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润离职的前几天，有个上午，冯唐站在办公楼下等人。阳光很好，花是开着的，他突然想起过去多年的日子，几乎全是昏天黑地生意上的事儿。随后他就去了美国。半年后，他似乎终于意识到，写作才是他这辈子的主业。
鼓楼大街旁边一个胡同里，有个金色大门的院子，解放以前是个小庙，冯唐租了其中几间。采访就约在这里。在小说《不二》里，他写了一个淫荡的唐朝和尚。没见面时，我就想象着一个画面，冯唐坐在小庙里，表面上参禅打坐，其实却拿着手机发微博，发他那句最常用的“今宵欢乐多”，像个逍遥的淫僧。
工作室里布置得没有想象中的神秘。主要就是一张大书桌，墙角几把椅子，或许挺有来头。印象里，冯唐不缺钱，至少在作家里是富裕的，他的书畅销，经常上作家富豪榜，另外又做了多年的企业高管，是个生意人，直到去年，他才辞去了华润医疗CEO的职位。
冯唐进屋，脱了外套，里面穿了一件白色毛衣，人比网上的照片和视频看起来更清瘦，眼神有点疲惫，和我想象中的“精光四射”正相反。在网上，有两张冯唐的照片我印象很深。其中一张，他坐在桌前，一手托腮，闭着眼睛，另一张趴在镜子前面，紧锁眉头，手摸着下巴，好像不满意自己的胡须。
他常接受访谈，大概他属于媒体最喜欢的采访对象——问他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每次的回答却都是新鲜的，词句里意象丰富，表达得工整，时常用排比，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稀里啪啦往外蹦，很像他在写杂文。
小庙里清冷，冯唐泡着茶，点了一炷香：“你们问就是，我能答出来的都答出来。”我们坐下开始聊。和朋友讲的一样，私下里，他没什么特别的姿态，也没有杂文里我常读到的那种“我牛逼，我都明白”的味道，更不像他黄书里的逍遥和尚。谈话中间，摄影师让他去屋外小院里坐着拍照，要搬椅子，我们其他人伸手，他都拦住，坚持自己搬。椅子挪来挪去摆了好几个地方，双手怎么放，脸往哪儿看，冯唐一一应允，没有二话，简直有点任人摆布的意思。
读了哪些书？为什么写作？习惯于怎样写？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问得简单，他的回答也挺朴素。最后他总结，作家终归是个手艺人——这个手艺，大约就是“得把事儿说清楚”。
访谈：
界面：从华润离职后，这半年生活是怎样的？
界面：读哪些书？
界面：读书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冯唐：我小学时候，被我爸爸逼着学英文，逼顶了，不愿学，后来发现英文是个大麻烦，其他的学得好，英文受歧视，我就想办法，拿对文学的爱好克服对英文的厌恶。我先硬背了一本简单的英汉词典，看个三、四本英文原文，再返回来背词典，大概看了二、三十本之后，英文大概没问题了。当时最喜欢劳伦斯，《恋爱中的妇人》、《红》。当时书店还没有亨利·米勒，因为太黄吧，盗版书也没有。后来我姐姐去了美国，我托她买原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寄过来正好我大学军训，反正教官也看不懂，我就一边军训，一边读。后来高中读古文。先是初三和高一，把王力的《中国古代汉语》看了一遍，古文基本的语法用词就ok了，然后就开始啃中华书局的《史记》，一共十本，除去图表啥的，干货大概有七、八本。
界面：那时的爱好只是读书吗？
界面：现代汉语的作家里，你比较喜欢的有谁？
冯唐：周作人，周树人，沈从文，汪曾祺，阿城。这几个人的文字是非常讲究的。还有些翻译家，李健吾，傅雷。初中开始我有三个文字英雄，王小波、王朔和阿城，不见得他们所有的东西我都佩服，他们各有优势，那时候我想，自己努努力，综合了他们的优势，我就很好了。后来就读西方的。劳伦斯，亨利·米勒，塞林格，菲利普·罗斯，凯鲁亚克。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德拉，他们对我也有影响，但是相对少一些。
界面：既然喜欢读文史，为什么去学医？
冯唐：想过读中文系，可是中文系去学啥？我觉得太简单了。我高中把古汉语已经念得差不多了，虽然喜欢历史，历史系也没啥意思，历史系学的是啥？他们会问你，井田制的起源和意义是什么？或者问你，为什么武则天能出现？我觉得无聊，你们研究完了把结论告诉我不就成了。学医，是因为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权宜之计，是最不坏的选择。文科没啥好学的，理科我又学不会。理科我知道自己没天赋，最多只是考试还行，不会再有什么突破，比如化学，一个黄不拉几的东西碰上一个绿不拉几的东西，然后着火了，这个我真的没兴趣。我只能硬记，比如分子式，热力学三大原理，现在还能记住吗？记不住了，说明老天根本没给你那碗饭吃，你去吃也是硬吃。农、林、牧、副、渔、医，那就学医了，毕竟学的是人体本身，医生不会上街乞讨，那时想法很朴素，将来至少能挣口饭吃。
