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秋之季，直隶地区连降暴雨，致使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潮白河、大清河、子牙河等数条河道相继决堤，洪水将京畿一带变成泽国，京汉、京奉、津浦铁路全部中断，水灾波及103个县，近两万个村庄，受灾民众超过600万人。
当时熊希龄已退隐天津，目睹惨状后，向政府提议进行救灾。在赈灾过程中，熊希龄看到许多人为了活命将自己的儿女遗弃或者变卖，还有很多灾民进入北京避难，其中也有许多流浪儿童。为此，熊希龄决定在北京创办慈幼局，专门来救助这些儿童。
1917年11月20日，北京慈幼局正式开办，其开办费及日常开销均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供给，难童收养工作主要由英敛之负责，该局分为男、女两所，总计收养儿童1000余名。转年4月，水患平息，因为慈幼局属于临时措施，故打算就此解散。他们联系到家长让他们分别把孩子领回，但到了最后还有200多名儿童无人认领，这一点让熊希龄没有料到，为此，他决定创立一个常设机构来收养和教育这些儿童。
熊希龄找到大总统徐世昌，向他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说创办慈幼院需要固定场所，他想借用香山的静宜园，因为那里面积很大，在此创建慈幼院，除了可以收养原慈幼局的200多名孩童外，还可以惠及北京城的孤儿和贫家子。徐世昌召开内务府会议，决定准予使用。
那时的静宜园属于清廷私产，经过协商，清室同意借用此地办慈幼院，当时园中还有一所静宜女子学校，该校是由英敛之创办。当时熊希龄是热河督统，筹集了一笔款项赞助该校，所以当他创办慈幼院时，想到这里还有空房，为此组织了慈幼院董事会，由赵尔巽为会长，刘若曾、陈汉第为副会长，英敛之等三人为基金监理，负责院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董事会选举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院长。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
香山慈幼院的办院费用来自于水灾河工督办处，还有很多中外团体和个人予以赞助。慈幼院成立后，另有盐余款项、两淮盐商捐助款、感化学校预定案款项、部拨码头捐款项、部拨面粉出口捐款项等等。这些钱都是通过熊希龄的运作得以拨给香山慈幼院。
因为资金充足，所以慈幼院建筑设施十分完善。从创建伊始，慈幼院就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占地200余亩，有教室13所、宿舍8所，另有球场4所、游泳池1所。女校占地40余亩，有教室8所、宿舍4所。另外慈幼院建有儿童图书馆男、女各1所，教员用的教育图书馆1所。其设施之完善超过许多学校。
该院还下属29所各类工场，以此培养学生的技能，同时还办有种植场、家畜饲育场、养蜂场等来补贴学校费用。另外还开办有香山农工银行、甘露旅馆、电灯厂、商场、汽车公司等。该院专有印刷科，修业年限为三年，下设排版组、铅印组、铸字组、石印组、装订组。到第三学年时，排版组要学习制作书籍，可见慈幼院有完善的印刷制作课程。
正因为有着如此健全的设置，使得香山慈幼院成了那个时代的名校。美国石油财团的洛克菲勒、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等均来此参观过。1928年，美国记者参观团看到慈幼院后，认为该校比美国所办的一些幼稚学校还要好。
做出如此宏大的慈善事业，与其独特个性有关
慈幼院在全盛时期曾接收上海贫儿院、上海孤儿院、北平龙泉孤儿院、江苏贫儿教养院等院无力抚养的孤儿。故可以说香山慈幼院是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慈幼教育机构。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北京政府时的欠款不予承认，熊希龄多方运作，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从俄国庚子赔款项下支付部分款项用于慈幼院的维持，但因中原大战爆发，此议案未能履行。出于各种原因，各大银行拒绝再给慈幼院贷款。
面对这种困境，1930年8月，熊希龄以院长名义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预备一部分停学布告》。《布告》中谈到了慈幼院院长努力筹措各方面费用，但仍然捉襟见肘的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慈幼院做出决定：“故于七月三十日召集各校全体职教员及服务生与第六校大学生开会报告，又于七月三十一日约集各股各校主任讨论收束善后办法。公同决议，将各校儿童调查家世情状，有家者，送回教养，无家者，分别酌留，或送其他慈善机关。”
从1930年7月底开始，教职员工停发薪水。熊希龄表示，这只是暂时的，等时局稳定后，慈幼院再恢复原状。
经过收缩，慈幼院的规模降了下来，但是仍有很多儿童无处可去。熊希龄只好再次致函中国银行和北平社会局，恳求支援经费，并撰写了《香山慈幼院与国家社会之重要关系说明书》。与此同时，慈幼院的一些师生组成请愿团，步行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催拨经费。到年底，南京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对香山慈幼院给予每月1万元的经费支持。
