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与策略——立足于明代别集的考察
文学传播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展开的，具有一定的策略与方法。不能想象，一个文学传播的过程会是纯粹自发的，完全没有任何观念指导，不运用任何策略与方法。文学样式多种，传播途径各具特点，文集的传播是其中的大宗。本文既是明词传播的专门研究，自然要立足于明代的词籍进行考察，而别集与词籍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也不能忽略。本章欲讨论如下问题：明人的文学传播观念；明人传播的基本策略；明人传播策略的实践。
第一节明人文学传播的观念
人类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传播实践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又指导着传播的实践。古人虽然没有“文学传播学”的概念，但在当时却对文学作品的流传有一定的思考，并通过行动加以表现。今拟略谈明人文学传播观念中的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传播的动机；其二，对传播内容的态度；其三，对传播技术手段的重视。
一传播主体与其动机
文学传播主体的不同，直接导致传播动机的差异。一般说来，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作者的亲眷门生及僚属、与作者或作品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员、书坊商贾、官方机构等。就其传播文学作品的动机而言，着眼于贾利、教化者多，而纯粹从文艺出发的少。这些传播主体的主要传播动机有：
1.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2.张扬祖德，以永厥传
作品往往是作者生命的延续，作者生命终结，但伟大的作品总是延续着作者的思想和光荣。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播久远，作者的后裔也往往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传播祖先作品的任务。而通过作品的传播，作者的家族也能获得相应的文化资本，积累一定的社会声望。历代的文化世家都出现过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人才鼎盛，文集层出的盛况，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世家，而终究是田舍翁、暴发户，不为时人所重。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的王宗敏序也说：
亲属之外，作者的门生故旧，也有为师长刻集的。如黄佐《泰泉集》十卷本就是其门生李时行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嘉兴所刻。黄佐的儿子黄在中、在素、在宏所刻的万历元年（1573）刊六十卷本，反而晚出。嘉靖十七年（1538）文三畏所刻马中锡的《马东田漫稿》则是与作者有通家之好的执事者所刊。文三畏的父亲与马中锡为同榜进士，均于成化乙未（1475）及第。同年关系在科举时代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文、马两家在社会网络间便有了交集。马中锡的儿子请文三畏为其父文集校正锓梓，也就成为文氏不可推脱的责任。在为祖先、师长刻集传播的过程中，文集作者的子弟、友生既要承担责任，又能获得文化资本的积累。执事者或许因为刊刻传播一部文集而名垂千古。
大多数为祖先、师长传播作品者，其动机主要在张扬祖德，欲使传世不朽。而为数众多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正赖此传布。
3.肇述先贤，俾传不朽
古代中国文人的荣耀，不仅属于宗族，也属于他所在的地方。在一些文化名人的故乡，地方官员会为他们刊刻文集，以表彰先贤，劝勉后进。例如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就曾多次被宁海官员刊刻。成化十六年（1480）的郭绅刻本有谢铎《新刊逊志斋集后序》，其云：
嘉靖四十年（1561）王可大刻本是二十四卷本，卷首有可大《重刻正学方先生文集叙》，其语云：