界面：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冯唐：高中写得很少，十七、八岁写了一篇小说，大概十三、四万字，然后就把这事儿忘了。其他的没写过，就只有日记，日记里遣词造句不会讲究，只能算札记，有点想法就写一笔，算是积累了素材。那时写小说完全没有读者，就我一个女同桌看了看。她也没什么反应，她的反应也不重要，我得到她的鼓励，也没什么用。当时有个杂志叫《中学生文学》，我把书稿寄了过去，但是杂志很快倒闭了。还好我留了底，当时没有复印的钱，我就组织同学帮我抄了一遍，留了个底，幸亏留了。那是1987年还是88年。
界面：你说的文学上的“幼功”，到底是指哪个阶段？
冯唐：这个我现在看，没有哪个特别阶段。大学读书，包括在麦肯锡、在央企，我觉得都是在打基础，现在用起来就特别方便。练幼功，就是为理解世界打基础，是没有尽头的。现在我离职了，书商跟我说，你该挣点儿钱了。我说我刚离职，我想再读读书，我再积累一下。书商就说，你都快五十了，你还积累个啥。以前我有过一些积累，现在就特别轻松，我理解世界，大部分事儿我都明白，虽然还没多少钱，但心里踏实。好比你医生见得疑难病症多了，不慌。
界面：你写小说先列提纲吗？
界面：作品的数量有这么重要吗？
冯唐：作品的数量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即使你写得特别精彩，但只有五万字，也是个问题。。你看塞林格，如果他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如果只有那几个短篇还不错，那五百年后，或许评价起来不过如此。再像卡佛，如果他只有十篇二十篇东西，写得再好，可能评价起来也是不行。可是他有上百篇，那就不一样。
界面：文风后来有变化吗？
冯唐：首先风格是能变，但变不了多少，我觉得你变，别人还是能看出来你是从哪来的。比如《不二》和《素女经》，别人评价，你是变了，但是用词还是那些，想逃也逃不了特别远，底儿还是在那儿。大致上七七八八能看出来，好比你是哪里毕业的，一看就是那儿的屌样，你就是协和毕业的。第二我觉得，写作到了某个程度，你要淡化甚至忘记你的技巧。我现在想平实，不去想用词儿，只想表达清楚，只表达看到的真相。你要故意追求某种文字风格，追求华丽，反而不对。这是我最近刚悟到的。我不喜欢太装，你设置了太多的起承转合，故事曲折。故事还是个酒瓶，装的是好酒才行，你花瓶再美，也不行。
界面：但仍有不少读者说你装，说你的写作喜欢堆砌词汇。
界面：好多人提到你时总说“自恋”、“臭牛逼”、“浑身都是小鸡鸡”、“太装逼了”，为什么你会留下这种印象？
摄影：兰飞
界面：《万物生长》现在也拍成了电影，那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界面：写完后，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期待吗？
李敬泽是我文学上的恩人。恩人有两种，一种是做点事儿的，一种是什么都不做的。我问李敬泽，我在写作上需要哪些改进？他就说，一，你东西很好，横空出世，第二，你谁的话也别听，包括我的话，你就自己写就行。
界面：出版以后是什么情况？
冯唐：出版的过程很麻烦，三观的问题不正，比如我写了很多人体。出版后两个星期，我就打车去三联书店，发现书被塞在地下室进门左转靠男厕的墙上，就摆了两三本。那次一着急，把手机还丢在出租车上了。我觉得气愤，书这么好，怎么不卖呢。我已经产生了名利心。我还以为马上能上排行榜。可是不卖，完全不卖。这也能理解，谁知道你是谁啊，那个时候连腰封也没有。
界面：那是什么心态写的第二本书？
冯唐：因为第一本书要写的还没写完，假期就完了，按照古文说的，要喷的力气已经没了，行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所以我就写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描述一个困境，男生最早对女生感兴趣，书名来自崔健的《投机分子》：“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儿，就像十八岁给你一个姑娘”。第二本书我就豁出去了，拉下脸做宣传。天津书展时，我就找了个发小的破车，桑塔纳两千，我拉上了李敬泽和白烨，我说，你俩去帮我站台。站台你知道吧，就是帮我说好话。我让他们坐后面，我和发小坐前面。这是在麦肯锡学的商业套路。之后一个月，我去了大概五、六个城市，做签售，见记者。每次签售开始是群访，五、六个城市，五、六个群访，大概有五、六十个媒体报道，都是我自己在推广自己。
有一次在上海书城，只有四个读者。每个地方来的读者都比媒体少。你想象那么大一个书城，人给你支了一个桌子，笔已经灌好水了，正活动着胳膊，想着我今天这胳膊会不会签的累，结果就来四个人。那真是悲惨的经历。
界面：你自己做宣传，卖点是什么？
冯唐：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卖点是啥，卖点是后期形成的，不是自己天生的。你自己想一些卖点，其实不是读者想要的。直到这几年，我才觉得自己真红了，比以前红了。一是书比以前卖的多了，每年的版税能看出来；二是走在上海北京街头，有人拦着我照相了。一来二去，大致就是现在红了。
