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按：2002年，吴金岭从老家泉州坐火车来到北京，入职一家月薪1000块的民营出版公司，开启了长达20年的北漂生涯。在这里，他做出了职业生涯中第一本畅销书。2007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恰逢当时的国学热潮，出版了蔡元培、孙中山、钱理群等人的作品。而后因为资金链断裂，吴金岭暂停了新书出版，开启了新一轮的创业，创办了“日课live”写作平台。
新日课书房开始以书会友，这里将会成为好书的发源地
一个北漂出版人的20年出版史
日课live吴金岭口述
如小瓜记录整理
进入出版行业
2002年，我大学毕业，模模糊糊地知道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觉得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应该来开开眼界，便决定和要好的大学同学麦发明一起去北京。当时还没有从老家泉州直达北京的车，我辗转从厦门坐了38小时的火车才到北京。
零零年代，北京的房租还比较低廉，我们俩一起在前门附近的胡同里合租了一个月租500块的小房间，就算正式落脚了。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就顺利应聘进了一家发展势头正盛的民营出版公司——华文天下，那会儿它还叫知己图书。这家公司前后出版过很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知名作家如张爱玲、三毛、高阳、王小波、石康等人的作品集，还批量引进了欧美、日韩等世界各地的经典或流行书籍，出版品种繁多。我入职时，公司每年至少有一二百种新书出版，是当时民营出版行业的头部公司。
进出版业并不是我一开始的职业规划。事实上，来北京找工作时，我是有些盲目的，看到跟自己专业有点关系的职位就凭感觉乱投简历，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图书公司在招聘编辑。作为一个从小就爱读书的书迷，我对这个职位有着本能的好感。
进了华文天下后，我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看稿子、写文案。一开始，我的每个月工资只有一千多；居住条件也很差，朋友搬走后，我还一个人住过地下室。但刚毕业不久就找到了专业对口、自己也很喜欢的工作，而且还能产生社会价值，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干得挺高兴的。
上班时经手过的部分图书
我在华文天下工作了三年，从实习生做到正式编辑，最后做到主编。其间经手的图书至少有一百种，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我自己深度参与的畅销小说——《理工大风流往事》。
这是一本以三国人物名称为角色名字的同人小说，讲述了一群大学生的青春往事，文笔充满激情，幽默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忧伤，很有阅读爽感，上市后很快引爆市场。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完整地经历了一本书从敲定选题、确定出版营销方案、撰写宣传材料，到印制、出厂、上市，再到成为畅销书的全过程。这本书的成功经验，也让我个人对出版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回想起来，那正是纸质书和实体书店黄金时代的尾声，一本新书的首印量往往都是两万册起，畅销书的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上百万册，跟现在很多好书的首印量只有五六千册，十万册以上就算是爆款书的行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对于销量相对一般的常规书来说，首印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它的市场容量。
当时很多图书批发商还是背着现金来图书订货会上买书，不少大客户同一种书一次性就能现款包销几千本。很多时候，出版商都不用拿出成品书，只要给客户一个只做了封面的假书壳子，客户看了封面和文案介绍觉得不错，就直接给钱了。那种面对面爽快交易的图书销售场景，年轻的同行可能很难想象了。
成立自己的出版公司
在华文天下工作了三年后，我自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了，便动了离职创业、创办自己的出版公司的念头。但离职后，我又陆续在另外两家出版公司各待了一年左右，到2007年，才下定决心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取名为北京福印文化——福印是我爸的小名，这名字是我哥帮忙取的。2010年公司重新注册后，改名为北京究竟文化。
公司最早的办公室，不到20平米
开公司前，我预估需要20万元启动资金，就先筹集了20万，后来发现不够，又追加到了50万左右。这些资金基本上来自我哥，以及那位和我一起来北京闯荡的大学同学的资助。我哥在老家做小生意，挣了一些钱；我同学在IT行业工作，收入也比我在出版业高一大截。出于对我的信任，他们就冒着风险给我投了钱。