方孝孺在明史上熠熠生辉，他的忠君死节行为正是对士大夫道德标准最崇高的诠释，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正形象激励着后世。因此，从当地邑宰到学官均为重刊他的文集做出过贡献。而地方官员传播其文集的动机，在上述几篇序文中也说得相当明白，即“司文养士”。期待乡贤能成为地方精神的支柱，劝勉来人，敦励地方教化，带动地方良好风气的提升。
嘉靖四十年（1561）王道行等刻的魏校《庄渠先生遗书》更是肇述乡贤的代表。王道行时任苏州府知府，魏校故里昆山是苏州属县。苏州府刻《庄渠先生遗书》有典型的官方色彩，其劝励地方风气的用心在该刻本的牌示中展露无遗，其文曰：
苏州府刊刻魏校的文集正是因为魏氏“德行文学师表一世”，可以为四方典范，其著述“可为垂世立教之书”，又担心“将来散失无稽，景行徒切，考德何从”，所以决定由官方出面刊刻传播。
有些文人因为身居显宦，也成为地方官员为之传播文集的对象。如明初重臣杨溥的《杨文定公诗集》有彭时序文，其序云：
杨溥，石首人（今属湖北），曾与杨士奇等共掌国政，位至通显。杨氏殁后三十年，诗集未曾刊梓，可见其家后裔或不重视，或无力任之。地方官员乃为之刻集传播，以使其“没而不朽”。而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教化地方，“使后学即此而观，得其所存之实，有所感慕”。
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特定的传播范围内得到认同，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促进当地的文化积累和文明进步。若是一名寄寓在他乡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作者，在当地也能享受先贤的待遇，而他们的文化贡献也将使当地获得荣耀。翻开一部地方志，乡邦先贤和寄寓名流同在一编的现象在在皆有，这正反映了寄寓名流同样是寄寓地方所重视的“文化资产”。在寄寓地方看来，寄寓名流同样可以起到激励地方后进的作用。明代杨慎之于云南，就类似宋代苏轼之于海南，唐代韩愈之于潮州，柳宗元之于柳州。云南也曾多次刊刻传播杨慎的文集：嘉靖三十二年刻的《杨升庵南中集钞》、嘉靖三十八年刻的《升庵七十行戍稿》、万历四十八年施尔志刊刻的《杨升庵诗》、嘉靖二十二年任良干刻的《词林万选》等皆是云南地方官员所刻。这正说明杨慎文集在明代的云南地区的传播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化地位在云南再次得到认同。
4.坊贾刻书，注重逐利
5.奇文共赏，雅重艺事
二追求传播内容的真与善
传播的内容有题材、体裁等多种区分标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或简约性的态度。所谓“真”，即反应文本原貌；所谓“善”，是追求文本的完善，“善”的标准因人而异，但目的都在便传。
作者著述的本意固然是需要读者领会的，而作者创作文本时的选辞用语也是传播者求真的对象。陶望龄《歇庵集》万历刊本有其门生余懋孳序，云：
余懋孳请人传写其师之文集，又希望同门能一道订正讹误，其目的在“用诏来兹”，使后世能知陶望龄文集之本真，而不至于被传写之失所误导。
有些书坊也以所刻刊本的精善存真为速售之号召。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金陵书林薛氏所刊唐顺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目录后就镌有如下文字：
不少人的这种求全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哪怕长辈已经手自定其集，删去绪余，而后裔依然追寻散佚在文集外的文稿为之刻集。李维桢《申文定集序》就说到申时行的子孙搜罗集外文字的情况。其云：
这是一段征集先人散佚文稿的告示，刊登在《唐荆川先生续文集》卷二的首页上。所求内容是唐顺之的尺牍信札。尽管应酬通问之作未必篇篇可传，但唐顺之的这些文字却也出现在唐鹤徵的征集视野中，其为先人刊集的求全态度于此可见。
由此可知，传播者出于经济条件、与作者关系、对作品价值认识等方面的不同原因，在刊刻传播作者文集时，态度上是有所差异的。但总的来说，求真、求精、求全均着眼于促进作品流传的效果。
三重视技术及物质条件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物质载体往往也是传播效果重要的影响因素，印本之纸张、用墨、装帧等均能影响读者的阅读活动。试以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言之，撇开书籍内容的因素，纯粹从书籍材质来看。当我们翻阅那些纸张脆黄、墨迹模糊的民国新闻纸印刷的书籍时，因为担心翻页时损坏书籍，一定会放缓翻阅速度，进而影响阅读质量。而以建国初黑黄粗糙的草纸印出的书籍，与今日以铜版纸印出的书籍相比，自然也是后者赏心悦目，更能激发读者兴趣。
