可能再像我幼年时那样不放过任何有文字的纸张。无处不在的书籍当中，反倒是人的兴趣成为了真正的稀缺之物，恰如老子预言的「五色令人目盲」。
在我看来，有两种技术能让阅读体验发挥得淋漓尽致：彻底的静或彻底的动。
KindleDX使我体验了好些年「彻底的静」。
许多年后，当我又用过KoboAuraHD、KindleVoyage、KindleOasis、BooxNoteLite、iPadmini等一种又一种阅读器，一种新的厌倦感再次袭来：这一切产品是否对我限制过多，仿佛我只能和过去的读者一样慢慢地、静静地线性地翻阅书籍。
我开始幻想自己有一面墙壁，所有的书籍都可以随时被剪成小纸片吸附在上方，并按照头脑的瞬息脉络改变位置。这种想象越来越具体，当我发现自己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可以旋转成竖屏的4K显示器时，我决心放手一试。
我试过许多种让两个竖屏尽可能充分得到利用的方案，最后却在一对意外的工具组合当中得到了有趣的效果：
你或许会用这么些关键词来描述这样的阅读方式：速读、整体、结构、上下文……并不止于此。
如果说便携的E-ink阅读器让我能够随时沉浸于单本书之中，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线性的时空；那么，这种用尽两个大屏幕每一寸空间来放置图文的阅读方式，则是在强调「平面」的存在。这个平面，就是我一直幻想的那个随时可以呼唤出来的「墙面」。
我将自己这种颇有些特别的阅读态度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提前引用」。某种意义上，我过去未曾从童书中感受到的「策展」职能，现在由我自己扮演。只不过这一次，是我为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边探索，一边排列。
技术一旦铺天盖地使用后，很容易反客为主，把我们的行动方式乃至价值目标一起改造掉；这样的例子我们已见过太多了。但回顾我个人的「阅读技术史」，我却惊喜地发现，自己曾经遭遇过那么多小众的、意外的场景，技术的进步虽然也改造着我的阅读，但将我推向的方向仿佛总是带着随机斜角、令我意想不到的。
那么，反叛者必定要通过意外事件造就么？我相信未必如此。今日的一切技术环境的构建中，均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可寻。在现有技术框架下，主动创造一些破坏掉原有秩序、原有目标、原有价值的场景，也是个人能力所及。多思考、多尝试，或许你也能够为自己探索出一条方向未被注定的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