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记不起来是哪年认识的文澜，他是我弟弟安宁的中学同学和好友，“文革”时期学校几年不上课，他常在我家出出进进，多少年下来，好像就是自家的一个兄弟。
文澜和安宁都是1米86的大个子。文澜眼睛眯一条缝，戴一幅小眼镜，更显文弱。他是个“老兵”(“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但并不上街打架惹事。1967年，文澜革命多年的父亲落了难，他来我家的次数似乎更多了。最吸引他的，恐怕是在我们家可以听到“天籁之声”，从中获得精神的抚慰与升华。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大木箱，装着满满一箱唱片，全是美国哥伦比亚、胜利公司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古典交响乐唱片，成套地装在皮面的硬壳封套里。那是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留学带回国的唯一“大件”。“文革”是个广播和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早已成为禁忌。听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竟和“偷听敌台”差不多。放唱片用的是一台78转美国手摇唱机。记得我们怕惊动邻居，听音乐时，用破布堵住唱机的共鸣箱用以降低音量，音质因而也大打折扣，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听得如醉如痴。
后来文澜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的古典音乐“发烧友”。在80年代，他就以收集西方古典音乐录音带和CD之多，在北京的“圈内”闻名。今天文澜还是中国《爱乐》杂志的编委，他的音乐“段位”已经不是每个周末不辞劳苦地在各个公园赶场合唱的朋友们可以企及。但是文澜说过，他的音乐启蒙无疑是我家的那箱古典音乐唱片。我一直执着地以为，在摄影界，王文澜之所以成为王文澜，《英雄》、《命运》、《未完成》对于干涸沙漠中饥渴的幼苗的滋养功不可没。
至今表现“文革”时期青少年的影视作品中没有涉及照相的片断，也许年纪尚小的王朔、姜文们当时还没有这份雅兴。其实那时端个相机，自己照相、冲印、放大照片在“逍遥派”中间的普及率远比听古典音乐高许多。王文澜家哥四个，当时都是个中佼佼者，这归功于他们的一位摄影家舅舅的指点。除了文澜，老大文泉、老二文波、老四文扬日后也成了成绩斐然的摄影家。
后来，文澜到山西，我到云南插队。回京探亲，兄弟们一起去颐和园玩儿，我很羡慕文澜有一部日本产的亚西卡“山猫”型相机，单反，镜头很大，放在一个印着“FRANCEAIR”的蓝色挎包里背着。那时候，文澜已经有心地搞“创作”了，拿个小本，记下每个镜头所用的光圈、快门、用光、构图也反复琢磨，可惜当时还没有练就后来被我称为“抬手得”的抓拍绝技，请他照相得有点耐性。
王家四兄弟中，北京排球队出身的老大文泉是真正的大哥，1973年，他使尽浑身解数，先后把三个弟弟弄进部队当兵。文澜配了个隐形玻璃眼镜，躲过征兵体检，进了师部的篮球队。后来，显露出摄影的能耐，靠一台120元的国产双镜头海鸥相机当上摄影报道员。我依稀记得，那时他的眼镜，也敢在部队公开戴出来了。
多难的1976年，考验和成就了王文澜。人祸天灾与他迎面撞击，积累和勤奋得到回报，抓住机会的代价却可能是坐牢，甚至失去生命。
清明，借悼念周恩来，北京的普通百姓第一次表达出对于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刻骨铭心的痛恨。黑云压城的天安门广场，人海涌动。手写的诗词、纸扎的白花分外夺目。在广场，我遇到穿着便衣，举着相机的王文澜，看到他攀上爬下地找角度，拍下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记下无数普通市民无声的怒吼。我们目光相遇，却没有相互招呼。文澜那几天都泡在广场，直到“四人帮”靠棍棒把人民镇压下去。随后，数百民众因参与天安门的活动而被捕，无耻的“检举”在蔓延。许多人看不到光明，绝望地把广场诗稿和照片销毁。我一直为文澜捏着一把汗。
直到1978年秋，天安门事件才彻底平反。顺便说一句，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尚未公布，一天晚上文澜来我家，把我们兄弟关进里屋，兴奋地伸出四个手指，几乎脸对脸地小声说：那四个人，抓起来啦!
天安门事件平反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起点的一个标志物，就是收入了王文澜摄影作品的《人民的悼念》大型影集。这也是文澜的摄影第一次大规模记录了中国人民大命运的脉动。我曾问文澜是怎么把这些照片保存下来的，他说，底片在河北和北京不断转移;我问，不怕有人检举吗，他大大咧咧地说，检举，我死不认账，还要反问他到广场干什么去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无情袭来，文澜随他的部队冒着不断的余震跑步进入灾区。当时的中国政府拒绝了一切国际援助，军人和百姓只能用最简单的工具，甚至双手挖开断垣残壁寻找瓦砾堆下的幸存者。24万多人瞬间惨死，百万人无家可归。文澜和他的相机夜以继日地记录着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最惨烈的伤亡、抗争、无奈。灾难过去10年、20年、30年，再看文澜为唐山大地震留下的照片，才感到摄影作品刻录的历史弥足珍贵。
记得地震抢险过去不久，文澜回北京来我家，军装空空荡荡地在他又高又瘦的身板上打晃。他说，差点回不来了。无法深埋的大量尸体造成了瘟疫，加上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恶臭，体力严重透支的文澜，患上恶性痢疾。药和大蒜都无济于事，大夫用碘酒稀释了给他喝，“恶治”救了他的命。病还没有痊愈，文澜在恍惚中听见，一个被埋了13天的妇女被人们从瓦砾中挖出，并奇迹般地生还，他竟能一跃而起，冲到现场，拍下了这个对中国人最顽强的生命力的诠释的历史性镜头。
在唐山，文澜“火线入党”，可以说，在那十年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为数不多今天仍然有着正面意义的“火线入党”。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进入新华社当文字记者，文澜也被提干，当上专职摄影的新闻干事。以他在全国“新锐”摄影界的小名声，可谓前程似锦。
1980年底，文澜告诉我，他进了英文的《中国日报》当摄影记者，我们成了同行。他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的，独具慧眼的总编冯锡良看了他的作品，当场拍板要了他，部队不放人，他说，不让按干部转业，转成战士复员也要走。这样，文澜按战士复员待遇，38。5元的最低工资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冯总编不但是伯乐，也放手给了文澜广阔的创造空间。文澜当上《中国日报》的摄影组长，《中国日报》的版面焕然一新，大篇幅刊登照片，而且照片有了独立的表达意义。
以王文澜和《中国青年报》贺延光为代表的一批非学院派非主流的摄影记者，把镜头贴近社会百态，表现活生生的人的真实，使图片不再是政治概念的图解和文字的附庸。这些作品表现出文澜特立独行的积累、眼光、思考，还有更多的勤奋和加倍的勤奋——我把这些总和称为智慧。《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的变革，很快便被当时全国一大批志在变革的报纸所效仿。我想，这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关于新闻摄影和报纸版面改革起步的一章。当时文澜刚刚三十岁。
今天，文澜成了摄影界的名人，可是在我心里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而立之年”以前的行状。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时期，青年文澜竟有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一半是运气，一半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