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要说明，我们不在不同的书之间作价值比较，与我们说宋本最好时，说的是宋代和宋代以前的书，对明人的作品只能是明本最好。作此说明是因为，从古到今，给书划等级几乎都是以出版年代为准，其实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科学的方法。古籍版本学的任务应该是给古书一个科学的价值观，分析和研究科学的价值观应该包含哪些价值因子，每一个价值因子占多大的比重，可以形成一个怎样的加权平均公式，而不是仅仅以年代划线。
一、从内容看版本价值
从内容方面看一部书的版本，我们的要求是文字正确，不错不缺：不错是没有错字，不缺是内容完整，文字没有脱漏，卷叶没有缺失。
要判断文字是否不错不缺，首先要认真读书，其次是细心校书，比对不同的本子，看看有什么异同和得失。
1.古书版本越古越好
读书和校书都是吃功夫的事情，需要专门的学识，并非咄嗟可办。我们可以看看前人通过他们读书和校帖的实践，对古书的各种版本有什么体会和心得，对我们鉴赏和收藏古书有没有帮助。从内容方面比较一部古书不同版本的优劣，历代学者和藏家的共识是：古书版本越古越好。
钱谦益藏书若没有宋刻或名抄，就说没有书。顾千里说“书以本愈旧为愈佳”，又说“书以弥古为弥善”，甚至说“宋本书虽无字处亦好”。这话听起来不可理解，无字还有什么好呢？其实他的意思是有缺字的地方，宋本保留原状，不去填补，这就给读书人留下思索的余地，努力查考，还有考得其实的机会。
后代刻书往往随意增补，消灭了痕迹，读者也就不会再去思考。其实填补的字即使看起来文从字顺，也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求是和存古
古书版本越古越好，这一点不难理解。版本越古，离原书越近，自然比后代的翻印本更接近原貌。从古到今，翻印古书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平衡：一是有错就改，一是保存原貌。这两种倾向就是近代学者章钰所说的校勘之学的“求是”和“存古”，二者各有得失，若从保存古书原貌着眼，当然是以存古为宜。
大家都知道，翻版重印一部书时，即使一字不改，也很难做到跟原书分毫不爽，稍一失慎，就会出现错字漏字。如果有意地去改动自己认为的错误，结果可能有更多出入，平添许多无谓的错误，把读者引入迷途。我们看几个例子：宋陈从易读杜诗，看到“身轻一鸟□，枪急万人呼”两句，上句缺一个字。大家出主意，说缺字是“疾”“落”“起”“下”等，后来看到善本，原诗是“过”字，陈叹道虽仅一个字，诸君莫到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个本子是“诏畫出人尽哂之”，冯武说“畫”应是“诰”之误。毛斧季反复思索，发现应该是“诏書一出人尽哂之”，“書一”二字连写误成“畫”字。他慨叹道：“校书以缺疑为第一要义，不可妄加涂乙，吾子孙其善佩之哉！”
举个校字的例子。赵万里先生据明抄本《绿窗新话》录出黄庭坚的一首《蓦山溪》，开头两句是“朝来春日，陡觉春衫绿”，“绿”字失韵。龙榆生先生引此词加注改为“陡觉春衫暖”，看起来改得合情合理，但是《花庵词选》中有这首词，开头两句是“朝来风日，陡觉春衫便”，而不是“陡觉春衫暖”，一“便”一“暖”，境界完全不同。以龙先生对词的理解功力之深厚，校字尚且不能尽合，可见校勘之事实在不可轻言。
这些意见大都在谈论文字的是非问题，其实即使不涉及是非的时候，也还是有求是和存古之间孰得孰失的较量。不妨举个例子。
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十二卷是一部著名的唐五代宋元人词选集，只有明万历刻本流传极罕。清咸丰年间金绳武用活字翻印时，认为原书体例不善，各词作者署名有的用名，有的用字，不一致。他能改的都改为名，不知其名的仍其旧。粗粗一看，好像他是给读者做了好事，不需要再去记那些字号别称。但是此举遭到赵万里先生的批评，说他“未得陈氏之用心”。赵先生说：“编中词人姓名悉依所本各书迻录，或名或字前后不一致，而字句间亦无据此本以改彼本之迹。故何者出何书，尚可想象或考证得之。”我们知道，唐五代宋元词有很多作品的作者有异说，文字有出入，本来我们还可以根据出处考察陈氏所录作品是否可靠，文字是否准确，金氏这一改就泯灭了追溯原词出处的线索。一般读者阅读也许方便了一些，但是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里要注意，学问之道博大精深，读者有深厚的学力和缜密的用心，才能充分体会古本的长处所在。