界面：你说你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扰，所以你是困扰最多时最有写作的欲望？
冯唐：为什么有挖耳勺？耳朵不舒服，手指进不去，挖耳勺产生了。为什么有顶针？手指上肉容易被戳痛，才发明了顶针。一个产品解决一个问题。我的观点就是，长篇小说必须解决问题。你要提供对于困扰的一个精准、神奇的描述，以及在这个描述里，个别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不一定成功，有可能失败，这就好比喜剧和悲剧。假设你是一个好读者，当你读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傻逼写出了和你同样的困扰，问题就解决了。比如一个读者，看到了《洛丽塔》才发现，啊，世上不只是我自己，看到了十三岁的小姑娘就走不动道，之前以为自己是个变态，现在发现，原来我还是一个人类，我没问题。从别人走过的路里，他看到了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不喜欢纯文学里全知视角的，你一本小说，你说你知道全世界，这不现实，你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红楼梦》有问题，曹雪芹想说太多的事儿了。但是咱们也没跟曹雪芹聊过。可能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写一本书，就想把东西都写进去。
界面：《不二》和《素女经》这些情色小说，解决的是你的什么问题？
冯唐：《不二》解决的是形而上的情欲问题、性欲问题。我把性欲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修炼已久的高僧，比如拿性当人生体验、修道方式的鱼玄机，搁在初唐那个战乱刚止、非常奔放的时代。当时怎么讲杨贵妃？温软新剥鸡头肉，滑腻初凝塞上酥。那是形容杨贵妃的胸。她那些事儿，还能流传出来，在其他朝代不可能。我就找这么个极端背景，趁我四十岁之前，激素水平往下降之前，把这个情欲问题写了。《素女经》是，我发现写完《不二》、《安阳》、《天下卵》，这些很high很飞的故事之后，战略的事情讨论了，战术的还没说清楚。
《万物生长》讲了上大学泡妞的情困、不确定、未知，《素女经》讲了早中年危机，那现在混出来了，你面临的是什么？佛教上讲世间法，你在世上生活，如何处理俗世问题。《素女经》就讲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性。我接下来想写乾隆，解决如何处理权力的问题。还有，我很想写顾城杀妻的故事，这个去解决，如何处理心中的大恶。
界面：想解决的问题，是先想明白了再写，还是靠写来思考和解决？
冯唐：举个例子，那个小姑娘很吸引你，你难受，这就是个困扰、肿胀。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打腹稿。通常搁上五年，回头再看，给自己一个疏离感，我判断一下，这个肿胀是不是真的还那么激烈，是不是重要到真需要写。写的过程，是一个再活一遍的过程，生命不完全一样，又不是完全不一样，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也许会更加惆怅，你就确定了，当时的东西是你自己想要的，但没法改变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这个情绪，反观、细嚼、升华。
界面：诗歌、小说、杂文，你希望哪个写得最好？
界面：婚姻和琐碎的家庭生活，你觉得对写作的影响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界面：在以后的人生里，写作的比重有多大？
冯唐：之前首先经济上不仰仗它，潜意识里就不把他当主导。以前没想过，当时《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卖了超过十万册，一本书挣五块钱，也就才五十万，财务上并不能让我放心。以前不敢辞职写作，我还担心把自己挖干了。比如我现在写的，是挖三十到三十五，甚至四十岁的经历，那么再过十年，我挖现在，总不能挖的全是撅着屁股在家写书吧。你一本书红了，成了专栏作家，下本写不出来了，何苦呢。每个人的形成过程不一样。现在我见的都是我想见的人，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儿。之前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带了那么多人，百分之八十的事儿，是不得不做的，不是想做的。
现在算起来，从1999年算，我写了也十五年了。直到这一两年，我才觉得写作有可能是我这辈子的主业了。以后不太想接全职工作了，写作会是生活的重心。
界面：所以现在没有财务上的担心，以及“挖干了”的顾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