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族GQ》五周年，一年一度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2014GQ年度人物——年度作家何伟。
《智族GQ》2014.08.29
AWARD
年度作家
何伟将中国人物和故事放入成熟、稳健的西方语态中。他的流行不是因为中国故事的独特性，而是因为普适的优秀写作和洞察本身。这使他的作品避免猎奇和褊狭，同时获得美国读者和中国读者认可。
BIOGRAPHY
生于1969年，《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曾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非虚构作家，出版中文作品《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江城》和《寻路中国》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
但最近几年，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正在缩短。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已在中国内地出版了两本。2014年，他的新书《奇石》刚在美国出版，很快就被引进了中国。
何伟的写作和他的个人经历密切关联。他1969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中部的一个宗教家庭，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创意写作，随后去了欧洲，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作为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前往中国涪陵支教。他在中国居住了将近十年。
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于2001年，以迷人的腔调描述了他在涪陵的两年生活。许多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个人成长史。何伟的写作，散发着异域的浪漫主义气息和文学性（他高中时就喜欢上了约瑟夫·康拉德）。但随后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他却以记者式的观察，试图展示急速变革的中国。它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2007年，何伟离开中国，在美国写完了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寻路中国》。他的目标是写出三种风格截然不同的书。他说：“我不想让它们有雷同的结构和腔调。”
2011年，何伟去了埃及，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写作。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还要面对混乱而变幻莫测的新闻事件，同时抚养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的妻子张彤禾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驻中国记者，曾出版《工厂女孩》一书，是目前关于中国南方移民潮的最好的记录和见证。
何伟总是被异乡人吸引。他自己也习惯处于一个异乡人的视角，这有利于他更好地观察四周。这也意味着他与那些异乡人有着深刻的共鸣。离开舒适的环境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需要很大勇气。这也是他喜欢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我钦佩所有那些我遇见的背井离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他说，“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
在开罗住了一年后，何伟有次回了一趟美国。在科罗拉多州的里奇韦市，他们买下了一个小牧场。牧场有一个谷仓、一辆房车，以及五公顷灌溉农田。那里水源充足（在科罗拉多这一点很重要），植被丰富，风景优美。何伟告诉我，有个安定的家，也许能帮助他们踏实下来。埃及一直不太稳定，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多年来他的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条件艰苦，那并不是长久之计。
他们计划几年内盖一座房子，但目前来说，只能住在房车。每年夏天，他会带着全家从开罗回到小牧场度假。他在谷仓里放了一张写字台，变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他在那儿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不多写你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一个好的作家能在任何地方写作，这毫无疑问。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专写中国的作家。我需要向我的编辑和读者证明这一点，也包括自己。我在美国也能写作并且快乐地生活，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职业生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联过于密切之后，你会有种危机感，担心自己回国后反而失去了从事专业写作的能力。我不想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也希望拥有在美国写作的经验。
但我感觉，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这项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美国很稳定，很少有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已经有太多人在写美国了。而中国和埃及这些国家还在寻找他们的方向，正在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革。同时，这些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外国作家写作，尤其是以非虚构的方式。
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很简单，因为它跟时代与年龄有关。干劲十足并愿意到埃及这些国家去实地采访的人都很年轻。但搞文学的作家们一般比较年长，通常在40岁以后才渐入佳境。可是到了那个年纪，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留在美国过安稳的生活。如果我能适应并愿意去埃及，而且我的妻子也跟我一样，那么我们就该去行动。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更有价值。
写《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时都在写什么？
我在涪陵写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发表。写过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两篇还不错，发表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馆坐了12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但我并没做太多自由撰稿。因为给纽约的编辑发稿真的很麻烦——我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稿子是邮寄过去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编辑修改时，每次都要长途跋涉到乌江对面去收发传真！
你和书中写的人物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总体而言，我写的都是我比较钦佩的人，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些人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当然还有艾米丽和威利（Willy）。大卫·斯普林德（David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亚尔（RajeevGoyal）也常常和我联系，我很敬重他们。我也和唐·柯尔克特（DonColcord）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希望能联系上丽水那些被我写过的人，但那些新移民经常更换号码，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
广东人吃老鼠肉的故事是怎么登上《纽约客》的？
你的大学老师约翰·麦克菲对你影响很大，上他的写作课，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大部分记者永远不会学到这一点，因为报社的编辑并不鼓励记者去思考过于复杂的结构。但是麦克菲很早就教会了我们，我获益匪浅。
那时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那时我更喜欢虚构类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更熟悉，我想我当时相信小说更重要，更有文学性，更具艺术感。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也是一种通识。小说比非虚构更有声望。小说界的奖项也更多——比如，诺贝尔奖会颁给非虚构作品吗？一切都在暗示非虚构类作品没有艺术性。我那时很年轻，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这种偏见。
你最初发表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江城》的结构很有趣。除了主文，还夹杂着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你是怎么结构的？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过很多。在涪陵最后一年的1月，约翰·麦克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建议我考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没有他的建议，我不会想要开始写书。但突然之间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我便开始准备。
我意识到这本书有一个难点。我希望自己能描绘涪陵——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数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品，都没有突出这一点，因为外国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对我来说，涪陵是可以那样处理的。我在当地所有的徒步旅行和跑步，让我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甲骨文》的结构与《江城》有些类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纽约客》想要什么样的故事？在选题上，你们之间有过冲突吗？
你怎么才能把你想写的故事卖出去？
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独立。我尽量与杂志社保持一定距离——我并不经常去拜访他们，我也没结识《纽约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与其他外国记者来往（除了我太太之外！）。这有助于让我保持思路上的独立。我不想遵循别人的套路。我的个人经历也比较特殊，这也有助于我保持独立。
你一般同时开展好几个写作计划？
所有素材收集结束后，你怎么开始每一天的写作？
就写作而言，你曾说《寻路中国》是最成熟的一本书。你指的是哪方面？
你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吧？
而且，我在写作时总是会重读我喜欢的那些作家。我会读几页海明威，或者麦克菲，或者菲茨杰拉德，或者琼·迪迪昂（JoanDidion）。他们给我灵感，帮我保持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