我此前只有做图书编辑的经验，对出版业的其他环节特别是发行，了解得很有限。为了让公司顺利开张，我还找了很多经验丰富的同行和老同事来帮忙出谋划策。有了亲友们的大力支持，我在北京的出版事业正式开始，我也就此走上了独立出版、自负盈亏的创业道路。
出版第一本书
公司开局的第一本书，是章太炎的《国学讲义》。这本书是章太炎的两本国学讲稿——《国学概论》与《国学略说》的首次合集出版，当时是朋友推荐去跟海潮出版社的老师合作的。
那几年，国内的国学之风刮得正猛。易中天、于丹们热火朝天地在电视上品《三国》、读《论语》，并屡创收视奇迹；国学大师南怀瑾从台湾归来，在苏州搞了个太湖大学堂，专门讲传统文化，受到热烈追捧；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国学书，其中也不乏充数的烂书，但都卖得很好。
我感知到了国学类图书市场的热潮，也意识到了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有心找到能够真正担得起国学称号的大师作品，为“国学”正本清源。为此，我花了很多功夫钻研国学的发展脉络和该领域的权威人物及其作品。最终，我在国家图书馆找来了国学大师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发表的两部尚未被人重新整理过的讲学书稿，决定重新编辑后出版。
章太炎不仅是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的社会实践家，他深度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运动，是当时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地下组织”——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并非学院派的教授，但时常四处讲学，一生留下了很多讲学文字，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民间独立学者。
清末以前，本无国学一说，国学的兴起其实是当时国人对新式西学的应对，而当时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都是学贯中西。所以国学这个名词，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和当时被称为西学的现代学术研究分不开，甚至相互依存的。国学的出现正体现了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国人被迫重新找寻自己、定位自己的困惑。从西学东渐迄今，国学见证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
为了让这本书被更多人知道，我还通过新兴的网络渠道做了很多配套的通俗化推广工作。最终，它也不负所望地成为长销多年的国学入门书。
自2000年左右开始，北京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大型图书交易活动——北京图书订货会。一开始的图书订货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体制内的订货会由官方举办，参与者主要是国营出版社，举办地点通常在高大上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民营出版公司最初并没有资格参与国营出版社的订货会，只能自己开辟渠道——民营书商自己组织起来，在官方订货会前几天，一起聚集到北京西南四环外一个名叫京丰宾馆的酒店里开自己的订货会，直接在酒店房间的床上展示自家图书，和客户洽谈买卖。
书业黄金时代：书放床上卖，钱拿尺子量（京丰宾馆）
在国内，民营公司出书的成本比国营出版社要高很多，除了一样会有稿费、版税、编辑加工、印制成本之外，每本书还额外要多缴纳一大笔书号服务费给合作的出版社。好在当时一本书的书号费只要一万块左右，比现在要低很多，小公司还能承受。由于出版的第一本书销量还不错，我的小公司也就初步站住了脚。
第一波出版高潮
2008年，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人文书领域。那正是奥运之年，中国借助世界级体育赛事，被全世界看到，也反观到自身的种种问题。那还是一个人们普遍都关心社会问题、关心民族命运的时代，大家都在热烈讨论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道德危机充满忧虑。在这种契机下，我出版了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
《中国人的修养》2008中国工人出版社版、2012中国长安社版
这本书不仅卖得很好，甚至还对整个行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掀起了民国老课本创新出版的风气。没多久，市场上就有很多本名字完全相同的跟风之作出现了。
同年，我也开始尝试拓展选题范围和方向，把目光转向了台湾出版业，并于当年出版了第一本从台湾引进的女性成长励志书《一个女人的成长》（作者薇薇夫人，2008年初版，2012年再版）。