第二节明人文学传播的策略
运用适当的策略进行传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古人在文学传播实践中，长期有意无意地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名流印可、附骥以传、求异标新等等。在明人的文学传播过程中，大多数传播策略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其中不少还是有意为之的。我们着重谈其中的三个策略：光环效应、权威效应及示范效应。
一光环效应：名人名著的品牌实效
蒋芝为张綖的《诗余图谱》作序，则借张綖前代同乡秦观的光环来照射张綖。他说：
在这段序文中，蒋芝目的在推介张綖，却用了47个字赞颂秦观，笔锋一转，以14个字承前启后，带出张綖。但并不着重介绍张綖，只是以之与秦观比较，寻找张綖与秦观的相似点，从而发出“兹地灵之再泻也欤”的感喟。行文中不直说张綖，而是处处刻意强调秦观，这正是欲借秦淮海之光环以照亮张綖。虽通篇大部分文字说的是秦观，但最后却定格在张綖身上，也可谓善用光环效应者。
郑以伟《灵山藏诗余》自序，在称扬了一番前代作手之后，他开始点评本朝词人：
在这段文字中，郑以伟将沈周比附苏轼，将吴宽比附周邦彦，而对拉开明词大幕的刘基却略有微词。文末先将自己的词作贬低一番，实际却是枚皋自诋的伎俩，随后即抬出朱熹也作小词，为自己创作词寻找依据。郑以伟这里是暗用光环效应，先说明朝词家本自有缺憾，起到“先抑”的效果，接着将沈周、吴宽比附前代名家，用为铺垫。之后再抑一次，自诋其作，峰回路转笔又引朱熹为奥援，实际上是借子朱子之光环照映郑氏自身。
一般说来，采用光环效应的传播者会从正反两种途径运用其法。一种是在与前代名家比较时，称所欲传播者能与之比肩；另一种就干脆说所欲称扬的对象比前代名家更胜一筹。前者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张含称许杨慎、蒋芝称许张綖等，他们都是从“同”的角度使用光环效应，是在借重前代名家的光环，唤起受众的认同。而后者往往声称所欲传播的对象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杨南金《升庵长短句序》就是一例，该序称：
既然连“不吃井水处”都有人唱杨词，言下之意是杨词传播的范围之广，甚于“有井水处皆唱”的柳词。而陈霆在进行自我称扬时，也巧妙地反用了光环效应。《渚山堂词话》卷一就有这样的例子，如其书云：
陈霆在这里非难陈铎袭欧阳修词句太直太显，而以己作与之相比较。起到了抑人扬己的效果，而陈铎正是生活在陈霆以前的当代著名词家。陈霆自认强于陈铎，在比较中极其自然地借重了陈铎的光环。
二权威效应：当代巨擘的印可品鉴
明人对该策略的青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编纂文集注重请当代名钜序跋评点
明人文集大多都有序跋，写序、题跋者除文集的编者、出资刊集者等人之外，往往是当时的名流。视文集之具体情况，或请艺坛领袖；或请政要高官；或请地方名士为所编纂的文集写序作跋。
由于当时政界名流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印可品鉴能为文集传播增加一定的砝码，至不济，也可以为之添些许光环。序文、跋文撰写者本身的文化资本也是传播者所注意利用的。如董其昌《江南春题词》跋文云：
2.借名流印可的实事提高身价
人物品鉴对促进被品鉴者的作品传播能起到积极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被品鉴者对前辈的品藻往往津津乐道，主动借名流印可的实事来抬高自身身价。甚至连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都难脱其习，如瞿佑《归田诗话》就记载了杨维桢和凌云翰两位前辈对他的品鉴和印可：
这两则实事说的都是瞿佑早年为名流印可的情况。杨维桢是元明之际东南名士、文坛领袖，瞿佑的文才能得到他的认可，无疑相当不易。凌云翰在当地也是声望极隆的，他的赏识也为年轻的瞿佑积累了文化资本。《归田诗话》成书于瞿佑晚年，其时他已经颇有盛名。此间尤不忘杨维桢和凌云翰之品鉴，大约是因为杨、凌的品鉴为瞿佑延揽了最初的名声，聚集了起始的人气，在事实上提高了瞿佑的名望。
有些文人作品经过政治上踞高位者的认可，也可以成为传播的典范。如《万历野获编》等书所载解缙咏月受到成祖朱棣的认可就是一例：