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院校中，图书馆是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陪伴、见证着一代代医者从青涩懵懂到成熟坚定，从初入白色象牙塔到奔向五湖四海。医学在变，社会和时代在变，图书馆也在变，但医者离不开医学典籍和场所文化的浸润。本期，让我们翻开北京大学淑范医学图书馆的档案，从泛黄的借书证说到现代化的阅读空间，再现一位位学子和医者的精神家园。
北京大学淑范医学图书馆新馆
2022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迎来第110个生日。也正是在这一天，翰墨重现，书香再启——在经历了400多天的改造和扩建之后，北京大学淑范医学图书馆正式重启。历经百年更迭，北医厚道担当的精神传统、大医精诚的医者品质，在这里得到沉淀与彰显。
“镇馆之宝”里藏着爱国情
1912年10月26日，在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胡同，由中国政府自己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1922年7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图书室正式建成，我国第一代微生物学家杨敷海任图书室主任。经历百年岁月洗礼，随着北医的校名、校址变迁，图书馆也在发生着变化。它先后经历9次更名，地址也从八角琉璃井迁至现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附近，于1958年迁至学院路38号，后又经过几次修缮改建。
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之中，每本书背后都有一段尘封的历史。《新编人体解剖学》是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本书于1677年出版，曾是当时世界解剖学界的权威书籍。跨越4个世纪，书中的内容和解剖案例在今天看来仍准确详尽。说起这本书，就不能不提起原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组织学和胚胎学家鲍鉴清。
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藏《新编人体解剖学》
清朝康熙年间，西医逐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重视。后来，康熙皇帝派人将拉丁文医书翻译成中文，并亲自对译本进行语言润色。其中一本，底本为法国解剖学家迪奥尼斯的《人体解剖学》和丹麦解剖学家巴托林的《新编人体解剖学》。成书后，该书被定名为《西医人身骨脉图说》，也称《钦定骼体全录》。清中期后，数部抄本流出宫廷，散落各地，目前法国、丹麦、俄罗斯等藏有抄本。
鲍鉴清早年在丹麦访学时听闻丹麦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本该书抄本。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解剖学者，对西方解剖学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不甚了解，实为憾事，于是购买了此书影印本，并去德国古旧市场觅得该书的两个底本，重金买回，捐赠给自己的母校。
值得一提的是，鲍鉴清于1917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建校初期，学校师生没有现成的中文教材可用，老师们就白天授课，晚上翻译外文资料、整理课程讲义；学生也需要一边听课，一边奋笔疾书。后来，这些师生们的讲义笔记被进一步整理成我国当时西医教育的权威著作。这些著作如今也被收录于图书馆，一共900余本。一本本沉甸甸的医学专著背后，是早期北医人潜心治学、攻坚克难的求知态度。
医学大家的名字隐在泛黄借书卡上
守望百年书香路，图书馆自成立以来，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共同为图书馆建设添砖加瓦。截至2021年底，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共藏有各类型印本文献近60万件册，专业数据库100多种，珍藏古籍善本4200余册。图书馆与北京大学校本部以及6家附属医院实现印本文献和电子资源共建共享，文献保障能力居全国医学图书馆前列。
拥有雄厚师资力量和丰富馆藏资源的同时，北医图书馆也在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教材建设做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医学教材主要由苏联教材翻译而来。早期，来自苏联的专家就住在北医，他们组编的第一批教材现在还留存在图书馆内。1985年，教育部全国医学外国教材中心在北医图书馆设立。因为当时国际交流不太便捷，外文书籍价格也较昂贵，外文书籍需教材中心统一从国外采购，再在全国发放推广。
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留存着的海量书籍文献，无声地陪伴一代又一代北医人度过青春岁月。
文脉在“书山”间延续
进入新时代，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也在不断更迭。据张大庆介绍，以前的图书馆“借”和“阅”是分开的。但现在，学生不但可以自行取阅书架上的书，图书馆还提供了朗读亭、静音仓、研讨室，设置咖啡厅、多功能报告厅、综合服务处等，最大限度提升师生的阅读体验。
此次改建，新的淑范医学图书馆以“书山”为设计立意，完善建筑体型，馆舍面积从改造前的10200平方米增加到13000平方米，阅览座位从600余个增加到1200余个。此外，医学图书馆还拥有全国高校第一家地下智能书库，在有限的空间资源里，将实际使用空间拓展了1倍以上。
北大医学人有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北大医学图书馆也担起责任，带领全国同行共同推动我国医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除了做好书籍的储存外，医学图书馆还着力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很多现代医药卫生发展的文献仍散落在各地，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文献进行更好地收集、整理、加工，供学者进一步研究。”张大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