《一个女人的成长》台湾版（上两本）、大陆简体版（下两本）
那时，整个大陆社会都处于上升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大家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奋斗，可以拥有更好的前途。和现在流行的“丧”文化截然相反，励志、成长类图书的市场需求非常大。相较于男性励志书，如《狼道》等对丛林式竞争模式的推崇，女性阅读的主流取向是优雅、从容、独立。在那个女性已经广泛进入职场的时代，她们希望在男人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散发自己的光彩。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下，教女人如何变得更美丽、更智慧的书大行其道。
《一个女人的成长》台湾版出版于90年代，曾经创造了非常好的销售记录。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励志书退潮，这本书也逐渐沉寂。但对于发展稍微滞后的大陆地区，它却来得恰如其时。这本女性成长散文篇幅短小，内容浅显易懂，正好切中了大陆女性读者的阅读脉搏。当时又赶上了PC端互联网发展迅猛、图书的网络销售比重越来越高的新时代风口，我抓住机会，借助亚马逊网站的平台流量大力推广。这本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多次登上亚马逊网站全网第一名的榜首之位。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内容过于简单，已经不太适应智能手机和信息爆炸时代更加复杂多元的阅读需求，后来逐渐淡出市场也是必然的。但不管怎样，它也算见证了台湾和大陆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心理变化。一本书的畅销与否，不仅是内容品质和营销在起作用，也与当时的社会心态密切关系。
《中国人的修养》和《一个女人的成长》初版都是和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傅娉老师合作的。傅老师也是我个人出版史上的一位贵人，她在选题过审和出版方案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才有机会遇到更多好书。
与沈昌文先生结缘
2009年，我出版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因是子静坐养生法》。这本书的作者蒋维乔先生，法号因是子，是民国时代有名的教育家和养生专家，他年少时体弱多病，后来靠自己钻研养生之道，恢复了健康。之后，他推广的静坐养生法在民国风行一时。能够与这位作者结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特殊机缘。
有一次，在去拜访出版业的资深前辈、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沈公（沈昌文先生）时，闲聊中问起他，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有精神，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当时他已经快80岁了。老人家一时兴起，便讲起了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他有打坐修行的习惯，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他都可以快速入眠，而且睡眠质量极佳，白天精力旺盛，工作效率很高。原来，他在50年代就专门拜师学过养生，至今感念老师。他的养生老师就是蒋维乔，也就是因是子老师。
50年代，沈公才20多岁，但因为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压力，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糕。经人介绍，认识了时年80多岁的因是子，并跟随其学习养生之道。因是子的养生功法极其简单，完全没有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功外功，最初只有一条“意守丹田”、“破除我执”，这听起来更像是某种宗教或哲学理念。尽管身边人都不相信这玩意儿，有人甚至认为沈公走了邪路，但他依然坚持静坐练习。这种哲学式的静坐养生不仅让他摒弃了杂念，恢复了健康，还意外地让他抵御住阶级斗争年代的残酷生活，练就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因此十分感念因是子。
沈公推荐出版的《因是子佛学养生三书》
也因为出版因是子系列图书，我认识了在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开宗教书店（惠风经坊）的张健，他帮我分销了很多宗教身心灵图书。我出版的一本身心灵读物《回到你心中》的作者拉玛那·马哈希，刚好是他最推崇的精神导师。在我资金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为了支持我，把这本书的几百册库存不分新旧，全部正价现款买走，送给他认识的每一个朋友。我俩由书结缘，成为多年好友。他也一直有心想做出版，未来我们很有可能还会变成出版上的合作者。
