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共同收购、保护了北美中文善本宝藏——“葛思德华文藏书库”的收藏。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曾改称“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现名为“葛思德文库”。这批收藏以最初的收藏者葛思德命名。
1937年，这批藏书从原藏地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运到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以让世界范围的研究者知道这批藏书为责。承蒙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先辈们认真尽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这批藏书进行编目整理，出版了在当时可称作精品的书目。希望这部新的书目的出版，能够再次为学者们提供一部由几代令人钦佩的专家们相继完成的最新编目成果。
这批藏书的实际搜集工作归功于义理寿。他曾及时判断出麦吉尔大学编目工作效果不佳，便亲自接手了所购图书的编目工作。葛思德档案中仍收藏着义理寿不同层次的编目记录，从购买者笔记到打包装箱单，再到一整架紫红丝绸封面的美丽编目卷帙。义理寿是葛思德的个人代理和合作者，因此，当普林斯顿大学接管这批藏书以后，义理寿与这批藏书就不再有正式关系了。最初，义理寿对此并不满意；当一些误会被澄清后，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资助出版了葛思德藏书的索引。这部索引的书名是《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根据义理寿自己制定的规则编制，由义理寿与白炳骐合作完成，采用中文与韦氏拼音对照，于1941年在北京铅印出版，线装，带函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义理寿被日本当作间谍，被迫软禁在北京的英国领事馆。
中国学者对义理寿的中文文献知识极为敬佩，这些学者包括曾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胡适和善本专家王重民。义理寿在一封信中说，他根据数以百计的中文传统善本书目编撰了四万个款目卡片，以28部目录作为常用参考书，因而使他的工作得以进行。那时葛思德文库藏书总数大约有5000种，10万册。
图1、2
义理寿编目记录（紫红丝绸卷帙）誊写稿：
《陶节庵伤寒全生集》，1601—1644年间刻本，索书号TC85/2621
王重民曾任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代馆长，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人及系主任，在中文善本书及手稿研究中是有影响的学者。他除了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葛思德文库所做的编目工作之外，为欧洲特别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做的敦煌遗书方面的编目工作也广为人知。
图3
王重民编目手稿：《陶节庵伤寒全生集》（与图1、2同种书）
图4
屈万里在王重民手稿上加注：《陶节庵伤寒全生集》（与图3同种书）
图5
就同一部书屈万里手写的提要，这就是最终印刷本上呈现的内容
受这些新发展的启示乃至亲身参与其中，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致力于葛思德文库所有中文古籍的编目工作。古籍的范围是指所有的线装书，当时拗口的图书馆学术语称之为“以东方形式装订”（这甚至包括了一些民国时期，即1912至1949年间的古籍），葛思德文库这一时段内的收藏，也包括了一些非常珍贵乃至孤罕的古籍。
这项工作在1979年由昌彼得带领的五人团队承担，并得到美国教育部“TitleII—C”项目基金的支持。昌彼得最终的职务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处长、台湾大学教授。昌先生团队所做每一本书的提要都由文献性的描述和注释组成。这些工作后来由吴哲夫继续进行，吴先生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善本部副主任、东吴大学教授。世界上最为杰出的一批专家学者再次聚集到一起继续屈万里的书目工作。昌、吴二先生等的编目成果，是出版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以下简称《昌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书名使用了“旧籍”而非“善本”。这本书目于1990年出版，包括索书号和索引。大概是基于这项工作被视作团体劳动的考虑，这本书目的封面上并未正式署名昌彼得，但是人们还是俗称这部目录为《昌目》。
对前人的编目得以更加频繁地进行修订和改进，一个原因是学术交流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促进这种交流中，葛思德图书馆又一次扮演了前锋的角色，并且得益于这种交流。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的中心办公室设在普林斯顿。这个项目使用新的机读书目编目规则，能够把项目参加馆的资料汇集，对同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这一项目的成果是构成了“第三目录”。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这一项目，尽管这个项目的目录范围不仅限于普林斯顿。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项目在关键时机下所做的大胆创新。国际顾问委员会是最早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出席的委员会之一。项目合约是中国与北美签署的第一个互联网合约，当时使用的还是单线专用线路。签约双方静静地避开了那些常常浮现的政治议题，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双方共同目标，并付诸实施。这个国际项目不仅包括北美地区大部分东亚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善本，同时也包括欧洲的一小部分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中国图书馆的收藏。中心编辑室在普林斯顿，对普林斯顿的每部善本，都重新做了编目和鉴定，包括查看原书，参考《屈目》和《昌目》。这些编目记录输入到普林斯顿的网上目录，形成了这本目录的基础。
当然，编目工作总有需要改进之处。尽管普林斯顿所藏1796年以前的中文善本都已经编目，但是图书馆不同的用户们依旧不断更新信息，不断纠正错误，新的条目也不断得到鉴定，其中很多是图书馆专业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修订。这种修订不会因为本书目的出版而中断，因此，最保险的说法好像是，所有书籍的最新信息都会收录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当中。
东亚书籍史这一领域的发展使得中文善本书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而不仅限于这些书的收藏。从葛思德到义理寿再到孙念礼，前辈们自始至终的深谋远虑使之成为可能。二战后数十年的与世隔绝之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又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界的成员（并且，在中国学研究方面，中国毫无意外地扮演着领导角色）。每年我们都能看到那些尘封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图书馆的善本或者稀世珍本大规模出版，部分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电子版的形式出版[7]。因此，葛思德文库很多近乎是孤本的藏书有时能够以影印本的形式被日常使用，这些影印本或是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或是直接来自葛思德的底本（虽然并不总是经过允许）。不过，与影印稍微有点矛盾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需要看到原书，因为他们希望了解这些书籍的载体本身记载着什么样的信息，他们迫切渴望看到以前的使用者留下的手写旁注，他们想要追寻书上的藏书印，借此看出书籍的递藏源流，以及揭示之前没有预想到的内部关系。因此，葛思德文库的利用频率比以前更高，书库的古籍也常常会在课堂上用到，关于东亚书籍史的研讨会也成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要感谢很多为这部书目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个人。启动出版一部中文善本书目的协议源自于马泰来（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和张志清（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的谈话，这两位学者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这部书目的诞生。当马博士退休的时候，这个出版项目做了细微的调整，我们的工作既致力于收集已经整理过的信息，也尤其注意以前编目中遗漏的书籍。很多人做出或协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向承担了关键的计算机工作的温道明致谢，向前文已经提及的、为新鉴别出的善本做编目的曹淑文致谢。没有他们，我们必将无法开始这项工作，更何言这部书目的完成。我还要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我必须要感谢林荣，她克服种种不可避免的困难和延误，始终指导编辑进程，同时也要感谢她的编辑团队。最后的致谢要献给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藏书的使用者，如果不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引导，我不认为自己能够感受并欣赏中文善本古籍的独特魅力。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何义壮
2017年2月
[1]参见拙作TheEastAsianLibraryandtheGestCollectionatPrincetonUniversity一文，收入周欣平等编CollectingAsia:EastAsianLibrariesinNorthAmerica,1868—2008（AnnArbor：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2010）一书，第120-135页。中译本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与葛思德文库》，文字略有改动，收入周欣平等编《东学西渐：北美著名东亚图书馆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32页。
[2]1984年作为十三卷本《屈万里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的一种重印，其中的书名由“书目”改为“书志”。
[6]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8]其他参与书目提要撰写工作的人员在此不能一一列名，但是在这里我要向陈志华致谢，他承担了最困难的佛教书籍大部分的编目工作。
[9]这三个项目分别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山东大学带头。三家机构就工作重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