毛氏汲古阁曾刻唐代皮日休、陆龟蒙等唱和诗《松陵集》，毛斧季得到宋本复核，跋语说“多所是正”，据以修版。其中有一些异体字没有更改，如“邃古”作“遂古”、“戟枝”作“戟支”、“嫦娥”作“常娥”之类，顾千里指出宋本真实地保存了古书原貌，批评何小山对这些地方等闲看过未予理会。事实上，古代字少，一字多用，如果以后世正字法的观点看，说它们是错字，那就愧为知音。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事物都不能绝对化，对于一部古书哪一个版本内容更为可靠，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郑振铎先生是热爱古书的藏书大家，但是他说：“书贵旧本，乃是实事求是之一端，非媚古泥古也。”
后人翻印的古书出自古本，也应该得到重视。如明嘉靖东吴徐氏刻《周礼》，王国维说胜于某些古本。顾千里和黄丕烈虽然对宋本赞不绝口，但是顾千里刻《尔雅注》用明嘉靖吴元恭刻本，黄丕烈刻《仪礼注》用明嘉靖徐氏刻本。可见古书版本虽然是越古越好，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治学之士贵在广见博闻，即使佞宋主人黄丕烈也说：“书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本为可宝也。”
二、从形式看版本价值
制作形式关系到版式风格、工料水平、版片衍变、翻版仿刻等情况，一部书品相如何，要看它的字体、刀工、墨色、纸张、刷印、装帧，包括是不是完整如新，有没有名人批点，如此等等。有些问题留到下一节再说。
1.版式字体
中国古书印本开始一般用规整的手写体，明代开始风行横细竖粗的宋体字，从此发展出的版刻体逐渐成为汉字印刷体的主流，一直到今天。写体自然好看，工价高；宋体字整齐好刻，工价低。
不妨看看清内府武英殿刻印书籍时不同字体的工价：写宋字千字工银二钱，欧字千字工银四钱，软字千字工银三钱；刻宋字百字工银八分；欧字百字工银一钱六分；软字百字工银一钱二分。所谓软字，就是楷体字。写体工价高，印出的书自然就要贵一些。在今天，写刻本一般都讨人喜欢，它们是书林津津乐道的精刻本。写刻本中不乏名家之作，如清内府刻朝廷大臣传御制诗，康熙刻林佶“四写”，乾隆刻丁敬书《冬心诗续集自序》，乾隆刻郑燮自写《板桥诗文集》，江声篆书《尚书集注音疏》《释名疏证》，嘉庆刻余集书《续夷坚志》《志雅堂杂钞》，沈彩手书自作《春雨楼集》，道光刻张敦仁草书《通鉴补识误》，这些书都有相当的艺术价值，都是鉴赏和收藏界艳称的佳刻名本。
2.纸张墨色
字写得好，刻得好，还要选用好墨好纸。好墨印在纸上，漆黑光亮，甚至带有一股香气。不同时期生产的纸张有所不同，自唐宋以来，先是硬黄纸，宋代黄、白麻纸，明代白棉纸，清代开化纸，还有棉连、太史连等，后来的宣纸，都十分出名，普通就用廉价的竹纸。
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例，开花（化）纸质地细腻，极其洁白，帘纹不明显，柔润而有韧性，印本颇为名贵。普通纸价格低，印本一差，价格就更低，其间的差距可以从一倍两倍到十几倍。要了解它们市场价格有怎样的差别，可以看看20世纪前期古书书店的卖品目录。
不妨以20世纪30年代的书价为例，看看书品是怎样影响价格。一般地讲，同样的印本，连史纸本至少比竹纸本贵二成，要是有名的纸，价钱更高。例如清末金陵书局刻《史记》二十册，20世纪30年代宣纸本要卖二十元，几乎比竹纸本贵一倍。《春秋传说彙纂》清内府刻本二十四册，一般印本三十元左右，开化纸要八十元，还有罗纹纸精印大开本，非二三百元不可，高出十倍。清嘉庆胡克家仿宋精刻《资治通鉴》是清代名刻，一般装成一百册，竹纸初印本二百元上下，白皮纸本装成一百六十册，要加五成以上，宣纸本还要加倍。这副书版后来归了江苏书局，经过修补再印，仍装一百册，已经不能跟胡氏印本相比，白纸初印者也不到一百元，印得晚一些更要折去三成，竹纸折五成。清殿版《周易折中》同是开化纸印本，书品宽大洁净者六十元，书品小一些印得再好也要减十元，差一点的只能卖上三十元。
3.特印
雕版完工后，往往要先用好纸好墨精印若干部豪华本，留下自用和馈赠师友。这些印本有种种特点，可以叫作特印本。特印本的质量和效果不同一般，价值远非普通印本所能企及，值得珍视。