现在回忆出版因是子三书的过程，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沈公已于2021年仙逝，图书行业损失了一位泰山北斗，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因是子的这三本书虽然不是我一开始选择的人文经典书，但对我的意义非常重要，我很庆幸可以出版它们。
跑在民国浪潮的前面
在尝试了多种出版方向之后，2011年8月，我终于出版了真正的代表作——《民国语文》。
我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浪潮，实际上，我在2008年策划出版的《中国人的修养》就已经算是这个风潮的先行者了。随着民国风潮的持续走热，我决心要做出一本能够跑在这股浪潮前面的好书——这本书必须兼具经典性与可读性。最终，我推出了《民国语文》，它很快就成为民国浪潮中非常亮眼的一道风景线。
最终，由于这本书选文的经典性和可读性超过了市面上大部分同类书，很快获得广泛认可，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络书店，以及北京的很多独立书店中，都长期位列排行榜前列。在北京知名的人文书店彼岸书店，这本书长达一两年经常是每周排行榜的第一名。发行不久，《民国语文》的销量就超过了十万册，现在仍然有不错的市场表现，可以说是一本长销书。
在《民国语文》出版前后，我还策划出版了孙中山先生的代表作《建国方略》（2011）、《三民主义》（2011），记录辛亥革命历史真相的《革命真史》（曹亚伯著），以及《人权论集》（2013，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合著）、《胡适文选》（2014）等经典人文好书。我在民国浪潮里放肆冲浪了好几年，这些书很多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市场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专注策划出版自己擅长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好书，才是我作为一个独立出版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钱理群与《鲁迅入门读本》
2011年，在浏览台湾诚品书店的年度报告时，我意外发现了钱理群老师的《鲁迅入门读本》。钱老师是大陆首屈一指的鲁迅研究学者，但他这本书我却并未在大陆见过。出于出版人的直觉，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题，赶紧买了一本台版样书来参考。
这本书是钱老师访问台湾、给台大学生开鲁迅专题讲座时，做的鲁迅作品选编和导读材料，后来由台大出版。由于不是知名出版社出的，很多台湾读者都不知道这本书，更不用说大陆读者了。
《鲁迅入门读本》台湾版、大陆简体版
这本书我最初的定位是给大陆的成年普通人阅读的，但却意外收获了另一个读书群体——每到寒暑假，常有学生家长来买这本书，它意外成为了颇受欢迎的中学课外读物。
涉足通史领域的出版
我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从做书以来，我一直很想出一本当代人写的通史类专著。找来找去就发现，很多高校历史专业推荐的必读书单中都有一本书——台湾学者李定一的《中华史纲》。
李定一是台湾历史界的权威学者，他是钱穆的学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还去哈佛大学进修过，经历和视野比多数同代的大陆学者都更开阔、更有世界性。《中华史纲》是他集几十年学养于一身而写成的面向大众的通俗史学作品，既有可读性，又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创性观点，和大陆官方主流的史学观非常不同。
比如他认为《南京条约》在内容上其实是一个平等条约，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说的是不平等条约。但因为当时中国人不懂国际法，无法利用对等的知识信息和洋人抗辩，最终承受的是知识不平等带来的损失。这是具备专业的外交知识和国际视野的学者才能有的观察视角。
再如关于蒙古人征服宋朝的历史，传统的史学观认为，这是宋朝人长期积贫积弱的表现。但在李定一看来，宋朝人的抵抗力远远超过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蒙古征服其他地方时，可谓风卷残云，非常迅速，但征服南宋却历时四十多年，损耗大，战线长，可见对手必定是非常强大的。
《中华史纲》大陆简体版、台湾原版
从2019年开始，我的主要合作出版社由中国工人出版社逐渐转到了政法委下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民国语文》《鲁迅入门读本》《中华史纲》等经典人文好书，都是和长安社合作的。这些市场反响很好的人文书，让我的出版公司逐渐走上了正轨。