但是这笔经费对体量庞大的慈幼院而言，只属杯水车薪，至1933年，慈幼院只能继续精简机构。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陷落，熊希龄此时在上海张罗救治伤兵难民之事，同时筹划将香山慈幼院迁离北平。同年12月南京陷落，他取道香港准备前往长沙，但不幸在香港病逝。
此后熊希龄夫人毛彦文承接此事，于1938年2月在桂林成立了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1940年成立桂林分院柳州慈幼小学。1944年后，桂林战事吃紧，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迁往重庆，于此成立重庆分院。当时处在北京的香山慈幼院被北京特别公署训令教育局将慈幼院女子中学改为公办，为市立第三女子中学，当时慈幼院留下的仪器、图书、家具、房产等一律收为公有，转给市立第三女子中学。
1945年日寇投降，毛彦文返回北京，成立了香山慈幼院理事会，由雷洁琼任理事长。此后几年，香山慈幼院原有建制逐渐恢复，慈幼院又有了1000余名学生。1949年3月，香山慈幼院全院迁往北平城内西安门大街26号。1978年，该院更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
由以上可知，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香山慈幼院几乎全部是靠熊希龄张罗而成，这当然与他的身份背景有一定关系，比如他曾在1913年任国务总理，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当然，他能做出如此宏大的慈善事业，与其独特的个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熊希龄帮助过不少朋友，比如他保护过李大钊的家属。李大钊从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的“五大”，回国后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再次被北洋政府通缉，他避入苏联驻华大使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数百人袭击了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80多人，同时疯狂搜捕与李大钊有关之人。
李大钊遇害后，他的妻儿生活遇到困难。熊希龄在1934年将李大钊的两个儿子李光华、李欣华召入香山慈幼院作为正生，享受生活、学习全免费的待遇。
沈从文因生活困难去馆内做管理员，却又愤而离去
当年慈幼院图书馆在社会上颇具名气，此事与沈从文有直接关系。沈从文与熊希龄是姻亲，虽然熊希龄长期在外，但在家乡建有熊公馆，沈从文在那里读到了不少小说。当时熊希龄还在熊公馆隔壁开办了时务学堂，学堂内有图书馆，沈从文在那里读到了大量典籍。
1921年，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实际工作就是帮着陈管理和查找藏书。陈需要读某书或抄录某段话时，沈从文就为其做准备，由此他渐渐懂得了图书分类法。
当时熊希龄时常找沈从文谈心，沈从文在《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文中写道：“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
但是没过多久，沈从文却离开了慈幼院图书馆：“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像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
沈从文为什么这么做呢？1981年4月11日，他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有如下解释：“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又跑了，又离开了。我就是，我自己只想写小说，而且只想独立写小说。”
原来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决定离开慈幼院。但是在慈幼院并不妨碍写小说，离开那里的真实原因，可以从他写的《给璇若》一诗品出来：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竟不理旁人底忧虑与挂念，/一任他怄气或狂癫，/——为的是保持了自己底尊严！
也许是身份的巨大差异，沈从文不愿意受人恩惠，他想要靠自己的笔来生活，要做一位职业作家。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沈从文喜欢用纪实的写法搞创作，他谈到了在慈幼院工作时一些中层管理者对他轻视，其中主要是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沈从文写了篇《用A字记下来的事》来讽刺此人，此后又写了篇名为《棉鞋》的小说，此小说刻画一位家境贫寒的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买不起漂亮的鞋而被馆长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显然沈从文写的是自己的经历，但诗和小说引起了慈幼院多人的不满，想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致使他以不辞而别的方法离开了慈幼院。