一部书刻成后，最初刷印的几部大抵是红色或蓝色，然后才用黑墨。清代印书一般都是普通的竹纸或连史纸墨印本，特印本就会用其他纸张。除了我们说过的纸白如玉的开化纸和“色疑金粟”的太史连纸以外，讲究的文人雅士也用皮纸、棉纸、宣纸印书，甚至像著名画家金冬心自刻的诗文集还有所谓宋纸明墨仿古印本。清末以来赏鉴之家纷纷制作纸墨讲究的特印本，像淮南书局刻的《复古编》和《四书章句集注》就有内部人士自藏的日本皮纸初印本，字迹明丽，极为精美。民国初年好古的赏鉴家的特印本更为讲究，使用明代旧纸、高丽纸、公牍册子纸、棉纸、罗纹纸等，都十分珍贵。
李一氓先生的《一氓题跋》说，吴昌绶刻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有特印本。《于湖居士乐府》有明装书中的衬叶纸、乾隆御制墨印本和袁寒云特印宣纸本，《花间集》有红印本、白棉纸蝴蝶装本等。
我们知道，黎庶昌在日本刻的《古逸丛书》初印有美浓纸、皮纸印本，版片运回国后版片经过上海县署时，莫棠曾用佳纸印若干种，由于刷印方法不同，已经不如日本印本。等到交由江苏书局刷印以后，纸墨更差，效果完全不同。据莫棠说日本印本不足二百本，如今很难见到。
4.印刷方式
雕版印书，版片刻成后可以随时拿出来印刷，多印少印，根据需要确定印数。活字排印本印完就要拆版，所以要预估印数一次印足，一般是印一百部左右。流传到后世就没有多少，所以活字本存世数量不多，较难收集。像明代的活字印本都十分罕见，其中铜活字印本年代较早，尤其名贵。
5.书品装潢
书以天地头宽大、完整洁净为好，看起来赏心悦目。精印本不随便写字，不损伤它的鉴赏价值。学者校书一般都是用普通印本作底本，不肯往精本或珍本上写字。像傅增湘先生平生校书无数，如今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我们看看就知道，底本都是平常的本子。像爱书如命的周叔弢先生，连往书上盖印章都要仔细掂量。如果是善本，只盖一个“周暹”小印。周先生说印章小，以后人家不喜欢，就是把它挖去，也不致有很大损伤。
装帧以保持原样为宗旨，讲究原装未动。书衣有时有书名签条，很容易损坏，如果完整无损，也是给书加分的一个因素。翻开书首先是扉页，过去叫封面，封面背面往往有刊记，写明何时何人或何处所刻，这些要件也要保持完整。
如果书有损伤，需要修补，讲究“整旧如旧”，就是说修补时尽量要保持原样不动。现在售书者有个坏毛病，动不动就在书叶中间加衬纸。有所谓金镶玉，书叶中间衬白纸，一册书能膨胀到四册，希图多卖钱。拿在手里不舒服，不仅破坏原貌，新纸旧纸性质不同，衬在一起对书也有损伤，效果很坏。
三、从印本看版本价值
对于不同的版本的价值，我们有保留地、谨慎地讲，是越古越好。对于同一版本，我们也需要加以分辨，也不能等量齐观。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一个“版”和“本”的二元观点，即区分版本和印本。简单地说，今天我们印书时所说的第几版第几次印刷，第几版讲的是版本，第几次印刷讲的是印本。
“板本”一名最早出现在宋代，当时是指刻板印出的本子。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中国传统印书最正规的印刷方式是雕版印刷，制成一副版片就可以多次刷印，保存得好从宋代修修补补可以绵延到明清。跟今天印书一样，一副印版在多次印刷过程中可以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于是不同的印本之间就出现了个体差异，最重要的差异是内容的增减和文字的异同，这些现象跟书的价值也有关系。
1.初印和后印
书版刻成后，初印的本子字迹清晰，锋芒毕露。后印的本子字迹有磨损，棱角就不分明，看起来神气不足。这是初印和后印的直观印象，从观赏角度看，初印本就更为可贵。有时初印和后印在文字笔画上也会有些出入，这里举一个例子。
毛刻《词苑英华》原有七种，乾隆年间归洪振珂因树楼后，书前总目所列已缺《秦张二先生诗馀合璧》。后印本版片漫漶毁损，颇有阙误。《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第四卷李居厚的《水调歌头》“武昌南楼落成次王漕韵”一首，过片三句原是“擎天手，携玉斧，到江干”，后印本“玉”字缺点，竟作“王斧”。乍一看，还以为引用王质“烂柯山”看仙人下棋烂掉斧柄的典故。
2.内容增减
不同印本的序跋可能有多有少。常见的是，刻书在前，序后刻，初印本无。周作人读《思痛记》，就发现初印本没有光绪十三年黄思永的序。初印本缺少序跋的情况很多，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初印本有的序后印本反而没有，这就要注意分辨。初印内容较少，后来增加内容的情况在诗文集中经常出现。这里要注意，经常是内容已经增加，刊记年代未改，也没有说明。若不注意，很容易把内容较少的初期印本误断为缺叶或缺卷。