当时长安社的主编李多跟我关系很好，我们有空就在网上聊天交流。他是学法律出身的，读书很多。虽然在体制内任职，没有一点僵化的官僚思维，很开明。我们三观契合，聊得很嗨。他在图书的选题和内容上都颇有见地，帮我出了不少主意，还给我找了很多好选题，这些选题由于内容较为专业、深入，和我当时的大众化出版方向不符，基本都尚未出版。但我一直珍藏着，希望以后寻找合适机会出版。2016年4月，李多因病早逝，我很意外地痛失了一位对我的人生和事业帮助很大的兄长。
出版挫折
作为独立出版人，我自认自己算是合格的，有不错的选题能力和市场判断力，也推出了一些市场认可的作品。但是作为企业管理者，我有很多不足：公司长期只有我一个人策划选题，帮忙的员工最多时也只有七个人，出书量上不去，宣传和发行力量也很薄弱，导致一直盈利不多，也不稳定。我并未做好规划，在公司产品状态最好时把公司发展壮大，公司经营规模一直很小，抗风险能力很弱，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困境。简单来说，团队力量发挥得不够，产能和市场都没有做透。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以所谓的“小而美”而自得。事实上，小而美的前提必须要盈利能力很强才行。
后来和一些同行老友见面时，他们常常感慨，虽然我有不错的选题策划能力，但可惜当年没有抓住时机，把公司做大做强。这些朋友有的比我开公司还晚，不少年度发货码洋早就过亿了。
2014年5月，我出版了部头最大、成本最高，却卖得最差的《群书治要》（全5册，定价298元），这套书首印五千套，至今还剩余不少。《群书治要》是由唐代名臣魏征主持编纂的唐前古籍摘要，所选文字主要是政治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内容。这套书曾经被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推荐过，书的品质也不错，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以为公司要由此上升一个台阶了。但由于外部政策环境和个人能力所限，这套书的宣传推广活动很难做，结果上市后很快石沉大海。这套书成本很高，我的公司规模又小，它的失败直接让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
滞销书《群书治要》
我公司的经营模式是编、印、发一体的，也就是从策划、编辑到印刷、发行都要靠自己。公司刚成立时，一本书的总出版成本大概只要五六万，下游客户的资金回流速度也相对快，上游的纸厂、印厂还能给较长的结算账期，可以压款，有二三十万的流动资金就能滚动出书，所以我还能将就扛得住全流程的出版成本。到了2015年之后，随着各种成本的攀升，出一本书动辄就要十几万，上游的很多费用也变成了现款支出，没有上百万资金很难持续滚动出书。这种情况下，一次严重亏损，就足以让我陷入财务困境，无力再投资出版新书。
2015到2017年间，我就基本靠加印老书维持公司基本运转和个人生计。我也因此陷入事业的迷茫期，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发展业务。出版毕竟是一个程序复杂的工业活动，耗费大，周期长，仅凭个人的力量，很难长期支撑下去。
日课写作平台与罗辑思维
《胡适文选》与国内第一套胡适主题明信片
罗辑思维的活动组织能非常强，早期非常鼓励会员自发组织有个性的创意活动。大家凑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也互相激发出了很多好点子。2015年春节前几日，在一次会员活动中，我和两个陌生人临时组团参加创意比赛。这个创意由我发起，主旨是激发有创作能力的“罗友”，生产自己的原创内容，跟“罗胖”PK。我给这个创意取名叫“罗友思维”：心想一百个臭皮匠，总能抵一个罗胖子。
这个创意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一名。活动结束，别人已经把这事抛到脑后，我却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天天琢磨怎么实现。关于内容创作，作为出版人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写作，写作是最直接的输出内容的方式，好内容还能沉淀成书，这就和我之前的出版业务联系起来了。
我越想越兴奋，觉得又看到了希望，就立马行动起来了。春节期间，我回老家休假时就埋头搞起了罗友思维公众号，拉了几个罗友一起每天生产内容：包括原创的文字、音频和视频。当时的音频和视频技术还比较复杂，门槛很高，我很快就发现普通人很难做好。于是到了3月份，我又开了一个公众号，专门发原创文字，取名叫“日课”——意为每天的功课。我拉了几个从罗友思维里沉淀下来的写作者，和另外几个喜欢文学的朋友，大家就一起埋头写起来了。写作不需要很高的技术门槛，大家靠着一腔热血就坚持下来了，后来我们又发展出了更为系统有效的写作打卡活动。这就是我做日课写作平台的缘起。
《发现台湾》与我的台湾情结
日课前两年的运营一直是业余状态，我并未忘记自己原来的出版事业，还在寻找机会出新书。2017年，我终于又发现了一本好书——《发现台湾》。