在遗址上建起图书馆，许多珍贵书籍为熊希龄捐赠
沈从文在《棉鞋》中描绘到了慈幼院教育图书馆的情形：“这是一个拿来让人参观的大图书馆。一座白色德国式的房子，放了上千本的老版本古书，单看外面，就令人高兴！房子建筑出众，外面又有油漆染红的木栏杆。”
沈从文的这段描绘基本是写实。关于该馆的位置，郑蕊在《周髀归妙契天地一虚舟——香山公园绿云舫（小白楼）侧记》中称：“绿云舫，静宜园二十八景之一。此舫建于清代，形若舟舫，实为斋室，舫外绿荫浓郁，取泛舟烟波之意境。咸丰十年（1860），绿云舫被英法联军焚毁。民国时期，香山慈幼院在其遗址基础上修建了图书馆，俗称‘小白楼’。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小白楼作为中宣部的图书馆。”
绿云舫建于乾隆十年（1745），转年，乾隆皇帝写了首名为《绿云舫》的诗，他在诗注中提到了起名的缘由：“园中水皆涓涓细流，不任舟楫，因仿避暑山庄内云帆月舫为斋室，而以舫名之。盖自欧阳氏画舫而后，人多慕效之者，夫舟之用，以水居无异陆处为利，而陆处者，又以入室如在舟中为适。然则山居水宿，无事强生分别。况载舟覆舟为鉴，又岂独在水哉！”
慈幼院所在的香山，这些年来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静宜园更是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之一，我去过多次香山却未曾看过此园，而今为了寻访，竟然特意前往此处。
3月31日，跟着导航来到了香山公园北门，好在游客不多，竟然还找到了停车位。在入园时，向工作人员打问静宜园在哪里，对方却告诉我说，那里处在东门。他同时告诉我，可以从园中穿过去，要比走园外之路容易一些。
进入山门后一路走，在示意图上看到了大致位置，一路打听，竟然先找到了蒙养园。遗憾的是，大门紧锁，门口挂着“内部整修，暂停营业”的牌子。
继续南行，来到了香山饭店门前，这里原本是慈幼院女校所在地，原建筑已拆除，1979年经贝聿铭设计，建成了新的香山饭店。
沿着香山饭店侧旁的窄路上行，走出约100米，右手有登山的台阶，于此隐隐看到一座白楼，走到近前看说明牌，上面写明这里就是小白楼。介绍牌说：“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此处为中共中央图书馆，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管辖，1951年改称‘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
慈幼院图书馆后作为中宣部图书馆使用
对于此馆藏书之来由，郑蕊在文中写道：“小白楼在当时作为中宣部的图书馆使用。中宣部图书馆的前身是1941年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毛主席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图书馆，当年它是延安和整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中规模最大、藏书量最丰富的图书馆，馆址最初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附近的两个窑洞里，解放战争时期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北京解放后随毛主席迁入香山，也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小白楼，建国后搬至中南海庆云堂，后又搬到了北京大学沙滩大院里。”
从外观看过去，小白楼做了全新整修，院内站有管理人员，她让我先扫码登记再入内参观，我按其所言一一操作，但走入楼内时，却发现既不让登楼也不让进入各个房间。这座小楼的前厅很小，不足10平方米，三面拉有护栏。我问工作人员可否进里面拍照，她回答得很干脆：“不能！”
隔着护栏可以看到阅览室的全貌，里面的木地板做得很好，书桌和台灯也是民国制式，沿墙摆放着一些装在塑料袋里的杂志报纸，余外没有看到书架。
当年，这座图书馆里还召开过图书馆界的重要会议，陈源蒸等编的《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中写道：“（1931）6月14日，北平图书馆协会第2次常会召开，地点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共57人参加。李文琦做‘图书馆阅览事务上诸葛亮问题’学术讲演。”
其实从城区到香山脚下并不近，从山下开到此处的半山腰，在那个时代也是一段路程，这么多人到山上开图书馆会议，不知道乘什么交通工具。
之后我又去参观了镇芳楼，钱毅等三人于文中谈道：“‘镇芳楼’是香山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慈幼院董事会、评议会、院务会的办公地点。此楼的建成资金来自于一个社会名流张镇芳的捐赠，为了感谢张镇芳的善举，办公楼建成后，遂命名为‘镇芳楼’。现在，该建筑作为香山公园管理处使用，建筑保存良好。”
而今镇芳楼不对外开放，其旁边的那条长廊式建筑却是对外开放的，这里是机要室的模样。镇芳楼前有一独立院落，而今这里是香山管理处，同样不对外开放，这块平地当年是慈幼院足球场，我隔着栏杆张望一番而后离去。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