3.修版改字
修版有两种，一是校改文字，二是修整版面。初期印本有错字，后面的印本予以改正。校字有得有失，多数情况是修版改错，提高文本质量。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古书的校勘不是简单的事情，稍一不慎，就会弄巧成拙。像汲古阁刻的书，底本不一定是善本，有些书后来毛斧季对校善本进行修版改正了错字，这是好事。前面我们说到汲古阁刻《松陵集》据宋本修版的事情，汲古阁刻陆游的《剑南诗稿》也是一个例子，毛斧季据残宋本校勘修版，今天学者认为修版印本文字更为可靠。应该说毛斧季校勘和修版功绩很大，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但是他给《说文》一书修版改字就遭到段玉裁的批评，段玉裁甚至专门撰《汲古阁说文订》逐条辨正。
后印本往往有校改。清李富孙《曝书亭词注》，凡例说有四句未得出处，己丑重校本已改为二句未得。明闻人诠刻《旧唐书》后印者随时校改，文字较初印本为胜。
清张敦仁刻仿宋抚州本《礼记》，初印本《释文》四卷未得宋本，只好用通志堂本代替。嘉庆二十五年修板后，《释文》据宋本重校，《考异》末条也有改动。
后印本修版有得也有失。秦氏《词学丛书》道光汇印成书，板经光绪重修文字有讹误处。清乾隆张奕枢刻《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世传宣统沈曾植石印本是影印张奕枢刻本，但是汪世清先生曾据吴梅校张氏刻本校，发现有多处与沈本不同，当年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甚以为疑。后来徐无闻先生检校后发现张奕枢刻本后印者有修板，多不可取。
4.补版改刻
有些版片损坏，不能使用，改刻新版，往往会出现歧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刻南北朝七史，版片修修补补一直使用到明末，到后来宋刻原版已经所剩无几，印出来的字迹模糊难辨，而不同时期的修版和补版则常有差错，在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跋语》中有所说明。
5.翻版
根据一个版本翻刻新版，印出来的就是翻印本。翻版的工艺水平和珍稀程度一般不如原版，所以价值低于原版。有些书翻版酷肖原版，如果不把二者并排细细比较，很难把原版和翻版辨别开来。宋本元翻或明翻，元本明翻，都出现过浑然不辨的例子。鉴别时要抓住要点，如果翻版时代相距原版已远，二者风貌和工料就会有较大的差异，带有时代的烙印；如果翻版时代距原版较近，特别是摹刻原版，这时要看版面神韵，无论翻版怎样追摹原版，总是会有行气不贯的现象。
6.“书有一印本，即有—种不同处”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一本有一本之佳处”，“书多一本，即有一本佳处，见闻之不可不广也，信然”。这都是黄丕烈的经验之谈。
叶昌炽的《奇觚庼诗集》先得一部为三卷前集一卷补遗一卷，后来在书市看到一本残册，不以为意地随手一翻，忽然看到书末还有《奇觚庼遗词》一卷。过去不知道叶氏诗集还附有词。黄丕烈说书一本有一本的好处，“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阅读和研究的角度看，书确实是一本有一本的好处。一旦发现两本有不同之处，我们都会感到其乐洋洋。但是不同的印本的商品价值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里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哪一个印本更为珍稀，更有观赏性。
四、从传世看版本价值
商品价值关系到流传情况、印制方式、工艺质量、刻书年代、社会风尚等因素，除了跟内容和制作有关外，很大的一部分是社会因素。
1.珍罕
古书珍罕难得对价格的影响十分明显，宋本在20世纪30年代动辄几千元，明本则一般论百不论千，根本原因就是明本流传较多，不如宋本珍罕，所以不受重视。同样的书，红印本、蓝印本比墨印本贵，这不能完全归因于前者书品好，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墨印者随处可见，不足为奇。活字本讨人喜欢，也是因为印数不多。
