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的修建与一部丛书有关，作为昔日的皇家藏书楼，现在是江南地区仅有的一座了。不了解《四库全书》的人，光听这一串数字就足以对其肃然起敬。这部丛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各类目之下又有细分。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图书。编纂工作历时将近二十年。
乾隆皇帝为编此书，特意开设“四库全馆”。设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约400余人。其中有不少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人学士：纪昀、陆锡熊、戴震、姚鼐等。
《四库全书》著成后，清政府又花了大价钱来建造“南北七阁”贮藏这一心血之作，即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南三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不同的是，北四阁藏书基本为皇家御用，但南三阁则可以对百姓公开，江南文人学子趋之若鹜。
编纂《四库全书》的领头人是乾隆皇帝。实际上，乾隆当时主张修书其实是希望“寓禁于征、一箭双雕”。从民间广泛征书，可以使不利于清朝的所谓“禁书”集中起来，再行销毁。这样一来，打着征书的旗号，既冠冕堂皇，又利于彻底打击。
最终，乾隆帝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征得大量图书。至于那些献书者，最终没能敌过统治者的变权之术。蛇一出洞，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掌握了。随后，清政府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据统计为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
一部书与它的命运
文澜阁内的书籍与它几经修复的外表一样，都经历了不少动荡。
抗战刚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了东京，而北京的两部书(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也快要被日本鬼子抢去了。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杭州到龙泉，再到贵州，再到重庆，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保全这黄河以南惟一的一部《四库全书》。
竺可桢再次记载了保管《四库全书》的不易。竺可桢1942年10月11日记：“谭其骧来，渠眼力不佳，愿代方翥人去贵阳晒《四库全书》，即在地母洞之文澜阁也。但贵州只六、七、八各月多见阳光，九月以后则暗无天日，此时晒曝殊不相宜。”抗战胜利后，就开始筹划文澜阁《四库全书》返浙，然而真正实施差不多过了大半年。
经过艰难的运书过程，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护送警察有12人，费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抵杭州。自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起，至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浙江图书馆和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抗战“文化苦旅”。
被粉饰一新的过去
在修建“南北七阁”的时候，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在当时颇有地位，杭州的文澜阁就是仿造当时的天一阁而建造的。文澜阁前有水池假山，阁旁还有两座御碑亭，默默地记录着当年这里的辉煌。一座是乾隆兴建江南三阁的诏谕，另一为光绪所题“文澜阁”三字。
再辉煌的过去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腐蚀，文澜阁在漫长的岁月侵袭中，更是脆弱到不堪一击。1861年，太平天国军攻入杭州，本为藏书阁的文澜阁不幸沦为兵营，阁中的藏书也都散佚四处。后来，阁中之书或归私家，或归书贾，甚或有流落坊巷间作废纸拆散裹物者。
光绪六年，文澜阁重建。
同治年间，杭州乡绅丁申、丁丙兄弟合力收集散失图书，共收回3396种，34769册，重归于文澜阁。晚清时期，丁家是杭州城里的大户。他们不仅兴办实业，还钟情于文化。丁丙本人，既是画家，也是收藏家和藏书家，当太平军攻入杭州时，文澜阁被毁，《四库全书》散落民间，不知所终。丁氏兄弟知道后，指挥家人收集残籍秘密保护。后来丁氏兄弟又主持重建了文澜阁，他们的努力，使得四分之一的《四库全书》得以劫后余生。丁丙的私人藏书楼“八千卷楼”，作为晚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也珍藏了大批的古籍。
不过，遗憾的是，丁丙死后，其后人因经商失败导致巨大亏空，不得不考虑出售藏书。最终，南京江南图书馆的缪荃孙出资七万三千余元，将丁氏藏书全部买下。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当中，文澜阁始终没有逃脱被损毁、遗忘、修复的命运。接下来，每隔几年，文澜阁都要大修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