这是由台湾《天下》杂志编纂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向读者介绍了台湾三百年的历史概况，追溯了台湾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我研读后发现，这本书也非常适合大陆读者阅读，因为它既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本位思维，又从世界史角度深刻剖析了台湾社会为什么可以领先大陆一步，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我想，对于处于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的大陆来说，台湾的历史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而如何深入理解台湾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也始终是大陆人关心的话题。这本书可以说为大陆读者补上了一堂既生动又客观的台湾历史课。
《发现台湾》台湾原版、大陆简体版
为了降低成本，我做完了《发现台湾》前期的策划、编辑和排版设计工作后，把后面的印刷和发行环节交给了合作的出版社去做。那时候，这种合作出版方式在行业里还没有成熟的规范，出版社一般只给一次策划编辑费，所以这本书给我带来的经济收益不大。但《发现台湾》的成书品相和内容品质都非常好，让我一直引以为傲。近几年回乡访友时，我常常会特意赠送这本书给他们。
非虚构写作热潮
日课平台的作者都是非职业写作者，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拥有独特的社会经验和生命故事，我发现，他们都是天然的民间非虚构写作者：比如，来自闽南小镇医疗行业的作者我见青山，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下乡问诊、访问乡村老人的文字；来自重庆的76岁知青大姐陆地，记录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知青故事，以及身边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来自哈尔滨的90后作者西瓜，书写了属于年轻一代的渴望与迷茫……他们通过自由书写，疗愈自己，也慰藉到许多普通的写作者和读者。
2022年2月9日，日课泉州作者聚会
在如今个体意识觉醒、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年代，通过文字或短视频记录生活，成为人们的重要精神寄托。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写作依然是最简单有效的表达方式。
运营日课的这几年，由于策划组织写作马拉松打卡活动和非虚构主题写作营，我深入到民间写作现场，和天南海北的基层写作者直接建立了联系。这种体验于我个人，以及我的公司都是非常珍贵的。
“日课live”小程序、公众号截图
回乡重启出版的准备
很多同行老友都劝我回乡后把搁置的出版事业捡起来，同时对接日课的原创内容资源，这样两边都不耽误，还能合力发展。我思来想去，决定在回乡的同时重启出版业务。——最近，我已经在老家村里打理出一个新的日课书房，也准备直接作为日课泉州出版基地。
在新日课书房
返乡后和老家的读书人聊天，我发现很多人以为出版业早已是夕阳产业，没有什么发展价值了。以我在出版业20年的经验和观察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恰恰相反，这几年，出版行业整体上都在持续升级发展。新的出版品牌不断冒出头，甚至后来居上，成为行业翘楚。如2016年成立的乐府文化、2019年成立的一页、2021年成立的明室等新品牌都获得了很好的市场认知度。乐府文化出版的杨本芬老人的《秋园》等自传性作品，感动了无数普通人，也激发了很多日课作者的写作热情。
相比二十年前，借助新媒体和新渠道的力量，现在出版业的宣传转化率、资金流转速度、快递物流都比过去高效很多；新的出版发行方式在客观上降低了行业门槛，出版人可以以较低的资金和精力消耗，专注于做好内容创意。这对于像我这样资金有限的独立出版人来说，是个利好。虽然在售书渠道上，线下实体书店因为房租、人力等综合成本太高，服务人群有限，在疫情时代非常难做。但只要快递能正常收发，网络渠道还是生龙活虎的。
我相信，只要秉持开放的合作心态、灵活的出版方式、专业的选题策划水准，出版业依然大有可为。
后记
更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准备调整思路，联合同道友人，以更灵活的出版合作方式，重新策划出版一系列大众化的人文好书，并利用日课写作平台的资源新开一条非虚构文学出版方向，现在已经有几个选题在操作中。另外，我们计划去泉州沿海的塘东古村，和朋友一起重新开发利用村里的闽南风格老别墅，开设一个海边的创作和文化空间，可供文艺创作者入驻，也可以和出版界的朋友协作联动，打通线上和线下的文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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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每本书的扉页都会盖上日课书房泉州起航纪念章，作为收藏的见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