宋元本人人都知道珍罕可贵，对于明清刻本往往不以为意。其实宋元本也不是都那么罕见，宋刻宋印本的确十分珍罕，而宋版明印本就不一定少见。明清本固然年代较近，但是也很有世不经见的秘本，只是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对各个本子存世情况了解不多罢了。不妨举个例子。
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刻《墨子》是闻名已久的佳本，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可信的印本。翻翻目录，可以看到不少号称唐本的《墨子》，甚至还有一些影印本也说是唐本，然而夷考其实无一可信。
“珍罕”应该说是古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因子，无论是阅读、收藏、保护还是整理和刊布，都不能不着眼于此。可是对于明清刻本，现在还不掌握它们的存世数量，一个版本多见还是少见，一般都是凭个人接触古书的直觉作判断。例如，根据跟古书打交道的经验，我们常说清代初期涉及文字禁忌，顺康雍刻本多遭禁毁或删改，难得初印原本；中期战乱频发，道咸刻本多有未及流布毁于一旦的书。然而要是仔细查考，哪个时代都有版片损毁印本不多的书。即使近在光宣时期，也会遇到多方寻访不获一见的书。通过全面的古籍普查工作，相信我们将来对古书的流传情况会有可靠的统计数据。
2.名气
3.流传（帮手）
如果有名人批校墨迹，或校善本，或注心得，甚至仅仅盖上个印章，都会给书增加身价。名人墨迹或印章，书林称之为“帮手”，意思是它们可以给书抬轿子，提高身价。即使书本身平平，上面有名人批校墨迹，一下子就能进入善本。这时看重的就不是书本身，而是名人的墨迹。
这就是所谓“书以人重”。黄丕烈本来已有《圭塘欸乃集》旧抄本，后来见到一本，因卷首有檇李曹氏印，“复以番钱十枚置之，重收藏之人也”。
凡是珍稀的本子，都会有历代名人的藏印或墨迹。一册明刻残本一般没人稀罕，要是有天禄琳琅藏印那就成了珍品，立时身价百倍。一部书有名人题字、批点，或者有夹签商榷文字，都会增加不少人气。这样做有它的道理，前人的校语、批语对我们阅读和考证都有帮助。有些书的古本已经看不到了，前人当时把它们的文字异同校录下来，通过他们的校语可以窥见古本的一些面貌，这无异于替古本留下了一颗种子。
举个例子。《乐府诗集》今天已经没有宋刻全书，今日所见根据宋本校过的本子有毛晋校本和陆敕先校本。毛晋校本已经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在编订《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时，我们特意选定陆敕先校本，因为它是后来许多传校本的源头，留有宋本的影子。
钤印可以帮助我们考察一部书的流传脉络。一部书有前辈名家的藏印，想想前人当年披阅此书，手泽犹在，我们读书时也不免要发思古之幽情，平添了许多逸兴，买书时多花一些钱也是应该的。
书上有时盖有印书者或售书者的印，有的是书价印，如嘉庆兰陵孙氏刻《古文苑》内封有朱印“工价纹银壹两捌钱”，道光徐氏刻《绝妙好词笺》封面有朱印“每部纹银壹两贰钱”。
4.社会和世态
古书价格的升降实际还反映着社会状况和世人心态，20世纪20、30年代，古书身价呈现上升趋势。抗战一开始，社会陷入混乱，人心惶惶，无心买书，书不值钱。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说当时书店收市，有就地摆摊给钱就行的，有挑担沿街叫卖的，这是人和古书同遭劫难的时期。后来稍稍安定一些，公私藏书经过战乱散出，陆续上市，书价也逐步回升。由于外国公私大力搜罗，中国古书外流，价格飙升。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经历变动重组，私家著名的大宗藏品归公库，规模较小的陆续散出。人们忙于其他事务，顾不过来，古书再次廉价上市。记得先人讲，当时书店论斤卖古书，如今要几万元的书也不过卖几块钱。
其实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书价逐渐回升以后，大家对古书也不很在意。当时有一部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仅有少量缺册，竟散为废品，无人收买。如今一册零本怕也要卖上几千，听听当时的情况岂不是天方夜谈？道光开化纸印《六朝文絜》是现在竟相争买的珍品，1958年最多卖十块钱。进书店看看，一般清代刻本一册一块钱就不错了。明刻本也不值钱，不是历来有盛名的东西还不是一块钱一册？明姜道生刻《李商隐诗集》并不多见，记得只要两元，摆了很久，没有人买。闵刻凌刻白棉纸套印本，不过三五块钱一册。记得明白棉纸仿宋本王逸注《楚辞》要一百元，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价钱了。
那时买书主要是为了读书做学问，而不是收藏。决定书价高低的是学术的需求，不是收藏家的眼光。刚刚出版的新书，往往由于学术价值所在，比纯供收藏的旧书贵得多。记得1957年出版郭洙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册书将近五十元，当时买一部刘氏嘉业堂影宋刻罗纹纸印本《史记》三十二册也不过如此。这个数目可以买两部明白棉纸红印《集古印谱》，其他印谱就更不能相比，三五块就能买，十几块就是大价钱了。由于经学衰落，清道光汪士钟影宋刻本《仪礼疏》只卖十几元。清康乾刻本当时也很便宜，不过两三块钱一册，记得一部康熙刻徐乾学《憺园集》三十六卷初印本，只要二十元。
今天古书市场的情况完全不同，买版本书大都是为了收藏，所以红印本、蓝印本、开化纸、写刻本成了俏货。民国刻的红蓝印本，有点名气的一册可以到一万。版本书一旦成为奢侈品，内容也就退居次要再次要的地位了。采购书籍的时候，要注意把握时机，只要看得准，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收获。这样的事情今天也不是绝对遇不到。
五、结束语
周越然的《书书书·版本》曾经列出可贵的版本，他说精善的书本，不外下列诸种：
(1)宋金元刻本。
(2)元明覆宋本。
(3)明初刻本或活字本。
(4)清初精校初印本。
(5)名家手稿本或精钞本。
(6)名家手校或手跋本。
(7)海内或海内外孤本。
(8)高丽活字本或日本古本。
按：此文为杨成凯先生生前在上海图书馆“上图讲座”中的讲座文字记录，引文格式是：杨成凯.古书版本的价值观[J].图书馆杂志,2009,28(10):82-88.引用请以原出处为准。
杨成凯（1941—2015），笔名林夕，山东招远市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系，获硕士学位。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任至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语法学理论、自然语言理解和现代汉语语法，把逻辑学思想引入汉语语法系统研究之中，发表专著《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及30多篇论文。学术活动范围广泛，在文学艺术、目录版本、古籍整理等领域多有著述和译作发表，往年皆署笔名。自幼倾心古代文献的收藏和研究，曾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古籍版本十讲》
作者：杨成凯
书号：978-7-101-16145-8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定价：110.00元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
页码：470页
内容简介
本书分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初印和后印共十讲，涵盖了古籍版本鉴藏的方方面面。全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直观形象，集中展现了作者长期从事古籍收藏、鉴定和研究工作的亲身体会和重要心得，颇有鉴藏教材的意味，可为广大古籍整理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作者简介
杨成凯（1941-2015），笔名林夕、任中奇、慕侠，山东招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汉语语法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古籍收藏与研究专家、翻译家。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翻译和审校《艺术和错觉》《艺术的故事》等，著有《汉语语法理论研究》《闲闲书室读书记》《人间词话门外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